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这次前所未有、至今尚未完结的疫情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忧虑和考验。在抗疫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家的各种紧急应对，宛若巨大的机器发动起来，轰响着投入到这场生死攸关、特殊的战斗当中去。然而不时的，会有一些故障出现，使得这高速运转的机器降低它的速率。其中最令人焦急的，莫过于从中枢发出的指令在贯彻到最细小的末梢时出现的阻滞。这里面当然有应对空前的危机时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但如果冷静地思考一下也会发现，某些故障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平时就存在的弊端。这令我想到了在真正的战时，以组织能力见长的共产党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借鉴?也许两年半以前写下的一篇关于革命历史教育的心得，能够提供一点点发现。
回溯
2017年7月3日至10日，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骨干训练营为期一周的培训。对于自己而言，虽非中共党员，但中国20世纪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化一直是关注和研究的领域，训练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赴革命圣地井冈山学习，所以非常愉快地赶上“青年”的尾巴，报名加入了这个三十多人的集体。
训练营的活动丰富而紧凑。前三天是在北京学习和交流，其中有三次讲座：校党委书记以分享经验的方式谈“治学之道与教师情怀”，校长助理介绍“学校的历史与人物”，北大亚非研究所所长纵论“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两次参观：一是走进北京特色书店“字里行间”，老师们按小组交流读书心得，二是参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领略了最尖端的科技创新。
后四天赴井冈山学习和培训，其间有一次讲座：井冈山干部学院谢善广老师讲授“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多处革命旧址参观：包括茨坪革命烈士陵园、革命博物馆，茅坪八角楼、大井朱毛旧居、小井红军医院、红军墓、宁冈龙江书院、黄洋界保卫战旧址、红军挑粮小道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每到一处都有专业的现场教学和解说。此外，还观看了实景演出，举行了文艺晚会和总结大会。
对于我自己而言，因为希望借此机会多了解一下历史，所以在此期间阅读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写下的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阅读了《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以及《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曾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神奇的井冈山：井冈山红色旅游100问》的部分章节。
为期一周的培训学习收获很大，引发的思考也很多，自己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则是：井冈山动人心魄的历史遗产，与我们当下社会的关联何在?换言之，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是否能够、又如何能够转化为现实中的动力?
以下心得体会我也主要围绕这个问题来叙述。
疑问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既新又旧。
记得校长助理在“学校的历史与人物”的讲座中随口提了一句：“咱们这个学校，比较左，也就是比较保守。”“左”是“保守”甚至“守旧”的代名词，这个阐释在当下的语境中很常见，并不难理解，但是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会发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左”恰好是与“激进”、“进步”，追求公平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歧异和反差呢?要解答这样的疑问，可能需要翻检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仅仅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折射出当今的时代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而在另一个讲座“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中，讲授老师历数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种种前所未有、错综复杂的挑战。看似全新的世界格局和情势，却让我不断想起二战、一战以至于更早以前的旧的世界体系——各国为各自利益的争夺而剑拔弩张、冲突不断的情形。世界秩序改变很多了吗?似乎并没有，尤其是没有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变化。讲座的PPT是以毛泽东主席登山远眺的一张图片开始的，以比喻看待内政外交时视野要开阔，思虑要深远，这却令我联想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的1956年，毛主席写下的《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说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猜测之所以说是“较大贡献”，当时一定是指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不是别的——去改变现存的旧世界、旧体系、旧秩序。
如果化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今日之世界真可谓“旧作新时新亦旧”了。
这时候再来看井冈山意味着什么，或许会稍微清晰一点。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在此之前是国共分裂，国民党也号称自己是“革命党”，但是却连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平均地权”都不能完成，遑论“共产革命”这更加激进的追求。在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是一部分坚持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用《井冈山的斗争》中的话说，这是“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它的存在虽然得益于国内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和战争，但是，它毕竟是革命遭受重创之后微弱的星星之火，它到底能坚持多久，它究竟能不能燎原，其实是一个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虽然站在现在、已经知晓了整个历史过程和结果的我们肯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站在现在、瞻望未来的话，我们似乎还会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在当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阵营已然解体，“革命”在主流话语中成为被告别的对象，“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大面积的、垮塌式的贪污腐败，意识形态的真空带来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方向感丧失……如此看来，是不是也会产生“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呢?而且问题也并不容易回答。
历史和现实的困境竟有几分相似。
令人好奇的是，面对不容乐观的局面，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时期超越了很多人的那种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究竟是什么使他以热烈的笔触写下对革命高潮的预期：“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么艰巨的现实处境下，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激情洋溢、至今令人眼热心跳的话语?
“井冈山精神”意味着什么？
这次赴井冈山学习，尤其是各处的现场教学，部分地解答了这些疑问。现场教学和讲座，无不围绕“井冈山精神”展开，井冈山精神是使红军走出困境，转败为胜的法宝，它表现为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井冈山的条件极度艰苦，在挑粮小道上，我们仅仅体验了一小段上山下山的历程，而当年红军下山背粮，一趟就需要三五天的时间，“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因为缺乏粮食，能吃到一顿南瓜，觉得比肉还香，“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就是当年艰苦生活和乐观精神的真实写照;红军医院缺医少药，连伤病员清洗伤口的盐都难以供应，面对危重病人，张子清师长不顾自己日益恶化的伤势，献出自己平时节省下的盐……
井冈山精神也表现为一种为革命理想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红军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时期(1927年10月—1930年2月)，有将近四万八千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平均每天要倒下五六十人;而在烈士名录中，只有一万五千多人，还有三万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这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逝去时都正值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正如解说员所说的：他们付出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是为了名、为了利吗?不是，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新中国。
也正如曾志回忆的：“我们心中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是革命的意志与热情，激励着每个人坚持斗争”。精神和意志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然而，这还并不能概括井冈山的全部，或者说，还没有讲清楚“精神”的来源。通过井冈山的参观可以看到，它既然是“红色割据”，其实已经拥有了政权的雏形：有一支不断壮大的军队，有“公卖处”等经济活动，有“军械所”等生产生活，有红军医院等后勤保障……那么，它不同于传统绿林、也不同于一切旧军阀割据，不同于国民党、甚至也不同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在实践中摸索、建立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思路、方法、组织、制度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列举：农村包围城市、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优待俘虏、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而据《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记载，毛主席曾谈到井冈山精神有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而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那么，士兵委员会又是什么呢?士兵委员会其实是在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三湾改编后建立起来的。严格地说，秋收暴动当时已经失败，部队一片溃乱，毛泽东以很短的时间，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队伍中，用民主主义的工作方法，团结下层干部及广大的群众。三湾改编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这些决定都是三湾改编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在井冈山以及后来的根据地得到了延续。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可见，士兵委员会所代表的，是民主主义的制度实践，它使得工农红军获得了政治灵魂，成为一支全新的队伍。如果说它的意义绝不止于当年，它的适用范围也不仅仅限于军内，那么，这样的制度实践对于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也能够提供启示和借鉴。例如：士兵是军队中的最基层，然而官兵平等，那么，在今天，最基层的民众，能否与各级干部、官员平等?又如：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那么，在今天，是否能做到经济公开、财产公开?再如：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那么，在今天，有没有使当权者受到普通群众的监督、批评的渠道、途径?
当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背后的潜台词恰好是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并没有这种自信。各级官员、知识分子当中，绝大部分是以西方的制度、文明为理想和标杆的。即以“民主”、“自由”为例，一提起这些语词，大家想到的多半是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等等西方建制，认为只有这些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而不会意识到在中国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民主主义的诉求是一以贯之的，而且积累了大量基层民主、群众路线的经验，士兵委员会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要谈井冈山，这经常被忽视的一点理应进入我们的视野。
结语
在重新看待革命遗产方面，近年来应该说有了一定的进步，否则就不会有类似于“青年骨干训练营”这样全国性的活动。遗忘、遮蔽历史是会付出代价的，去年是红军长征80周年，解放军话剧团的力作《从湘江到遵义》，在尾声中，牺牲的红军返回人间，对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大声发问：“我们当年那些梦想都实现了吗?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还有贪官污吏吗?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这样的追问是振聋发聩的，也是值得时时牢记的。
在写这篇心得体会的时候，正是国产电影《建军大业》、《战狼2》热播之时，有人评论说，《建军大业》拍得像黑帮片，因为它去掉的恰好就是一支新型军队得以建立的政治灵魂;而《战狼2》在激动人心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外衣下，模仿、复制的是“美国梦”的讲法。由此看来，革命历史教育完全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才能再次打开一种新的视野。
如果把反思拉回到自己身边，那么我想到的是：我所在的学校非常注重国际交流，那么，身在其中的我们如何在具有全球视野的同时又能扎根于中国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立身行事之本。我所在的学校也是一所全国一流的学校，如何在培养高端的人才的同时又能让他们眼光朝下、具有民众情怀，而不只做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作为授业、传道、解惑的老师，不可不察。可以说，这就是井冈山之行带给我的现实启示。
如果再把反思拉回到眼前，那么我们会看到，无论是进行现代化建设，还是紧急的抗疫救灾，人们会习惯地认为一个有权力的大政府，是强有力的行动的保障。然而党的历史和实践却告诉我们，民主，才是防止官僚化、跳出周期律的不二法门。当然，它体现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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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利群。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