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为纯理论分析，与任何具体国家无关，谢绝恶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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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马克思

货币学派有一个观点，政府刺激经济会导致市场经济扭曲，降低效率。货币学派以此攻击凯恩斯主义。

没记错的话，弗里德曼举的例子是政府提供公园门票，替代了多数人的消费，政府支出增加了，多数人的支出减少了，所以并没有增加需求。

凯恩斯的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增加支出，提供有效需求。弗里德曼说，政府支出增加了，但是全社会支出不变，所以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增加消费需求。

弗里德曼的结论，大致是正确的。随着政府支出的增加，多数人的生活日益艰难，消费支出确实在不断下降。

但是，他解释的原因却是胡说八道——多数人减少支出的原因，或者消费水平下降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政府支出和个人消费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是因为政府支出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全社会有效消费日益不足。

首先，凯恩斯也好，弗里德曼也好，都回避了政府财政支出提供的有效需求种类。

在反动堕落腐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绝不会减轻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司法等方面的沉重负担——住房是台收割机，医疗是把刮骨刀，教育是个无底洞，司法是架金天平。这四样生活必需的服务，被资本牢牢控制，是资本的印钞机。

除了这四样生活必需的服务，还有大宗商品的期货，农产品、能源、金属（橡胶）等大宗商品（或者说生产必需品）被资本控制，价格随时波动，资本利用资金量和信息优势，正手做多，反手做空。最大的利润由资本获得，而绝不是农民等一线生产者。

无论是生活必需品（服务），还是生成必需品的价格，都被资本牢牢控制，是资本的禁脔。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政府的支出或政策，只会增强而绝不会削弱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既得利益。

所以，政府增加支出的领域只会是门票这类对普通人的生存来说可有可无的的东西，而绝不会是住房、教育、医疗、司法等“刚性支出”——如果提供，也必然是虚情假意，假公济私，华而不实的，只会加重而绝不会减轻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

其次，政府支出的支付方式，必须是真实有效的法定货币。

政府提供有效需求，必需给资本提供支付方式。这种支付方式绝不能是打白条，而必须支出法币。

政府支付的法币的来源，归根结蒂，如果不是增加税收的话，只能是印钞。政府增加债务，支付支出，迟早也要使用加税或印钞解决。

无论是加税还是印钞，最终都是由社会中下层支付成本。

在美国等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主动权由大资产阶级控制，魔鬼细节由他们制订，技术性后门为他们设立，他们不通过税收和补贴自肥已是罕见，更不可能主动把税收的重负加在自己身上。

如果某项税收，对大资产阶级不利，那么最终不是变为没有可操作性一纸空文，就是很快被修改得对他们有利。

如果印钞解决，那么同样对中下层不利。

大量的价值符号进入经济循环，必然推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前文说过，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供给（或价格）都由大资本控制，价格很容易上涨。

对社会中下层来说，他们控制的生产生活要素要么是高度分散不易垄断的，要么是非必需品，价格是很难上涨的。

物价上涨，谁能获利，谁承担损失，是不言自明的。

再次，如果政府不增加支出，而是为资本提供投资便利，希望资本增加支出，那么最终的结果，如果不是不能激活经济，就是增加社会中下层的负担。

这些投资便利，要么是鼓励资本加强行业垄断（比如设定投资门槛），要么是允许资本涉足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要么是让资本进一步加强对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控制（比如让收割机深翻，让刮骨刀更加锋利，让无底洞更加深不见底等等等等）。总之，公开的说法是各种各样，光冕堂皇，实际效果是让资本有利可图。与之对应，必然是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的利润被挤压，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成本提高。

资本总是要求利润的，这些利润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这些利润迟早由社会中下层承担。否则，资本是不会运动的。

如果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就意味着资本迟早要向社会中下层要求利润。

如果经济规模能够在不需要增加社会中下层负担的情况下扩张，比如工业革命时期，那是不需要政府刺激经济的。很不幸，那样的时代，受制于基础科学和应用可叙的突破，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对社会中下层来说，随着政府不断刺激经济，必然是钱越来越不够花的。要么是税收增加，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扬，要么是兼而有之。

又次，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不断深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原有的经济刺激政策的规模已不足以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

随着资本的扩张，针对社会中下层税收的增加，生产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相对社会潜在总供给，社会中下层的支付能力将进一步下降。这时，如果要增加同样的就业，政府必须开出更大规模的订单，或者给资本更大、更多的更有利于获得利润（或者说剥削社会中下层）投资便利。

显然，这意味更多的税收，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生活成本更高或者兼而有之。

否则，如果停止经济刺激政策，由于市场有效需求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进一步下降，换句话说，就是失业增加，工资水平下降。

所以，现实之中，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除了不断增加的税收，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和生产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扬，必然还有更低的工资水平。

最后，反动堕落腐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择，往往是国内问题国际解决，经济问题武力解决。

比如，1960年代-1970年代，随着二战期间积累的技术储备不断耗尽，第三次工业革命趋缓，美国政府消耗大量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越南战争和军备竞赛。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长期处于20%左右。

当时，发动越南战争，一方面美国大资本争夺势力范围，试图在东南亚实现扩张，一方面增加财政支出，为军火商等大资本提供利润，一方面以爱国为理由压制国内不同的声音。（比如拳王阿里因为反对越战，遭到大量匿名电话的骚扰，辱骂他不爱国。当然，这些人只敢匿名骚扰，不敢在拳台上公开挑战阿里。）

当然，结果自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时，民间苦不堪言。青年就业困难，迷惘颓废，许多人参军以求糊口，许多年轻人死于越南，民间反战势力兴起，示威游行不断，都是在那个年代。

可以说，如果苏共没有迅速官僚化，没有发动阿富汗战争，冷战最终的结果，犹未可知。 不过，苏共当时其实也是国内问题国际解决，所以，迅速官僚化与阿富汗战争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总之，要改善经济不断恶化的趋势，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必需打破资本对生产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垄断。

只有这样，大多数人才能从住房、医疗、教育、司法以及生产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才有能力消费自己有需求想消费，却没有能力支付的需求。

然而，在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谁敢触动大资本的禁脔，大资本打碎谁的脑袋。比如，在反动堕落腐朽万恶的美国，考虑到持枪合法、死人失去所有资源不会为自己的利益斗争、疑罪从无等魔鬼细节，就会明白，除非出现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那样的后三巨头式的军阀，否则即使是美国总统，也无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政府刺激政策会压制来自民间的多数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统治地位，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政府的刺激政策，如果能够顺利实施的话，都必然是能够增加资本利润的政策，增加资本利润的政策，必然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加强资本对普通民众的剥削，使少数人日益富有。施行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普通民众日益贫困，更加无力支付自己的有效需求。

一句话，因为贫富差距引起的问题，通过增加贫富差距的方式去解决，这种解决方案注定南辕北辙，最终必然使问题更加恶化。

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政府刺激经济，社会有效需求是不断下降的，但绝不是弗里德曼说的政府出钱买门票，替代民间门票消费那么简单。

政府刺激经济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下降的背后，涉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和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大资本对政权的控制。而这种深层次的原因，恰恰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要回避的。

相比之下，凯恩斯没有点穿窗户纸，而弗里德曼则是彻底的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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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RAnderson 。来源：公众号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责任编辑：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