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劳动与劳动者——以足疗店青年女技师为例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诸多转向,其中“消费转向”和“身体转向”的交汇产生了当今风靡全球的身体的消费。身体不但被重新发现,身体的消费和消费者也在大众消费时代成为全球瞩目的对象。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与身体的消费和消费者相对应的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却被大众所遗忘。本研究从足疗连锁店青年女技师入手,试图揭示身体的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界限被打破,身体的劳动不得不忍受资本与市场双重剥削和社会污名化的事实。

关键词：身体消费; 身体的劳动; 身体的劳动者;

1、问题的提出

(一)“两次转向”的交汇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向”。其中一个转向是“消费转向”,即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的重心一直放在生产上,所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生产主义情结”(productivist bias)(Ritzer,2015)。直到二战以后,资本家开始意识到消费所孕育的巨大潜力,商品规模和种类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成倍增加。福特主义的兴起带动了批量生产和工资的大幅提升,再加上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鼓励消费(如铺天盖地的广告、信用卡和分期付款),整个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另一个转向是“身体转向”,即心灵向身体的转变。柏拉图认为,我们追求真理的过程是一种灵魂和肉体分离的过程,而“死亡不过是身体的死亡,处于死的状态就是灵魂离了肉体而独立存在”(柏拉图,2000)。因为心灵代表着理性而身体代表着感性,所以在柏拉图追求真理的影响下,身体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处于被压迫、被遗忘的地位。直到消费社会的到来,身体才在大众传媒的包围中被“重新发现”。在商品时代的大潮中,鲍德里亚“完全代替着灵魂”(鲍德里亚,2008)的身体也被卷进商品经济的巨浪中。

“两次转向”的交汇孕育了如今风靡全球的身体消费。但在大众消费的今天,人们似乎早已忘了柏拉图对真理的渴求,转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人们希望自己越来越美丽、健康。于是,美容、美发、美甲、足疗、按摩、健身等与身体服务相关的行业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大量的现代女性,甚至男性加入到“美丽工业”、“身体工业”的消费队伍中,成为身体消费的主力军。站在“两次转向”的交汇处,从劳工视角出发,本文关注的不是身体的消费,也不是身体的消费者,而是针对身体的消费而相应产生的身体的劳动。因为在大众主义消费盛行的今天,人们似乎把太多的目光留给了消费和消费者,而忽视了服务于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怎样的事实。笔者把从事身体服务的劳动和劳动者称之为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以与身体的消费和消费者相对应。更具象化一些,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指那些从事美容、美发、足疗、按摩、健身、保健的美容师、美发师、足疗师、修脚师以及健身教练、保健医生等等。本研究试图从足疗连锁店青年女技师入手,揭示隐藏在光鲜亮丽的身体消费背后、服务于消费者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的事实。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2015年10月,经好友介绍,笔者得以进入位于武汉的一家全国连锁足疗店,近距离观察足疗技师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从那以后几乎每周笔者都会到这家足疗店,就她们的工作与生活进行观察和交谈。文章最后选取阿荣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呈现身体劳动者的身影。阿荣今年近30岁(大部分技师的年龄集中在20—30岁),和大部分技师一样,家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就离家外出打工,辗转过不少城市,从事足疗行业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足疗店各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姐妹中也有一定威望。此外,笔者所调查的这家足疗店是一家全国知名的连锁足疗店,其组织框架、管理模式、服务标准、绩效薪酬以及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大致相同。因此阿荣身上有着个案研究样本的“类型代表性”(王宁,2007)。

2、身体的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

星期三,上午10点,出租屋里,阿荣和姐妹们陆续起床。尽管阿荣这周是白班,但她昨晚显然没有休息好。因为临近年末,公司生意特别好,所以昨晚她被部长两次叫起来加班。阿荣说:“我们在正常班以外,基本上24小时开机,24小时待命”。

上午11点,洗漱、化妆完后,阿荣和姐妹们开始往公司走。因为住的地方和公司只隔了一条街,所以用不了5分钟就可以走到公司。经理点过名后,阿荣和姐妹们开始打扫包房。中午12点,阿荣和姐妹们就陆续到二楼的餐厅吃饭。因为工作的原因,阿荣她们通常不吃早饭,中饭对她们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早中饭”。餐厅提供自助餐,在外闯荡多年的阿荣对这里的饭菜评价很高,“我们的伙食是很好的,因为客人在我们这里做足疗,就包括一顿自助餐,所以我们也跟着沾光,每天都能吃上自助餐”。

饭后,阿荣和姐妹回到二楼的休息室。她们要在这里聊天、打牌、玩手机或者织毛衣打发时间。另一边部长正在前台统一调度,轮到谁谁就出来提供服务。这几天因为生意好,大家都很累,所以都懒洋洋地坐着或躺着,各自玩弄着手机,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即便如此,阿荣还是嫌这里人多嘈杂,一个人跑到包房睡觉去了。她想趁没轮到自己之前先休息一下,而且午后总是让人想打盹儿。

下午2点,客人陆续来了,很快就轮到了阿荣。这里没人喊名字,每个技师都有一个工号。阿荣的工号是15号。迎宾把客人带到指定的包房,不一会儿技师就捧着一桶药水进来。一般服务时间是90分钟,但有的客人会在结束后“加钟”,加一次钟是60分钟。所以遇到“加钟”的客人,一次下来技师要不停地工作2个半小时。

下午没熟客,也没“加钟”,阿荣还是被轮到两次。晚上6点,阿荣的第二次服务差不多结束了,在两次服务中间她还抽空休息了一会。晚上6点半,上晚班的姐妹们来了,经理在大厅点名。点名后,阿荣被喊去迎宾。她说,“我们每天都会被安排去迎宾,因为我们(技师)人多嘛,没事的时候部长就叫我们去迎宾,除非排到我们,或者有客人点我们的钟,不然我们就要一直在门口站下去”。

晚上7点半,没生意的姐妹陆续去吃饭了,阿荣还在门口迎宾。8点,阿荣被部长换下去吃饭。但没过五分钟就有熟客“点钟”,阿荣只好急忙扒了两口饭就赶忙去了包房。因为是熟客,所以加了阿荣的钟。晚上10点半,阿荣从包房出来正打算歇口气,就被部长叫去下一个包房,说客人已经在等着了。晚上的生意相对白天要好很多。本来再过半小时,也就是11点,阿荣就可以下班了,但被部长这么一叫,就意味着她今晚又要加班了。“我们这里最近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太累了。”阿荣说完,匆忙赶去下一个包房……

看到阿荣忙碌的一天,让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阿荣和她的姐妹们,究竟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因为工作似乎不再是阿荣生活的一部分,相反成了生活的全部。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不仅被打破,而且工作趁机“霸占”了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切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至上”。而“工作至上”显然只是一种表象,在其背后有一套资本(制度)和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从时间、空间、身体以及心理层面控制着她们。这也是为什么用“霸占”一词来形容她们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并非出于自愿,这种强迫的力量就来自于资本和市场。

(一)时间:全天候的工作安排

阿荣告诉我,她们现在是早晚两班倒。“早班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夜班从晚上六点半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早班是12个小时,夜班是差不多17个小时。”而早班和晚班一周轮换一次。阿荣如果这周是早班,下周就是晚班。阿荣说,最令她们姐妹头疼的就是早班和晚班交替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她要连轴上24小时。

这周我是早班,所以周日上午11点就开始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1点。但我还不能下班,因为从周日开始就算新的一周了,新的一周我上的是晚班嘛。所以从下午6点半到第二天上午11点也是我的班,这样一来我就要从周日上午11点一直上班到周一上午11点,整整24小时啊,特别累,而且特别熬人……

即使下了早班,阿荣晚上睡得也不踏实。因为客人晚上来的多,所以人手不够的时候,部长会把已经下班回去的阿荣再叫回来。

我们有时候会很大脾气,因为你想想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又起来一次。很大火的,我都是发过几次脾气。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感冒了,头疼得不得了,刚刚躺下去没一两分钟就喊我起来,我就发好大火。火完了我还是继续上钟,但是你的心里面就是很烦,真的好烦,一般人谁受得了。

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让阿荣感到心烦,受不了。既然如此,那阿荣为什么不去休息,或者给自己放放假?阿荣告诉我,她们是计“件”工资,没有底薪,做一份才能拿一份的钱。所以,无底薪的计“件”工资制度把阿荣和她的姐妹们牢牢拴在了工作上。

(那些)年轻一点的小妹,休息时间很多,经常跑出去玩,所以每个月就只有一两千……(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大姐,她们每天都上班,白天晚上基本都在店里,除了回宿舍洗个澡、洗个衣服,她们没事就在店里睡一下,有事就上钟。所以你没看她们的脸都什么样啊,很累啊……我这样干下来一个月最高有五六千,七八千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太累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工厂流水线上才看到的工人“争强游戏”(布洛维,2008)的景象。在足疗店,计“件”工资制度让阿荣和她的姐妹———为了多挣钱———不得不忍受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而且她们有时候还会因为部长轮班不公让自己挣得少而心生妒忌,并由此制造闲话。

嫉妒肯定有啊,但可能是因为她手法很好,所以部长就让她多上,可是背后有人就会说一些闲话啊,比如和部长混的好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会帮你忙,会让你多上钟,会让你上点钟啊,反正有些话很难听的。

因此,计“件”工资制度不但让阿荣她们没日没夜地参与“争强游戏”,服从于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还让她们之间因嫉妒产生闲话,甚至产生分裂。此外,如果说工资制度是在激励阿荣她们尽可能地多干活,那么请假制度则从另一个方向要求她们尽可能地少休息。阿荣没有说她们的请假制度是怎么样的,也许并没有成文的规定。但阿荣告诉笔者请假不容易,“经理几乎不让,在他眼里我们像机器一样,要不停地上班不停地上班。下个月我弟弟要结婚,我要请几天假,他就让我这个月不要休息了,所以好想下个月快点到啊,好想休息”。

(二)空间:寄宿制的生活方式

阿荣和她的姐妹们住在一间不到100平米的出租屋里。这间屋子经过公司的简单装修,就成了阿荣她们的集体宿舍。阿荣说,“人多的时候这里要挤下几十个人,现在因为走了不少人,所以就我们十几个人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床铺。有些姐妹为了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就在上下铺的外面围上床单。阿荣说,“这房子是公司租的,但公司不收我们的房租,我们相当于免费住在这里,我们也不用缴水电费”。说这句话的时候,阿荣表现出很满足的样子。出租屋离足疗店非常近,只隔了一条马路。阿荣她们每天走5分钟就可以到公司。起初阿荣还觉得这样方便上下班,但很快她就明白,公司这么做实际是为了便于她们“随叫随到”。“公司就在对面,经理打个电话我们就得过去,你要是住的远肯定不行啊。”

阿荣和姐妹们的生活方式让笔者想到了寄宿学校的寄宿制生活。只不过场景从校园变成了足疗店。阿荣和姐妹们吃住在一起,尽管不在足疗店里,但离足疗店并不远;她们每天要在规定的时间起床、上班、吃饭和睡觉;她们甚至还有“生活老师”———部长和经理在监督和管理;她们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定在足疗店内,偶尔才能回趟家。

任焰和潘毅(2006)把当代中国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用工形态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她们认为,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实现了工人劳动和生活居住的一体化,将工人置于全面的控制之下,造成的结果是工人的劳动时间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加剧了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攫取。

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因为公司就近安置阿荣和她的姐妹,表面上看是为方便阿荣她们上下班,实际上是出于资本需要的考虑。可以说,寄宿制的生活方式是为全天候的工作安排服务的。就近安置在空间上进一步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对于阿荣她们而言,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缩短到5分钟。

而且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不仅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还将阿荣她们置于经理和部长的监控之下。前面说到,阿荣她们被要求“随叫随到”,而且经常还是在夜里被部长叫回来工作。她们起床、吃饭和睡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经理和部长。由于寄宿制的生活方式,阿荣她们的劳动时间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结果就像潘毅和任焰指出的那样,资本加剧了对她们剩余价值的剥削。

但是对于刚刚进城打工的女性农民工,她们对工作的最起码要求就是能够提供基本的“食宿庇护”。阿荣当初正是因为足疗店可以给她提供宿舍,才愿意进入这一行业。而“食宿庇护”恰恰是寄宿制生活的核心要义。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寄宿制生活方式在空间上迫使阿荣她们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化,还要看到她们对于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的被迫与无奈。

我刚到武汉的时候连个落脚点也没有,亲戚就说要找个能够提供食宿的工作,后来说做足疗,管吃管住。先开始(我)还不愿意,因为足疗嘛,我家人先开始都不同意,后来没办法,也不能老赖在亲戚家,所以就过来做了。

(三)身体:精致的产品

化妆是阿荣和姐妹们每天起床后的头等大事。阿荣说,“不化妆被经理发现是要扣钱的。再说女人不化妆怎么行,人家来你这里消费,你至少化一下妆,整个人都显得精神,不然对着你个黄脸婆人家也不舒服”。阿荣还说,在她们店里,打扮的标准是有差异的。一般的足疗技师最起码要上淡妆。而泰式和养生技师,就不仅是化妆这么简单,她们还要穿短裙、丝袜和高跟鞋。

你在我们这里也应该看到好多穿丝袜、高跟鞋的小丫头吧……哪个想穿成那样干活啊,你想她们穿高跟鞋,还要做推拿和按摩,多不方便,但是经理就是这么要求的……所以她们(泰式和养身)不好做,但又没办法,店里这么要求的。别的店也是这样,都一样。

从阿荣的话里不难听出,阿荣的姐妹并不愿意穿短裙、丝袜和高跟鞋,因为从工作方便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穿着打扮并不合适。但她们还是被要求如此,而且这一做法似乎也成了行业潜规则。这说明在化妆打扮的背后,有一种超越工作方便的更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个力量就来源于市场,即迎合顾客需要。在这种穿着打扮背后是市场发力、资本强迫的结果,因为“不化妆被经理发现是要扣钱的”。阿荣她们的身体被资本按照市场的需要恣意地控制和摆布,很大程度上被商品化,被作为精致的产品而不是人的产品而存在。

在光鲜美丽的身体假象下,在短裙、丝袜和高跟鞋的遮掩下,隐藏的是阿荣她们不为人知的身体痛楚。阿荣手指关节处的老茧已经分外明显了,两个手也比常人肿胀得厉害。阿荣告诉笔者,她们这里的姐妹都是这样的。因为帮客人按脚,全靠手指关节用力,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就有了厚厚的老茧。而这双布满老茧的手却和她们年轻俊俏的脸蛋极不相称。阿荣每次也羞于把手露在外面。阿荣说她的指关节经常会间歇性地疼痛,有时候她都无法工作。

阿荣手上的老茧和疼痛可能还容易被发现和察觉,但阿荣身上,特别是那些多年从事足疗按摩的技师身上硬邦邦的肌肉恐怕只有她们自己才能体会和感知。这种身体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中她们就失去了女人最引以为豪的身材,留下一身硬邦邦的肌肉。工作消耗的不仅是她们的体力,还有她们终将一去不返的青春、健康与美丽。身体的劳动者为他者的身体服务,却以自己的身体伤害为代价。

做这行做的时间久的,身上全是问题,肩周炎,关节,手啊,脖子啊,腰啊……我现在都要她们很用力的帮我按,不然没感觉。那些年纪大的,干了好多年了嘛,浑身都是肌肉了。我根本就按不动她们,她们身上硬邦邦的。

因此,客人在身体消费的同时也消费着技师的身体。一方面阿荣她们要按照不同的标准穿衣打扮,身体变成了精致的产品被顾客欣赏和消费;另一方面,阿荣她们以自己的身体痛楚或身体消耗为代价来换取顾客的身体享受。无论如何,身体已经不再是她们自己的,穿衣打扮也不再是生活私事,而成了“工作至上”的牺牲品,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再次被打破。

(四)心理:出卖情感

“我觉得做我们这一行的,身体累是一方面,心也好累。往往做完一次钟就想找个没人的包房静静地坐一会,休息一会”。阿荣这里所说的心累,其实就是情感劳动的一种身体反应。与产品的劳动不同,身体的劳动发生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的互动中。因此,“操弄、生产、贩卖符号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人际互动变成劳动过程中的原料或元素,导致更多面向的身体被整合入服务业的劳动过程”(蓝佩嘉,1998)。

像我们这里经常有附近打完麻将过来的,要么是喝了酒过来的,他就想和你聊天,有的还不规矩,动手动脚的,喜欢摸摸你这,摸摸你那儿。搞得你很火大,但你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还要会克制情绪……

自从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一词以来,作为服务业长期被忽视的情感劳动开始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霍氏认为,“商业化使处理情感问题成为工作的重要且必须的内容,尤其是在服务业、零售业这些行业,更需要管理感觉和表达情感,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劳动’”(转引自马冬玲,2010)。基于此,霍氏对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情感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她看来,“情感劳动就是为了挣钱而出卖情感”(Hochchild,1983)。从这个角度来说情感被商品化了。情感不再完全是个人的体验和表达,而成为商品被不断地生产与消耗。但情感生产的成本以及由情感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却被资本悄无声息地掩盖和攫取了。因为经理并不会为阿荣和姐妹们在服务过程中付出的情感劳动支付工资,相反这部分劳动被经理以熟视无睹的方式白白攫取了。

此外,由情感商品化导致的情感异化也开始显现。因为久而久之,阿荣她们会把客人当作一个需要服务的客体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这样她们的情感表达更容易表现为一种条件反射,即表现出来的情感与内心的实际感受完全分离。客人看到的微笑和热情都只是她们为了完成工作而做出的一种机械运动。“这些都是公司的规定,我们见到客人一定要微笑,要主动热情地打招呼,我一天不知道要微笑多少回呢。特别是迎宾的时候,你要一直微笑,有时候嘴巴都僵硬了。”

阿荣告诉笔者,在每次开始和结束服务的时候,她都会向客人点头(鞠躬)、面带笑容地告诉客人自己的工号,说很高兴为客人服务或者希望下次有机会继续为客人服务等等,这些都是“程式化”的。这么做既符合公司的规定,又减轻了她们每天的情感负荷。总之,情感这种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东西如今也以工作的名义被资本加以利用和剥削。

3、身体的劳动:资本与市场的双重剥削及社会的污名化

身体的劳动与产品的劳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服务业劳动与工厂劳动有重要差别:生产场所上,它发生在开放的社会场景,而不是封闭的工厂车间;生产方式以人际互动为载体,而不是人对物的操作;生产的产品不是实物,而是一种效果或者感受;生产和消费往往同时发生,且有消费者同步参与(何明洁,2010)。所以身体的劳动与产品的劳动至少存在以下区别:首先,如果说产品的劳动发生在复杂的劳资关系中,那么身体的劳动则发生在更加复杂的劳资客关系中,劳动不仅被资本剥削,也被市场剥削,两种剥削同时进行,甚至相互勾结,共谋;其次,由于身体的消费是一种精致的消费,所以身体的劳动被要求得更加挑剔和苛刻。与一般、标准化的产品的劳动不同,身体的劳动要满足消费者的特殊、个性化需求;最后,自古以来与身体有关的服务总是让人不禁把它和性、色情联系起来,因此有关身体的劳动总是被卷入到各种社会的污名化漩涡中。在抵抗市场和资本剥削的同时,身体的劳动还要想尽办法去污名化,从社会鄙夷、轻视和异样的眼光中挣脱出来。

(一)面对面的劳资客关系

劳-资关系:足疗按摩本身是一项体力活。从阿荣肿胀的双手和硬邦邦的肌肉就可以看出体力劳动的艰辛程度。此外,阿荣她们还要付出脑力和情感劳动,这些劳动对维持足疗店的生意同样非常重要。用阿荣的话说,她们“不仅要会捏,还要会说话”。尽管阿荣她们付出了多重劳动,但是她们的劳动付出与工资回报却并不对等。除了足疗按摩,阿荣她们每天还要打扫包房;不上钟的时候阿荣和姐妹们还会被喊去迎宾;上钟的时候还不忘向客人灌输足疗保健知识,推销服务。但这些工作———在无底薪的“计件工资”制度下———统统没有计入她们的工资中。阿荣说,“我们每个月都有任务,要充卡,就是(让客人)充值,我的任务是每月一千……好烦啊,因为完不成就要扣钱”。

而且,公司没有和阿荣她们签订过劳动合同。非正规就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形成有劳动而无劳动关系的用工形态(佟新,2012)。因此阿荣她们随时可能遭到解雇。一旦被解雇,她们既没有凭证要求公司予以赔偿,也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因为她们从来就没有缴纳过社会保险,而这部分费用本应由公司和个人共同承担。所以,公司没有合理支付阿荣她们工资的同时,还克扣了她们作为劳动主体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障。

我没有签过劳动合同,她们好像有一个临时的,临时的算么?他(经理)就随便写了一个,随便写了什么我还真没看,因为我没有,是她们的……(公司)才不会给我们交五险一金,我们自己也没有交,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交。

劳-客关系:与客人处理好关系对阿荣她们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她们的收入。客人如果对阿荣满意,下次来就会“点钟”。所谓“点钟”就是客人指定阿荣为他服务。用阿荣的话说,就是她的“粉丝”。“一个是我认识的,以前就认识的。我在(他)就洗,我不在他转头就走。所以我的同事一见到他就对我说,‘你的忠实粉丝又来了’”。

“点钟”的数量越多,技师赚的也会越多,而且经理每个月还会奖励点钟数量多的技师。“点钟”多也让技师在足疗店站稳脚跟。因此阿荣她们会想尽办法去了解和熟悉客人。“有时候有的客人经常来,你不了解的话会得罪客人的。常来的,基本店里面所有人都认识,他什么样个性,是怎么样一个人,消费怎么样,喜欢什么人服务,多半的迎宾啊、前台啊,我们都知道”。但客人也并不总是对技师满意,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到经理那儿投诉。投诉在足疗店司空见惯。而且在阿荣她们看来,投诉是客人故意找茬,想打折。但是技师不希望客人投诉,因为“投诉要扣钱的,最低100块!”因此投诉可以被看成是市场对身体的劳动的一种剥削。

有的人不是(对服务)不满意,而是故意找茬,他想打折。还有一些比如说提特殊要求,有的人没有满足他,他就故意找茬。这时候部长会先出面,协调不了经理才会出面。出面的结果就是打折,然后我们会遭到处罚,最后还是扣我们的钱,公司不会吃亏。

资-客关系:在劳-资关系和劳-客关系中,阿荣她们同时被资本和市场剥削。事实上,阿荣她们还忍受着资本与市场的勾结和共谋。这种勾结和共谋就体现在资-客关系中。客人投诉后,经理尽管明明知道是客人找茬,他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干脆站在客人一边。这就是资本与市场的共谋,共同剥削位于劳-资-客这个三角关系中最底层的身体的劳动。

有个小丫头就被气哭了,因为她帮客人按了三十分钟,然后客人就提出特殊服务,然后她就说没有,那客人就说你叫经理来,三十分钟以后客人就不买单,跑到下面去投诉,这个人(技师)怎么怎么样。投诉要扣钱的,然后还不买单。最后经理就罚她(技师)了,当着客人的面还骂她(技师)。

(二)特殊、个性化要求

如前所述,阿荣和姐妹们每天都要化妆打扮,而泰式和养生的技师还要穿得更加妖艳。高跟鞋、丝袜以及短裙已经把她们包装成精致的消费品。即便这样的穿着打扮不方便工作,但是却迎合客人的特殊需要。于是在足疗店,我们看不到流水线上工装统一的工人形象,而是浓妆艳抹的身体穿梭在不同的包房中。

由于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所以客人在消费的时候可以直接对生产提出要求。因此,不同于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足疗店的身体服务由于客人的介入变成个性化的私人定制,而且由于不同的客人会提出不同的要求,服务也被要求得更加挑剔和苛刻。有时候阿荣觉得客人是“故意刁难”,这种“故意刁难”往往不怀好意。阿荣说,“有些客人就比较好,你给他按他就睡觉,也不干别的;有的就不行,有时候捏重了不行,他要你轻点,你捏轻了他又说太轻了,要重点。像这些客人就很不好伺候,他会给你提出各种要求,有时候就是故意刁难你,因为他想试探你”。

阿荣口中的“不怀好意”、“试探”说的就是客人想要特殊服务。客人有时候提出的要求会超出阿荣她们的工作范围。在足疗店这种与身体的服务紧密相关的场所,性和色情服务的念头总是挥之不去。很多人也正是带着这种念头和预设走进足疗店的。所以,“性骚扰”对于在足疗店工作的阿荣她们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作为雇主的经理在面对技师遭到“性骚扰”时,非但没有站出来替技师说话,反而选择了沉默,甚至最终站在客人一边。而经理“失声”与“缺位”的背后是市场发力的结果。由于资本亲近市场,所以资本与市场毫无例外地联合到一起,于是我们再次看到资本与市场的共谋。

有一次客人点我的钟,但他喝多了,让我进去帮他按摩。他因为喝多了嘛,就有点不规矩了……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后面(呵呵)就动手动脚了……后来部长也没办法,他(客人)就耍酒疯嘛,说我捏的不好,要投诉,让部长叫经理来。经理一般是不管这种事的,那次闹得凶,经理就来了,经理也知道怎么回事嘛,但他不会替我说话的,他就和客人商量,商量的结果就是打折,打折这部分就从我工资里扣。

(三)社会的污名化

如前所述,对于身体的服务,人们总是带着一种预设,一种想象。用阿荣的话说,在足疗店“男人看女人都不是特别单纯的眼光”。由身体人们自然会想到性,想到潜规则。这一行业从产生之初其实就已经被污名化,而这种污名化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女性技师。长久以来女性技师和“妓女”、“卖淫”这些不堪入目的词语划等号。尽管这样的污名化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打着身体服务的旗号从事色情服务自古有之。但是这种污名化却被无限放大,因为无论有没有真正涉及色情,都被打上了“色情”的烙印,这种“烙印”甚至是一辈子的。阿荣最初不想进入这一行业就是因为担心这个。只是因为没有落脚点,又不好意思一直赖在亲戚家,才最终决定做足疗技师。

笔者问阿荣:“你会介意我把你们称呼为‘洗脚妹’吗?”阿荣说:“介意,因为我们更喜欢人家叫我们技师。”阿荣告诉笔者,她们喜欢被称为“技师”,因为她们是靠技术吃饭。阿荣当初选择这一行业也正是看中了这里面的技术。阿荣对技术的推崇可能和她之前在工厂打工的经历有关,因为在工厂打工的时候她看到太多机器取代人力的事情发生,这坚定了阿荣学好一门手艺的决心。阿荣说,“其实学这个东西比其他东西要好,养生的,很养生的,但是基础要好。我学这个以后有饭吃,我不会被淘汰,就算机器人出来了我也不会被淘汰,嘿嘿……”

除了“技师”的称呼当之无愧以外,阿荣讨厌“洗脚妹”的原因是这个称呼总是让人想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因为“洗脚妹”已经成了一个社会污名化的标志,是“小姐”、“卖淫”的代名词。所以在前几次的见面中,阿荣总会说她所在的足疗店是一家全国连锁足疗店,是一家正规足疗店。她这么不遗余力地“标榜”和“宣称”,就是想通过为自己所在公司“正名”的方式来为自己“正名”:“你别小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可是全国连锁的,而且是正规足疗店……这几天我们公司附近的XXXX(公司)都被查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们有特殊服务,但我们就照常营业……”阿荣她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告诉别人,她们“是技师,不是洗脚妹”。因为“技师”称号不仅阐释了她们的手艺,还宣告了她们的职业操守。正是靠手艺和职业操守,阿荣和她的姐妹们在与社会的污名化抗争,并且希望从社会鄙夷和异样的眼光中摆脱出来。

结论和讨论

是什么导致了身体的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工作霸占生活?又是什么导致了身体的劳动要忍受资本与市场的双重剥削以及社会的污名化?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低端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佟新(2008)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总结为“三位一体”的金字塔结构,她指出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存在人才供不应求,而低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底层服务业的劳动力主要就来自于低端劳动力市场。阿荣自己也说,“像我们这样也没学历也没背景的人,能有份工作,能挣到钱就不错了。你想想现在好多大学生都找不上工作”。波兰经济学家哈乌·卡莱茨基指出,“一定的失业率才能保证雇主在招募新员工和管理工人时始终占有结果性优势。这样,总是有多余的应聘者对固定工作的人所占有的职位虎视眈眈,于是雇员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在工作中出类拔萃,以显示自己的价值并巩固自己的职位”(转引自周海荣,2015)。因此,面对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就业环境,处于劳动力市场低端的阿荣和姐妹们,不得不以工作为中心,在“争强游戏”中奉行“工作至上”的原则,“甘愿”忍受来自资本和市场的剥削。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非正规就业的出现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庞大的城镇失业人口、流动人口及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生存空间”(张彦,2010)。《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的相关条款在客观上也纵容了非正规就业形式的存在,使人们的工作越来越缺少稳定性。在底层服务业就充斥着大量的非正规就业。阿荣和她的姐妹们没有和公司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不但工资没有基本保障,还不享受各种社会保险,更不用说她们还要忍受超时工作、资本和市场的盘剥以及来自性别和阶级的歧视(佟新,2013)。“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黄宗智,2013)。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与身体相关的劳动自古以来就为人不齿。在传统文化中,与身体相关的职业一向被认为是低贱的,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也被认为“低人一等”。我们传统文化中常说的“下九流”中的第五流就是指“剃头的”,而诸如修脚的、跑堂的、拉车的,以及按摩、店员、舞女、帮闲等等也算在“下九流”中。剃头、修脚、按摩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身体的劳动。尤其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的歧视更强烈。“性别歧视是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学历低、职业差、年纪轻的女性劳动者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郭凯明、颜色,2015)。所以当身体的劳动与女性这两个本来就被社会“嫌弃”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从事身体劳动的女性面临的来自世俗的讥讽和压力就更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阿荣和她的姐妹为摆脱污名化所做的努力。“是技师,不是洗脚妹”是发自她们心底的呼唤,她们没有嫌弃自己的职业和身份,相反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和职业操守赢得来自家庭、社会的理解与尊重。

参考文献

[1]鲍德里亚,让,2008,《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柏拉图,2000,《斐多篇》,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3]布洛维,2008,《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郭凯明、颜色,2015,《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与反歧视政策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5]何明洁,2010,《劳动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学理论》第29期。

[6]黄宗智,2013,《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开放时代》第5期。

蓝佩嘉,1998,《销售女体,女体劳动——百货专柜化妆品女销售员的身体劳动》,《社会学研究》(台湾)第2期。

[7]马冬玲,2010,《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8]任焰、潘毅,2006,《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第4期。

佟新,2008,《跨国资本与中国中产阶级的生产——以在华跨国公司中方高端劳动力为例》,《社会》第4期。

[9]——,2012,《论我国劳动关系的状况和新变化》载于《聚焦当代中国社会劳动热点问题(2010-2011)》,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