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至1919年5月，德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十一月革命。十一月革命前，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道路是议会斗争。这是由当时德国的基本国情、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状况等因素决定的。十一月革命的爆发是对以往德国工人运动道路的巨大突破。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争政策破产和军事失败、国内民生问题恶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对工人和士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鼓动工作、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示范性影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半专制君主制，民主共和国得以建立起来，德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部分克服了议会斗争道路的局限。对十一月革命前德国工人运动道路的简要论述和对十一月革命爆发的条件、过程及其结果的评述，对认识德国工人运动乃至国际工人运动的两种道路选择、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启发意义。

德国工人政党被认为是国际工人运动中议会斗争道路的开创者，它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的成就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特别关注和指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爆发了其工人运动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十一月革命。1十一月革命前，德国工人运动是怎样走上议会斗争道路的？十一月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近代德国工人运动的道路选择对于认识国际工人运动的两种道路选择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何启示？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十一月革命前德国工人运动的道路选择

十一月革命前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道路是议会斗争道路。议会斗争道路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种策略。它是工人阶级政党在革命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发展工人阶级的实力，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一“合法”机构和平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同时测试、展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达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目的的策略。议会斗争的内容包括争取、扩大和使用普选权，参加议员竞选以及在议会争取工人的权益等。19世纪下半叶，在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工人运动选择了议会斗争道路。

首先，德国工人运动的议会斗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期分别处在德意志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时期和统一之后国家处于和平发展、国家力量快速上升期，工人阶级暴力革命的条件不足。19世纪60年代初，德意志工人阶级进一步联合、组织起来，开始在民族区域内建立起自己的政党。1863年5月，德意志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与此同时，德意志出现了国家统一的高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各阶层、阶级的最大利益和追求。当然，对工人阶级来说亦不例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2德意志的统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方式。就第一种方式来说，“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论从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是不成熟的，还不具备领导人民发动革命的主观力量”3。第二种统一方式，即由普鲁士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统一德国成为现实。但是，这种统一方式“主要的缺点是普鲁士主义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4。的确，普鲁士精神和军国主义文化也随着统一的步伐在整个德国“推而广之”。德国军事力量也因为在统一过程中的作用而进一步膨胀，以军事力量为支撑的容克资产阶级进而牢牢掌控了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异于以卵击石，将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

从1871年德国统一、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到20世纪初，德国处于工业化飞速发展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和平发展时期。1870年，德国工业占世界工业产量的13.2%，到1913年已上升到15.7%，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5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一百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6。而德国半封建半专制的君主权威和国家机构的治理效能随着国家力量的急速发展而进一步强化、提高。

与此同时，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暴力镇压措施削弱了德国工人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力量。掌握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权的容克资产阶级为了对付工人阶级政党，在1878年10月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非常法”，该法不仅要求取缔社会民主党7的一切组织、各种协会，查封新闻出版物，而且要求解散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德国工人运动及其政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德国国内也形成政治上的高压态势。“非常法”也使“党内不少人非常害怕触犯法律会使统治阶级制造新的迫害”8。由此看来，从19世纪60年代德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建立到19世纪末，德国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合法斗争成为一种比较理智的选择。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非常法”禁止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但是允许它参加选举和它的议员在帝国国会里开展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从事的唯一合法活动，是参加帝国国会选举和各邦的议会选举”。9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德国工人运动的议会斗争道路的选择和实践。

其次，拉萨尔本人及其主张对德国工人运动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费迪南·拉萨尔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套学说和主张，被称为拉萨尔主义。拉萨尔主义认为，工人贫困的根源在于受制于“铁的”工资规律，即工人的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生活水平上。要打破“铁的工资规律”就要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要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工人就要有普选权，要取得普选权就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10拉萨尔关于普选权的观点是从其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的，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最终目的不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而是像马克思所说的，要“建立普鲁士王国政府社会主义”11。但是，由于拉萨尔的言行适应了、满足了占德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的愿望、要求和幻想，12非常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在近代德国工人政党不同时期的党纲中都或多或少包含拉萨尔主义的内容。为此，马克思针对1875年德国工人政党合并后的党纲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其包含的拉萨尔主义进行批判。

再次，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最高统治层被迫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施的满足工人阶级部分诉求的政策也影响着德国工人运动道路的选择。例如，政治方面扩大了选举权。1871年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年满25岁的拥有德国国籍的男子皆有选举权，受监护者、破产者、领取救济金者、被法院剥夺公民权者除外。13社会经济方面，在俾斯麦的主持下，帝国国会于1883年、1884年、1889年分别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伤残和老年保险法》三部社会保险法，在世界上最先建立起保障雇佣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人在政治、社会、经济权益方面的要求，化解了部分社会矛盾，客观上影响了德国工人运动对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的选择。

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尤其是从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期，德国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缺乏国际同盟军。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道路选择。

德国工人运动的议会斗争道路开始于1867年，是以工人政党党员参与国会议员竞选开始的。当年8月，北德意志邦联国会第一次实行全体男性公民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14德意志工人政党领袖积极参加了这次邦联国会议员的选举，奥古斯都·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当选为第一届邦联国会议员，这是德国工人阶级代表第一次在容克资产阶级的合法机构——议会中有了代表，为德国工人阶级从事议会斗争提供了条件。此后，德国工人阶级政党领袖积极参加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国会的选举。1878年“非常法”出台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被迫转为议会党团，在国会提出体现工人权益和具体要求的提案。

德国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工人政党在国会选举中的选票数量增长迅速。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000张，1877年增加到493000张，1890年猛增到1427298张，“党从而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15，1898年再次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工人政党选票的增加显示了工人力量的壮大。二是工人政党引起德意志第二帝国统治层的恐惧和高度重视。俾斯麦把社会民主党问题看做国内战争问题和政权问题。16前文所述的1878年10月国会通过的“非常法”正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统治层对工人政党议会斗争成效的直接反应。至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动机，俾斯麦曾直言：“要是没有社会民主党，要不是大批的人害怕它，我们迄今在社会改革上所做的有限进展也就不复存在了。”17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自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进程得以延缓。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所谓资本主义的“生命活力”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从来不是资产阶级自愿、主动的结果。

德国工人政党议会斗争道路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别关注和指导。针对威廉·李卜克内西当选北德意志邦联国会议员之后在国会上的第一次演说18，马克思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赞“他第一次在联邦国会里登台讲话，给我们带来光荣”，“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演说使我很高兴，我从这里给他出了些主意”。19针对1877年德国工人政党参加国会选举的结果，恩格斯指出：“选举给了我们以估量自己力量的工具。”20后来，恩格斯还赞扬德国工人政党把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21。

不过，随着议会斗争道路所取得的成果越来越明显，一些工人政党领袖逐渐忘记了议会斗争道路的初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走上“议会主义”，把议会斗争道路绝对化、唯一化，贬低、排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22，其中右翼占据工人的大多数，被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其领导人在20世纪初逐渐掌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和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帝国政府的军事预算，号召工人保卫祖国，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德国工人运动的议会斗争道路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道路。

二、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的条件

1918年11月至1919年5月德国的十一月革命作为德国工人运动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其爆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因素有：

第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政策的破产和军事上的失败。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战争的主要发起国和参战国，其“军事上作战计划是以迅速打败对方为目标的”23。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在同年圣诞节前战争将以德国的胜利而结束，但是战争拖延到1918年还没有结束，相反，到1918年9月底，德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承认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并要求立即停战和谈。德国战争政策的破产和军事上的失败，动摇了随着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统一、崛起而不断强化的皇权和政府权威，严重削弱了国家机器和政府机构的治理效能，为德国在1918年11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条件。正如卡尔·迪特利希在《德意志史》第4卷中论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失败与十一月革命的爆发、帝制崩溃之间的关系时所总结的那样，“军事上的失败同帝制的垮台在历史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4也正如被革命推翻的德皇威廉二世在回忆十一月革命爆发前夕的形势时所承认的那样，“政府的威望已丧失殆尽，反对皇帝的煽动正全面展开”25。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在纪念十一月革命十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十一月革命爆发的条件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台尔曼指出，“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客观形势已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了一切条件。……由于在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失败，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受到严重的打击，政权机构失去效能，军队和警察已无力抵抗革命。”26

第二，民生问题的恶化。敌对国对德国食品进口的封锁和战争拖延对资源的巨大消耗使德国国内民生问题恶化，民不聊生。早在1915年德国食品供应就成了问题，同年1月25日设立定量配给制度，通过发放面包卡的办法解决食品供给问题。1916—1917年，德国度过了一个饥饿的冬季。1917年夏季定量供应的食品热量为1000卡，而德国卫生局计算的最低热量需要量为2280卡。1917年冬天，许多家庭被迫用萝卜来充饥，被喻为“萝卜的冬天”。在1914—1918年，德国有75万多人饿死。与民生问题的恶化相伴而生的是，“战争最初几个月德国人民所表现的内部团结，由于饥饿逐渐为怨恨和不满瓦解”27。战争初期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被打破了，士兵和民众出现厌战情绪，且这种情绪随着战争的拖延不可抑制地增长。

第三，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对工人、士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鼓动工作的影响。斯巴达克派成立于1916年1月，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该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途径实现和平，解决民生问题。斯巴达克派成立之初在德国工人中的影响微小，但是它的成立是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占据德国工人运动主导地位的议会斗争道路的冲击，也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挑战。随着战争的拖延、德国民生问题的恶化、社会矛盾的激化，斯巴达克派的声音逐渐增强。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斯巴达克派以其为榜样，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主要传播者，革命的主要鼓动者、组织者。正如《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一书所指出的那样，“一些革命鼓动工作无疑在这之前、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期间已经在进行。这项鼓动工作的主要中心是以格奥尔格·莱德博尔、埃米尔·巴特、恩斯特·多伊米希为首的独立社会党左翼以及后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吉希斯的独立的斯巴达克派。”28

第四，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示范性影响。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4日)，俄国爆发了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对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后，斯巴达克派受到极大鼓舞，加紧在工人、士兵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1917年11月9日，斯巴达克派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必将促进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291917年12月，斯巴达克派向德国工人发出呼吁，指出德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可行性和方式，“如果说昨天还是沙皇统治的俄国，如今变成了一个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么，德国也会出现改天换地的时代。只有通过群众斗争、群众起义和群众罢工，取消整个经济机构和全部战争工业，只有通过革命和工人阶级为建立德意志人民共和国进行斗争，才能结束人类大屠杀和实现全面的和平”，在这次呼吁中，斯巴达克派明确地喊出了“德意志共和国万岁”的口号30，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否定。

斯巴达克派的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工人、士兵等无产阶级中得到迅速传播，而且使俄国十月革命发挥了极大的“榜样”力量，冲破了议会斗争道路对德国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禁锢，为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1918年1月29日，柏林爆发了主要由军火工人发动的有60万人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性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无产者和警察首次发生了冲突，罢工提出了取消企业军事化、对德国各级国家机构彻底民主化等要求。31罢工很快从柏林发展到帝国几乎所有的工业中心。“但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掌握了’这次罢工，使它背离了革命目标。”32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坚持社会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工人们的政治罢工，反对革命。因此，其领导人艾伯特和谢德曼虽然都参加了这次罢工，但是正如艾伯特自己后来在马格德堡审判中所供认的那样，他参加罢工是“抱着尽快结束罢工、避免国家遭受破坏的既定目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军火工人大罢工问题上，采取表里一致的谴责罢工的立场”。33谢德曼则在同一次审判中直截了当地炫耀了他们在导致这次罢工失败中的功绩。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运作”和帝国政府的镇压之下，这次罢工最终失败了。但是，“(德国)无产阶级的这次发动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情绪的转折点”34。

到1918年10月，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已经对德国士兵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德国军事最高决策者对德军面临的形势和战争结局的判断中看出来。1918年10月1日，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决策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军官就“要求停战、进行和谈及组成帝国国会多数派政府所作的说明”中，在论述德军面临的战争形势时，指出了德国士兵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严重程度”。鲁登道夫指出，“我方形势极为严重，西线每天都有被突破的可能……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精疲力竭……更加严重的是，我方军队受到斯巴达克派——社会主义思想的严重毒害，已不能信赖。”军队受社会主义影响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德军决策层对战争局势的判断。鲁登道夫在这份说明中进而指出，如果不停战、和谈，西线德军很快会被打败，溃败的德军士兵就会“涌过莱茵河，将革命思想的毒素带入德国”35。德皇威廉二世在回忆十一月革命爆发的情况时，对于斯巴达克派的革命活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对德国军队的影响，以仇恨的口气写道：“长期以来俄国大使馆同斯巴达克派相互勾结，在异常平静的情况下，组织俄国模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这种毒素已通过感染了政治瘟疫的休假士兵向军队传播。军队部分人受到了侵蚀。一旦军队因停战而空闲下来，回国后将会拒绝向起义者开战……军队已不可靠，祖国已处在革命前夜。”36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德军中的影响力。

在以上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十一月革命最先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君主制度的支柱、以其纪律性被称为“僵尸士兵”的军队中拉开序幕。

三、十一月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道路的选择

十一月革命突破了德国工人运动的议会斗争道路模式，开创了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道路。

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水兵因厌战、拒绝执行上级的作战指令而发动起义，码头船厂工人以罢工进行响应。11月4日，起义士兵仿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起士兵工人苏维埃。这是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权威和政治制度的公开否认，也是对以往德国工人运动的议会斗争道路的根本性突破。基尔港水兵起义拉开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序幕。随后几天，“火车把基尔的士兵代表运送到德国每一个城市。每一处兵营的士兵和工厂的工人都响应他们的号召，建立起工人士兵苏维埃。”37到11月8日，除柏林外，全德国各地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建立起工人士兵苏维埃。

工人士兵苏维埃既是战斗机关，又是政权机关。各地的苏维埃组织都提出了大体相同的实现无产阶级政权的措施和主张，如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没收财产，粮食由工人组织分配，改革军事制度等措施和主张。例如，11月4日斯图加特成立的工人士兵苏维埃提出：废黜所有王朝，解散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各级政府立即接受工人、士兵、小农和农业工人代表提出的选举政府的要求，没收银行和工业企业归无产阶级所有，彻底改革军队制度等措施和要求。11月8日，不来梅工人士兵苏维埃发出呼吁：“苏维埃的任务应该是扩大、巩固和深化革命，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苏维埃，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3811月8日，慕尼黑工人士兵农民苏维埃占领了国防部，宣告成立巴伐利亚共和国，要求国王在中午12时之前退位。斯图加特工人士兵苏维埃也同样掌握了政权，要求国王在下午1时30分之前退位。

就在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也加紧了阻挠革命的工作。11月4日，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执行委员会告诫柏林工人不要听从那些煽动罢工的人，要求他们坚守工作岗位。11月5日，谢德曼策划挑衅事件，迫使苏俄驻德使馆撤离德国。面对无法阻挡的革命洪流，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为了掌握革命的主导权，引导革命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改以往支持君主制的立场。11月7日，艾伯特和谢德曼向帝国宰相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在11月8日中午之前发表一份声明，就是否赞成皇帝退位和皇太子放弃皇位、是否在政府中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等表态，否则他们将从政府中撤回代表。3911月9日凌晨，艾伯特、谢德曼等在《前进报》上撰文呼吁工人保持安宁，留在工厂，相信党。

斯巴达克派决定把革命进行到底，攻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全部政权机器所在地首都柏林。11月8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工人、士兵们发出呼吁：“我们决不仅仅要求一个人退位，而是要求建立共和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4011月9日，斯巴达克派发出鼓动继续推进革命的号外传单，指出“两名霍亨索伦王朝成员的退位无足轻重。一小撮亲政府派的社会党人担任领导职务也无济于事”，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要达到的要求。

在斯巴达克派的号召和领导下，11月9日柏林几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驻扎在柏林的士兵举起起义。“在官方大楼、地下室和走廊上整天都架着机关枪，但是士兵们不愿意拿起武器对付无产阶级革命。”41当日上午，武装工人和士兵相互配合，一举占领了帝国政府各部、国会大厦、警察总局、电报局、监狱以及其他主要部门，第二帝国的国家机器陷入瘫痪。到中午时分，整个柏林已经被武装工人和士兵占领。为了安抚群众，“作为挽救王朝的最后一次尝试”，中午12时帝国宰相马克斯宣告威廉二世皇帝退位，同时把宰相职务移交给被他认为会“决心竭尽全力对革命进行斗争”、有可能保住君主制的帝国宰相唯一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导人艾伯特，42请其组织政府。同日，当谢德曼听到斯巴达克派领导人将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后，出于担心斯巴达克派的“激进主义”、继续推进革命，决定先发制人，于下午2点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抢先宣布“德国人民获得了全面胜利。……霍亨索伦王朝已经退位。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43卡尔·李卜克西则于下午4时在皇宫动物园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共和国。无论怎样，貌似坚不可摧的德意志帝国半专制君主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崩溃，德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但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44。工人们接受以谢德曼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革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士兵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百分之九十五的士兵委员会支持社会民主党多数派”45。11月9日晚，受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蛊惑的士兵和工人代表逼迫，李卜克内西参加由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导的联合政府。在李卜克内西随即向谢德曼提出参加联合政府的六项条件，包括德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全部立法、行政及司法权应完全掌握在全体劳动人民及士兵选出的可信赖人士手中，赶走政府中的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等被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拒绝后，李卜克内西拒绝参加政府。11月10日，《红旗报》发表致“柏林工人和士兵”呼吁书，公布斯巴达克派关于继续革命的战斗纲领。

11月14日，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全权代表发出关于继续革命、建立德意志统一社会主义共和国呼吁书，指明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呼吁书还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加紧进行夺取革命成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工作。12月16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第一届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受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影响，大会通过了举行“制宪会议”选举的决定，这等于自动取消了工兵苏维埃的政治权力。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被容克资产阶级窃取。

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派决定进行“二次革命”。斯巴达克派于1918年12月29日至1919年1月3日召开会议，12月30日宣布德国共产党成立。德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多数德国工人阶级被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思想和观念所控制，德国共产党领导的“二次革命”最终失败了。1919年1月19日，国民会议举行选举。2月4日，不来梅共和国被推翻。2月11日，国民会议选举艾伯特为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的首任总统，2月13日谢德曼正式组阁。

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勾结旧政权的军人全力绞杀各地无产阶级政权。1919年5月3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至此，这场主要由德国无产阶级发动的、打破德国工人运动议会斗争道路的德国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十一月革命结束了，革命的成果止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

四、小结

工人运动的道路选择无论是议会斗争还是暴力革命，都是由其所在国当时的具体环境包括工人阶级的力量，所在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统治阶级的国家治理效能，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等国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客观必然性。对于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必然性，学术界存在争议，否认其必然性的主要依据是，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爆发得太突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革命的发生不知情，没有参与领导革命。这样的论证是不合乎逻辑的。通过本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是坚决反对革命的，这次革命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由斯巴达克派进行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不知情不意外。至于革命的突发性，列宁早在1918年7月就对德国以后爆发革命的突发性与必然性进行了分析。他说：“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不是预定好在某个时刻发生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并在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决定的时刻爆发的。这一时刻正在临近，它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到来。”46正如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1918年11月8日号召汉堡工人、士兵勇敢行动的呼吁书中所说的，“11月第一周所发生的事情绝不是暴动，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结果!”47就连顽固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谢德曼也不得不承认：“11月9日是战争失败、无比贫困和憎恨战争贩子的必然结果……这一天，一切都再也进行不下去了。”48因此，对待这两种工人运动的道路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不应该厚此薄彼，更不应该以以往或者后来的工人运动道路选择情况轻易地否定这一个、肯定那一个。在这方面，十一月革命前的德国工人运动的道路选择和十一月革命给我们提供了看待这两种道路的典型范例，尤其是德国十一月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思考国际工人运动道路选择的生动案例。同样，由于工人所在国的国情存在差异，在学习、借鉴他国的工人运动道路时应该考虑本国的国情，不应该机械地照搬，更不应该以一国工人运动的道路选择来简单地评判另一国工人运动的道路选择。

十一月革命的成果显示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议会斗争道路的局限性。德国工人运动的议会斗争道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显示出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议会斗争道路可能长期化、无产阶级实现统治的目标可能遥遥无期。为了实现、配合在议会的合法斗争，在德国工人政党的纲领中，从没有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现行政治制度进行质疑、变革的要求，这将有可能使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目标虚幻化。而恩格斯在称赞德国工人政党议会斗争道路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就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49对于随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近期的、现实的、具体的目标通过议会斗争达到后，议会斗争的作用被片面地夸大，议会斗争道路被绝对化，暴力革命的道路被排斥、被贬低的现象，恩格斯早在1890年3月9日给有此倾向的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已指出，“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恰当的。”50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多数德国工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走上了排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道路。他们不支持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进行变革。因此，正如《德国代议制》一书中所写的，“即使到1917年，德国大多数政党和人民仍然没有要求转向议会制和共和制”51。十一月革命中，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极力反对、仇视革命的种种表现和态度恰恰是其社会改良主义的合乎逻辑的“正常”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德国无产阶级统治将如恩格斯的担忧那样可能虚幻化。正是在斯巴达克派鼓动、领导下德国爆发的十一月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才推翻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半君主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得以建立起来，实现了德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推动了德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议会斗争道路的局限性，也解除了恩格斯的担忧。

德国十一月革命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恩格斯关于未来无产阶革命的领域和方式的预测。恩格斯根据19世纪40年代以来城市的扩展、铁路的建设、城市道路的改善，城市建筑的现代化、城市驻军数量的增长趋势、军事装备的变化等新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往无产阶级起义中实施街垒战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52那么无产阶级如何开展武装暴力革命？这成为一个新问题。恩格斯根据德国工人政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给出了预测。恩格斯认为，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域在旧政权的支柱——军队里，革命的方式是工人阶级政党利用议会竞选时的宣讲工作，使士兵们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起义时拒绝向起义者开枪，无产阶级的起义从而取得成功。恩格斯的预测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德国十一月革命则是第二次成功的实践。

十一月革命中，各地苏维埃政权出于消除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的目的，提出的一些主张和措施，比如，前文所述的各地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王侯、贵族资产的社会化、国有化措施，对大银行、大矿产的社会化措施，对支撑德意志第二帝国君主制的军队和国家机器的民主化的主张和措施等，日渐深入人心，这对于以后德国历史上新政权对旧政权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造、变革提供了思路或借鉴。比如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共产党发动的1925—1926年“无偿没收旧诸侯财产”的运动中，除旧政权的残余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呼应和支持。在1926年6月20日举行的针对此提议的投票中，有14455184票赞成。53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对纳粹德国的非纳粹化、非军事化、民主化运动中，从彻底铲除法西斯政治、经济基础的目的出发，拆分或拆毁作为军国主义基础的大企业，进行土地改革等措施，都受到十一月革命中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措施的影响。

注释：

1 学术界一般把德国自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至1919年5月3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这半年间的革命运动理解并表述为“德国十一月革命”。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463页。

3 姜德昌《谈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统一的策略》，载于《史学集刊》1986年第4期。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年版第240页。

5 樊亢、宋则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2—253页。

6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0页。

7 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1869年成立的第二个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习惯上把工人政党称为社会民主党，1890年后正式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8 高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建垂范》，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9 ［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年》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10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拉萨尔言论》三联出版社1976年版第118、141—14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37页。

12 参见张文焕《拉萨尔和俾斯麦》三联书店1981版第113、114页。

13 蒋劲松《德国代议制》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14 蒋劲松《德国代议制》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15 ［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16 ［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17 ［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18 1867年8月31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当选北德邦联国会议员。同年9月30日，他在国会发表第一次演说，针对法案的一项补充建议要求警察对各种国籍的人都不得随意驱逐和限制其居住期限。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被大会主席西姆桑博士打断，其建议被否决。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57、56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1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88、389页。

22 右翼以弗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为代表，坚持议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支持战争。左翼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人为代表，反对议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间派以考茨基为首，其观点和主张居中间，但在本质上往往站在右翼一边。

23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德意志史》第4卷(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

24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德意志史》第4卷(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3页。

25 参见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45页。

26 参见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26—27页。

27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德意志史》第4卷(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

28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8页。

29 参见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11页。

30 参见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13页。

31 参见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15页。

32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8页。

33 1925年初，在马格德堡扩大陪审法庭上对几名编辑进行审讯，这些编辑指责艾伯特参加1919年1月罢工而犯有叛国罪，艾伯特就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导人对1918年1月罢工的态度提供了供词。

34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本第34卷第499页。

35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页。

36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6页。

37 Stefan Berger，Social Democray and the Working Class，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16，p．94．

38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页。

39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9页。

40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页。

41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7页。

42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0页。

43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0页。

44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02页。

45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4页。

46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本第34卷第500页。

47 邸文选译《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3页。

48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8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94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年版第582页。

51 蒋劲松《德国代议制》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1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90—393页。

53 ［德］O．施律德尔《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载于《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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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波。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