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70年代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是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加剧和工作待遇降低，原因都并不在于移民。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这几十年里，在一片凄凉的美国劳工运动中，外来移民的组织动员是少有的亮点。与许多观察家印象中不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工资不高的外来劳工（包括无档案移民）热切欢迎组建工会的机会，给劳工运动注入了新的能量。外来移民也对“另类劳工”（alt-labor）运动起到了激励作用。该运动立足于全国各地的工人中心，针对传统工会活动开展困难重重的产业，采用新的策略来打击无薪加班等雇主的不当行为。因此，工会领袖不再如过去一样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到世纪之交时，劳工运动转而成为了移民权益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部分工会成员对这一立场并不满意。在那些主要由本土白人组成，政治立场相对保守的建筑行会中，这一点尤为显著。2010年，宾夕法尼亚建筑行会就发起游说支持州内一个法律提案，内容是惩罚雇佣无档案工人的建筑公司。最近，纽约州北部的一家木匠工会的代表承认，他所在的工会定期向移民管理部门报告建筑工地的无档案工人。这些工会成员和许多普通美国人一样，相信外来移民（特别是无档案移民）会压低美国公民的工资，抢走美国公民的工作。

表面上看，这些观点貌似很有道理。建筑业工会在近几十年里严重衰落，造成工资水准降低、工作条件恶化，住宅建筑业方面尤为严重。随着地产业从80年代早期的衰退中回暖，雇主孜孜不倦地打击工会，利用多种手段来削减工会覆盖面。本土建筑业工会成员纷纷从住宅业务跳槽到商业建筑业务，后者在80年代爆发式增长，工会势力依然强大。同时，雇主们开始招募外来劳工，不论他们是否获准入境，来填补住宅业务的空缺。外来移民就业没有降低该产业内的工作待遇。相反，是雇主的反工会行动造就了这点。许多行业都经历着类似的变迁。但无论是各行各业的工人，还是部分工会成员，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们总把工作待遇降低怪到移民头上。

唐纳德·特朗普崛起，并靠疯狂攻击移民登上总统宝座之后，这种乱甩锅的行为蔓延更加广泛。他2016年的竞选中大肆攻击出生公民权和链式移民，还有他无来由地声称“非法移民”提升犯罪率、在选举中舞弊，极大激起了许多白人工人的仇外和种族主义情绪。除此之外，特朗普在上任之后，还开始落实一套系统性的反移民政策：禁止穆斯林入境，难民和庇护的新限制，在边境拆散家庭，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发动大规模扫荡，增加逮捕和遣返人数。

部分左翼人士指出，后三种情况是旧政策的延续：奥巴马赢得“遣返总司令”的名号可不是全无来由。特朗普政府上任的头八个月，ICE逮捕人数是2016年同期的142%。但是奥巴马任内的2010年和2011年这个数字要更高。不过，奥巴马时期被遣返的大多数是跨境时被发现的，以及犯下严重犯罪的移民。特朗普则恰好相反，ICE将“内部清理”无档案移民视作要务，抓捕的往往是那些无犯罪记录、在美居住多年的人。ICE探员办事越来越粗暴，在法庭内和学校外搜捕无档案移民。前任政府会尽量回避这些场所。奥巴马主政时代少见的工作场所突击检查也重新开始。特朗普也采取举措削减“合法”移民，比如说，他试图结束海地人、中美洲人等享有的“临时保护状态”。这些举措都是特朗普在推特中大力吹嘘的。

随着拘禁和遣返愈发肆意妄为，移民社群内部的恐惧与不安达到了半世纪以来的最高点。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11月在《纽约书评》中写道，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个无档案人口数量最大、庇护法律被严重夸大的州（在川普胜选后提出，2017年签署生效），“无数人为恐惧所包围”。恐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档案移民不再敢参与公民活动，比如说城镇会议等公开活动。

不出意料的是，尽管总统常常煽动民粹，但也不是劳工运动之友。没错，许多工会成员都欢迎（尽管也有所顾虑）他在贸易问题的立场，赞赏他对北美自贸协定的批评，和他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强硬态度。工会领袖也曾经希望，特朗普做过的重建基础设施的承诺（很快就成了货真价实的“fake news”）能创造新工作。但是劳联-产联（AFL-CIO）和以变制胜（Change To Win）对移民权益的支持丝毫没有动摇。当然啦，ICE探员和边防人员的工会除外，他们2016年大选就支持特朗普，后来还翼赞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实际上，劳工运动已经动员起来，帮扶那些受到遣返威胁的移民。比如说，2017年，由漆工工会，宾馆员工组建的“团结起来”，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运输业工会，北美劳工国际联合会以及建筑工会共同组建了“劳动家庭团结”联盟。同年，劳联-产联开发了一套帮助工会成员躲避工作场所突击检查的策略。部分工会也自己组织培训工作，教育会员遭遇突击检查或面临遣返威胁时，该如何进行最佳应对。

尽管大多数劳工运动参与者都坚持支持移民权利，但近几年来，由于特朗普以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妖魔化移民成功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自由派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开始动摇了。比如说，中期选举后不久，希拉里·克林顿就在一场访谈中作出警告：“如果我们不解决好移民问题，它就会继续搅乱国家。”约翰·茱蒂丝（John Judis）在2018年的新书《民族主义的复兴》中承认，他对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议程抱有同情，认为低工资移民的涌入必然有损本土工人阶级的利益。“大量低技能移民涌入，与未受高等教育的美国人竞争工作岗位，造成了部分职业掉出中产阶级。”他这样宣布。这种左翼民族主义在欧洲更加普遍。

与之相似的是安吉拉·纳格尔（Angela Nagle）那篇引起巨大波澜的文章，名为“左翼反对开放国境的理由”，刊登在亲特朗普媒体《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上。这篇文章追忆了劳工组织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的时代，指出开放边境的支持者大多是科赫兄弟这样的自由市场传教士，以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雇主。她以一种赞许的口吻补充道，历史上工会的观点完全相反。

工会认为，刻意引进低工资的非法劳工，会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也属于一种剥削方式。无可辩驳的是，工会的势力取决于其限制和压缩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如果整个工作队伍能轻易换血，那么工会就会彻底失去这种能力。开放边境和大规模移民对于老板而言才是胜利。

攻击左派支持所谓“开放国境”不过是掩人耳目。主流进步派没几个支持这一立场的。但的确，多数进步派反对特朗普团伙偏好的限制性政策。不仅如此，劳工运动早在二十年前就放弃纳格尔描绘的那种视角了。尽管产联-劳联和以变制胜痛苦地注意到，许多工会成员在2016年投票给了特朗普，但丝毫没有动摇90年代末开始的亲移民立场。

埃里克·里维兹（Eric Levitz）于《纽约杂志》指出，进步派在这一点上和工人联合，存在有力的经济原因，移民当然会扩大劳动力供给，但也会带来其他经济益处。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整体年龄偏低的移民大量流入， Social Security 和 Medicare 等项目才能有钱维持。按照2017年国家科学院报告的说法，这是多数专家的共识。正如里维兹的观察结果，茱蒂丝和纳格尔这类评论家支持限制移民的理由”主要是政治而非经济上的“。核心还是美国工人容易被右翼民粹主义宣传所吸引。

没错，特朗普胜选之后，自由派和左派阵营中涌现了大量支持限制移民的提议，这点值得关注。但是里维兹也有力地论证，接受这些提案会对民主党和整个进步阵营带来巨大打击。美国走向多民族社会的趋势已经无可逆转。美国的肤色会越来越棕，民主党将成为一个显眼的多民族政党。无论是从道德的眼光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主党都不能承受采纳反移民立场的后果----他们只能尽量善加利用。”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对于进步派和劳工运动而言，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反击“过去四十年来本土工人财富下降是移民的锅”这种右翼话术。进步派需要在反驳这种话术的时候，强调七十年代之后商业策略压低工资、破坏劳工运动的作用。对于那些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说服，开始怪罪移民的本土工人而言，他们是看不到这些策略的重要性的，简而言之，我们的任务在于，将工人们完全正当的愤怒导向雇主，而不是发泄到外国人头上。

光看时间，工人阶级困境主要怪外来移民这种论点乍看上去挺有道理。1965年哈特-塞勒法案（Hart-Celler Act）结束了过去四十年高度封闭的移民政策，该法案通过之后不久，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工人经济地位就陷入了螺旋下降，不像战后年月过得那么滋润了。同时，不平等大幅上升。

这些趋势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和特朗普与茱蒂丝的反移民叙事完全相反。无论是7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还是随之而来的不平等飙升和工作待遇下降，原因都并不在于移民。相反，大批低工资外来移民的涌入是这些现象的结果。美国雇主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转包将市场风险外部化，同时积极打击工会，极大增加了低工资劳工的需求。反过头来，这造成数百万外来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干美国人不爱干的工作”。我在2006年的一本书《洛杉矶故事》就记录下这种现象，在很多产业，之所以不断有移民去干那些低工资工作，是因为工资和工作环境严重恶化，本土工人都不爱来了。

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一直是经济需求。尽管移民输出国的部分因素会鼓励移民，但是只有在雇主需要新劳动力来源时，才会有移民大量流入。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个好例子。随着经济崩溃，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作减少，非法入境的移民数量也大幅减少。在大萧条之前，移民的增加与雇主对于听话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上升有直接关系。从70年代开始，新商业策略通过层层转包、去管制、打击工会等手段压低劳动力成本。

在出租汽车和卡车运输等行业，去管制化导致工资下降，工会衰落。至于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已经完成了去工会化。这些行业的本土工人，很多都用脚投票，不干这些待遇不好的工作，之后移民就被雇来填补空缺。如果移民数量不足，雇主就会派出猎头，前往墨西哥等落后国家招人。这一过程往往存在违反移民法律的现象。简而言之，移民是劳动标准下降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这一期间，国内服务业对于外来劳工的需求也扩大了。但原因并不在于就业结构调整或工作待遇下降，而是人口结构变化和不平等加剧的共同作用。随着劳动参与率的增长，美国专业技术人士和经理阶层越来越富裕，花在家政服务上的开支也越来越多。女权主义运动让上层中产阶级女性可以成为职业女性或企业高管，因而许多富裕的家庭现在有了两个要长时间工作的成年人。还有，育儿水平要求的提高和老年人口的增多，也极大刺激了护理工作岗位的需求。在同一时期内，国内就业市场传统劳动力供给萎缩。与此同时，民权运动给非洲黑人提供了底层服务业和职员工作等新选择，黑人女性开始离开家政岗位。于是，在这个需求旺盛的年代，很多家庭就转而雇佣移民女性。恰巧，常见的移民方式这时也发生变化，原先外来移民大多是男性，定期前往美国打工，现在移民都是拖家带口定居美国，因而女性移民也越来越多。

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工人来自锈带，然而当地从70年代开始的工厂倒闭潮怎么都怪不到外来移民头上。那里的工作不是待遇下降，而是直接消失了。正如琳达•戈登在对二十年代三K党的研究中揭示的那样，让移民背黑锅不一定有现实基础。本土人“对腾笼换鸟的愤怒”，对“外人”的责备，有时候植根于真实体验，但更多时候缘于想象和恐惧。戈登指出，看看三K党活动的很多区域，那里根本没有“外人”。

右翼反移民叙事实际上掩盖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的真正原因。无疑，不平等的飙升和好工作的消失孤立并激怒了白人工人阶级。但他们的愤怒方向错了。这种愤怒不应该发泄在移民上，而应该发泄在商界蓄意降低工作待遇，推动加剧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的行为上。进步派和工运人士如果想赢回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那批白人工人的支持，不应该像茱蒂丝和纳格尔那样跟风加入反移民大军（还好左派没多少这样的人），而是应该努力将公共舆论导向这一方向。

原文链接：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immigrants-didnt-kill-your-union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Ruth Milkman，翻译：理沙。来源：公众号  红棉浪潮。责任编辑：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