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发生的一切清晰地向外界表明了一个从过去脱胎换骨的政党其所坚持的不懈斗争的理论。当查鲁·马宗达说出“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这句著名的话时，他准备把它扩大到当叶海亚·汗将军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犯下种族灭绝罪时，纳萨尔派保持沉默这一议题上来,因为当时中国是巴基斯坦的盟友。
对红色高棉和其在柬埔寨的镇压,也保持沉默；对中俄两国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也保持沉默；对*藏保持沉默。在纳萨尔派运动中，也存在着过激的暴力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难得到辩护。但是，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与国会和人民党在旁遮普、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古吉拉特邦等等地区的肮脏“成就”相比吗？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可怕的矛盾，查鲁·马宗达在他的著作中所言的都是十分有远见的。他创立的政党（以及许多其分裂的团体）使印度实现了革命的梦想。想象一下没有这个梦想的社会吧！就这点而言，我们不能过于严厉地批判他，尤其是在我们用甘地那“虔诚”的空话来谈论"非暴力行为"的优越性和他的托管概念时:
“富人将拥有自己的财富,其中他将合理占有其所需要的财富, 然后会作为受托人，将剩余的财富用于社会福利。”
然而，奇怪的是，当代的印度沙皇，这个无情地要粉碎纳萨尔派的国家的具体代表，现在居然说出了查鲁·马宗达很久以前的话：“*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上下颠倒。内外翻转。
*国的道路已经变了。*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资源。但是执政党的名字没变，党的路线却已经完全改变。
当党是一个政权夺取者（就像现在在丹达卡兰亚一样），寻求人民的支持，关注他们的每一个需求，那么它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党，它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但革命之后，这段爱情很容易变成痛苦的婚姻。人民军队很容易背叛人民。在今天的丹达卡兰亚，党希望把铝土矿留在山上。但明天它会改变主意吗？但是，对未来的担忧是否该阻碍我们继续前行呢？
舞会将持续一整夜。我走回了营地。马泽在那儿，仍然醒着。我们聊到了深夜。我把收藏的聂鲁达的船长诗集副本给了她（我带来了，以防万一）。她不断地问着，“外面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学生们怎么说？请告诉我现在关于妇女运动还有什么大问题吗？她问起了我的作品。我试着如实地向她讲述我的混乱思想。然后她开始谈论自己，她是怎样入党的。她告诉我，去年5月，她的搭档在被敌人伪造的遭遇战中死亡。事实上是在纳西克被捕，并被带到瓦朗加尔杀害。“他们一定对他进行了十足的折磨。” 她是在去见他的路上听说他被捕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呆在森林里。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告诉我她几年前结过一次婚。“他也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杀了，”她说，并以令人心痛的准确性补充道，“但这次是在真正的遭遇战中。”
我躺在我的Jhilli上，思索着马泽长期以来的悲伤，听着从地上传来的鼓声和持久幸福的声音，思考着的查鲁·马宗达的持久战争思想——毛主义政党的中心思想。这就是为何人们认为毛主义者提出的进入“和平谈判”是一个骗局，是一种获得喘息空间重新组织、重新武装自己并重返持久战的手段。什么是持久战？恐怖取决于其自身还是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如果丹达卡兰亚的人民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发动持久战，他们现在会在哪里呢？
毛主义者是唯一相信持久战的人吗？从印度成为主权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几乎就变成了殖民大国，吞并领土，发动战争：它毫不犹豫地利用军事干预来解决政治问题——克什米尔、海德拉巴、果阿、纳格兰、曼尼普尔、泰伦加纳、阿萨姆、旁遮普。纳萨尔派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安得拉邦起义，现在已经跨越了印度中部的部落地区。数以万计的人被杀害,数十万人遭受酷刑，但施暴者却不受惩罚。
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慈祥的民主面具之后。这些战争是针对谁的？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共产党人、达利特人、部落民，尤其针对那些敢于质疑命运，不接受嗟来之食的穷人。很难不把“印度”视为“属于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国家”（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它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怀有敌意。而且，他们还以真正的殖民方式，派纳加人和米佐斯人去查蒂斯加尔邦作战，派锡克人去克什米尔，派克什米尔人去奥里萨邦，派泰米尔人去阿萨姆邦等等。如果这都不是“持久战”，那还会是什么？
在一个星光璀璨的美丽夜晚。苏克德夫同志的脸被电脑屏幕照亮了，他正对着屏幕里的自己微笑。他是个重度工作狂，我问他这样做什么有意思呢。他说：“我在想去年来参加邦卡尔起义庆典的待了一俩天的记者们，其中一个人和我的AK合影，拍了照，然后回去后叫我们杀人机器之类的。”
天亮了，舞蹈还没有停止。队伍会继续前行，数百年轻人仍在跳舞。“他们不会停止，” 拉朱同志说，“除非我们收拾行李了。”
在路上，我遇到了医生同志，他在舞池边上架起了一个小小的医疗营地。我想亲吻他的胖脸颊。为什么他不能有至少三十个人的团队而只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千人的团队呢？我问他，丹达卡兰亚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回答令我毛骨悚然。他说他所见过的大多数人，包括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人，都只有5到6个血红蛋白（印度女性的标准是11个）。这里有着由两年多的慢性贫血引起的肺结核，幼儿患有二级蛋白质营养不良，医学术语称为夸希奥科病（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词来源于加纳沿海地区的非洲土语，意思是“新生儿出生时患上的疾病”。基本上，这个婴儿不再喝得到母乳，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提供营养）。“这是一种流行病，就像在比亚法拉一样。”医生同志说道，“我以前在农村里工作过，但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有疟疾、骨质疏松症、绦虫、严重的耳部和牙齿感染以及原发性闭经 (青春期营养不良导致女性月经周期消失，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这里肆虐。
“除了加德奇罗利的一两个诊所外，这个森林里没有其他诊所，没有医生，没有药物。"
他现在和他的小队出发了,长途跋涉八天去阿普杰马德（Abhujmad）。他，医生同志，也穿着“正装”。所以（白匪）如果发现了他，就会立刻杀了他。
拉朱同志说我们继续在这里扎营很不安全，该前行了。离开邦卡尔需要很多时间说再见。
Lal lal salaam, Lal lal salaam,
Jaane waley S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
（向离去的同志们敬红色的礼）
Phir milenge, Phir milenge
Dandakaranya jungle mein phir milenge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再见面的。）
开幕和结束的仪式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当他们说“我们会再见面”时，往往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纳尔默达同志、马泽同志和萝比同志会各奔东西，我还会再见到他们吗？
我们再一次地启程。每天都变得更热。卡姆拉为我摘下了第一个天度果实。尝起来就像chikoo（印度特有的热带水果，状似土豆），我成了罗望子果的粉丝。这次我们在小溪边扎营。男女轮流地分批洗澡。晚上，拉朱同志收到了一整包“饼干”。
新闻：
2010年1月底，在马恩普尔分部被捕的60人尚未出现在法庭上。
大批警察已经到达南巴斯塔尔，开始无差别攻击。
2009年11月8日，在卡切鲁姆（Kachlam）村，比贾布尔·杰拉、迪尔高·摩迪卡（60岁）和高瓦西·苏克鲁（68岁）被杀害。
11月24日，迈达维·巴门（15岁）在潘高迪村被杀害。
12月3日，来自高利扎特的迈达维·布哲姆也被杀害。
12月11日，7人在达尔巴地区的古米尔帕尔村死亡（姓名待定）。
12月15日，在高筑巴尔村，维高·松姆巴和迈达维·马蒂（两人都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成员）被杀害。
12月30日，韦杰巴尔村的布宁·潘杜和布宁·毛图（父子）被杀。
2010年1月（日期未知）， 凯卡村的人民政府领导人甘格劳尔被杀害。
1月9日，扎甘贡达地区的塞邦古鲁村有4人死亡。
1月10日，在帕姆布拉迪村有3人死亡（目前还没有名字）
1月25日，因拉瓦迪地区的塔卡劳德村有7人死亡。
2月10日（地震节），古姆丽在阿普杰马德的杜马尔村被强奸和杀害，她来自一个叫帕埃沃的村庄。
2000名印*边境巡逻部队（ITBP）驻扎在拉杰纳恩德加奥恩森林，5000名额外的BSF部队抵达卡恩凯尔。
然后接下来：
人民解放游击军已满员。
一些过时的报纸也有关于纳萨尔派有很多新闻报道。一条特大的叫嚣着地标题完美地概括了政治气氛: Khadedo,Maaro, Samarpan Karao, （消灭，击杀，让他们投降。）在那句话下面：Varta ke liye loktantra ka dwar khula hai（民主的大门总是为谈判敞开着。）第二种说法是毛主义为了赚钱而种植大麻。第三篇社论说，我们现在所扎营和经过的地区完全被警方控制了。
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拿走一些片段去练习阅读。他们在营地里走来走去，用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大声朗读反毛主义的文章。
新的一天。新的地方。我们在乌塞尔村外的一颗巨大的马华树下扎营。马华树刚刚开花，它的淡绿色花朵落在森林的地面上就像一颗颗宝石一样。空气中弥漫着轻微的刺鼻气味。我们在等来自拜德派尔学校（Bhatpal）的孩子们，在翁戈纳尔遭遇战后那所学校关闭了，到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警察营地，孩子们被送回家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那瓦德、姆恩朱迈达、埃德卡、韦德马克德和特纳尔等地的学校。
拜德派尔学校的孩子们没有出现。
尼提同志（受到通缉）和维诺德同志带着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参观了当地人民政府建造的一系列集水建筑物和灌溉池。尼提同志谈到了他们必须解决的农业问题。只有2%的土地是有灌溉的。在阿普杰马德，犁耕在十年前才被人听说。另一方面，在戴德克里，杂交种子和化学农药正逐渐引入。“我们需要农业方面人才的紧急帮助” 维诺德同志说。“我们需要了解种子、有机杀虫剂、可持续栽培的人。只要稍加帮助，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
拉穆同志是负责人民政府地区的农民，他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种植水稻、茄子、gongura、洋葱和卷心菜的农田。然后，他以同样的骄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但非常干燥的灌溉池。这是什么？“这个灌溉池连雨季都没有水，挖错地方了” 他说着，脸上挂着微笑，“它不是我们的，它是被强盗政府（Looti Sarkar）挖掘出来的。”。这里有两个平行的政府系统，人民政府和强盗政府。
我想起韦努同志对我说的话：他们想粉碎我们，不仅是因为矿物，还因为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模式。
带枪的格拉姆·斯瓦拉杰的想法是,这目前还不是一个选择。虽然这里有太多的饥饿和疾病，但它无疑为另一种选择创造了可能性。不是为了全世界，不是为了阿拉斯加，也不是为了新德里，甚至也不可能是为了整个查蒂斯加尔，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丹达卡兰亚。这是世界上最保守的秘密，它为这个行将要毁灭自己的世界奠定了拯救方法的基础。它蔑视了历史，以最大的几率相比来说，它已经构建了一个为自己生存的蓝图。它需要帮助和想法，它需要医生、教师和农民。
它不需要战争。
但如果被施加战争，它将会反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遇到了多名妇女，她们有的在部落妇女组织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KAMS)工作，有的是人民政府的办事处的总负责人、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会（DAKMS）的成员、被害者的家属，以及在这个恐怖年代里试图应付生活的普通人。
我遇到了三个较年老的姐妹，苏克亚丽（Sukhiyari）,、苏克戴（Sukdai）和苏克爱丽（Sukkali），可能40多岁，来自纳里恩普尔地区。她们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呆了12年了，村民们依靠她们来对付警察。“警察两三百人分成一组，他们偷了所有的东西：珠宝、鸡、猪、锅碗瓢盆、弓箭，”苏克爱丽说：“他们连刀子都不会留下。” 她在纳里的房子被烧毁了两次，一次被那加营烧毁，一次被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烧毁。苏希赫曾经在贾格达尔普尔被捕，并判处入狱7个月。
“有一次他们把全村的人都带走，说男人们都是纳萨尔派。” 苏希赫和所有的妇女儿童跟随着。她们包围了警察局，直到男人们获释后才离开。“无论他们带走谁” 苏克西说，“在他们录完口供之前，你必须马上去把人抢回来，一旦他们录完口供，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苏克亚丽小时候曾被拐走，并被强迫嫁给一个老人（她跑了去和她姐姐住在一起），现在她会组织群众集会并在会议上发言，人们依靠她来获得保护。我问她党对她意味着什么。“Naxalvaad kamatlab humaara Parivaar（纳萨尔意味着我们的家）。当我们听到袭击的消息时，就像我们的家人受到了伤害。” 苏克亚丽说道。
我问她是否知道毛是谁。她害羞地笑了笑：“他是一个领袖。我们为他的愿景而努力着。”
我遇到了索马瑞·盖乌德（Somari Gawde）同志。二十岁，而她已经在贾格达尔普尔服过两年刑。
2007年1月8日，740名警察在纳里村周围设置警戒线，因为他们知道尼提同志在那里。（她曾经在那里，但在他们到达时已经离开了。）但是索马瑞是当时驻扎在那里的乡村民兵。警察在拂晓时开火。他们杀害了两个男孩，苏克拉尔·盖乌德和卡桥·高德。然后他们抓到另外三个人，杜什利·萨拉木和拉内（Ranai）这俩个男孩，还有索马瑞。杜什丽和拉内被绑起来射杀了。索马瑞离她生命终结只有毫厘之差。警察找到一辆带拖车的拖拉机，把尸体装进车里。索马瑞和尸体坐在一起，然后被带到纳拉因布尔。
我遇到了占瑞，她是于2009年7月6日被枪杀的迪利普同志的母亲。她说，在他们杀了他之后，警察把她儿子的尸体像动物一样绑在柱子上移动着（在其他人参与杀戮之前，他们需要制造出尸体来获得现金奖励）。占瑞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跑到警察局。当他们到达时，尸体上已经没有一块衣服了。占瑞说，在路上，他们在dhaba（即“街头大食堂”的意思）停下来喝茶吃饼干时，把尸体留在路边（他们没有为那些付钱）。想象一下这个母亲，跟着儿子的尸体穿过森林，在远处停下来等着杀人犯喝完茶。他们并没有把她儿子的尸体还给她，让她可以为她儿子举行一个适当的葬礼，只让她把一大把土扔进埋藏他们那天杀死的所有人的坑里。占瑞说她想要复仇，Badla ku badla。以血还血。
我认识了六个马斯高乐（Marskola）人民政府的民选成员，他们可以管理村庄。他们描述了一次警方的劫掠行为：警方有时300人，有时400人，有时1000人，在晚上来。他们在一个村庄周围设立警戒线，并埋伏等待。黎明时分，警方抓到第一批去田里的人，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然后进入村庄，来告诉警方陷阱（‘booby-traps’）在哪里（‘booby-traps’已经变成了一个冈德语词语。每个人说或听到时都会微笑。森林里到处都是陷阱，有真的有假的。即使是人民解放游击军也需要指引来经过村庄）。一旦警察进入村庄，他们就抢劫，偷窃，烧毁房屋。他们带着狗来，狗会抓住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它们追逐家畜，而警察会杀掉家畜，把它们装在袋子里带走。特种警察会和警察一起来，他们知道人们把钱和珠宝藏在哪里。他们抓住人，把他们带走，在他们释放他们之前先把钱拿走。他们总是随身额外携带一些纳萨尔派“正装”，以备他们找到可以杀的人。他们杀死纳萨尔派分子就可以得到钱，所以他们批量制造了一些纳萨尔派“正装”。村民们害怕不敢呆在家里。
在这个宁静的森林里，生活似乎完全军事化了。警戒线和搜索、射击、前进、后退、倒下、行动等词被人熟知。为了收割庄稼，他们需要人民解放游击军来执行哨兵巡逻。去市场也是一种军事行动，市场上到处都是警察用金钱从村庄里诱惑出来的mukhbirs（告密者）。（一个月1500卢比）我听说在纳里恩普尔（Narainpur）有一个mukhbir mohallah——告密者的聚集地，至少有4000名告密者在那里。男人们不能再去市场，只能女人们去了，但她们被严密监视着，如果多买一点，警察将控告她们是为纳萨尔派买的。药剂师们收到命令，除极少量药品外，不能让人们随意购买药品。来自公共分配系统（PDS）的低价配给，糖、大米、煤油被存放在警察局或附近，大多数人无法购买。
联合国预防和处罚种族灭绝罪公约第2条将其定义为：
以下任何一种都是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杀害组织成员；对组织成员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故意打击群体性的生活条件，企图使其全部或部分受到物理上的破坏；采取措施打算阻扰在组织内分娩；【或】强制将组织的孩子转移到其他组织。
我开始吃不消了这几天的步行。我累了，卡姆拉给我弄来了一锅热水。黑暗中我在一棵树后中沐浴。但我不能吃晚饭，或爬进睡袋里睡觉。拉朱同志宣布我们必须移动。
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今晚很艰难，因为我们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当时，我们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扎营，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在那里有我们的104个人，再一次，一条纵队通宵徒步。在我们周围有蟋蟀声，还有像薰衣草般的气味。到了我们要过夜的地方，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在露出地面的巨石块，我们站队，点名。有人打开了收音机。BBC说，在西孟加拉的比卡内尔，有一个东部边境步枪营地遭到袭击，60个骑摩托车的毛主义者参与，其中，14名警察被杀，10个人失踪，武器被抢夺。队伍里有一阵欢呼雀跃的低语。毛主义者的领导人基尚吉（Kishenji）正在接受采访。你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场暴力并来谈判？当绿色狩猎行动被取消时。任何时候，告诉奇丹巴拉姆我们会谈谈的。下一个问题：现在天黑了，你已经放置了地雷，增援部队已经被召集进来，你们还会攻击他们吗？基尚吉：是的没错，否则人民会揍我的。队伍里有笑声。苏克德夫同志解释道：“他们总是说地雷。我们不使用地雷。我们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又一套“千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我感觉不太舒服。天开始下雨了，我听到咯咯笑。卡姆拉朝我扔了一个jhilli。我还需要什么呢？其他每个人都只是爬进自己的jhillis里。
到了第二天早上，比卡内尔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另外还有10人失踪。
拉朱同志今天早上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晚上再进行移动。
一天晚上，人们像飞蛾一样挤在一个光点周围。这是苏克德夫同志的便携电脑，由一块太阳能电池板供电，他们正在观看《印度母亲》，只有他们的步枪枪管映衬着天空。卡姆拉似乎不感兴趣。我问她是否喜欢看电影。“Nahi didi. Sirf ambush video。”【不看舞蹈（didi，印度舞蹈），只爱看伏击视频】后来我向苏克德夫同志询问关于这些伏击录像。他眼也不眨一下，就为我放了一个。
它从丹达喀拉尼亚，河流，瀑布的镜头开始，然后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枝的特写，一只普通鹰杜鹃在叫。突然，一个同志在给简易爆炸装置接线，用干树叶把它藏起来。一队摩托车被炸毁了。有残缺的尸体和燃烧的摩托车，武器被抢走了。 三名看上去惊呆的警察，被捆了起来。
谁在拍摄？谁在指挥行动？谁向被俘警察保证，如果投降，他们将被释放？（他们被释放了，我稍后了解到。）
我认识那温柔又安心的声音。是韦努同志。
“这是库杜的伏击” 苏克德夫同志说。
他还拥有一个视频档案，关于一个被烧毁的村庄的情况，以及目击者和死者亲属的证词。在烧焦的房子的烧焦的墙上写着“那加！为杀戮而生！”有一个小男孩的镜头，他的手指被砍了下来，为绿色狩猎行动的“巴斯塔尔”一章揭幕（甚至还有和关于我的电视采访，我的著作，我的书，奇怪。）。
晚上，收音机里有另一次纳萨尔派袭击的消息，这一次是在比哈尔的加木伊。报告说，125名毛派分子袭击了一个村庄，杀害了10名高尔（Kora）部落的人，以报复他们向警方提供了导致6名毛派分子死亡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的话，这就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很明显，拉朱和苏克德夫同志看起来很不舒服。
来自恰尔肯德和比哈尔的消息十分令人不安。警察弗朗西·因杜瓦所组织的恐怖斩首行动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它提醒人们，有纪律的武装斗争是多么容易掺杂充满暴力的流氓犯罪行为，或是种姓、社区和宗教团体之间丑陋的身份战争。通过将不公正制度化，印度政府已经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如果政府认为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暗杀”使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群龙无首”进而结束暴力，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暴力会蔓延和加剧，政府将没法和任何人进行谈判。
在和同志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里，我们沿着河流穿过郁郁葱葱的、美丽的因拉瓦迪山谷。当我们沿着山坡行进时，我们看到另一排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但是是在河的另一边。我听说他们要去参加库杜村的反对大坝的会议。他们手无寸铁地在当地山谷的平地上举行集会。我跳进船里，加入了他们。
布恩德咖德（Bodhghat）大坝将淹没我们已经行进了几天的整个地区。所有的森林，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故事，100多个村庄。那就是计划吗？把人像老鼠一样淹死，这样罗汉迪古答的综合钢铁厂和西高止山脉的铝土矿和铝精炼厂就能拥有这条河吗？
在会议上，来自数英里之外的人们，依旧说了以往的陈词滥调。然而尽管我们会被淹死，但我们绝不移动！他们很高兴某个来自德里的人与他们在统一战线上。我告诉他们德里是个残忍的城市，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
就在我来到丹达卡兰亚的前几周，我访问了古吉拉特邦。萨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现在或多或少已经达到其最高点。拯救纳尔默达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简称NBA，反对在纳尔默达建立水坝）预测会发生的事几乎全部都发生了。不言而喻的，流离失所的人没有恢复正常生活，。运河还没有钱去修建。因此，纳尔默达河的水被分流到萨巴尔马提河的空河床上（很久以前就筑了坝）。大部分的水被城市和大工业所吞没。下游效应——咸水进入没有河流的河口——正在变得无法缓解。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的大坝是“现代印度的寺庙”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今天，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后，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时，必须说，大坝是对人类的犯罪。
布恩德咖德大坝在当地民众抗议后于1984年被搁置。现在由谁来阻止？谁来阻止铺放奠基石？谁能阻止因拉瓦迪被偷走？有人必须挺身而出。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陡峭的山脚下扎营，早上我们会爬上去，然后出现在路上，一辆摩托车会在那里接我。与我第一次进入森林不同了，Chironjee（印度特有的树种）、丝棉和芒果树已经开始开花。
库杜的村民们把一大壶刚捕获的鱼送到营地来。还有一份给我的清单，上面有71种水果、蔬菜、豆类和昆虫，都是从森林里采来的，生长在自己的田地里，还有市场价格。这只是一张清单。但也是他们的世界图谱。
到达了丛林哨所。有两块饼干给我。来自讷尔默达同志的一首诗和一朵压花。一封来自马森的情书信。（她是谁？我会知道吗？）
苏克德夫同志问他能不能把我iPod里的音乐传到他的电脑里。我们聆听了在齐亚·哈克（译者注：巴基斯坦军政府总统，1978年至1988年）疯狂镇压时期，伊克巴尔·巴淖在拉合尔著名的音乐会上所演唱的法伊兹·艾哈迈德·法伊兹的《我们将见证这一天》（Hum Dekhenge）。
Jab ahl-e-safa-Mardud-e-haram,
Masnad pe bithaiye jayenge
当异教徒和被辱骂者
将坐在高处
Sab taaj uchhale jayenge
Sab takht giraye jayenge
所有的皇冠都会被抢走
所有的王座都会被推翻
Hum Dekhenge
在巴基斯坦，5万观众开始高呼：Inqilab Zindabad! Inq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革命万岁！）。 在许多年后，这首歌谣在这片森林中回响。奇怪的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盟。
内政部长一直对那些“错误地向毛主义者提供人才和物质支持”的人发出隐蔽的威胁。有资格分享伊克巴尔·巴淖吗？
黎明时分，我向马达夫同志和乔瑞同志、年轻的曼格图和所有同志告别。昌杜同志去组织自行车了，和我一起去主干道。乔瑞同志就不来了（攀爬会让他的膝盖很痛苦），尼廷同志（通缉犯），苏克德夫同志，坎伦拉和其他五个人将带我上山。当我们开始行走时，尼廷和苏克德夫不经意间，同时地解开了他们的AK的安全锁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做。我们正在接近“边界”。“你知道如果我们遭到攻击该怎么办吗？” 苏克德夫漫不经心地问道，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是的”我说，“立即宣布无限期绝食抗议。”
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大笑。我们爬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在路的下面，我们坐在一个岩石的壁凹里，完全隐蔽着，就像一个埋伏的聚会，听着自行车的声音。时机一到时，告别就来的很快。拉尔·萨拉姆同志。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招手。有一小群人。当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在噩梦中时，他们则生活在他们梦想中。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起这次旅行。那时的夜空，那些森林小径，我看到卡米拉同志穿着磨损的印度凉鞋的鞋跟被我的火炬照亮，我知道她一定在行进。前行，不仅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大家保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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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兰达蒂·洛伊。来源：公众号 红色文献翻译。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