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汉红会、湖北红会被网民骂得很惨。该不该骂？活该。但本文重点不是骂它，是打算说明一个问题：武汉红会是如何臭掉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这首先要从两种所有制与两种运行逻辑讲起。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所以，在这一过渡时期的某些特定时段内必定存在着两种所有制的斗争：公有制与私有制，存在着两种运行逻辑：公有逻辑和私有逻辑。
之所以要区分所有制和运行逻辑，是因为一个企业或单位即便从名称和法律上都是公有的，但如果它不按公有逻辑来运行，严格来讲就不能算公有，但可以算国有或其它所有制形态。而“国有”这玩意儿，从来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杆儿。资本主义国家有之，民国有之，甚至大清也是有的。比如法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30%左右，比如蒋介石集团就有大量国有名义的国家官僚资本，再比如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就是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尽管这些“国有”的内涵区别很大。也就是说，当运行逻辑朝着私有的方向发展时，公有制也会发生“基因突变”，偏离其既定的轨道。
那么，基因是怎么突变的？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公有逻辑。公有逻辑包含几个要素：一，法律上是公有；二，从管理上讲，职工和全体人民有充分的管理权与监督权，普通职工与领导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是平等的，比如“铁饭碗”就是一项重要保障，离开了铁饭碗谈“公有制”就无法保障老百姓的监督管理权；三，分配上是按劳分配，并结合一定程度的按需分配，不能是按权分配、按资分配。做不到这三点，实际上就是私有逻辑。
社会主义国家基因突变一般是从第二、三条开始的。因为第一条太明显，不好公然突破。
基因突变的典型是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苏联解体前，上上下下的基因都变了。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国力颠峰时期的领导人，却不遗余力地薅社会主义的羊毛。薅羊毛给谁呢？给家人，给子女，亲自跑到内务部长跟前给自己的女婿要官，真不愧是慈祥的父亲。苏联企业领导人也一样，官僚和专家待遇比工人高十几倍、几十倍，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领导在单位说一不二，动不动开除工人，剥夺了老百姓的“铁饭碗”，美其名曰“一长制”。
结果是啥呢？结果就是苏联解体时，1900万苏联共产党员和上百万红军没有站出来，两亿八千六百万苏联人民也没吭声。一个本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瞬间轰然垮台，竟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
苏联一些“老左派”倒是有动作。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领导人科留奇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下台，搞了个“八一九事件”，仅三天就无疾而终，内务部长普戈夫妇殉国自杀。为什么结果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响应支持。
后来俄国人后悔了。2005年底俄国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调查显示， 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但历史已经无法挽回。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企业，也发生了基因突变。和苏联一样，也是从第二、三条开始的。厂长经理权力变得无限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这是八十年代的顺口溜，八十年代的万元户可了不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大锅饭养懒汉”的现象开始出现。厂长车间主任带头捞，那工人傻啊，凭什么努力工作？所以后来国企改制说工人懒，完全是倒打一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可不懒。
所以有三种模式的企业或单位：
一、以公有逻辑运行的公有单位；
二、以私有逻辑运行的私有单位；
三、以私有逻辑运行的公有单位。
那么，最让人憎恨、最讨人嫌的是哪种模式呢？就是第三种。说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明白，武汉红会为什么遭到大众唾弃呢？因为它偏偏就属于第三种模式。红十字会名义上是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但它是财政拨款单位。2018年，武汉市红十字会财政拨款收入972.74万元，在职人数12人，其中11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也就是说，它是靠全体人民供养的，它是姓“公”的。
但它实际上却是以私有逻辑来运行的。2018年，武汉红会“人员经费”支出合计为329.6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279.34万元，基本工资支出46.35万元，津贴补贴51.08万元。也就是说，照此计算，2018年武汉红会人员经费27.47万元，人均工资福利23.28万元。而据武汉统计局发布的报告，2018年武汉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73671元。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非营利性的人道救援组织，一个不营利的社会团体，首先将自己的待遇搞得比国家主人要高得多，这就是私有逻辑。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非营利性的人道救援组织，对上不对下，不向人民负责，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推三阻四，这就是私有逻辑。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非营利性的人道救援组织，拒绝接受人民的监督，甚至央视的监督也不接受，这就是私有逻辑。
那么，第二种模式行不行呢？也是不行的。在这次新冠病毒抗疫中，口罩、防护服等大量医疗物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社会力量从市场采购的，生产企业大都是私有企业，并由好心人购买后再捐助给相关单位。捐助当然是调动社会力量的有效手段，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公共危机的根本办法。看上去热火朝天，但国家控制不了生产环节，导致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没有一个统一的调度，捐赠的物品数量、质量参差不齐，再加上一个捣乱的红会，结果是效率低下，乱成一团麻。
社会力量的确动员起来了，很多人不眠不休地为疫区忙碌，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在口罩、防护服等物质的供给上，个体的高效与整体的低效形成鲜明对比。与此相反的是，政府能够掌控生产环节的部分，比如盖医院搞基建，那效率就相当高，基建狂魔，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韩红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也是不行的。韩红这次表现是相当好的：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韩红及其团队就一直为武汉筹款奔波。截止到1月31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筹款超1.4亿，用于购买医疗物资为武汉及周边城市进行捐赠。
但是祖师爷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恩格斯认为，“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作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
所以矛盾就在这里：越是有钱人才越有资格做慈善，穷人是没有多少本钱的。有钱人通过慈善来粉饰“吸血的制度”，顺便给自己弄点光环，合理避税，一举N得，何乐不为。一位朋友被一家蛋糕连锁店拖欠2个月工资，蛋糕店里却赫然挂着给某希望小学捐款字样的山区儿童合影。
老工人说得更明白：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根拐杖，让你感恩戴德。这就是慈善事业。
当然这不是对韩红个人的否定，而是对私有制下的慈善制度的否定。我们不能否定有产阶级中有道德高尚的个人，但整个阶级的伪善的本性无法改变。
这更不是对广大群众踊跃捐助的否定。劳动人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结成共济的团体，那是另一种性质，是值得热情鼓励与赞扬的。
所以回到问题，最理想的是什么模式呢？当然是第一种模式。也就是公有单位要按照公有逻辑来运行。都说社会主义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有公有制才能集中力量，而只有以公有逻辑来运行才能为人民办大事。公有制首先体现在对生产的掌控上。党按照人民的意志，一声令下，工厂全动员起来，加班加点，全国一盘棋统筹分配，哪来那么多麻烦事，还要全世界动员来捐款扫货。
公有逻辑怎么实现？归根到度，除了第一条要坚决反对私有化以外，第二条、第三条的落实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要真正的贯彻公有逻辑，需要有全体人民的参与，需要人民有高度的主人公姿态，需要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充分地行使管理权和监督权，需要充分的信息公开制度和言论自由来做保障。
否则，公有单位如果仍然以私有逻辑来运行的话，事情将不会有任何的转机。一个武汉红会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红会仍将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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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百二。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