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自己与社会割裂，成为独立的观测者时，法律成为了我们评判事件的标准；但当我们认识到无比矛盾的现实，认识到个人需求与社会反映二律背反的存在时，一个个悲剧的分析便迫使我们回归到立场的选择上来。

如今社会充斥着这样一种说法：生活需要梦想，人生需要奋斗；如此，便把虚幻的未来用以汗水的预支，与不堪的现在相联系了起来——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然而，人为的不幸，突如其来的疫情，日益窘迫的生活，完全可以把一个为梦想付诸奋斗的人，打进冷冷的监狱。

笔者是怀着相当的沉重，以及悲痛来谈及黄智博事件的。有些人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指责说“这是为他开脱”——当然，他确实违反了法律，诈骗得来的28万元确确实实在那里摆着。但是，黄智博的事情却有了逆转：黄智博的姐姐在微博中发文称，黄智博的违法，是有原因的。是父亲的病情，在公司里没有收入来源，窘迫的生活逼迫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很自然地，立即会有网友无比热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反驳道：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你完全可以用正当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所谓“观测者”的立场，这是无可厚非，无法批驳的说法。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讨论“其违法是否道德”的问题，因为以此认识基础上的探讨，认识深度不能前进半步。所以，让我们设身处地去思考他们的存在——像黄智博一样，怀揣着明星梦想的追梦者们。

黄智博只是个例。但是客观来讲，作为受大众瞩目的明星，他们本身应该也有所觉悟，但又为何做出，在我们看来此种“傻事”？我并不认为，主要原因归咎于个人，而是大环境，娱乐圈的整个生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发现而是单一地去分析个例的假仁假义，便会陷入认知的迷茫，便会沉醉于人性丑恶肤浅的辩驳。没错，娱乐圈也有瘟疫，而黄智博，则是在外部环境催生下，娱乐圈里被异化的一个无视法律道德的罪犯。

创造营“大通铺”      

韩国偶像们的宿舍

在偶像光环背后，是令人心酸的真相。他们私下的生活即基本的吃住条件，都是与他们的名气，地位密不可分。“未出道”这三个字，带给未出名的练习生们是与舞台瞬间光鲜截然相反的重担。他们是团体竞争的牺牲者，在如今越来越趋向于产品化的娱乐圈，这些少男少女更如同一个个工具人，一个个背负资本协议的工具人。巨额违约金，如同一把枷锁，使得每一位涉足娱乐圈新人们必须逐渐让自己服从它，这将是一个艰苦，一个丝毫不亚于奴隶般的过程。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这次黄智博的欺骗，起因却是疫情导致的节目延期录制，让他回到了自己没有经济来源的广东老家。父亲的病情加重，生活愈加窘迫——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是焦虑，对前途的不安催使他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

疫情危机影响了许多行业的正常运转，娱乐圈文娱行业更是如此。复工日期的不断后延，造成了在他们看来前所未有的空档，许多在年前蓬勃发展的项目成了百废待兴。很自然地，小型文娱公司面对这次危机的方法就是变相降薪与裁员，以求得风暴过后漫长的恢复期。不仅如此，“以营销行业为例，营销公司本就有“垫付宣传”的传统，很多正处在创业阶段的营销公司，本身资金积累较少、现金流薄弱，如今受到疫情影响，影视公司迟迟没法复工，不仅新项目受到影响，甚至导致很多2019年的项目都没办法回款。“（毒眸《18位影视人讲述：横店复工，但行业还在降薪和裁员中挣扎》）

如此看来，做出别人看来是愚蠢的举动，却是整个危机在个人身上的投射。这次疫情带给每个社会人的，不是骤然的惊诧，而是无可奈何的，新的重负。有的人被挤压到了铤而走险，如此将会出现更多的，类似黄智博的案例。当然，如果理解了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感到的，只是辛酸的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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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恒。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