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内，他目前任该校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
1998年四五月间，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启蒙的命运的讨论会。我去晚了，进会场时，李慎之先生正在发言批评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去年《天涯》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要害，就是让中国脱离人类300年来走过的共同道路。作者就是现在《读书》的主编。《读书》《天涯》，南北呼应，是新左派的大本营。”
郑仲兵先生主持会议，他看到我进来了，用胳膊轻触李先生。李先生不知何意，继续批评。郑先生只好大声说：“汪晖，你坐到前面来！”
我和李先生算是熟悉的。他看见我，语气缓和地谈了一些看法。大家叫我发表意见。《读书》其实什么观点和立场的文章都有，但作为编辑，我对于有关《读书》的批评和建议一向秉持倾听的态度。至于李先生对我文章的批评，我只是说：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探索中国的发展之道，我不知道如何讨论人类300年来的共同道路。
我明白李先生所说的是启蒙理想，但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和英国是共同道路吗？贩卖黑奴的时候，非洲、欧洲和北美是共同道路吗？这300年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如今都以现代化或“现代”的名义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反而变成了“前现代”，怎么理解这个新启蒙视野中的所谓“共同”？
李慎之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1997年发表在《天涯》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之后引发轩然大波，是后续一系列争论的导火索。
在那篇文章中，我对80年代以来的主要思想派别都提出了批评，比如三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主义”思潮，以及“儒教资本主义”“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和“中国后现代主义”等论述。批评的核心，是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和方面缺少对“现代性”的足够反思，中国知识界为现代化意识形态所裹挟，在“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话语中无力分析新一轮全球化所产生的矛盾和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文章结尾，我批评了一些人不加反思地为中国提供资本主义现代性答案。
这些看法如今算不上新鲜，但在90年代的氛围中，听起来有些异样。无论李慎之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启蒙派，还是新一代的“自由派”，都对我的言论不满，他们对“全球化”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我却从近代历史的脉络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分析。
那天开会争论得很激烈，我一说话，就被打断，很像是“围攻”。但也有两位老先生主张让我说话。李慎之先生与我观点不一样，但坦白，什么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就这一点来说，我很尊敬他。
其实，那篇文章是1994年就完成的。1993年底，我从哈佛大学访学结束回国，正在北京的韩国朋友李旭渊让我写一篇介绍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文章，他要拿回韩国发表。答应了以后，我就想，该写些什么关于当代的问题？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三四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大的震荡。我先是在北京，然后下乡到陕西商洛，1991年回北京办《学人》杂志，1992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从远远近近的角度，观察剧烈变化的中国和世界。该怎么理解这一切？那篇文章就是对我那几年的很多断断续续的想法所做的记录，是一篇思想札记而非学术论文。
除了中国国内的大事，那几年国际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80年代末，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我们最遥远的未来，近一点的就是由戈尔巴乔夫领导正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苏联。可短短两三年，形势急转直下，被我们寄予厚望的苏东改革，迅速垮台。尽管和苏东不同，但中国也在经济领域迅速进入全球化的过程。
记得1993年，我们一些人开完会到圣彼得堡游玩，和李泽厚、刘再复一起转到涅瓦河畔，港口停泊着打响“十月革命”第一枪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再复感慨：“十月革命带来了这么多的问题，整个20世纪，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灾难。”这是那时许多人的感慨，我能够理解，但对于如何分析19至20世纪的进程，我心里有并不成熟的不同意见。
我曾说，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20世纪的核心，这是漫长的革命，但也是一个短促的世纪。80年代可以算作这个“短20世纪”的尾声，9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逆转。革命的20世纪终结了，但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否定的历史。如果告别意味着不可重复，我部分同意，但如果告别等同于否定，则是不顾基本历史条件的宣言。
90年代，新的世界秩序到来了，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日益露骨的不平等结构，而且不平等关系是以完全正当和合理的形式回归的。经过了一轮否定之后，仿佛20世纪想要冲破的19世纪又回来了。
在圣彼得堡，我们这些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人都觉得这座城市辉煌美丽，甚至比巴黎更壮阔。可到了晚上，城市是昏暗的，因为经济不好，电力匮乏。我们去看世界一流的《天鹅湖》芭蕾演出，黑市上13美元一张票，以美国标准实在很便宜了。可第二天路过售票处一问，全本《天鹅湖》实际售价55卢布，当时的汇率呢，1美元兑换1300卢布！怎么能让人不感到心酸。以前都觉得苏联不好，换掉就完了，市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想到实际的社会变迁是这样的。
结束旅行，我回美国。先到芝加哥，邻居住了两位叶利钦的顾问，对于苏联的分裂，他们似乎并不心痛，觉得俄国终于是一个俄罗斯人的民族共同体了。这让我很诧异。然后回哈佛，即将离开之际，发生了“莫斯科十月事件”。叶利钦用坦克轰击国会大楼，终结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美国媒体和国家政策完全站在叶利钦一边，明确地支持暴力，说叶利钦是在“清算前共产主义分子”。为什么美国这次的反应和他们对待中国那么不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暴露得一览无遗。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促使我反思社会主义实践和新的全球化秩序，那些札记也是自我反思吧。就在这时，李旭渊来找我约稿，我就把这些笔记整合成了一篇文章，先是发表在韩国，然后在香港。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住了整整一年。来香港之前，我已经应邀担任《读书》主编，考虑到文章发表可能引发的争议，我先用了笔名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发表了一稿。但我并不习惯用笔名，总觉得有点古怪，觉得应该对自己说的负责，没必要闪躲。那时韩少功在海南办《天涯》杂志，几次约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他了。
少功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文章。他非常有勇气，但也极其谨慎，对文章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发表在1997年《天涯》第五期上，很快引起了预料中的争议。这篇文章曾经有另一个标题，叫《市场社会的诞生与思想的溃败》，暗示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的诞生，知识分子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全球化的能力。一些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自命，拒绝任何对现代性的反思，用启蒙的教条对全球化进行着玫瑰色的理想化叙述。
这篇文章检讨了不同思潮，其实我也是自我批判，因为我的思想也是在那样的脉络中发展而来的。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那个时代的审判者。
回头看这篇文章，它算是我对现代进程进行反思的一个开端，也是对当代思想讨论的一个介入。我在其中把现代进程加以总体化和再思考。这些抽象理论的东西有它的非常现实的价值。我记得《读书》组织讨论科学主义和环境问题，于光远先生跟我说，生态环境这都是发达国家才讨论的，中国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个。现在再看呢？即便是讨论很现实的问题，也需要一定的理论视野，才能将尚未成为问题的问题问题化。重新解读历史，破除了简单的传统、现代的对立框架，从反思现代性出发，对发展主义和与此相关的生态、平等等问题加以探讨，也算是顺理成章吧。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形成前后，知识界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篇文章也对这些声音做出了回应。由于文章带有历史分析和综合描述的特点，于是以此为契机，知识界开始了持续不休的争论。有人将之称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我自然是他们眼里“新左派”的代表。我从未以此自称，因为任何标签化都会使问题简化，进一步发展为不同阵营之间对胜负的争夺，不再是思想和理论的讨论，但思想争论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发生了，可能还会继续发生。
我一直处于争论和争议之中，被攻击了一番又一番。开始很不适应，但渐渐坦然。争议如果有价值，最终人们会慢慢进行再认识的，可惜的是有质量的批评很少。这篇文章于我始终只是一篇札记，我的更多的工作集中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之中，在这部四卷本发表之后，我又开始了对20世纪若干重要事件和思想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和介入多半是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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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