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迁徙、职业变动、身份转换，当“流动”变成一种生存常态时，我们几乎遗忘了深埋其中的阶层跃升的神话。华山的故事与这个神话相勾连，但同时破除着我们对于它的单一叙述：文学的感召、青春的激情，杂糅于他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长大，华山辍学后曾前往全国的十几个城市打工，最终进入北京，加入皮村文学小组，过上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 今天的推送是年轻人系列的第三篇，原计划与《脱轨的年轻人，脱轨的青春》《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还在唱歌》一同收录于《单读 20》中。这三个青年故事是一个微小的缩影，一个不完美但却勇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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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站在工友之家打工图书馆的门口叫我时，我正在打量馆内书架上的书。这里得到的捐赠书籍越来越多，它们大多被规范地贴上了检索码，但是摆放得随意，并且和这间窄小的图书馆一样，总是一副落满尘土的样子。在这个风如刀子的寒冬里，北京工友之家——这家民间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在近几年里因为各种原因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此刻显出异于往常的安宁。
北京工友之家在 2002 年进驻皮村时，不可能想得到它今后的波折命途。皮村是一个位于北京东五环外、距离首都机场不到二十分钟车程的城边村，不论白天黑夜，上空都响着清晰的飞机轰鸣。皮村原有户籍人口不超过 3000 人，外来人口却达到 3 万以上，除了外来务工人员和上班族，还聚集了一批艺术青年。工友之家的三位创始人孙恒、王德志和许多，不同程度地兼具了这三重身份。
我三个月前来时，这里正因一场中秋晚会热闹非凡，村民、外来打工者、大学生、记者，这些平日鲜少产生交集的人，在工友之家的工人剧场里熙熙攘攘、挤作一团。这里消解了许多看似充满隔阂的人际交往，又因为这种融合而变得与众不同。
我最初听说工友之家，是因为这里举办的“打工春晚”，主持人是社会影响力巨大的崔永元；2016 年冬，当我开始筹备以工友之家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时，它被断电断水，面临逼迁的危险；2017 年夏，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让这里的一个文学团体“皮村文学小组”陡然火爆；同年冬，我已与小组里的大多数成员熟识，一场发生在大兴的大火催发了大规模城边村整顿，工友之家的安危再次成为话题；2018 年初，举办了六年、一度得到官方正式宣传的“打工春晚”，突然不被允许以实体存在，最终妥协为一系列线上分时间播出的短视频……
2012 年打工春晚，全体演员和观众一起唱起《劳动者赞歌》/图自网络
崔永元主持打工春晚现场/图自网络
工友之家为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一个新名字——“新工人”，这个为了区别于国企工人和带有歧视色彩的“农民工”、彰显主体意识而诞生的名字，很有可能被载入历史。打工艺术团、打工博物馆、同心学校、工人大学、文学小组，工友之家为新工人打造的文化实践，在一轮接着一轮的新闻曝光中为人知晓。如今，工友之家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式的存在。吊诡的是，尽管它与这个政权的工人阶级立场紧紧站在一起，却矛盾地处于长期的动荡状态。
2017 年夏天，一个周日的晚上，我坐在皮村的一间屋子里，与文学小组的成员一起听他们的例行文学课。他们正因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成为那段时间新闻故事里的主角。在被系列报道、跟踪拍摄之前，他们过着无人问津的日子，是隐没于公众视野的瓦工、月嫂、流水线工人。
和那些攫取新闻素材的记者一样，我是为了毕业论文去搜刮信息的。当晚在场的除了主讲人北京大学的老师张慧瑜、文学小组的成员，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学生、老师，还有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一所高校摄影系的学生。因文章受到狂热追捧的范雨素，为了躲避穷追不舍的媒体，那天并没有出现在文学课上。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皮村，带着一个新闻学子挖掘素材的本能和写论文的焦虑。但除此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在所有可能的选题方向里，我选择了皮村和这里的新工人，对走进田野、走入人群有股莫名的狂热；我感到自己的内心有个巨大的空洞，需要更实际的人与事去填补。这个空洞是什么？它可以在这里得到填补吗？
直到采访了这三个年轻人，我才惊讶地发现我们几个人都汇聚到了这个地点，像一个必经的驿站，于是我不得不重新打量它。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华山。那天他迟到了，急匆匆进门后，气喘吁吁地坐下，但立刻留意到了我这张生面孔。那时候，他每周日要从位于积水潭的居住地出发，从西到东地跨越北京，到达这个东五环外的小屋“听课”。作为文学小组早期固定成员之一，华山已经出现在了多家媒体上，连他住所的胡同、常去游泳的护城河都已经一并进入了故事。
当晚，我请求他接受采访，并邀请他来我的学校参观。在我熟识的工友里，华山是与我走得最近的一位，不仅因为我们年龄相仿，也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的经历之丰富。从一个农民的家庭里长大，本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上大学，因为各种原因辍学后，去往全国的十几个城市打工，干过最底层的体力活，被骗进过传销组织，也做过大型连锁餐厅的厨师领班，最终进入北京干起了图书编辑，与工友之家结识，并成为一颗与它一同在大潮中沉浮的沙粒。
我曾在这些经历中看到过阶级跃升的可能、文学的意义，看到过年轻人的迷失和激情，以及许许多多与我、我熟悉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品性。他是我了解复杂皮村的切口，是我反观自己的镜子。
此时，这里空无一人，冬日冷冽的光照在博物馆门前那棵孤零零的杏树上，这难得的安宁，让我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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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外套是敞开的，尽管风那么大，天气那么冷，我却觉得这一行为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违和感，可能是因为他浑身充满的那股纯粹的力量感，好像有憋不住的光和热需要散发，扣紧的外套是不合适的。沉默不语的时候，他的双眉时常紧皱，在额头上挤出一道刀刻般的沟壑，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
一见面，华山立刻忍不住话头地告诉我，刚才正在读一本汪曾祺的小说《邂逅集》，其中一个细节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这年头不会有太多人如此情感饱满地谈论书，更别说是一本多年前的小说集。我有点感动，跟着他走在皮村的街道上，任由他说下去。
皮村街道的变化之大令我咋舌，华山告诉我，这些就发生在近两个月。寒冬逼近，用暖用电的大幅增加给混乱的城边村带来严峻的火情隐患，上一年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村口那个地标式的“皮村”招牌隐没在脚手架的网布里，不知要做怎样的改造；道路多铺上了柏油，颠簸和风沙少了很多；原本堆落在门店前的小摊位几乎全部消失，各家店铺前整洁有序，甚至有了宽敞的停车位；许多居民楼被漆成了亮蓝色、橙红色，蜿蜒曲折的小路匍匐向前，高高低低的房檐夹着一线线碧蓝的天。我站在狂风呼啸的街角，产生了身处某欧洲小镇的荒诞错觉。
只有在某段依旧未改造的石子路上，在廉价公寓清出的肮脏床垫上，在屋外铁锈脱落的晾衣架上，在派出所贴出的防火告示上，我还能看到一丝旧皮村的样子。也许更大的真相藏匿在务工者冰冷潮湿的屋子里，只是我看不见而已。
自 2009 年彻底离开校园至 2016 年来到北京，这七八年的时间里，华山辗转去过中国的十几个城市打工，锅炉房、快递公司、装潢公司、五金厂、器械厂、餐厅，他干过的行当自己都快要记不清，也没有太多复述它们的欲望。只有说起书店和写作时，他的情绪会重新激动起来。
“不管我去哪个地方，进什么厂子，第一件事肯定是找附近的书店。就算我没有真的走进去读书，但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在他的小说《太阳岛的一夜》里，男主人公独自走进书店，邂逅了一个女孩，他写道：“工业区，这样的女孩可不多见，我指的是爱看书……我小心翼翼挪去，近了闻见一股浓香，似曾相识，但我看不清她的脸，她飘然而去。”
书店、书籍寄托着他浓稠的情绪，除了杂糅着类似爱情的崇高、美好，它还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我一直觉得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个群体”，华山口中的“他们”指的是他的工友们。高三辍学那年，他曾在化工厂做过三个月的锅炉工，车间内的温度高达 40 度，他十几小时不间断地往锅炉内填燃料。那时的感觉是“焦虑”，因为“脑子里面没有接收任何新知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浪费生命”，但与此同时，他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环境，他将这种机械的体力劳动视为“一种自我麻痹、缓冲和逃避”。
华山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家里的三十多亩水田，至今在附近人家中都是佼佼者。小时候家境殷实，华山在家中排行老大，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爷爷、奶奶、三个姑姑和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起。家里因为爷爷的能耐和奶奶的勤劳，成为乡里人人称羡的对象。相比于物质上的丰裕，华山更骄傲的是另一个身份，“我爷爷的父亲考上过黄埔军官学校，我们家是耕读世家”，尽管爷爷和父亲没能延续“读书人”的身份，但他在心里埋下了这样的自我期许。长时间地，他保持着优异的成绩，酝酿着飞出这片小天地的那一刻。
作为家里的长子，华山坦言自己是最受宠溺的那一个，“小时候三个姑姑轮流哄我，每个人一小时，谁超时都会吵架”。但是在幸福完满的表象下，往往隐埋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裂缝，在某个关键时刻，泄尽这只看似圆滚的气球里所有的空气。在很小的时候，华山就意识到他心里的一个巨大的豁口：与父亲的不和。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非常不好”，对此华山认为，“他不但不爱我，也不爱任何人”。我不知道这个结论能否让他心里好受些。谈话间，他想起小学一年级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晚上，父亲突然起意想管教他的学习，指着课本上的字问他怎么念。“他从来不管我的学习，我一下就感觉到他不是真的关心我，只是在享受父亲的身份感和权力感”。在场的全家人都盯着他，8 岁的华山浑身神经紧绷，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暴怒的父亲揍了他一顿并把他撵到门外。乡村的屋外都是野树林，各种声音在黑黢黢的空气里起伏，小华山孤独又恐惧。二十分钟后，奶奶把他拎回了家，父亲继续发问，“我就像咽苍蝇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说，我爸特有成就感，说小孩就得这么管教”。那天晚上他蒙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我就像巴甫洛夫的狗，这种恐惧感的阴影，直到我 20 多岁才有所消解。”
上高中之前，华山的名字在学校里就早为人知晓了，他评价自己那时候爱出风头也会出风头，但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7 岁半的时候，乡长曾给他颁发过一个全乡联考的竞赛作文奖。华山觉得，写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我从小就喜欢幻想，割麦子的时候，割着割着突然间就笑了，大人们觉得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傻，不能理解我。”除了自身的天赋外，90 年代末的乡村，信息相对滞后，中国文学黄金时期的影响力刚刚抵达。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商业气息与金钱膜拜，乡村的孩子还沐浴在文学崇拜里，“我们小时候觉得最牛的人就是作家，对作家的崇拜感是我一生的烙印。如果我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小孩，我可能去做一个商人了。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命运。”
“写作的命运”在进入高中后开始受阻。高中班主任是个严苛、保守的体育老师，“觉得看课外书的学生都不是好学生”，华山回忆，班主任隔三岔五地找他谈话，出言贬损他，离开他的班级时，班主任取出一个大泡面箱子，里面全部是没收的书，有些还被撕碎了。文学由此变得索然无味。“每当我拿出书看，总觉得背后站着一个人，在盯着我，随时准备把我的书夺走”。加上那段时间的数学成绩下滑得太厉害，他一下子从名列前茅的“优等生”，滑落到无人问津的排名。
“小时候被惯起来的虚荣心受到很大的打击，整个人处于幻灭状态；初二时暗恋的女生被分到另外的高中，联系不上了，我心里特别失落；而且文学读多了人很容易失去意义感，我当时看路遥的《人生》，觉得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高一那年，华山第一次辍学，去台州的一家柴油发电机厂做流水线工人，被分到抬发电机的工位，每台 140 多斤，一天抬几百台。他记得第二天因为过度劳累，睡在车间的板房里醒不过来，最后是被人用脚踢醒的。在日后无数劳累、疼痛、流血的时刻，他对来自父亲和教育制度的压迫心怀强烈的愤怒。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种愤怒始终没有向更大的体制辐射，他对压迫的意识长久地停留在青春的伤痕记忆里。
“会恨工厂吗？”我问他。“没有这两个阻碍，我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精英、成功人士，我干吗要恨工厂呢？”他非常坦诚地告诉我，当人身处精神的谷底时，很难看到更广大的人群和更普遍的压迫。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回忆起一个至今难以释怀的场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头发没洗，身上全是机油，正从一个公园的山上往下走，两个穿着裙子的姑娘，打扮得很漂亮，准备登台阶上山去，但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赶紧跑了。可能觉得我是个盲流吧，”他的脸上露出苦涩的神情，“这对我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的品德，别人竟然把我当成不能接触的群体。那一刻我特别想流泪，觉得是一种命运的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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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密集地采访文学小组成员的期间，我最大的感触在于文学的现实意义。想来，我二十多年的生活一直幸运地依循“正轨”，一路完成从小学到研究生的教育，接着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做杂志编辑，继续着稳定的生活。文字、书籍对我而言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对于这些热爱文学的工友们而言，书的意义要远高于这种物质载体本身，高于眼前的生活，甚至上升为精神支柱般的存在，陪他们度过无数流水线上的煎熬日子。
不止一名工友告诉我，北京这座城市是因为工友之家和打工图书馆里那些免费的书而变得不一样的。今年 51 岁的郭叔说，在老家时，他会以 6 毛钱一斤的价格在废品收购站选旧书、报纸、杂志，看完后再 3 毛钱一斤打包卖回去；到了皮村，竟然能看到免费的名著，他再也不想离开。
对书籍如此浓烈的情感，在华山身上也是一样。2015 年，在多年的精神空虚后，华山再一次捧起书、拿起笔。那时候，他在广东管理一个工厂仓库的进出货，多了一些清闲的时间，他经常抱着手机上的电子书看。工厂附近有一家书很多的咖啡馆，在拿到奖金的那个月，他办了一张咖啡店的卡，“要一杯咖啡能看一天书，太幸福了！”也是在那段时间，华山开始在 QQ 空间里写长文，有时中午跟工友们去小饭馆等饭菜上桌，他抱着手机能敲上七八百字，记录生活的杂感。很多人给他点赞，问他是不是自己写的。他感受到一种喜悦，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最受人瞩目的时期。
工厂生活的煎熬，是我永远无法想象的。我曾听工友们说过很多，但始终不能说自己可以感同身受。在体验那种压得人喘不上气的恐惧感时，华山经常想起奶奶。奶奶是孤儿，从小寄养在她的姨妈家，所以总是那个干活最多的孩子，直到 60 多岁，家里收稻谷的时候，她在田里干活仍然不敢停，只要停下来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在工厂干活的时候，华山也有奶奶在田里的感觉，好像只要机械声一停止，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你没办法脱离这个情境，尤其是你那段时间没钱了，不干活就得饿着。所以就是身心分离，你手上干着这个，内心里构建的是一个别的世界。”
“身心分离”这个描述，我最早听小海说过，他是文学小组里小有名气的诗人，已经写了近千首诗歌。因为热爱海子，他给自己起了“小海”的笔名。如今，他在工友之家的同心互惠服装店工作，从十五六岁出门打工，颠簸了将近十五年后来到北京、进入工友之家，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精神上感到满足和安全。2016 年，来北京后的第三个月，华山认识了小海，那一年的年底，他第一次跟着小海去了皮村。
当时，华山正在一家位于中关村的图书公司做编辑。这是他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此之前，因为看到新闻对“北大保安”的报道，他觉得这个职业能学到不少东西。在上岗前的一个小时，他接到一家图书公司的电话，“宿舍安排在中关村，离北大特别近，可以去蹭课，又可以每天跟书打交道，我就去了。”
起初，因为学历不够，华山没干上文字校对的工作，而是去店面卖书。这家图书公司以“右翼”书籍为主要出版物，公司老板曾是一个小学老师，因为看了土家野夫的文章，一个人跑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插班，还在三十年前的那场风波里进过监狱。
一天下班后，老板叫华山一起吃饭，两人点了两碗西红柿鸡蛋面，两瓶啤酒。那次聊天让他们发现彼此的关注点、对事情的理解都非常相似。华山一直对精英知识分子怀有深刻的向往，认为自己是一个“愤青”，他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对社会有反思有批判、追求科学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高中时，他曾写过一个十人名录，胡适、傅斯年、熊十力、梁漱溟，他们是他的精神动力和自我期待，学不进去时就看看这些名字。现在，他爱读的还是一些经典散文和小说，除了最爱的王小波、汪曾祺，五四时期的作家他也常读。他喜欢沈从文的一段话，甚至将它精炼成自己的座右铭，“人活着总要让世界好一点，”他补充道，“哪怕只是一点点。”
然而，华山没能在这个与自己志趣相投的老板手下工作很久。一方面，靠着每个月 3500 元不到的工资，他无法在北京维持一个体面的编辑的生活；另一方面，除了与书打交道，华山发现自己还擅长与人打交道。他能依靠自己充沛的能量、真诚的情感、有效的表达，跟那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结下交情，甚至发展出友情。他很快通过一个涉足政商学界的艺术研究院的教授，结识了下一家公司的老板，华山形容这个教授“很有人格魅力，尽管没什么真学识”。
在一场跟他一同参加的饭局上，在场的有富商、艺术家、导演、摄影师，对于自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华山并没有觉得突兀，“尽管在社会事务和学问上，我都不是很有实力，但其实我们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华山将这种相似称为一种“超我”的精神，而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往往是那些“头脑清醒、冲锋陷阵、公正无私、令人信服”的领袖角色。“我发现这是我小时候养成的习惯，经常承担这样的角色，也喜欢承担。这是一个战胜自我的过程，战胜了就觉得很爽。”他对我说起一段童年记忆。10 来岁那年，一个邻村的小孩来他们村里玩，天黑后想要回家，因为要经过一段特别危险的路，除了黑漆漆的野树林、野荆棘，路边还有很多散养的、凶狠的狼狗，加上那些鬼怪在黑暗里出没的传说，十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愿意送他，大家一哄而散。小华山寻来一根带刺的树枝，拿在手上，护送那个孩子回家，再独自走回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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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当天，华山已经在皮村待了小半年了。2018 年 4 月，我们曾见过一面。当时，他刚刚入职上一份工作，说起时非常兴奋。那是一家食品文化公司，店面开在颐和园里，之后结合颐和园文化元素逐步推出了近百款产品。我对他的这个选择充满疑惑，它似乎不符合他对于知识和文学的偏爱。“一方面是出于好奇，那个商业的世界我之前没有体验过，只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厉害；从功利的角度上来讲，认识这些商业圈的人，对我也是有吸引力的。”
在这片商业的世界里，他起初的工作是写产品文案，后来逐渐开始接洽合作商、设计方，采购、验货、记账、装修，他管理起整个店的运营和维护，手下有了七八个员工。那时候，华山每月的工资不低于 8000 元，除此之外还有 2000 元的住房补贴。他在安河桥北租了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房子特别好，阳台就有六七平米，楼下全是梧桐树”，一切看上去充满了希望。
两个月后，他的身体出现了亚健康的症状，浑身发酸，没有气力，在上台阶时第一次感到自己跳不动了。尽管持续的加班令人疲惫，但是这种强度的辛苦远比不上工厂的劳累，华山隐约知道，是一种更强大的、侵蚀性的东西在破坏他的健康。
“这份工作跟自己的爱好、兴趣搭不上边，我根本没有业余的时间看书、写东西，也没有任何跟我聊文艺的人，所有让我打开心里郁结的东西都没有了。” 时间被占据得满满当当，任何曾经滋养他的东西都找不到落脚的余地。那几个月里，他连文学小组也没有时间去，几个常联系的朋友后来也不再叫他。深夜，躺在这间几十平米的房子里，华山盯着天花板，“感觉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极其孤独、极其疲惫”。
华山经常称我为“你们城里人、你们白领”，尽管这种区分是玩笑式的，但它也让我去思考我们之间的区别。比如他对于“上班”状态的排斥、对于与人交流的热望，我极少体验这样的情感，反而更习惯疏离和原子化的状态，甚至抗拒与他人产生过多的关联。这在这代人中间非常普遍。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朝九晚五地工作、生活，这件被每一个现代都市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华山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扭曲与折磨。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像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病人”，我羡慕起他的田野山头、他成群的伙伴和庞大的家庭，以及使不完的热情与力量。
6 月底华山做好了决定，7 月初就向老板正式提出辞职，那份对文学和知识的崇拜从深处漫溢出来，盖过了他对商业世界和美好前途的好奇。离职之后，华山搬到了皮村，他急需皮村的烟火气，需要文学小组和打工图书馆。当时的房租是 350 元一个月，公用的水房和卫生间，打开屋门外面只有一线天。华山想起上一个出租屋，因为没租够半年，离开的时候只拿回了一半的押金。前阵子，华山在某卫视上看到前老板介绍自己的店铺和产品，他在那一刻觉得庆幸，“特别庆幸我走了，如果让我上去聊汪曾祺，我可以聊一夜，但是让我去聊点心，真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华山确实在皮村度过了轻松、滋养的一个月。那个月里，他上午躺着休息，下午出门转转，晚上跟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们聊天。暑期是志愿者密集出现的时间，来工友之家的志愿者具有一些共性，他们往往就读于相当好的大学，学的专业不一定相似，但大都关心公共事务。华山能跟这些志愿者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在他对上份工作陷入迷茫时，当时一名在工友之家工作了两个多月的志愿者子津还在文章里写到他：“和华山一起坐地铁6号线，到了平安里站，他和我说起自己的工作，略带不安。他在一步步向上走，仿佛预知了自己的改变，而又惧怕这种改变，疑虑有时并不意味着怯懦”。华山读后非常感动。
在他眼里，这里的每个志愿者都有想法有追求，读过很多书；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华山最羡慕的身份：大学生。没能上大学是华山最大的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缺失感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在见过各色人群、做过各种工作之后，他越发清晰地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属于那个群体，唯一的阻碍仅仅是一纸文凭。
离职时，华山的手里总共有存款两万多块，“这么点钱你就敢辞职休息？”我惊讶地问，问完又觉得自己愚蠢。“不少了，在哪儿都能活。你可能不了解我们民工的生活，手里欠着钱，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再一次不经意地将我与他区分开。我有些悻悻，好像正见证自己变成一个斤斤计较、畏首畏尾、苍白无趣的未来的“中产者”。“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大事，”他忽然变得严肃，“现在我的大事是爱情和学问。”
我坐在他的小屋里，烤着暖气片，听他认真的讲述和窗外的风声。他相信“爱情能让人变得完整”，而“学问和真理天然地能让人开心”。一方面，我承认他一定是比我勇敢的人，还有勇气去承受幻灭的伤害；另一方面，我也怀疑这是补偿心理在作祟，对于那些未得到或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往往怀有过度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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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现在住的屋子位于打工博物馆的隔壁，在这片空荡荡的大院里，他宛若一个主人。但事实上，他至今无法完全接受目前的状态：他在皮村每月 350 元租的房间，现在只用来堆放书和杂物，但他不愿退租，为了撤退那天有个去处；他没有正式入职工友之家，只是拿着每个月一两千元的辛苦费。
谈话间，一个住在皮村的小孩轻车熟路地推开他的门，问他“今天有电影不”；一支外国留学生队伍在一名老师的带领下来打工博物馆参观，华山娴熟地向他们介绍起外来务工者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特别热心于这些事。自己的事儿还没做好呢，就去做公益，这不是开玩笑吗？”他迅速从刚才的“代言人”角色里抽身，告诉我这里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
来皮村后的一个多月，暑期将尽，志愿者们陆续离开回去上学；工友之家的两名正式员工，一位产期临近，另一位刚刚离职。这里的工作面临停摆。许多和王德志来问他是否有留下工作的意愿，华山慌忙拒绝，直到张慧瑜亲自跟他商量，希望他接手。华山没有办法拒绝慧瑜老师的请求。刚开始，他帮忙给村民和工友播放每周的电影，其他员工拉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他总想着顶几天就好，不愿再有更深的关联。
然而，更深的关联开始生根发芽。起初，他只负责每周的电影放映和K歌活动，后来，周日的文学课、博物馆的接待、接受捐赠、联络志愿者、不定期的联欢活动，都归他组织管理。现在，他还重操本行，开始编辑文学小组 2018 年文集，并接手编辑工友之家承担的项目《北京城市服务手册》。
尽管不情不愿，但华山确实用自己的独特才能为工友之家注入了新鲜、有活力的元素。2018年10月，他与诗人小海、文学小组成员小静、爱好文艺的晨依，参演了许多导演、裘君编剧的话剧《我们》，并前往山东莱芜参加国际工厂戏剧节。《我们》的片段内容，在戏剧节前的中秋晚会上演出。
戏剧节期间，华山结识了一位话剧演员，她向他介绍了一些青年独立导演，之后的周日下午3点，工友之家又多了一场影片放映和映后谈。这些专业性更强的影片不同于以往的大众电影，起初的一个月里，除了王德志的《移民二代》，来这里放映的影片还包括入围2018BISFF北京国际短片联展的《远游》，一位热衷工人运动的韩国导演的作品《双面人生》，以及一个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生，在跟北疆哈萨克族人同吃同住了一年后拍摄的纪录片《冬窝子》。
在繁琐的工作之余，华山每个周二和周四，还会赶去海淀区的北京电影学院听编剧课，当天，他需要在早上6点起床，才能赶上8点钟的课。这个机缘来自两名北影的学生八斗和神奇，他们在华山的帮助下，顺利进入工友之家，联系上拍摄对象小海和晨依，完成了短片《代号 PEK》的拍摄。
这份被迫投入的工作，逐渐呈现出它的益处。在这个特殊的场域里，他得以始终保持与自己心向往之的群体之间的亲密联结。
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华山在微信上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最近遇到了一个“新榜样”。一次偶然的机会，贫民窟造梦计划组织（DBSA）的负责人唐敏来到皮村参观，她的双博士头衔、跨地域实践和学术研究，让华山非常着迷，“做调研、做统计，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政治生态，还能跟当地的各种机构打交道。这不像作家深入一个地方体验生活，给出的都是感性、浅层的结论，作家跟她没法比。”
除了钦佩唐敏的学识与能力，华山之所以对她尤为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她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平等的友情，“我觉得她不是他者，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是我内在世界的一部分，我可以朝那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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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不大，教学楼大多矮小、分散，华山轻车熟路地领我去食堂吃晚饭。他和晨依接受了八斗和神奇的邀请，来此参加第十五届北京电影学院金字奖入围短片的展映。
展映在北影中等放映厅举行，《代号 PEK》是当晚的最后一个短片。那是华山第一次在如此大的荧幕上看到自己的脸。他一下子紧张得不知所措，晨依更是直接拿起外套盖住了自己的脸。他俩缩在观众席的座椅上，满脸通红，赧然窃笑。
在看到自己谈论父亲时，华山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一时间，观众席上偶尔发出的笑声、讨论声全部从他的世界消失掉，他陷入严肃的沉思，和每一次跟我说起父亲时的神情一样。不一样的是，他略显不安地抖动着腿。他在打量自己。我在等待他的反应。独白结束后，他转过头来问我，“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吗？”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看起来特别帅！”
《代号PEK》主要记录了华山、晨依和小海的几段对话和独白，因为预算和人力不足，它的镜头简单甚至有些粗糙，但全片的主旨正如影片开头晨依的那段话所言，“我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它所呈现的人物形象和话语，与大众对特定群体的想象形成巨大反差。影片终场后获得的热烈反响，观众脸上惊讶、好奇的神情，再次将我拉至一年前的那场“范雨素”热潮。全场的高潮，在八斗邀请华山和晨依作为纪录片主演上台发言时到来。
坐在台上的晨依失去了纪录片里那个活泼、自在的模样，她紧张地将话筒递给了华山，但此时的华山反而褪去了坐在观众席间的羞涩，他骨子里的领袖精神苏醒过来。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以清晰的逻辑和叙事，将北京工友之家的来龙去脉介绍得完备、妥帖，与此同时，他还能轻松地打趣嘉宾，回应现场。
“初衷是以文艺的形式来扶助工友……聚集了高校老师、知识分子……连接了社会的精英群体和最底层的新工人……”他的声音在放映厅里响着，我陷入回忆。那是 2017 年的冬天，我在当时就读的学校里采访华山，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人。华山跟我说起第一次随小海去工友之家的感觉，他对那里的荒凉和破败感到惶恐。当时，他说不清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意义，只直观地认为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学习和娱乐的场所总是好的。
不过，他对精英和工人群体的判断，让当时的我印象深刻。“中国工人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薄弱，也是内在情感和思想的薄弱；工人、农民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聚集不起来，也吸引不了更有思想力的人。我寄希望于这个国家的精英群体，来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
一年多以后，我拿出这段录音文字再次询问他，他表示坚持这个观点不变。唯一的变化是，他能够坐在一个几百人的大厅里，操着娴熟的话术，去承担他此刻不得不承担的代言人角色。
我想到余凡、涂俊南、华山，包括我自己，这些背景不同、动机各异的年轻人，我们到底在皮村寻找自我救赎还是要对这世界作出回应？不管出于好奇、求解、寄托还是补偿的心态，他们已经和这一代年轻人经常被冠以的犬儒、利己的形象有所不同。这些短暂的停留，是开始，还是句点？它们能否带来真正的改变，“让世界好一点”？
主持人打断了华山的话，将讨论拉回了短片，她表示不太满意片子的最后部分，问华山会如何去结尾。华山开了个玩笑，引发全场的笑声，并利用这个间隙想出了他的答案：“可以拍拍皮村的飞机，皮村离首都机场特别近，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架飞机飞过。飞机会有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像在问我们最终会落脚到哪里呢？因为工友之家还是不定性的存在，随时面临着拆迁。”
现场响起轰鸣的掌声。我坐得不够近，看不清华山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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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婧。来源：单读。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