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腾飞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光辉篇章。

值此国庆佳节，食物君特推出国庆特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纪录片逐字版，纪录片共六集，还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推送第四集——《愚公移山》（中）！

敢想敢干的林县人民，遵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决定到山西省境内去劈山导河，彻底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祖祖辈辈备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都说“咱苦一点修吧，干吧，咱宁可苦干，咱也不要苦熬。咱祖祖辈辈已经苦熬了几千年了，解决啥问题呢，还不是现在一直受苦啊，咱们现在这一代人如果苦干，后辈人千千万万年就享福了”。他们把漳河拦腰斩断，逼水上山。使全县形成能蓄水，能排涝，能灌溉，能发电，工农业都迅速发展的新山区。

一、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

这就是太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山。北山愚公就是被这样一座大山挡住了门前的去路。自古以来，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林县就属于干旱山区，旱灾在这片土地上肆虐了几千年。水，一直是林县人的心头之痛。

明朝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在林县西部山区主持修筑洪山渠，历时四年，洪山渠建成。洪山渠长9公里，可供沿途十余个村庄浇灌土地和人畜饮用。后来为了纪念谢知县，林县人建谢公祠，并改洪山渠为谢公渠。

过去林县境内群山林立，沟壑纵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前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现在如果要说那时候缺水的情况，大家都很难理解的，缺水太厉害了，我们那时候住在群众家里边，早晨起来以后，洗脸就（用）一个不大的铁洗脸盆，稍微洗一洗，抹一抹，这是照顾我们的。群众平常根本不洗脸，也不洗手。去地里边抓肥料，回来以后，该吃饭就吃饭，也不洗手。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当时我生下来以后林县就缺水，所以给我起名叫买江，去把长江买回来。我二弟叫锁江，我三弟（出生）以后，水就不缺了，就叫利财。有水了，就得有财。所以这林县起名字都有一个来历，不是海就是江。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人员）：

缺水到什么程度？刷碗水、刷锅水，刷完以后，早晨刷了放着，等到澄清以后，把这个水倒出来，那稠一点的有牲口就让牲口喝了，不那么稠的就处理了，中午再洗。中午洗了，然后再把它澄清，把清水倒出来，晚上再用。这么倒腾着，把这个水用完了，这就完了。

郭秋英（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过去就是在五月天打麦子，场上要是着火以后，一般的地方都是要用水来扑火，林县那个时候没有水啊，在那个干旱的时期没有水，就用土，用这个土来压火。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采桑乡在县东南边，那个地方呢，缺水啊。那（有个）地主弄了一个井口，（井口）是扁的，只有他那个桶能下去，群众的（桶）都是圆的，下不去。

由于严重缺水，林县的许多村庄连一眼吃水井都没有。有的村庄虽然有吃水井，但是井深水浅，取水非常困难。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各家有井或者池塘，要是天涝了，家里吃水就用池塘聚起来的水。要碰见旱年了，我们村就得出去弄水，近者是五里地，远者就得二三十里地。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我们就到山沟里面去挑水，对牲口都是人不吃饭，也得多喂牲口一碗饭，给它吃饱肚子。明天咱去驮水，要先把牲口喂好，牵着它到那边水冶沟里边，走十八九里路，去那儿驮水。

因为缺水，过去全县有一半以上的人力得长年翻山越岭，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担水吃。

魏德忠（原河南日报记者）：

男的还可以到河里，到别的地方洗洗澡，女的有一些一辈子洗三次澡：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了洗一次。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有人说林县人生下来洗几次澡，说那是侮辱林县人呢，其实这种话是错误的，那不叫侮辱，那是劳动人民受的苦难嘛，这个逃水荒啊，这个灾难历史啊，有史以来，没中断过。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老婆跟着用两个筐子，担着小孩上山西逃荒，到底逃好了的还不卖子女，逃不好的就把子女都卖了，过这个时光。甭说别的就我姥姥家吧，就卖了三个儿女来照顾剩余的一家几口。到了山西谁家富裕了，我给你个孩子，你给我几斗粮食，就这样卖了，我大姨是卖了，我三舅是卖了，我四舅是卖了。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1943年因为有的逃荒上山西，因为（小孩）饿得不会动了，就把小孩扔到河边窑洞里面了。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任村南边是桑耳庄，那个村庄有一个老头叫桑林茂。

李改云（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他到一个地方打水要走几十里。到了大年三十那天，他去打水，到那儿也是轮不着，挨不着，等一天等着打水。他那年冬天娶了个儿媳妇，还没有过过年呢，她一直等的呀，她老公公一直不回来了，说我去村外头看看吧，她去接他了。后来她看他担水回来了，她说爹，来我给你担一会，你稍微休息休息。老汉吧，担得也累了，媳妇吧也是孝敬。担了没有走多远，她在头里担着走，老头在后头跟着，没有走多远，脚底一滑，看不见了，天黑了，一绊她就跌了。

魏德忠（原河南日报记者）：

一跌，哗，（水）倒掉了，一滴水都没留下。回来，这个儿媳呀一寻思，真过意不去，老公公下山挑水，挑到快回来了我又给弄洒了，倒到山上流下去了，一滴水（也）没有留下来，当天夜里，儿媳妇就上吊自杀了。

李改云（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初一啊就把这个媳妇埋了埋，桑林茂打着铺盖就逃荒走了。

二、群众兴修水利，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英雄渠

实际上林县境内河流不少，淅河、淇河、洹河、露水河都发源于西部太行山区，但是这些河流大多流径短促，集水面积小，河床纵坡大，而且都是季节性河流。冬春无水，汛期则山洪爆发，泛滥成灾。

早在1943年皮定均将军驻扎林县，为了缓解当时的旱情，他发动群众引淅河之水上山浇地，历时数月，筑成了这条爱民渠。

1944年，当时的林北县委动员群众引露水河河水，修建了这条抗日渠。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1953年我秋季带了个工作组去的，到年底我才回到安阳地委。结果过年以后，这个县委书记还没有出院，还在医院里。地委说你再带个组去吧，过了春节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时间很短，省委就发了个通知，就命我到那儿任县委书记。

刚到林县就职的杨贵

林县缺水的状况，给年轻的杨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他走马上任之后不久，1955年年底，毛泽东号召全国的农业合作社兴修水利，保证农业增产。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兴修水利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水利建设的需要，也促使农村的生产关系从小规模的合作经营发展为庞大的人民公社。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我在一次报告当中，提出一个重新安排林县河山，那时候一讲，有一些人说，哎呀，这杨贵同志的话，真能夸呀，河山你怎么还能重安排呀。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当时杨贵和县委的思想是对的，现在实践证明是对的。杨贵当时才二十多岁，年轻。这个思想还是有远见的。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那时候就是采取啥方法呢？就是采取打井啊，打旱井啊，挖山泉呀，修一些小水渠呀，有一些渠现在看来（是）小水渠，实际上当时这个渠道也不算小，像英雄渠。

1955年之后，林县开始不断的劈山凿渠，淇河南北渠，天桥断渠，其中工程量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就是杨贵提到的英雄渠，当时叫做淅河渠。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英雄渠当时涉及到108个农业社，就是十万人的吃水和十二万亩的浇地。如果全渠配套，能解决二十四万亩的土地。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设计的是多，设计十来个流量，能浇二十万亩地问题不大。可是，咱土地不平整，再一个又是山区，这样浇地也费水，人家别的地方，六十方水就可以浇一亩地，到我们这儿一百方水都浇不了一亩地。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当时国家给了十六万块钱，这十六万块钱，当时修了一段钱（就）花完了，又遇着农忙，停下来了，办不起。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因为也不给咱钱，要钱买炸药呀、钢钎、锤子这些物质。跟哪儿来呢？所以就提出一个口号谁受益谁负担。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那时候中央也有个水利工作会议精神，三主方针——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自办为主。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当时一说浇水浇地啊，老百姓劲都很大啊，就是出钱他也愿意，他都要来修的。

1958年5月1日，淅河干渠竣工通水，在杨贵的提议下，淅河渠改名为英雄渠。

英雄渠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的决定，年底，全国就有八千万劳动力投入到了水利建设的工地。英雄渠通水的时候，正值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三大水库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后来就修这个水库啊，小水库大水库啊，像这个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要街水库，这三大水库。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后来还有个石门水库，这都是1958年、1959年、1960年干出来的。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当时的话是全县动员，那时候我们想象的是，这个水库修了以后，南谷洞水库作北边，把北半县浇了，弓上水库就通过英雄渠把中间浇了，要街水库把林县南边浇了。这就解决林县的问题了，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说修了这几个水库就解决问题了。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88万，将近90万亩土地，它才浇40来万亩土地，解决不了。

林县的三大水库于1958年春天一齐上马，这一年风调雨顺，在许多人眼里林县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但是，秋收的时候，也是大办钢铁的高潮，一部分劳力在水库工地上披星戴月，另一部分劳力正在小高炉旁边奋战。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那时候正办钢铁，我这个指挥长管了三个县，林县、南约、清丰，都在林县搞钢铁。原来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但是我们已经上了五万人。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当时大办钢铁啊，对柿子、棉花、粮食收成受到影响，就是办钢铁的干扰。当时宋部长来的时候，我和杨贵、宋珏玺我们三个人，坐着他那个车，从安阳进来以后，路过得连池到和顺，任村看看，老杨说，‘宋部长你看啊，棉花该摘了呀，谷子该收了呀，小麦该犁地了呀，再这样搞下去是不合适的呀’。宋部长说，‘是呀，再一个，在林县办钢铁，咱林县的损失大呀。’他说外县人不能砍我们的树木。正在这个时候，后来毛主席有个巡视大江南北。

1958年11月1日夜里，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新乡，当时新乡地委的领导人受到紧急召见，杨贵也在其中。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他说，‘你们钢铁一天能产多少呀？’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说，‘是这样，要我们往上面报啊，我们一天能产300吨铁。’他说，‘你实际是多少呢？’我说实际是十吨，其他的根本不是铁。我说这十吨呢，还不是我们炼出来的铁，是那时候因为办食堂了，群众家里边的锅收集到一块，砸了锅铁往一块炼出来的。我说实际上的话，整个我们炼铁是没有炼出什么好铁。其他人都瞪着眼看我，正反右倾呢，怎么你这样说呢，我是考虑是这个情况，我考虑的是毛主席在这儿，咱给毛主席一个实话实说呀。我说呀，不光是这个啊，我说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1958年可以说是个大丰收，我说，虽然是丰产，我说丰收不了。他说怎么回事情呢？我说现在劳力都到上面去了，没有人收啊。他说没人收怎么办？我说，比如说搞钢铁的，到林县，在野地里睡，我说那个棉花呀，我说都叫他们起来以后擦了屁股了。不是大便嘛，大便就擦屁股了。这毛主席就说了，那怎么能行呀，粮食今年生产不错，收不回来还能行啊，要赶快下去，把人撤下去收庄稼，不能够说是生产不错，粮食收不回来。除搞了生产以外，主要是要把水利抓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啊。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大办钢铁没影响林县修水利，什么原因？大办钢铁林、南、清三个县，一个指挥部，不是光林县上人，林县上了一部分，水利上没有下人，这是个客观实情。主要是杨贵明智了一点，研究杨贵的人以后可以来总结他，说是他思想境界高了一点，因为林、南、清三个县搞钢铁，我林县出一部分人，你两个县都来，但我水利上不下人。我研究当时情况，这是可贵之处。如果谁都大办钢铁，水利上下人，现在见不着这些工程。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就是要街水库不行，因为那个水库地盘是在林县城，盛水的那个地方是人家辉县的。人家老百姓不行，把这个溢洪道降低了，存不成水了，它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了。现在这两个水库还是可以的，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是很起作用的，是把害水变成了有利水了，给群众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也能发电。

三、连年干旱，又临水荒

自从杨贵到了林县，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一直是他主要的工作。从水土保持，打旱井、筑渠到上马兴修三大水库，本以为有了这些工程，林县的水荒能得到缓解，但是1959年、1960年连续的干旱，林县又面临着旱灾的威胁。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当时修成以后，到1960年来了一个大旱，水都没有蓄住，特别是1959年没有蓄住一点水。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因为天旱水库没有水，水渠也就没有水了，还是旱得不得了。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到1959年来个大旱，旱得不得了啊，这个水库都干了。又要逃水荒了。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水库底崩纹都很宽，因为缺水，又是三年自然灾害，麦子才长的也不高。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一棵麦子啊，只有一个籽两个籽，收麦的时候，用床单撑到地下，用手拔起来。即便这样，就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确实又没办法，杨贵就又组织县里面干部，说咱们想办法。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杨贵就提出来要解决林县水的问题，不能只盯在林县，要突破区域界限去找水，这个思想也是个解放思想，不是在这儿捆上，应该开放思想，打破区域界限找水。说当时县委决定分三个组去山西调查水源，杨贵走了一线，那就是平顺。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李贵他带了一个组到淇河上游去搞调查了，那是调查临川，就是山西的临川。这个李运副书记他是到壶关，也是山西，我带这个组呢是到平顺，就是沿着漳河往上去，去调查，我们上去以后，一直走到哪儿呢？走到山西长治它所属那个县就是一个平顺、潞城、黎城，这三个县交界处，它的两个河流到这儿汇流了。哎呀，一到这儿一看以后，水相当好。

四、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

浊漳河是漳河的支流，发源于山西长治境内，流经河南林县，是林县境内唯一一条源远流长，水量丰沛的河流。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这个漳河啊，最枯水的时候也不下十三四个流量，一般的都要在十八九个流量，二十个流量。如果说汛期，起码要有多少呢，要有七八百个流量，六七百个流量，那是大洪水。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辉县、壶关说它根本就没有河流，找不到水。后来这样就定下来，用漳河水，引漳入林。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那就是一致决定，就叫引漳入林工程。

红旗渠设计人意外牺牲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我们那儿有个技术员叫吴祖太，那时候只有他是唯一上过水利学院的，是个中专生。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吴祖太是红旗渠的设计人。他原来是黄河水利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乡地区。新乡地区当时不是兴下放劳动锻炼嘛，把他下放到林县了。这个同志呢，你瞧他是个年轻孩儿，他确实很能干，也比较大胆，也敢设想。那红旗渠在山上，从这儿过，从那儿过啊，有些工程师都不敢那样想，可是他就敢那样过去。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当时在水利部门算是大大的知识分子啊。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非常工农化，和干部群众关系非常融洽。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吴祖太20多岁，个儿很高，很有气派的一个人，因为他经常去县委汇报，经常接他，一看就很有精神，个儿也很高。

吴祖太几乎所有林县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不仅仅因为他是红旗渠的设计者，后来红旗渠开工不到两个月，他就献出了27岁年轻的生命。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那个人太好了，他和我同龄人。二十七岁当时，他在修渠上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为设计做出了很大贡献，死的时候不是为技术问题死的，他是检查安全时候牺牲的。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他是在王家庄山西，在王家庄底下钻洞。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在村下有个土洞子，开始设计是一孔六米多，孔径大了就比较容易落土啊。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当时一个民工说这个洞要塌了，说很不安全。他正在吃饭呢，吃罢饭以后，他说咱去看看吧。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中午放罢炮了，他在王家庄洞子里边，想去看看洞子里有什么情况，安全性的检查。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他走得特别快，他在前面就上去了，我们到了洞口以后呢，他已经进到洞里边了。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他跟姚村公社有个李茂德，李茂德是卫生院的一个院长。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外头有个人站着呢，说洞子塌了。我说里面有人没有。他说有，这个李院长、吴技术员在里面呢。赶紧组织人往外刨，结果刨出来一看都牺牲了，都死了。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后来组织人把他扒出来，抬出来给他净面的时候，都不敢给他净脸。我说这怕啥，我来。用水给他洗一洗，擦擦脸，当时我的泪水和水流在一起滴在他脸上，这个同志太可惜了，这说起来像昨天一样。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吴祖太死了，只要在渠上的，没人不哭的。提起来就都会哭的。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群众说，哎呀，这个工程师啊，太艰苦了。牺牲了，这怎么测量啊。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你想吴祖太都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大的苦，从渠首到分水岭误差100多华里（市里的旧称）啊，误差都不到千分之一。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我参加的时候就是1959年冬季，十月国庆节才去进行测量的，县委号召组织人，一共是25个人。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我们有个副书记叫周绍先，叫周绍先带领着去上面，先秘密的先去测一测，到底看这个渠水能过来不能过来。他去了以后呀，这个天已经冷了。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拧这个螺丝啊，手冻得都一拐一拐的，反正那时我也年轻，20多到30来岁。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他们测的时候，在山上测的，村子也少，吃点干粮，吃点馍，从山泉里面取水喝或者有雪了和着吃，就这样解渴。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我们老师叫尚国富，后来我听他说的，他说，‘我去拾些红薯，摘些柿子，黑夜了，烧烧吃，吃不饱’。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像李天德这些同志也都懂些技术，但是一般化。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后来测红旗渠，我就熟悉了，我在那儿学，我也会测了。人家是正的，咱是副的，跟在后边，挂个测量的名儿。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测量了三次，这些技术员说，我们认为这可以了。杨贵同志就问，你们测准了没有啊，咱们修个渠，水流不过来怎么办？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有一次我在王家庄，西边是林清县的一个大队，人家在那儿安放好了，我一测，大数字可能差了两米，我脑筋里面就想坏了，得去找领导请罪呢，后来我算了一下不差，思想上就又过来了。担心，确实担心。

贫农社员用土法代替水平仪测量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路银，我跟他是一个公社的，都是河涧公社的，他家是郭家园的，我是白下庄的，都是一个公社。他是一个老石匠。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华里，基本上是邻居吧。这个人呢，原来他是在兰州铁路局石工队副队长。

1957年春节，路银从兰州回家探亲，那时候英雄渠刚开始修建，路银就上了工地，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林县。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他弄个脸盆，用木头做了个十字架，这个腿跟这个腿拴上根绳子，泡到水里边，如果呢，木板儿平稳了，这根线平稳了，他就知道水平平没平，用那个土办法。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那个东西短距离准，长距离不行，要是像总干渠测到这儿，那就不敢保障。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石匠啊泥水匠啊都用这个法儿。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那时候仪器很少啊，那时候科学不发展，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叫仪器。

魏德忠（原河南日报记者）：

路银这老头长年累月就在工地上，拿个脸盆，拿个皮尺，任劳任怨的，哎呀，他穿那衣服啊，破衣服、袖子，棉花一朵朵的，像鸡叨（啄）的似的。但是，他在渠上对农民起的作用很大，都年轻人，他是老头呀，仍然在那儿干，大家都没话说。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我们总干渠我们也有实践， 70多公里啊，从渠首到分水岭，这个落差有十米零三，可能就误差三四分，就这么点儿，这个测量的数据很有保证的。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老杨问技术人员，这回测准了没有，测准了。你们得保证这个啊，我们修渠流不过来水，你得负责任。他说我们保证。签字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口头上总是，他们表了这个态。老杨说，那好。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测过来以后的话，他回来一汇报呀，说要在这个山西省，进入山西省四五十里地，这个水平可以来到咱们林县，这个可以浇咱们林县这几个地方，都可以浇。哎，一说这个以后的话，我们就觉得信心更足了。这时候呢，我请示地委，我说我们这个计划要引漳河入林县。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开始呢，人家也不同意，后来呢，因为林县的水呢，非常困难，省里面地委的领导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就同意林县修，当然从经济上，物质上，都是自力更生。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你们修引漳入林，我们同意。但是，给你们说清楚，国家没有钱，没有粮食，你们自己如果能修你们自己考虑。’他实际上一这样说呀，他以为我们就不会修了，因为那时候没粮食，没钱，怎么能修呀。

实事求是，力拒浮夸风

1960年，浮夸风的恶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显现，而连续两年的大旱，使率先放出高产卫星的河南省更是雪上加霜。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河南全省农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乎没有存粮。浮肿病、妇女病在城乡流行。在这个背景下，新乡地委对林县的请求，也是爱莫能助。但令人吃惊的是，杨贵似乎有先见之明，他在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中就留了一手。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那时候生活确实有些地方困难，但是我们这儿呢，嘿嘿，有个情况，我们这儿的话，1958年我们没有那么虚夸，嘿嘿，所以我们这儿呢储备粮有3000多万斤。另外我们平常节约的钱啊，有将近300万块钱，这就是我们修渠的底子。

方徨（原新华社记者）：

那年8月份秋天，那时候林县属于新乡地委，开一个会要报小麦产量，因为那时候不是小麦收完了，全省要报产量，都是高产量，都是虚夸的，高指标，结果林县县委书记是杨贵，我也去参加那个会，去报道。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那时候数我年轻，大家老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都说杨贵你发言，杨贵你发言。这次叫报产量呢，大家还是这样，你先说，你先说。

方徨（原新华社记者）：

杨贵始终不发言，所以杨贵在会上就被点名了，就是说杨贵的思想保守，为什么不报，这个产量到底多少。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全县平均每亩是114斤。我一说这个他就批判开我了。‘你就不做工作，你躺在那儿睡觉也不能只收114斤啊，这个怎么产量这么低啊’，就批判我，说是不是里面有瞒产。我说是这个情况，你说要是一点瞒产没有，我也不敢完全保证，我说基本上没瞒产。我说跟大家下面的话，给干部做了思想工作，一般来说都是报的实在的。‘啊，你们这官僚主义，右倾的思想，你一亩地114斤，你们就不做工作了，你们都是干啥的。’

方徨（原新华社记者）：

杨贵就受批评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结果杨贵就再报。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你报的是干麦子啊还是湿麦子。呦，我就跟这周围的人说，我说我这报的是干麦子。他说你加上水分。我就跟大家说，一百斤干麦子，这个水分应该加多少呀？我跟周围的县委书记都在一起嘛，我说到底我还没有这个经验。有一个同志说，你就报上它10%吧。我说好，10%，10%我说114斤，再加上11斤半吧，我说125斤。批评了我一顿，一批评以后呢，后边的人就不受批评了， 200斤，250，300斤、400斤，还有报到四五百斤的。这个会结束的时候，又把我批了一顿。

方徨（原新华社记者）：

会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杨你真大胆，你怎么敢说这句话呢，你不怕受批倒霉呀。’杨贵说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报那么多，我没有粮食，是要死人的啊。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因为谁报的多呀，征购的多，所以说是群众的生活他就没有安排好，所以为啥林县有3000多万斤，将近4000万斤储备粮啊。就是林县是实实在在，实事求是。

五、宁可苦干，也不苦熬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林县缺水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商量，我说县委开个会，大家去希望下面跟群众商量，咱现在困难时期，把这个底子交给群众，咱们到底修不修，给群众一商量，干部一讨论，大家说啥呢，修。说咱们自己这个想办法，咱自己克服困难，国家没钱没粮，咱不要国家的钱，咱自己干。但是也有少数人呢，在那个时候也有意见，国家不让修，咱何必去修它干啥呢。

郭秋英（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当时也斗争非常激烈的，有的是说这么远的路程，又从这个太行山半山腰修这个渠，也担心怕失败吧。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有人跟老杨贵说，老杨啊，胜者王侯败者贼啊。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林县比较困难，也没有钱，你去上这么大工程，那你就劳民伤财。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还有人讲这是秦始皇修长城，再一个是杨贵为了向上爬，捞政治资本。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凡是这些人他都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关心当时群众由缺水造成的疾苦，他还说些风凉话。说是这个县委呀，还不如一窝猪呢，一窝猪的话，是碰到南墙上还知道回头呢，这县委的话是过去修水库，修水渠、打旱井，搞什么都失败。他说我们过去搞那个失败了，其实那个也不是失败。又讲，啊，都失败了，你看，现在又叫咱群众到山西去修渠，这是叫咱们林县人，担着干粮送野屎。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他背着干粮，吃了屙到外面，不屙到自己家里面，上自己的地，你这是赔本的生意，就是这个意思。说是背着干粮送野屎，就是不合算的意思。哎呀，反对的说法多了。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说你跟漳河引水引到林县，你怎么过来，因为从山上开啊。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隔山搭岭（林县土话），你这个水会不会流过来啊。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说你这个山是漏山，光漏也给你漏完了。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但跟广大群众一商量，95%以上的，都说咱苦一点修吧，干吧，咱那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咱宁可苦干，咱也不要苦熬。咱祖祖辈辈已经苦熬了几千年了，解决啥问题呢，还不是现在一直受苦啊，咱们现在这一代人如果苦干，后辈人，千千万万年就享福了，是不是。

敢想敢干的林县人民，遵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决定到山西省境内去劈山导河，彻底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

他们要把漳河拦腰斩断，逼水上山。然后再劈开石子山、老虎嘴等50多座山，凿通42个山洞，架起几十座桥梁，修建一条宽8米，高4.3米，长140华里，引水量为25秒立方米的总干渠，把漳河水引到林县的分水岭。再由分水岭修建三条总长度为203华里的干渠，把水送到林县各地。总干渠和三条干渠修成后，还要修建481条总长度为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在配套工程中要建成14座电站，打通75个隧洞，架设91座渡桥和3000多个水库池塘，使全县形成能蓄水、能排涝、能灌溉、能发电，工农业都迅速发展的新山区。

完

图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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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愚公移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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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赏。来源：公众号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责任编辑：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