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化与列宁的激进直接过渡思想
1918年春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苏维埃俄国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列宁不失时机地提出转变革命任务，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中提出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然而就像列宁所预见的那样，苏俄面临的和平环境毕竟只是一种喘息。从1918年夏开始俄国陷入三年的国内战争时期，这构成了俄国革命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
内战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空前恶劣的环境，在最严重的时候，苏维埃俄国的大部分国土被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卫军控制。面对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列宁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政策，同时他的革命思想也在发展。在政治上，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政治合作的局面不复存在，俄国逐步形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政治现实。列宁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并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从政党关系转向党与苏维埃关系以及党和苏维埃的自身建设。在经济领域，面对持续不断的战争带来的巨大困难，俄国的经济制度在1918年春的基础上再次大踏步地前进了。苏俄实行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
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与农村阶级斗争路线
我们知道，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列宁就考虑过俄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当时他提出了俄国农村两个阶级联盟和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无产阶级首先和全体农民一起进行民主革命，反对地主；然后和贫苦农民一起，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同农村资产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俄国农村提上日程的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其核心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列宁虽然希望尽量以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土地革命[1]，但是这时他并没有把对富农的斗争提到突出位置。
然而1918年春夏之交的粮食问题加速了俄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有时整整一个星期领不到口粮。[2]列宁在分析这次粮食危机的原因时认为，不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主要是因为富农在同苏维埃政权对抗。他在1918年5月的《论饥荒》中写道：“饥荒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即粮食问题上，对劳动者的统治，即对工人国家、对苏维埃政权做最后的决战”。[3]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维埃采取了一系列特别措施来推行原有的粮食政策（国家垄断粮食贸易和固定价格收购粮食），如组织工人征粮队去乡下强制征粮，强迫富农向苏维埃国家交售粮食等。这一工作遭到了富农的强烈反抗，很多地方出现了富农暴动。列宁认为粮食政策已经将俄国农村的阶级分化出来，他提出把贫农组织起来，同富农进行斗争。在列宁的提议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6月11日通过了成立农村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到1918年11月，苏俄境内33个省共建立了12.2万个贫农委员会。[4]
贫农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同富农进行斗争的主要组织工具，列宁把贫农委员会对富农暴动的镇压看作是俄国农村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在镇压富农的暴动之外，贫农委员会坚决地执行布尔什维克的粮食政策，强迫富农按固定价格向苏维埃政权交售粮食。[5]如果说工人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对富农的粮食斗争还带有当时粮食危机的特殊印记的话，贫农委员会在农村组织的第二次土地分配则使得同富农的斗争更具有革命的性质。贫农委员会不仅彻底完成了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工作，而且还对土地进行了再次分配，5000万俄亩的富农土地转到贫农和中农手中。此外，富农很大一部分的机器和役畜等生产资料被没收转归贫农和中农所有。经过1918年夏秋的斗争，苏维埃政权解决了暂时的粮食危机，同时农村的阶级状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富农大大削弱了，贫农得到增强，俄国农村总体上中农化了。到1918年秋，农业省份中农占到了全部农户的60%。[6]
列宁高度评价贫农委员会对富农的斗争及其胜利。如在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他指出，把贫农组织起来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最重大的步骤”。[7]1919年1月在回顾这场斗争时他又指出，贫农委员会的建立是俄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步骤使我们越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没有贫农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在农村的真正支柱，“只靠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胜利，只是把一切工厂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是不能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8]
在推进俄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列宁非常注意采取严格的阶级策略。1918年8月，在俄国农村社会主义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列宁为俄国农村“最后的斗争”制定了如下的策略路线：“同贫苦农民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同他们完全打成一片；对中农让步、妥协；无情地镇压富农……”[9]
列宁把贫苦农民看作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在农村要紧紧依靠的力量，认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贫苦农民委员会来实现的。苏维埃国家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在经济上给它们以极大的照顾，如没收部分土地、生产资料和粮食分配给贫农，优先同贫苦农民进行产品交换，免征各种税收等。
富农则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列宁把富农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不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就是工人把占人口少数的富农掠夺者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列宁把同富农的斗争看作是在“最后的斗争”，因为他认为这是俄国最后一个、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起来反对苏维埃[10]。富农在政治上被排除出农村苏维埃。在富农起来暴动时列宁要求毫不犹豫地镇压。不过，与富农斗争的主要不在武装斗争和政治方面，而是在粮食问题上。苏维埃政权强迫富农将多余的粮食按照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并对富农征收高额累进税。1918年夏的粮食危机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的。
列宁在同富农进行斗争时也注意把握尺度，他也多次强调，对待富农不能像对待城市资产阶级那样加以简单的剥夺，不能采取经济上完全消灭的方式。在1918年9月21日的《对向农户征收实物税法令的意见》中列宁指出，对资本家实行剥夺和没收，而对富裕农民不这样做；不剥夺富裕农民，但征收合理的重税；富农如暴动、反抗，就实行没收。[11]在另外一个地方列宁这样写道：“应该夺取资本家的一切，而对富农只应实行压制，通过粮食垄断来控制他们”[12]；“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夺；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这样的决议从来没有过）”。[13]
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十分重视对中农的策略，认为处理好无产阶级和中农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的主要保证之一[14]。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农对布尔什维克是敌视态度的，这种态度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尤为明显。当时对中农实行的是中立政策，就是说即使中农不支持布尔什维克，也要要尽力避免他们成为敌人。列宁指出，中农不是苏维埃政府的敌人。[15]俄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后，列宁对中农的策略进行了调整，提出同中农进行妥协，后来这一路线几乎贯穿于整个内战期间。
列宁分析了中农的经济地位，他指出中农是相对独立的小生产者，是劳动者，并不进行剥削，他们在革命后无论是在占有的土地还是生产资料上都大大改善，在经济上已经能够自足，并且会略有余粮。列宁还指出，不能指望小资产阶级、中农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忠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本不能要求于它们的。指望它们的社会主义——这是笑话。只有当它们确信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只有当资产阶级被彻底打倒和镇压的时候，它们才会走向社会主义。”[16]因为在列宁看来，中农是农村的小生产者阶级、是在商品生产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就是天经地义的，希望自由贸易让自己的产品卖个好价钱；他们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因此很少有走公共经济的愿望。列宁由此认为中农具有两重性，有两个灵魂，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投机者。[17]中农的复杂面貌决定了对待中农要高度谨慎，列宁指出这一任务在长时期内都将是复杂的和双重的。[18]
二、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和列宁国家制度建设思想的转向
在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之后，维护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列宁的最高原则，千方百计地巩固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统治地位成为列宁政治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列宁虽然愿意在政治上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合作，但是不再提及在苏维埃内部通过选举来实现权力更迭的可能性。在立宪会议冲突，尤其是布列斯特和约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其他政党纷纷卷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暴力斗争，列宁对这些政党进行了毫不犹豫的打击，一度禁止它们活动并将其主要领袖逮捕入狱。内战期间残酷的斗争迫使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形成。列宁的关注点也从夺取政权、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转向苏维埃国家和俄共自身的制度建设。
（一）确保工人对农民的政治优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高于形式民主
前面已经介绍，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对于苏维埃的政党制度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坚持苏维埃中的多数党掌握政权，另一个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初步分析了这两者之间的潜在矛盾，指出这两个原则在实践中归结为保证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在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这点不得不通过特殊措施——工人对农民的选举权优势——来保证。工人在选举权上的优势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它在十月革命后被保留下来，并被写进1918年夏的苏维埃法[19]，从此工人对农民在选举权上的优势在法律上确定下来，它成为巩固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多数地位的重要法律基础。
列宁并不讳言工人对农民的政治优势。他多次提到这个法律规定，如在1920年的九大上讲道：“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比农民有更多的权利，而剥削者则没有丝毫权利，——这样宪法就记载了我们业已实行的本阶级的统治，靠了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同劳动者的一切阶层和一切小的集团的联系。”[20]也就是说，列宁把这种政治优势看作是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证明。由于它同人人政治平等这一民主主义原则直接冲突，因此可以预见这一规定必然引起极大纷争。在之前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般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固然要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但前者仍然是以后者为基础的。人们设想过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但几乎无人设想过会无产阶级会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专政”[21]，因此上述规定遭到其他派别的持久批评和攻击。面对责难，列宁多次捍卫这个原则，从中他发挥了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若干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是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西方到东方演变的重要环节，有必要花些笔墨介绍。综合起来看，列宁对这一原则的辩护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列宁试图从理论上证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过渡时期不可能有事实上的平等。他指出，平等和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人人都是劳动者时才可能有平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22]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内，工人和农民作为两种不同经济形式下的劳动者不可能取得事实上的平等。列宁甚至还认为，在此之前鼓吹完全的平等和自由，就在实际上沦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23]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一文中列宁提出：“在资本家已被推翻，而私有制和贸易自由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提倡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的人都是剥削者的维护者。”[24]在1920年的苏维埃大会上他批评马尔托夫提出的劳动平等、“劳动权力”及“城乡劳动者平等”等要求，认为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幻想，它们只能有利于协约国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斗争[25]。
列宁这里实际上表达着这样一种的观点，即平等要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的需要，要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也就是说，诸如平等、自由等这些民主主义原则之所以不能推行，是因为它们在实际上将有利于资产阶级，会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的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论据之一。列宁写道，“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26]列宁用这一观点来说明工人在选举权上的优势：“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27]列宁提出，不能用资本主义时代的公平、平等概念，不能用商品所有者的平等、自由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当两者冲突时。这样，列宁在理论上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形式民主的利益、革命的需要高于形式民主：“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28]
其次，列宁认为，俄国工人对农民的政治优势是在俄国内战期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在极端困难的经济状况下保存工人所必须的措施，而保护工人也就是保护生产力。“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29]“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30]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求平等，他们批评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列宁对此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31]列宁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32]列宁用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对小农拥有更大权利的深刻的现实背景。列宁指出，农民是半投机者，希望自己的粮食卖个好价钱，这是由农民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这决定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工人和农民会存在着利益差别。“我们没许下平等的诺言，我们这里没有平等。当一些人拥有充足的粮食，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时，就不可能有平等。”[33]尤其在当时的俄国，在极端困难的粮食状况下，如果任由农民实现自由贸易，那么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不可能维持。“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34]这里列宁再次从现实经济状况的方面来说明无产阶级必须对农民保持政治优势。
最后，列宁发挥了小资产阶级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的观点。他强调，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须由工人来领导，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对小农实行一定的强制，这也决定了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不可能平等。
读者应该记得，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期间就认为小资产阶级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并以此得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的结论。列宁当时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批评。但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中列宁也越来越强调小资产阶级缺乏独立的政治作用，小资产阶级缺乏独立性成为列宁论证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论据。[35]例如，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就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反问道：“您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36]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讲话中列宁讲道，“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政党要在国内制定并实行自己的政策的一切尝试，是注定要完全失败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一些小资产阶级党派怎样不止一次地试图实行自己的政策，我们知道，这些中间力量的一切尝试一定遭到失败。”[37]
列宁认为最终能起决定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相应地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是前者获得胜利领导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是后者胜利回到资本主义，除此之外没有中间出路。由此列宁把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外寻找其他出路的尝试看作是超阶级的做法，认为最终都会滑向资产阶级。在1919年1月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讲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那些词句，什么民主、‘独立’之类，都是一钱不值的。标榜这些东西，往往滑到非阶级的立场上去。……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选择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独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38]
这样列宁就由小资产阶级不能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点，结合他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得出俄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39]“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40]而如果无产阶级争取到了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它就和其他阶级就不可能平等：“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41]。在布尔什维克争取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表现出来的动摇，无产阶级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其进行统治和强制，在必要时甚至实行恐怖(如果他们用暴力方式来反对苏维埃的话)。这种强制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实行：“过渡的困难也就在于，实行过渡必须有专政，而专政又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才能领导。因此我们说：路线将由受过严格训练、已经成为一支能够粉碎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的无产阶级来决定。”[42]为了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就有必要在政治上有某些特殊优势，尤其是在俄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够的时候。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并没有把工人对农民的政治优势固定化和理想化，他认为这种人为的政治优势是暂时的。在八大的报告上列宁这样讲道：“我们的宪法……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43]
（二）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与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列宁逐步改变了在苏维埃制度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思想，布尔什维克一党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形成。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立宪民主党在十月起义的第二天就筹备在首都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同时该党还与俄国南方形成的白卫军建立了联系，为其提供资金援助，米留可夫甚至加入了白卫军指挥部下设的咨议机关——公民委员会[44]。鉴于立宪民主党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8日颁布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人民的敌对党”，要求将领导机关的立宪民主党党员加以逮捕并交付革命法庭，对地方立宪民主党党员进行严密监视，从此立宪民主党转入地下。1918年夏以后，立宪民主党同白卫军一起统治白区，国内战争成为布尔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国内战争最后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结束，立宪民主党在俄国的存在也就成为历史。
十月革命也是布尔什维克与追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斗争胜利的结果，但是这种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后仍在继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实行粮食垄断以及开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等每一个关键的步骤上，布尔什维克都同这些政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合法活动的同时也经常卷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甚至是武装暴动）。俄国现实阶级斗争导致的政党关系与列宁所设想的多党合作政体渐行渐远。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谴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暴动，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所有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也把这些派别的代表驱逐出去。[45]在1918年内战期间，这两个政党一度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和白卫军一边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就是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枪伤的），对此列宁以恐怖政策作为回应：“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一边。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采取战争的恐怖手段。”列宁指出，“恐怖手段是由激烈的内战造成的。它是由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倒戈造成的。他们用各种手段，用内战、收买、怠工等等来同我们作战。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恐怖手段势在必行。”[46]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责备布尔什维克搞一党专政，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时候，列宁回应道：“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47]
不过，这时列宁还没有把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禁止作为一般原则确定下来。他愿意在保证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前提下中立、吸引他们。他提出只要这些政党愿意同布尔什维克妥协，放弃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目标，他们就可以重新合法化。他写道：“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48]他认为让小资产阶级政党合法化并不意味着削弱布尔什维克政权，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着国家政权，丝毫不会放弃一丝政权，“我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只保留在自己手里”，“放弃国家权力，即使是一点点，那也是根本谈不到的。”[49]列宁要求其他合法化的政党必须服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在合法范围内活动，否则就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尽力协助你们，让你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研究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各种特权，不过你们也得执行我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一点，那你们别忘了，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机构都在我们手里。”[50]后来孟什维克中央于1918年10月底、社会革命党中央于1919年2月份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用武装斗争推翻苏维埃政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指出，1918年6月14日法令针对两党的部分不再有效。[51]
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同布尔什维克有过良好的合作，这是当时俄国多党合作政治的体现和典范。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同样没能顶住后来的巨大压力。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直接分裂，后者完全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仍然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再次成为苏维埃俄国唯一的执政党。1918年夏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又出现了尖锐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不承认贫苦农民是一个阶级范畴，认为组织贫农委员会是把贫农同其他劳动农民对立起来，是在分裂农村。[52]1918年6月28日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责布尔什维克“实行高度集中制，用专政代替官僚机关，成立不受地方苏维埃监督和领导的征粮队，搞乱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由于德国的压力导致的，提出“再次进行武装起义……以恢复被践踏的革命成果”。[53]果然，在后来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刺杀了德国大使，试图挑起与德国的战争并取代布尔什维克建立新政权。列宁迅速指挥镇压了这次叛乱，并将参加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逮捕。事后被证实与叛乱无关的党员被释放，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一个政治集团遭到巨大打击，它在各级苏维埃中党员纷纷被驱逐，许多党员与该党中央划清界限（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影响从此日趋衰微。
这样，在1918年夏俄国内战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事实上唯一合法的、执掌全部权力的政党。虽然以后其他政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被宣布合法化，但是俄国的权力已经牢牢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其他政党已经很难挑战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权威，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列宁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攻守逻辑”的自然结果。“攻守逻辑”最初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提出来的，列宁用它来描述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形势会向掌握了最广大基层群众的苏维埃组织直接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夺取政权，还是采取某种中间的、妥协的立场而最后被敌人镇压。[54]
列宁上述的“攻守逻辑”是针对夺取政权而言的，实际上这一术语隐含着一种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强调革命时期的斗争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前者包含着大量的军事武装斗争或暴力斗争，在斗争中提到首位的是最根本的生存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或者像列宁自己说的那样，“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55]。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人们很难去采取某些中间的、不偏不倚的立场，相反它促使各种隐藏的矛盾凸现和放大，促使各派把自己的理论逻辑或者路线彻底发挥。1918年7月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发生后，列宁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谈话时指出，“革命非常彻底地使每种主张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结局，无情地揭露了每个错误策略的一切缺陷和全部罪恶。”[56]在同年12月20日《悼念普罗相同志》一文中他写道：“在世界观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有了分歧，到了困难的历史关头必然要表现出来。”[57]列宁的这两处论述是就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而言的，二党曾经有过密切的合作，但是在极端的条件下任何看似细小的分歧都可能关系到两个政党的根本利益——或者毋宁说，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越来越带有不可调和性，成为彼此间根本利益的对立，以致二者的分歧最终也不得不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是在革命“攻守逻辑”作用下不同派别的分化过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攻守逻辑”作用下，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都能在革命的某一个阶段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的过程构成革命发展的阶段。这样，持续发展的激烈阶级斗争（暴力斗争和国内战争、恐怖措施）同时也就具备了对不同的政治派别进行检验和不断地精细分化的作用。
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带来的派别分化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是革命不断激进化、沿上升路线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在论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特征时曾这样写道：“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58]俄国革命无疑再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先是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然后是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被打倒，接着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临时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此后与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又与之分道扬镳……显而易见，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是一个政治派别依次更替的过程，是一个斗争不断尖锐化的过程。对此列宁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曾就俄国革命中的这种阶级更替过程指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英法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上台，它想把革命限制在有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彻底消灭君主制并建立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就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此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扮演过去的沙皇的角色，而小资产阶级在扮演“陛下的反对派”。[59]
列宁把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这种“攻守逻辑”的结果。他认为，由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来实行专政是合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的。列宁强调，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俄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20年来该党通过斗争确立了自己在无产者群众中的权威和领导者地位：“工人阶级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的”[60]，“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期，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起，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61]列宁认为，这一点也得到了俄国工人的承认，“他们20年来一直认为，这个党是他们自己的。”[62]因此在列宁看来，由布尔什维克来执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符合俄国工人政治的发展逻辑的。
（三）俄国政治集中背景下列宁关于国家制度建设思想的转向
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苏维埃政权为了生存而自然形成的，或者如列宁所说，是革命上升时期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作用的结果。这种攻守逻辑既然支配着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最重要方面（如政党制度）的形成，它也就不能不极大地影响苏维埃国家的具体制度的演变，其总的结果是使苏维埃俄国的权力结构朝着不断集中的方向发展。这反映在列宁的思想上有如下三个重要的变化，一是由主张人民参加管理转变为强调由人民代表代替人民进行管理，二是在工厂管理中由集体管理转向主张“一长制”，最后是在干部选拔制度上由选举制向委任制转变。[63]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参加管理的国家制度，那时他乐观地认为在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之后人们可以轻松地胜任管理工作。苏维埃制度出现后，列宁认为苏维埃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同广大群众直接结合，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但是俄国的现实表明由人民直接参加管理还是一个奢望。在俄国，受文化水平的制约，管理工作并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这样列宁不得不向现实屈服，使布尔什维克作为俄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人民来管理国家。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上，列宁不得不承认：“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64]
战争和经济压力也促使列宁提出以个人负责制（一长制）代替集体管理制。俄国二月革命后，工人的积极性大大激发起来，很多工厂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并成为工厂中的重要决策机关，工人代表在工厂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十月革命后这一现象由于《工人监督》条例的实施而更加普遍。工厂委员会成为工人民主管理工厂的权力机关，但是它在激发工人参与热情的同时，也常常出现议事时间太多以及议而不决、无人负责的现象。部分工人也误解自己在工厂中的主人地位的意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很有市场。对此早在1918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就提出，要加强纪律、提高效率，要把讨论时的集体民主和在工作场所的个人权威结合起来。
内战期间，俄国国民经济转入军事化轨道，提高工厂的效率因而加强纪律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列宁对一长制的强调则贯穿整个内战期间。这时的列宁已经少了一份理论上的浪漫，他写道，“从总的趋势看，一长制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了。”[65]列宁还批评那种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的观点（而这正是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认为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66]他还把具体管理制度同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区别开来，指出不能把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反对个人负责及一长制对立起来，“谁要是像我们经常所见的那样把阶级统治的表现问题同民主集中制问题搅在一起，那他就要造成莫大的混乱”[67]。列宁强调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体现在宪法中，体现在所有制中，还体现在正是我们推动事物前进这一点上”，而“管理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管理需要本领和技能，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68]
第三个重要的变化是委任制对选举制的取代。列宁曾指出，巴黎公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切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由群众随时罢免。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建设新型国家时也试图建立这样的制度。然而俄国内战爆发后的新的政治局面要求新的制度与之相适应。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布尔什维克上层和苏维埃国家制度开始融合。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领导作用被提到首位，在各个战线上都需要政治上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了应对严重的经济压力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全国性的机构（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地分部），它们需要能够向中央负责的干部；等等。这样，投票选举这一干部产生方式已经无法适应需要，一种新的干部选拔制度——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产生了。为此俄共在1919年对自己的中央机构进行了较大的改组，成立了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其中组织局的任务是负责党内干部的登记、考核和分配。
在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下，苏维埃国家的政治集中趋势不能不影响到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在整个国家的形式民主受到限制时，党内民主的空间无疑也会受到挤压，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首先表现为俄共党内的集权化过程，党的执行权力集中在一个越来越小的权力核心手中。在十月革命前后，由于俄共规模的迅速增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到1919年九大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人数达到19人。在长期处于内战的苏维埃俄国，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国家的高层（尤其是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全俄执行委员会的高层）重合，大量日常的国家事务由其处理，俄共中央委员会执行着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能，这样的中央委员会规模与其职能就不相适应。为此列宁曾在人民委员会内试验，组建小人民委员会。1919年的九大对俄共的中央机构设置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三个新的机构，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其中政治局（它与组织局一样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俄共和俄国的日常重要事务，这样俄国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权力就集中在俄共政治局的几位成员手中。列宁曾自嘲这为一种寡头政治，在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１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５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69]
在俄国政治趋于集中的背景下，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建设的思想开始转向。他开始注意到新国家机器的弊病并为克服这些弊病而斗争。在列宁那里，新型国家的弊病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列宁是一个对政治现实高度敏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1918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就在这份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当时苏维埃国家建立不足半年。他提出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的趋势，并且提出通过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他指出“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70]。但是当时列宁的主要任务却在于提出用个人负责来替代集体管理，他自然意识到这样会产生行政命令主义和生官僚主义，因此他同时也指出：“愈是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71]
然而政治和管理的集中本来就是以牺牲普通群众的积极参与为代价的，因此，在这一主要趋势下，列宁提出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吸收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参与管理等思想在实际中成效有限。官僚主义在俄国继续发展。1919年1月18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列宁指出官僚主义腐蚀着俄共，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要多派一些工人到机关里去。[72]在同年的俄共八大上，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甚至被专门写进了党纲（列宁在后来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讲到“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73]）。这显示了列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苏维埃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在列宁起草的党纲草稿中，他指出了官僚主义迅速发展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二是城市工人最觉悟的阶层忙于极为紧张的军事工作，这两者使得官僚在苏维埃国家中不断地占据阵地。列宁尤其强调文化水平低下对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约。他坚持认为由人民广泛参加管理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途径，他写道，“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74]但是他指出，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人民自己不能参加管理，“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75]因而这点在俄国来说实际可行性有限。为了落实八大提出的同官僚主义斗争的任务，在列宁的推动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对有关机构进行了改组，把国家监察部这一机构改组为工农检察院[76]，但后来这一机构本身成了官僚主义的机构。
到1921年的十大（这是俄国内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官僚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1920-1921年之交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官僚主义的争论。列宁注意到这一情况，在1920年11月底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他提出，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管理工作的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77]。在和布哈林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对苏维埃国家做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即“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78]，公开承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广泛存在。在十大的发言中，列宁更指出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制度中的一种“脓疮”。列宁这时在解释官僚主义的成因时把它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联系起来，提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克服这些毛病，[79]因此此时列宁在提出发挥地方和普通群众的积极性的同时，提出广泛利用合作社的发展来反对官僚主义[8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底列宁提出党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问题，这可能孕育着列宁对于官僚主义问题认识的重要突破，因为在列宁原先的认识中，官僚主义总是同旧分子旧专家、同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党中也产生了官僚主义，这不能不让人高度警惕。[81]不过具体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列宁认为是受外部感染，“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不能不渗透到党的机关里来，因为党和苏维埃机关错综交织，联系密切”[82]。他并没有从党内权力结构的方面去寻找原因。
列宁对官僚主义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决反对用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完全否定这个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党，他坚持用建设性的、渐进的改革方式来反对官僚主义。[83]他写道，“反对这种坏现象的斗争现在可以而且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不应当为批评而批评，而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斗争的方法，最好就在提出批评的同志们工作的那些机关展开真正的斗争，并且报道这一斗争的成果和教训。”[84]列宁指出，在落后的俄国，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需要几十年时间。这是一场最艰巨的斗争，要是有人对你们说，只要采纳反官僚主义的纲领，我们马上就能摆脱官僚主义，那他准是一个爱说漂亮话的骗子。因为官僚主义的最深厚的基础是俄国的文化落后，是没有工人自己的管理人员，是俄国的小农的分散性，等等，而这些在俄国的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85]
内战结束后，列宁国家建设的思想延续了这一时期的反对官僚主义思路。可以说，随着列宁在这方面探索越深入，他面临的困境也将越大。
三、战时共产主义与激进直接过渡
实际上从1918年夏到1921年春，俄国革命的这段时期在历史上最引以为名的并不是它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它在经济上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夏以后，由于再次进入战争状态，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形势更加困难。在内战最严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失去了3/4的领土，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失去了粮食、棉花、石油、煤、金属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苏维埃政权几次命悬一线。在严重的军事、经济压力下，靠1918年春的一般性的粮食垄断专卖和工农业产品交换已难以满足内战的要求，战争促使俄国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整个国家走上军事化轨道，在经济上则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标志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一词本身就表明这一政策体系同战争之间的直接联系）。全面介绍苏俄在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并非本书的任务，本书这里要研究的是列宁在共产主义时期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论述，探讨列宁在革命高潮时期作为苏俄最高领导人对俄国经济问题的一些基本思想。
（一）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基本内容
苏俄在内战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是十月革命后初步建立的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在1918年夏以前实行全国统一计算和监督、建立有计划的国民经济体系只是一种目标的话，那么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它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现实制度了。
工业国有化是整个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物质基础，苏维埃直接支配大量企业是其得以在残酷而艰难的内战中胜利坚持下来的保证。内战时期国有化有了极大的发展。前面我们指出，1918年6月28日法令是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后最重要的一个国有化法令。这一法令的具体实施是在内战期间，因为1918年6、7月间俄国内战就开始了。就这个法律的精神而言，它给自己设定的国有化范围只是“大工业企业”，对于中小型企业苏维阿政权并没有准备将其国有化。但是后来的工业化大大超出了这一法令规定的范围，许多地方苏维埃把中小企业都收归地方国有，由地方政府来支配和管理。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报告，截至1920年11月1日，俄国共计在册企业数6908 个，其中已经收归国有企业者达4537个，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65.7%；在全部加工业的1185552名工人中，国有化工业共计有983049人，占82.92%。[86]很显然，这样国有化的规模和程度远远超出了列宁最初的“大工业国有化”这一设想，与《四月提纲》时的国有化主张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内战时期不断有大量的企业转归苏维埃国家所有，管理这些企业的任务也日益繁杂，此外这些企业也普遍面临着原料不足同时又要完成繁重军事经济任务的困境，为此苏维埃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集中管理体制不断增强，总局管理制、委任制等等垂直管理体系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87]为了对有限的物资进行统一集中调配，优先按照国家需要分配原料和产品，俄国的国有企业管理机关开始编制半年度和年度的经济发展计划，俄国经济开始走上计划轨道。
此外，内战时期国有企业在经营结算制度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国有企业的独立经济核算被取消，苏维埃政府对国有化企业的贷款转变为直接拨款，政府按照给各个企业制定的生产计划拨发预算和供给原料，同时企业的产品也归政府全权支配，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降到最低——生产计划的安排、原料和产品的配置和调拨，这一切都由苏维埃政府通过集中的生产管理机构来完成。[88]与这一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是苏维埃财政制度的变化，苏维埃制度的财政开始简化为拨款和结算。货币在企业之间的结算中日益退出，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实物化。由于企业实行财政拨款，没有了向银行贷款的必要性，银行的信贷职能萎缩，到后来已不适合作为独立的机构存在，因此在1919年苏维埃俄国普遍实行了银行与财政机构的合并，银行成为财政部的下属部门。1920年1月19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干脆撤销了银行的存在。[89]
苏维埃国家掌握了绝大多数工业品，这为国家垄断工农业的产品交换提供了条件。为了实现固定价格收购农产品尤其是粮食，苏维埃实现了商业国有化，私人商业贸易被禁止。但是限于原料不足，以及大量工业转向军事生产，苏维埃国家无法向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业品，因此还不得不在交换之外强迫农民（主要是富农）以固定价格出售粮食，而付给他们的是没有购买力的“花花绿绿的票子”， 列宁称这是农民给苏维埃国家的信贷。[90]在俄国内战最紧张的1919年，由于在1918年夏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富农囤积的粮食多数已经被强制收购，俄国这时面临的粮食危机不再是富农囤积粮食和投机的问题，而是粮食总量不足的问题。[91]这时已不可能通过再进行一次“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粮食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1月开始推行余粮收集制，规定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以供给工人和军队，违者以反革命罪论处。这一强制性的粮食收购政策也成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象征。它是整个苏维埃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关键要素。由于粮食极度匮乏，俄国的消费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配给制成为俄国产品分配的主要形式，组织产品分配的消费公社在俄国广泛的发展起来（后来各种合作社也并入消费公社）。余粮收集制以及消费公社的建立，进一步促进经济关系实物化而限制了货币的流通范围。[92]
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经济体制，它充分体现了列宁为克服危机一直主张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毫无疑问，战时共产主义得以存在的最重要条件是当时苏俄面临的极为艰险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统一管理和集中分配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生存的唯一出路。列宁意识到了这点，他写道，“苏维埃国家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既然事情已发展到战争状态，那么一切都应该服从战争的需要，整个国内生活应该服从战争。”[93]与这种集中的经济体制相对立，当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要求自由贸易。很显然，如果任由自由市场发展的话，苏维埃国家就无法集中掌握军事经济资源完成紧迫的任务，俄国会出现大规模饿死和冻死的现象，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维持。因此列宁自始至终对自由贸易坚决说不，他把它看作是关乎苏维埃命运的底线，他写道：“粮食自由贸易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钱财的疯狂斗争”[94]。
（二）战时共产主义与列宁的激进直接过渡思想
战时共产主义的复杂性部分在于，作为一个以应付内战和追求生存为目标的军事经济体系，它同时还被看作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模式。当时就有人称战时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预见，未来闯到现代来了”[95]，而这一思想的最著名的理论代言人则是布哈林。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一书把俄国战时共产主义中的一系列政策提炼成理论，把它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般道路。[96]虽然列宁对于这种追求极端快捷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也没有对那种激进直接过渡的思想产生免疫力。后来他坦率地承认了这点：“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汇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97]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发展到了顶点。
列宁这一时期的激进直接过渡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列宁在考虑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具体措施时，并不仅仅把它看作是应付战争的特殊措施，他经常强调这些措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并把它们与以前的措施（即资本主义的）对立起来，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实现标志着俄国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因素的增多，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本身被看作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例如，列宁在谈论苏维埃国家收集粮食的方式时就是这样。列宁把国家与农民之间不通过私人中介的产品交换（即通过国有化商业组织实现的商品交换）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把在自由市场上收购粮食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个思想多次见于他的文章和讲话之中。在谈到粮食委员部收集粮食的方式的时候，他几次提到这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收集的，是按照固定价格向农民摊派而不是通过由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这种办法收集的，这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条道路。”[98]在一篇纪念十月革命两周年的文章里他指出，按照国家价格执行我们的收购计划和分配计划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与之相对立的则是粮食的自由贸易和投机。[99]再比如，战时共产主义期间的消费公社和平均分配制度。其实是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不致有人饿死而采取的方法，它不能反映不同的人对于公社的不同贡献。[100]这种分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后者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人们的收入已经无须同个人的具体劳动付出挂钩。然而列宁把消费公社排除了按要素分配看作是共产主义性质的[101]。由此很自然就提出了从非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向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转变的问题——列宁在1919年谈到俄国农村合作社的时候指出，合作社中仍然存在按资本分配的情况，提出要将资产阶级合作社逐步转向共产主义分配的合作社，即新的真正的公社。[102]
列宁把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看作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这不能简单地从所谓政治幻想和狂热来加以完全说明，因为列宁总是注意对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进行理论论证；这里也不完全是所谓教条主义在作祟，因为列宁总的来说是非常注意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本书认为，这里有一个不那么为人们所注意的深层认识，那就是列宁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判断。
战争和危机是帝国主义腐朽、衰落的标志，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开始，这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结论之一。如果说最初这个观点只是对世界历史时代进行判断（具体来说是对西欧的判断）而对俄国有所保留的话，到内战时期列宁开始把这个论断直接运用于俄国了。既然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那么用来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即战时共产主义，也就成为直接向新社会过渡的措施，也就必然带有新社会的印记，它就是新社会在现实中的显现。列宁在俄共八大上谈及俄国统一的计划时指出，它是克服帝国主义经济解体的需要：“帝国主义经济的解体……更加迫切地提出一个根本的任务——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103]同样，在内战期间列宁一度认为，战争的破坏把公共经济提上了日程：“战争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根本不容许我们恢复这种旧的小农经济。……生活本身向劳动农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向共耕制过渡的问题，这是恢复被战争摧残和破坏的文化的唯一手段，是摆脱资本主义给农村居民造成的……”[104]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列宁根据当时农村的经验提出农业向公共经济过渡的三种形式，即国营农场、农村公社和共耕制，认为这是“最困难也是最主要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是“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05]。出于对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小经济生命力的低估，列宁在农村也提出了加快过渡的任务（不过列宁仍然强调不能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这与后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要与小农长期相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06]
列宁这一时期的激进直接过渡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提出并开始实践消灭资本主义和货币的历史任务。也正是由于这两点，我们把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称之为激进直接过渡思想，以与之前的渐进直接过渡思想相区分。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前列宁并不主张消灭俄国的资本主义，他在一次演讲中反对过那种主张剥夺资本百分之百利润的“左”的主张。十月革命后，列宁开始把消灭大资本开始提上日程，1918年6月通过了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许多的中小资本被国有化，这其中固然有在执行法令过程中没有掌握好尺度的问题，但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早在1918年1月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列宁就提出了没收资产阶级全部财产的任务。这一任务在1918年三月暂时被加强组织管理的口号所取代。在1919年的俄共八大党纲中，列宁提出要“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107]而由于列宁对于战时共产主义若干措施的社会性质的认定，消灭资本主义自然也就包括消灭那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机构，改造那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和过程，这就包括实行商业国有化，将各种带有小业主性质的合作社转化为“共产主义”性质的消费公社等。到战时共产主义末期，俄国的2/3的企业已经归国家所有，86%的工人就业于国有企业；商业流通环节也已经国有化，以至于列宁后来不得不承认，“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做得过分了” [108]。
试图消灭货币在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中几乎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货币是比资本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范畴，它的存在是同一般商品生产相联系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劳动将不再采取货币的形式来迂回地表现自己，但是相对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言，消灭货币无疑将是更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也更为复杂和苛刻。作为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革命家，列宁自然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在理论上坚持了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109]才可能消灭货币这一基本思想，但是这并不妨碍列宁提出在现实中为消灭货币而努力。列宁的这一思想反映在他1918年春为八大起草的党纲中，他写道：“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110]而在实践中，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指令计划经济的建立、商业国有化、消费公社的普通推行、政策性的通货膨胀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经济关系实物化。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降低，这些与列宁提出的消灭货币而努力的思想无疑是分不开的。
既然已经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并加以初步实践，那么利用资本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必要了，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列宁在1918年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个进步，但是在整个内战期间他很少提及国家资本主义。同样，由于已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计算和监督都已经成为日常事务，列宁也不再强调了。此外，正是基于消灭资本主义任务的提出以及对这一任务初步完成的估计，列宁才在内战后期开始提出俄国资本主义复活和复辟的问题。如在俄共八大上，列宁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复活：“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111]又如，列宁在考虑同资本主义国家订立租让制的时候，指出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异物”[112]，等等。
最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还可以从他对共产主义建设的乐观估计中反映出来。内战期间列宁曾在几个场合提到他对共产主义实现时间的估计，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在几十年内会实现。例如，他曾认为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15岁的这一代人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还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113]显然，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俄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国家，这一过渡将更为漫长。列宁对这一时间尺度的把握，也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历史生命的低估和他的直接过渡思想。
注释
[1] 例如，列宁强调要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时候保留大的公共经济，把地主庄园没收来的生产工具无偿交给农业工人使用、由农业雇佣工人建立示范性的国有农场，并推动农村的共耕社、合作社等各种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等。
[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246页。
[3]《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334页。
[4]《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259页。
[5] 当时苏维埃政权组织城乡间的商品交换，用工业品同农民的粮食和原料进行交换。但由于工业品奇缺，农民更愿意和苏维埃进行物物交换。苏维埃在进行产品交换的时候执行严格的阶级政策，优先同贫苦农民进行交换，其次才是同中农。富农往往只能按照固定价格出售粮食而获得没有什么购买力的钞票。
[6]《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260、266页。贫农委员会还建立了许多集体农庄（到1918年底俄国农村建立起了1501个集体农庄），但这些农庄在俄国农村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7]《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142页。
[8]《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405页。
[9]《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8页。
[10]《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6页。
[1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95-96页。
[1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00页。
[13]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8页。
[14]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215页。
[15]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38页。
[16]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23页。
[17]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337页。
[18]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23页。
[19]工人对农民的政治优势不仅记载在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而且在俄共1919年的第八次党大会之后被载入了党纲。八大党纲这样写道： “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劳动群众中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经受斗争锻炼最多的部分，它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表现在苏维埃的产生，也表现在苏维埃发展成为政权机关的全部过程。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反映了这一点，保留了工业无产阶级比农村中较为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某种优越地位”。（《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408页）
[20]《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81页。
[21] 巴枯宁曾经从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批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会导致工人对农民的专政，马克思对此予以了反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403-404页。
[2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489页。
[23]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42-343页。
[24]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424页。
[25]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172页。
[26]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52页。
[27]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52页。
[28] 列宁后来也用这一观点为解散立宪会议辩护。他写道：“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70页）
[29]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46页。
[30]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47页。
[31]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47页。
[32]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50页。
[33]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315页。
[34]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51页。
[35] 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不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的观点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最初他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后来一度把它强化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其他的都是短暂的，如他曾这样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管它在发展的时候，在很巩固的时候，还是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反正都一样，都只能有一种政权，或者是资本家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127页）
[3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98页。
[3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40-341页。
[38]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430-431页。
[3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98页。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证，本书将在后面加以介绍。
[40]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76页。
[41]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430页。
[4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16页。
[43]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57页。我们注意到，列宁这里提到以后恢复工农平等的条件是“文化水平”提高，然而他上面论证工农政治权利不平等时并没有提到俄国文化水平不高这一点。因此列宁的这句话实际上不自觉地透露了一个秘密：工农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在俄国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维持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因此这是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特殊现象，它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规律。
[44] 叶艳华：《俄国早期政党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52-153页。
[45] 叶艳华：《俄国早期政党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81页；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239页。
[46]《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09页。
[47]《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125-126页。
[48]《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13页。
[49]《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20页。
[50]《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26页。
[51] 但是在实际中两个政党并没有完全合法化，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并没有完全执行使这两个政党合法化的决定，而这两个政党（的地方机关）也没有完全放弃同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活动。参见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239页；叶艳华：《俄国早期政党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84页。
[52]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246页。
[53]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246页。
[5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64页。
[55]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74页。
[56]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487页。
[57] 普罗相是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在十月革命之后曾同布尔什维克有过良好的合作。后来由于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他同布尔什维克分裂并试图武力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二十一卷，23-24页。
[59]《列宁全集》第三十卷，358页。
[60]《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151页。
[61]《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125-126页。
[62]《列宁全集》第四十卷，248-249页。
[63]黄宗良：《论苏俄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载于黄宗良:《书屋论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48-253页。
[6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55页。
[65]《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85页。
[66]《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12页。
[67]《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81页。
[68]《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46页。
[69]《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27页。
[70]《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185页。
[71]《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186页。
[72]《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419页。
[7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2页。
[7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54页。
[75]《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55页。
[76]《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40页。
[77]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32页。
[78]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204页。
[79]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5-26页。
[80]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2页。
[81] 据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叙述，他暗示列宁反官僚主义要注意党内的官僚主义时，列宁显然有所触动，并同意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在党内反官僚主义的建议。参见《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29页。
[82]《列宁全集》第四十卷，49页。
[83] 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中，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要同德国决战到底，他们的一个论据就是苏维埃俄国带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病，不值得为它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不如让它在战争中消灭，为推动德国革命的早日到来贡献一份力量。列宁把这种观点斥之为小资产阶级贵族的虚无主义。
[84]《列宁全集》第四十卷，49页。
[85]《列宁全集》第四十卷，247页。
[86] 《苏联工业国有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501-502页。
[87] 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34页；《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13页。
[88]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46-347页。
[89]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14页。
[90]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389页。
[91] 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40页。
[92] “经济的实物化，城乡商品流转的缩减，使农业合作社执行消费合作社同样的职能。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27日《关于合并各类合作社组织》的法令，所有信贷合作社及其联社都并入当地的消费合作社及其联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00页）
[93]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231页。
[94]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163页。
[95] [苏]克里茨基：《伟大俄国革命的英勇的时期（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分析试探）》，莫斯科1926年版第77页。转引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21页。
[96] 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
[97]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182-183页。
[98]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5页。类似的说法很多，又如：“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49页）
[99] 应该指出，列宁并不仅仅只是在它危及苏维埃政权，可能导致资产阶级复辟的意义上称其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它把它看作就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残余所采取的表现，“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37页）
[100]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95页。
[10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461-462页。
[10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462页；三十六卷，111页。
[103]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414页。
[10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53-354。
[105]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54页。
[106] 由于发展过快，俄国的国有农场出现了效率低下等问题，彼得格勒国营农场的一些工人在1919年3月的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国营农场里面是否允许有个人的小畜牲、菜园和家禽的问题，对此列宁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他写道：“如果又拥有个人的菜园、个人的牲畜和家禽等等，也许一切又会恢复到小经济，就和以前一样。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何必建立国营农场呢？”“因为几乎用不着争论，国营农场既然叫作国营农场，就应当以共同劳动为基础。”（《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24-26页）不过列宁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所缓和，提出可以就这个问题争论，如果彼得格勒能证明确实情况特殊的话可以特殊处理。
[107]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09页。
[108]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08页。
[109] 列宁虽然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并将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但他经常还是把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统称为“共产主义”，以下的引用同此，不再赘述。
[110]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11页。
[111]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138页。
[112]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111页。
[113]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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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