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曾疾呼：“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后来，有人将这句话改成“革命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来指控共产主义革命对“人性”的戕害，而指控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借革命之手伤害过真正革命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正是他们玷污了革命的声誉，当革命退潮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无知的群氓蜂拥而上，朝着革命的遗骸扔石头、吐唾沫、泼污水，极尽污蔑和辱骂时，他们却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受迫害者的面孔，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忏悔和道歉，同时摇身一变成了“开明绅士”，不仅让革命替他们的恶行“背锅”，而且一马当先地成为了“告别\革命”和否定\革命的急先锋。
(42)二十世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由盛转衰的世纪。这场曾给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带来希望和鼓舞，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灾难”的革命悲壮地落幕了。令人唏嘘的是，当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以及变节者为“历史的终结”欢呼雀跃时，那些因忠诚践行自己的信仰而蒙冤和蒙难的革命者如丁玲们，却在死后还要承受曾经的“革命同路人”、自由主义\精英以及庸众们的嘲讽、侮辱和谩骂。作为个体，他们或许是一些失败者，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他们却是真正的烈士。
(43)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说：“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的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几乎所有中国人现在就承受着这种“乌托邦”消失之后结下的苦果。关于乌托邦，韦伯曾经指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卡尔.曼海姆也说：“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愿望。”这些话似乎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说的，因为，在一种幻灭情绪支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一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行为和言说都作为一种失败的证据而彻底抛弃掉了。
(44)中国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正在成为越南、古巴甚至朝鲜这些坚持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仿效的样本，这可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面临进一步瓦解的征兆。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左翼的力量并没有全面消失，在有的地区如委内瑞拉甚至出现了某种勃兴的态势。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并不是所有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持欢呼雀跃的态度的。实际上，也有不少左 翼人士和群体对此进行了认真地清理和批评，他们所作的工作丝毫不亚于国内的左翼，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深入，更直截了当。比如发表在美国的《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就异常敏锐地指出：“中国的经济经验至今依然对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足多可供借鉴之处。然而，当前的经验大体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原本说是要为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 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许多进步份子(包括许多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依旧为中国的经济政策辩护，并鼓励其它国家采纳类似的政策。”而且对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否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左 翼力量在未来仍然具有生长空间的一种启示?
(45)应该承认，新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创见的思想群体，其代表人物身份的芜杂和思想资源的各执一词，都无法掩盖自身的含混和游移不定，他们当中既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信徒，也有民族主义的追随者，更有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种现象不仅使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方式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对中国社会的不同认知态度，因此，新左的批判力度远没有一些人想象那样强大，足以从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构成了实质性影响的新自由 主义的抗衡和“阻击”力量，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分析美国的右 翼力量为什么长期居于主流时曾经指出，右 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往往能表达简单、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确定性，因为左 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他们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 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似乎应验了福柯的论点，“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专家。但在意识\形态谱系的另一端情况恰恰相反，“普遍知识分子”正生意兴隆：他们的“自由 市场理论”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对所有问题抱有“归根结底”的见解，再结合美国主导民 主 化的理论，以及上 帝神圣支持的信念，他们甚至自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的答案。迈克尔·沃尔泽虽然针对的是美国的状况，但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左翼为什么始终局限于精 英知识圈，而很少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当中，乃至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支配性的影响了。
(46)让人感慨的是，新时期汗牛充栋的伤痕文学控诉的前三十年“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罪状，就是主流文化对异\端的残酷压制，可那些整天把民主 \自由、多元包容挂在嘴边的“老右”和“新右”们一旦位居主流之后，便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不仅对业已成为异\端的“左 派”或“极 左”的压制和打击，一点也不手软，就连“工 农 兵”这个词也成了他们鄙薄控苦的对象，暴露出一副鲁迅先生所说的“资 本 家的乏走狗”嘴脸。
(47)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哥达钢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7~18页】
(48)“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列宁《国家与革命》】
(49)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是知识精英们根据自身特殊经验对文\革或毛泽东时代充满个人情绪的一种控诉，也是特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学施加的强烈影响，远不能取代所有人尤其是工人农民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由于知识精英们掌握着话语权，工人农民们则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很长时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叙述的便是全部的历史真相。这种状况到近些年才略微有所改变，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许多以前无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在网上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文\革记忆，极大地矫正和修补了“伤痕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历史盲视症，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时代重新呈现到当代人的面前，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精英叙述的怀疑和不信任感。但这种叙述模式在主流文学中仍然被沿袭着，比如莫言、余华和严歌苓的小说《生死疲劳》、《兄弟》和《第九个寡妇》，人物和情节照例是“伤痕文学”的模式。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那儿荡然无存，那场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按照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眼光打造成一出出漫画式的善恶悲情剧。这也再一次表明，中国作家的思想贫乏和想象力的窘迫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
(50)如果那些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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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继明。来源：微信公众号“刘继明”。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