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鄂症”的传播，远远比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得快。不论我们是否在有意地忽视这次疫情带来的各类消极影响，“恐鄂症”的扩散已经成为了事实。从对待湖北人时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开始，各种各样的歧视开始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出现。有些人因为是湖北籍，酒店不接待，房东不让住，流落街头；有的公司，因为员工是湖北籍，二话不说，直接辞退；有的湖北返乡人员，小区不给他们办理出入证；在网上，各类针对湖北人的脏话屡禁不绝；在外地，湖北车辆被路人打砸......
我们很多人仍然沉浸在全民战疫即将胜利的喜悦中，仍然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熟视无睹。从病毒开始大肆传播开始，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为止，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全国人民喊的“武汉加油”成为了形式主义的口号；远离湖北人，并对其“双标”，与他们相对立反而成为了大部分人的基本立场。这就是”恐鄂症”的基本表现。尽管此刻“恐鄂症”成为了一些人口中的“合理举措”，但如果任由它继续蔓延下去，那么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造成的消极影响将无法消弭。
“恐鄂症”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一刀切”的形式主义
在这次疫情中，一些机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防控措施也是“恐鄂症”的重要来源。很多基层干部或是官员们，他们采取防疫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而是为了保自己乌纱帽，为了在危机中捞取政治资本。如此一来，他们的防疫措施就表现出了浓浓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气息。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一个”成为了这些基层干部与官员采取的措施。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产生了脱节，并极力宣扬所谓“承担责任”思想，用来给自己保护政治地位做掩饰。这样一来，湖北群众的利益与他们并不相干，甚至是与他们的利益形成了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防疫措施是否科学，是否利民，是否合理都成为了后话，防疫效果成为了检验自身工作能力的标准。甚至，在一些地区，对湖北人员落实隔离措施地严格程度成为了竞相表示自己政绩的方式。
但是，采取这样措施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种方式方法激化了群众的恐惧心理，使得一些群众对“恐鄂症“深以为然，形成一个难以终止的恶性循环。
“恐鄂症”产生的次要原因是一些群众盲目转移的现实负面情绪
当湖北人被打上“特殊标签“后，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群众”另眼看待“。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看到，一部分群众也会产生一定的”恐鄂症“。
从表面上来看，是群众由于对疾病的恐惧而产生的。但是，在很多“恐鄂症”的表现来看，它的宣泄远远超出了恐惧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暴力的针对。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称之为歧视。例如旧社会对华人的歧视，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他们的表征都是无根据的宣泄与对立。通常来看，这些歧视都是历史上奴役、掠夺、极端不公平的生产与社会关系造成的。但是，“恐鄂症”的来源与其不同，是因为病毒爆发的地区性造成的。
因为病毒发源地在湖北，湖北人成为了中国不同地区居民的“特殊存在”，这是群众中自发产生“恐鄂症”的直接原因。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人自身的根本原因。人们对疫情的恐惧，不仅仅是自身安全的恐惧，更多的是对自身经济情况的忧虑。因疫情造成的类经济萧条，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一些本就贫苦的家庭雪上加霜，失业，物价上涨等等生活物质水平下降，成为了恐惧转化为愤怒的推进剂。秉持“恐鄂症”的人更多是这样一个现状：他们把因疫情造成的生活困顿发泄在了湖北人身上—于是“恐鄂症”就有了产生的现实依据。同时，一些“一刀切“的防疫措施激化了他们的恐惧心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成为了群众”恐鄂症“的幕后推手。
“恐鄂症“造成的将是这样一个后果，它使得民族内部产生尖锐对立。如果继续任由它发展下去，而不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想象，一道无形的鸿沟横亘在了湖北人民与全国其他地区人民之间。这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对立，一种歧视性的地区对立。在这种对立之下，湖北的底层劳动人民成为了主要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在歧视中艰难生存，在歧视中忍耐，在歧视中爆发。这样的消极影响远比《外国人永久条例》严重地多，也需要我们更多地思考与反思。
如何消除“恐鄂症“呢？不少人呼吁，采取正能量宣传与暖心加油等措施来消除群众的”恐鄂症“。但是，如果不消除”恐鄂症“产生的现实土壤，那些”安慰与理解“的效果只能是十分疲软。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在防疫中采取的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形式主义措施，理性地判断疫情形势，坚持防疫是针对疫情而非人的基本态度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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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恒。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