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中国网友，Здра́вствуй(你好)！
还记得春节前，你们中国的网络上火了的那位@露小宝LL小姐吗？
对，就是在故宫里开跑车的那个。
现在，你们很多人已经把她忘得差不多了。可我没有。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曾经伤害了她，却始终没有给她道歉。我憋了一肚子话，对她遭受的不公对待非常气愤！如果不是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被地府的小鬼隔离，我早就出来说这番话了。
很多中国网友不认识我，毕竟，我是个已经死了7年的老头，属于我的时代早已远去。而在当年，我曾经叱咤风云。
我，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Чурба́нов，1936-2013），苏联上将，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1906-1982）的女婿。作为一个出身平民，依靠与权贵家庭的婚姻进入上流社会的励志青年，我的经历与露小姐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也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我当年的影子。我要在这里为露小姐鸣不平——她只是个真诚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姑娘（我不太习惯写你们中国人的名字，因此，我更愿意依照俄罗斯的风俗，称呼她为“露妮娅”），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讲讲我的心里话，也提醒你们这些健忘的中国网友，还她一个道歉！
我生于1936年，父亲是一名莫斯科本地的基层干部，这样的家庭在达官如云的莫斯科简直不算什么。但我并没有因此气馁，我决心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新天地！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一所技术学校，后来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多年后，岳父考察我的履历，想必对这一条也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岳父自己也是技术工人出身）。几年之内，我从普通技术工人干到了车间小组长，又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因受领导赏识，在1961年被推荐调入苏联内务部担任警卫人员，军衔上尉。进入机关工作给了我接触到更高级别领导的机会，但一个技校毕业的小小军官总是不起眼的。我不甘心当一辈子可有可无的人物，因此，我决定先提升自己的学历。
利用在内务部上班的闲暇时间，我刻苦学习，最终在1964年拿到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函授班的毕业文凭，这一年，我28岁（很巧，露妮娅在长春理工大学读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硕士）。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几次工作调换，到了1970年，我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命运转机——担任苏联时任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家庭警卫人员。后来，我成功使“公主”加琳娜成为我的妻子，跻身为这个苏联“第一家庭”的一员。
勃列日涅夫之女加琳娜
或许有人会说，你丘尔巴诺夫能够上位，靠的不就是长得帅和会溜须拍马吗？我必须声明，这是庸人之见！我老丘年轻的时候，确实有模有样，穿上军服后更加英武潇洒，但我能够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奋斗。是的，我是个崇尚奋斗的人。大家可以想想，一个草根，从工厂打拼到领导人的身边该有多么的不容易！这都是我辛苦付出后得到的结果。
而露妮娅，尽管我对她所知甚少，但我相信，她与我一样，也是个崇尚奋斗的人。她能从一名普通的乘务人员打拼到今天的地位，一定为了改变命运付出了很多努力。我希望那些曾经嘲讽、批判她的中国网友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把注意力从批判一名真诚的女性转向反思自己的懒惰和懈怠，正是你们的甘于平庸才让你们开不起大奔！
话题转回来。1971年，我和比我大9岁的加琳娜·勃列日涅夫结婚了。我从没想过，曾经只有在电视和报纸上才能见到的人，先是成为了自己保卫的对象，现在又变成了自己的亲人！这该是我家世世代代的荣耀！带着无限的崇敬，我走进了那幢令人神往的豪华别墅，近距离感受岳父的风范，接受红色教育。听到岳父讲起他在卫国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我不禁潸然泪下：
苏德战争爆发后，岳父放弃了安逸的地方行政工作，毅然投笔从戎，担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旅政委；1942年，又转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并获上校军衔。1942年夏季，匪首希特勒命令南线德军开进到斯大林格勒附近，意图夺取战略要地斯大林格勒，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拉开序幕。而岳父所属的第18集团军，正在南线作战，承担了阻击德军前进的任务。当时，敌人的进攻异常猛烈，战事异常艰苦。但岳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大无畏地担负起了党赋予他的使命，奔走于前线和后方，对红军战士们进行宣传、鼓动，使第18集团军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战斗意志，拖住了大量敌军，为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9月，岳父获得了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我想，如果没有岳父，18集团军可能就会失败，德军也将更多地增援到斯大林格勒去，那么斯大林格勒就可能失守，整个“二战”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太可怕了！想到此，我更加敬重和崇拜岳父了！
因此，我很能理解露妮娅成为何门媳妇时的心情，那是一种单纯的、高尚的、对英雄家庭的崇敬之情。为了表达对英雄的敬意，我使出浑身解数来照顾日益年迈的岳父，陪他聊天，陪他散步，侍奉左右，形影不离。每逢岳父抱恙，我便放下手头工作，第一时间赶到岳父身边，陪伴照料他，并祝福他早日康复。相比之下，加琳娜与岳父聚少离多，岳父对我的感情反倒比对加琳娜更深厚了——在他老人家眼里，我简直比亲儿子还像亲儿子。而我，也多次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
“爸我永远爱您！（Папа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вечно！）”
不过，我为岳父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作为女婿和晚辈的我对于老英雄的仰慕之情，没有任何私念。当然，在获得了岳父的欢心后，我也得到了来自岳父的嘉奖。毕竟，忠孝是俄罗斯的传统美德，我对岳父的忠心和孝心天地可鉴，获得一些职务的升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不是很正常的吗？
很快，在岳父的亲自过问下，我连升数级，几年内便从一名普通军警上升为内务部副部长，并在1979年成为执掌大权的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同时，我还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央级别的党的领导人。1980年，我被授予上将军衔。
勃列日涅夫亲自为女婿授勋
很多人都说我岳父晚年老迈昏聩、无所作为，一派胡言！能在短时间内如此快速地提拔一个青年才俊到领导岗位，不是恰好证明了岳父的胆识和魄力吗？
大家知道，我的岳父执掌党政军大权，日理万机，十分辛劳，要侍奉好他也需相当劳累。再加上我自己也很快成了重要领导，工作更加辛苦。岳父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很能理解我的处境。于是，结婚后不久，岳父便托人给我和加琳娜在莫斯科市中心安排了一套高级住宅，并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赠送他的一辆“国礼”轿车转送与我，方便我夫妻出行。当我接过这辆高级轿车的钥匙时，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岳父，这个管理着地球上最大国家的领导人，竟然还能对我这个小小的女婿进行如此细微的关怀！岳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更加伟岸、高大了，他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因此，每当我开着这辆轿车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我的脸上都会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不是因为这辆车，而是因为岳父的爱！
我相信，露妮娅开着最新款的奔驰跑车在紫禁城内撒欢时，她的心中也必然充满了爱、温暖和感恩，因为，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开车旅行，这是通过开车旅行的方式，来表达对先烈创造的和平和幸福生活的感激之情——这盛世，如你所愿；同时，通过在紫禁城的旅行，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才能够更好的体悟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一种连紫禁城都禁不住的自由精神！Freeedooom！
不过，岳父的工作那么繁忙，如果事事都要麻烦岳父亲自操劳，那就太难为他老人家了。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婿，我要学会自己捞取好处。好在，大家看在我一片孝心的份上，对我也非常照顾。莫斯科的各级官吏根据自己能力大小，逢年过节都会给我送点礼，莫斯科各大豪门家庭举办的宴会，也都会邀请我。对于这些礼物和宴请，我一概照单全收，恭敬不如从命，这是最基本的礼节，作为领袖家庭的一员，不能不懂礼节。这样，没过几年，我的家中就摆满了各式各样名贵的礼物和器物，我不得不另购新的别墅来存放多余的金银财宝，真是烦人！
当然，我家中最多的还是钻石，因为钻石是我妻子加琳娜的心爱之物。莫斯科的各大珠宝行里凡是新上市了最时髦的钻石首饰，我就一定会帮加琳娜买回来，价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最美的钻石才能配得上“公主”的美丽和纯真。
据说，露妮娅也有一块价格不菲的腕表，很多中国网友据此批评她奢侈炫富。我倒是觉得，这完全不算什么。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宝刀赠烈士，好马配英雄”，露妮娅既然已经是英雄家庭的一员，带一块贵表怎么了？如果没有露妮娅爷爷那一辈先烈的流血牺牲，你们中国人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吗？人家先辈为中国的解放付出了那么多，子孙后代享享福不是很应该吗？不过，这块表虽然贵，看上面打打杀杀的图案，分明是一块男士的表，不适合露妮娅那样温柔的姑娘。看来露妮娅还需要加强一下审美，提高品味，才能更显尊贵和气质。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需要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我把这视为了解岳父治理成果的绝佳机会。每到一地，我都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党员干部的盛情款待。从人们脸上的笑容可知，他们是幸福的，岳父治理之下全国到处都是安居乐业、莺歌燕舞。我感到了由衷的高兴与自豪，为我能够成为伟大领袖的亲人而自豪。在热情的款待之后，地方大员们往往还会赠与我一些贵重的礼物。俗话说，礼物有价，情义无价。作为一个重情义的人，我通常不分价格高低，一概全收。回到莫斯科后，我会挑选几件外出得来的稀世珍品送与岳父，看着岳父紧锁的眉毛舒展开来，我感到我又尽了一次孝心。
在多年外出的过程中，我与许多地方要员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认识了一个个真心朋友。不过，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提起“乌兹别克案件”，不得不说，我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真是遇上了“猪队友”，把我给坑了！大家知道，乌兹别克共和国是苏联重要的棉花产地，棉花产量有时高达全苏产量的2/3。正因为乌兹别克共和国对苏联经济的重要性，我作为内务部副部长便来过几次乌兹别克，也就认识了该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夏·拉·拉希多夫（苏共政治局委员）。拉希多夫看起来是个非常真挚的人，对我也非常热情，每次我去乌兹别克出差，他都要按接待外国元首的规格，隆重地招待我，让我受宠若惊。几次三番，我便与他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当然，他也赠送了我不少珍贵的礼物，还有大量的卢布——他给我的解释是，有时候不知道他送的礼物我是否满意，所以就干脆送我卢布，这样我可以自己去购买喜欢的东西。就这样，我被他外表的热情和善解人意欺骗了。
我不知道的是，拉希多夫领导下的乌兹别克堪称全苏联最腐败的共和国之一，拉希多夫本人就是个贪欲无度的腐败头子。他和他手下的一众乌兹别克高级干部不但在辖区内横行霸道，将乌兹别克变成他的“独立王国”；而且利用手中掌管的棉花种植业，连年向国家虚报产量，累计骗取国家拨款达20亿卢布，这些钱大多落入拉希多夫等人囊中。在我和他成为朋友后，别人看到我们俩过从甚密，（碍于岳父的关系）便不敢轻易动他。于是，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充当了他的“保护伞”。但是，他干的太过分了，案子太大了。我这个小小“保护伞”不但保护不了他，反而受到了牵连，惹祸上身。
在1982年岳父病逝后，新任领导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放弃了岳父时期的许多政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乌兹别克案件”被揭发了出来，拉希多夫等人遭到调查。1983年10月31日，拉希多夫畏罪自杀。最终，乌兹别克共和国累计100多名高级干部被控贪污受贿（乌兹别克党中央的13个重要领导几乎全部涉案），3000名官员被降职，约1.8万名苏共党员被开除党籍，仅莫斯科调查组人员查抄没收的违法资金就达到数千万卢布。而我，因为与拉希多夫等人不光彩的联系，被处以降职处分：1983年，我不再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改任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主任。
我非常气愤，老岳父尸骨未寒，新领导就如此收拾旧臣，真让人寒心！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很快，针对我的独立调查就开始了。
丘尔巴诺夫在勃列日涅夫的灵柩前
1987年1月，我被逮捕，失去人身自由，并被剥夺公职和党籍。
1988年9月5日上午9点30分，我被押到了莫斯科市中心的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上。10点整，法官宣布开庭审理。已经年逾半百的我（52岁），着一件西服外套，没打领带，颓废地坐在座位上，听公诉人宣读着冗长的起诉书。我的心中十分悲痛，岳父已经去世了，世间再无这位慈祥老人，以慈父的温暖关怀和保护我这个女婿了。我感到孤苦无依！岳父啊，你的女婿正在遭受审理，你在天上的灵可否看到这一切？
1988年12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数罪并罚，判处我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一日之内，我从昔日声名显赫的“附马爷”，沦为身无分文的阶下囚。
1994年，得益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总统的“特赦令”，我被批准提前释放。此时，我的妻子加琳娜已经和我解除了婚姻关系，我彻底成为一名普通人。狱外，我所熟悉的国家已经远去，大街上飘扬的是俄罗斯联邦的三色国旗。终于，我又重操年轻时的旧业，在一家工厂当了名工人。
2013年10月份的一个夜晚，我用双手费力地支起身体，从病床上坐起来，靠在床头。端起一杯斟满了伏特加的酒杯，一饮而尽。在酒意朦胧里，我的眼前闪过一张纸熟悉的画面：我的父母，我在技校上学时我的老师们，我刚来内务部任职时接待我的门卫同志，我的岳父和妻子......几十年来的宦海沉浮、荣华富贵，以及最后的身败名裂、锒铛入狱，一一浮现。我问自己：“丘尔巴诺夫，你后悔吗？”思索片刻，我回答道：“不后悔的。人生短短数十载，又有多少人能如你这般，自一平民之身，娶得国之“公主”而位登贵胄、享尽荣华呢？无论结局如何，能有此经历，便绝不后悔！”言毕，我的身体已疲惫至极，再也不能支撑下去。在缓慢地合上双眼之后，我嘴角微微上扬，面带笑意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离开世界多年后，我对一些事情看得更开了。我有几句话，想奉劝露妮娅：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在乎别人（特别是没见过世面的中国网友们）的看法；人生短暂，造化弄人，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的过错；你不需要责备自己，你只是在享受这个体制许可你享受的若干权利而已；你要继续保持自己的真诚和善良，那始终是你的美好品德！
一个月没有见到露妮娅的任何消息——她已经被你们中国的网友吓的不敢出来了。唉，可怜的姑娘，被伤害的不轻！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希望你能重拾生活的热情，扫除阴霾，做一个开朗乐天的姑娘，享受每一天的阳光与精彩！
毕竟，中国的疫情正在消退。冰雪正在消融。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露妮娅挺住！
后记
苏联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崛起有其历史过程。
在列宁时期，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使得老一辈的党员干部们普遍受到过严酷的考验，能够保持坚定的信仰和优良的作风。但列宁在革命胜利后仍然敏锐地察觉到干部腐化变质的可能性。列宁曾说：“（执政后）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因此，尽管饱受病痛折磨、并在1924年英年早逝，列宁还是在建国后留下了很多防范“官僚特权”生长的制度探索。例如，从1921年起成立了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了保证监察的独立性，还规定中央委员一般不得兼任中央监察委员。而列宁在1923年口授的《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也强调了克服官僚机构弊病和加强检察监督的问题。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官僚化和特权现象的敏感度较低，干部政策上出现了一系列倒退，客观上奠定了苏联日后“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基础。例如，中央监察委员的地位被降低，权限被缩小（与此相对应地是斯大林本人领导的行政机构的权力被不断强化）。以1926年奧尔忠尼启泽未经选举就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为开端，打破了中央监察委员不得由中央委员兼任的规定，实际使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而丧失了独立性。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十七大”上又修改了党章，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附属”地位，取消了监察机关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及决议的监督、审查权。
在削弱监督的同时，斯大林还确立了一项影响苏联几十年的重要制度——“干部等级名录”制（或译“官职等级名录”制）。该制度的实质是建立一套高度集中且稳定的干部任用、管理体系。（由苏共组织局及干部登记部牵头）将苏共干部队伍划分为高层（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各省级党组织干部）、中层（市、区级党组织干部）和低层（基层党组织干部）三大等级，再经检查、筛选，确定各等级的干部人员名单。不同等级的干部享有不同的薪资、待遇。上了“名单”的干部相当于上了一层保险，未经组织局批准，不得予以罢免。而整个“名单”的制定、修改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组织局（背后则是中央委员会）手中。“干部等级名录”制度的确立，保证了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对整个苏共干部队伍的绝对掌控和领导，但也意味着苏共干部的任免完全由“委任制”取代了“选举制”，干部们的升迁由上级决定故只对上级负责，也意味着“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职务—待遇捆绑机制的形成。
不过，由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斗争波高浪险，再加上“二战”在苏联本土进行，党员干部们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倒台，或在战争中成批走向前线，职务任免更迭频繁，贪污腐化现象在党内并不多见，也未能形成稳定的“官僚特权阶层”（斯大林本人也是一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上台后，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在政治方面对斯大林时期的干部政策进行改革和纠正。例如，废除了斯大林时期给干部们发放的特殊津贴（在正常工资之外，一份由信封装着的额外收入，也称“信封福利”），普遍降低公务员工资，以“轮换制”限制干部的连选连任，规定每届任期结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干部被轮换下去。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斯大林干部政策的弊端，但并没有触及根本的问题。再加上赫鲁晓夫本人草率鲁莽、朝令夕改、个人专断的作风，很多改革措施都是“拍脑袋”产生的，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他废除特殊津贴、降低公务员工资的做法，使他遭到了整个苏共干部群体的不满；而他所谓的“轮换制”，在很多人看来也主要是为了以“轮换”之名撤下前朝老臣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总之，赫鲁晓夫在干部政策上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他最终在干部群体的骂声中以政变的形式被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的干部群体迎来了充满鲜花、掌声、金钱与美酒的“黄金时代”，“官僚特权阶层”完全成熟。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政治改革失败的教训，恢复了给干部的特殊津贴，提高公务员工资，强化官僚的等级特权，并以“干部队伍的稳定是胜利的保证（苏斯洛夫语）”为依据，推行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于是，既有着稳定的、自上而下又对上负责的干部等级体系（集团），又享有与职务挂钩的高薪、住房、汽车、餐饮、教育、医疗等广泛特权，又能连选连任、职务终身，还几乎受不到监察机构的监督——苏共干部队伍迅速腐化，越到高层越腐化（勃列日涅夫本人就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腐败像癌细胞一样在党内扩张蔓延，直到苏共下台。
而本文所述的“丘尔巴诺夫案”（或称“驸马案”）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化和特权现象的集中反映。丘尔巴诺夫一生仰仗岳父权势，贪赃枉法，受贿数额巨大，给苏联官场和苏联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时，记录丘尔巴诺夫罪行的起诉书就长达1500页，列有证人501位。据材料揭发，仅1976-1982年间，丘尔巴诺夫就收受贿赂达65万卢布，超过一个普通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后来，俄罗斯人用“丘尔巴诺夫现象”的术语来描述那些不是依据德行和能力，而是凭借家族人脉、裙带关系而登台上位的现象。
就在1988年12月30日丘尔巴诺夫被正式宣判的三年后，1991年12月25日，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了苏联的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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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破折号。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