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帝国主义：更加壮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曾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作为人间盗取天火而饱受折磨与苦难的善良天神普罗米修斯。现在有人说，由干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富裕社会和福利国家，因而普罗米修斯已经获得解放，重新回到天堂，同残暴的众神之王宙斯共享天堂的乐趣和荣光。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生活在当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状况到底怎样呢？

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确实日益壮大，日益觉醒，日益组织起来。他们已经不是垄断资产阶级为所欲为，任意压榨、任意践踏的“人料”。资本的轧砾机已经不能肆无忌惮地顺畅无阻地从劳动者的肉体上轰鸣而过。但是无产阶级远远没有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不管这种剥削如何蒙上一层精巧的纱布。

一、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马克思所在的时代，全世界的工业无产者只有1，000万人。但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联合和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有4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出现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无产阶级的人数不论是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在增长，占这些国家就业人口的80%至90%。例如美国1950年非农业就业人口为4，519.7万人，1979年增加到8,948.2万人，联邦德国就业人口从1950年的2，038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2，52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雇佣工人。

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外，还存在着社会经济的因素。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从而增加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也加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劳动者就业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由于所谓夕阳工业的衰落，或者由于自动化的发展，机器代替了工人，一部分劳动者从现有职业中被排挤出去。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又使得小生产者大量破产，特别是大量的小农破产流入城市参加雇佣劳动的队伍。战后三十几年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上千万以上的农民从农业中被排挤出去。但是，一系列新兴部门的建立，一些原有部门的扩大和金融、商业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又为劳动者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战后石油、化工、电子、宇航、原子能等新兴工业如雨后春笋，日益壮大。新兴部门和扩大生产能力的原有部门吸收的工人多于其他部门所排挤的工人。这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尤为显著。例如战后日本被排挤的工人约有1，000万人（其中包括农业600万），但是从1955到1970年，日本各经济部门吸收了1，700万劳动力。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就吸收了800万。例如美国电子计算机工业、测量和控制用仪器、宇航3个工业部门，1973年就业人数为50.2万人，1982隼增加到116.9万人，增加了1倍以上。与此同时，商业、金融、服务性部门就业的人数增加得更快，七十年代许多国家都超过就业人口的一半，1982年美国已高达6，080万人，占非农业人口的67.6%。这样就大大开拓了就业门路，不仅吸收了被排挤的工人，并且吸收了绝大部分新成长的劳动力。

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增长和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促使大量妇女儿童参加劳动。三十年代参加劳动的主要是贫苦家庭的妇女，现在妇女参加劳动比较普遍。现在妇女中参加工作的美国占50%，英、法超过40%。美国的劳动妇女高达4，100万人，以致于在美国的4，400万学龄儿童中，约有三分之一孩子的母亲全日工作，还有几百万儿童的母亲半日工作。有些是因为家庭贫困，丈夫的收入较低或失业，不足以赡养家口；有些是因夫妻离婚，妇女不得不独立承担起全家生计，出外参加劳动。目前美国单一家长的家庭已达680万户，其中90%是由妇女养家糊口。这些妇女往往是在服务性行业中工作，做计时临时工，工资菲薄。资本家也乐于雇佣她们，因为不仅可以减少工资和劳保福利支出，而且可以随时解雇。生意兴隆时，召之即来，生意萧条时，挥之则去。家庭妇女是临时工的蓄水库。妇女参加劳动大大扩大了雇佣劳动队伍。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还因为有一支外籍工人的队伍。七十年代源源不断地涌入西欧各国的外籍雇佣工人达800万人，加上没有统计在内的100万非法外籍工人共计900万人。美国每年有几十万外国移民流入。除此之外，还有未经合法手续移入的劳劫者。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实际上巳成为欧美各国劳动力的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不仅数量增加了，而且劳动素质也大大提高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熟练程度要求提高。国民教育的普及，使工人平均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普遍提高，因而熟练工人在整个工人中的比重也大大增加。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使雇佣劳动中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累进倍增。在西方国家中，把工人分为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那些身穿蓝色工作服的技工、工头、机械操作工、非农业壮工，统称为蓝领工人。而把那些身穿白衬衫在办公室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包括技术人员、经理、行政人员、销售人员、办事员、自由职业者以及那些为生产过程作准备或做辅助工作的如绘图员、化验员等），统称为白领工人。白领工人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蓝领工人，以致于白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蓝领工人，在许多国家中都达到50%以上。这说明在工人队伍中，文化素质提高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增加了。在白领工人中很多是科技人员，科技人员与蓝领工人的比例也大大改变。据统计，美国制造业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和技术人员占10.7%，管理和行政人员占7.1%，销售人员占2.3%，办事人员占12%，合计为32.1%。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计算机，专业和技术人员占20%到40%。当前白领工人还继续迅速增加。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就业人数的年增长率为全部劳动力的9倍。

二、工人的实际工资为什么有新增长

西方报纸经常向人们描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汽车大王福特的豪华别墅和府第建筑得类似法国的凡尔赛官。那里有高度电气化的生活服务，固若金汤的安全设备，古代的建筑风格和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巧妙地结合起来。在那里经常举行盛大的宴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他们品尝的一瓶法国1822年生产的美酒，价格高达31，000美元。他们还津津乐道某些富豪的特殊嗜好，有人用上百万、千万美元购买古玩、字画，一只拿破仑穿过的旧袜子，一件古代皇帝用过的器皿，都可以被他们当作价值连城的宝物收藏起来。有人养狗养猫成癖，专门为他们的爱犬爱猫兴建舒适的猫住室狗公馆，雇有保姆和饲养员照料。一位爱猫如命的拉杜夫人，为了饲养110只名贵的猫，每天要购买850斤金枪鱼罐头……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骄奢淫逸，挥金如土。

与此同时，他们也宣扬工人阶级的生活有了改善，鼓吹资本主义世界是消费者的天堂，世界的乐土。我们并不否认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的增长，电冰箱、电话机、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空气调节设备等已经进入了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但不能据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存在贫困化，更不能说明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有丝毫的改变。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消费水平的提高，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因为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物质对象。只有劳动人民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们才有可能享用这些财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需求的增长，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全体居民和工人无产阶级需求水平的增长。”当整个社会需求增加，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时，作为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是很自然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不可能有生产。劳动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也是工人阶级长期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果。当前，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也大大增加了。绝大部分产业工人组织在工会中，虽然其中大部分工会在政治上还处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下，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出面保护工人的最低权利和改善生活的基本要求。早在十九世纪，恩格斯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而现在，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同时，将工人的最低权利和改善生活的基本要求，拒之于千里之外，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面临着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反抗。在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面前，采取自己获得火腿给予工人香肠的政策是比较明智的。这也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得来的。

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首先表现在工人的实际工资有较大的增长。

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由纳税后的工资和社会补助金构成。工资是工人收入的主要部分，战后这些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有所提高。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这段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时间里增长最快。1973至1975年经济危机以后，进入了经济滞胀时期，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减缓了。以美国制造业为例，1970年同1949年相比较，增长48.8% ；1977年和1970年相比较，只增长7.3%。但从长时期来看，这些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地提高了。

资本主义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而劳动力的价值，又取决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它不仅包括生理的而且包括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习惯、文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战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同时促使整个社会包括工人的需求增加。不仅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生理界限逐步提高，而且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社会道德因素的部分也逐步扩大。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务的范围和数量比过去大大扩大和增多。因而人们的衣食质量较前大大改善，一些耐用品如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汽车、个人住宅、报纸杂志、文化娱乐活动进入了工人家庭，成为他们社会物质文化需求的一部分。

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生产过程性质的变化，使劳动日益由简单化趋向复杂化了，从而使掌握较多科学文化知识的、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成为必要的了。许多部门对工人的文化教育水平要求提高了，只有经过训练有专门技能的人，才能适应资本的需要，因而工人中受普通教育和专门训练的人数比以前大大增加了。雇佣劳动中的白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比重增多了，这些都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

科学技术革命，促使帝国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使这些国家的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在存在国际价值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工业发达的国家，工人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产品价值量，大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因而在工人新创造的价值中，即令剩余价值率不变，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可以体现数量较多的价值。同时，劳动力的价格还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引起就业绝对人数增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促进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来自第三世界的垄断利润也使部分工人受惠。以上所有因素，都促使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提高。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三、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

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有所改善，还表现在工时的缩短和一套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普遍由每周劳动六天，每天工作八小时，缩短为每周劳动五天，每周工作四十小时。

工人工作时间缩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缩短工作日的前提。其次，工人社会文化方面需求的增加，需要较多的工余时间从事学习、社会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为此，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与此同时，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许多部门普遍出现开工不足，因而实行了小时工资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缩短工作日或工作周，有两个好处：一方面让工人有较多的休息时间，文化娱乐时间，家务劳动时间，以便他们在工作时间精力充沛地劳动，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少解雇或不解雇工人，由原来的两班作业，改为三班、四班作业，避免阶级矛盾激化。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密集，工人居住地远离工厂所在地。尽管汽车成为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评多工人在上下班途中奔驰的时间，普遍需要三、四个小时。工人在工厂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在路途中用于开车、乘地铁奔波的时间大大增加了。工人受到的实惠并不多。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实行了一套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险与保障制度，此外还有私人举办的福利设施。这套被吹嘘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金、残废津贴、医疗补助以及失业救济金等。一些农产品过剩的国家，如美国对小学生免费供应一顿午餐，对低收入的家庭供应免费食品券。这类福利提供的收入占工人收入的20-30%左右。近些年来，在许多国家中，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30%。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约占60%左右，超过军费支出。

帝国主义国家支出的社会福利费用，实际上是社会劳动力总价值的一部分的转化形态。由国家和企业主统一安排，集中使用而巳。

实行高社会福利的国家，是以工人交纳高额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或社会保险费为前提的。这两部分税收占职工收入的30-40%左右。由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的起点不断降低，例如美国1913年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为3，000美元，1978年降为750美元，因此几乎所有在业的劳动者都要负担。

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险税或社会保险费，是根据工人工资总额分别由工人和雇主共同负担的。一部分由工人直接交纳，一部分由资本家交纳。工人交纳的社会保险税或社会保险费，是工人工资的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资本家代交的那部分，不过是从工人劳动力价值中预先集体扣除，由资本家代为交纳。资本家可以象其他消费税一样，计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负担，而不影响他们的利润。这部分税收由国家集中统一使用，以支付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伤残之用，实际上是工人自己工资的延期提取或零存整取；或者用于横向序列转账，依靠少子女或较高收入的劳动者提供的收入，以补助多子女或收入低的家庭。有时是依靠目前正在工作的劳动者的付款，给已经退休的劳动者及其赡养者的生活费用。

在国家社会福利支出中，还有一部分是国家财政拨款。这部分在西欧各国占社会福利费的15-25%左右。它仍然是来自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国家通过财政杠杆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资产阶级和国家拿走了大头，然后给工人一个零头而已，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些企业的福利措施是给予职工股份，以优惠利率向职工提供购买住宅贷款等，无非是以此作为黄金手铐，捆着他们的手脚，使他们无法自由离职，长期留在公司里为资本家提供利润。

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保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矛盾仍然重重。首先造成社会福利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和庞大。近些年来，西欧有些国家的产业工人人数减少，而在这类公共事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却急剧增加，从而增加了非生产性开支。第二，随着人口的老化，受益人数增长速度超过了交款人数的增长速度。荚国1951年交款人与受益人的比例是17：1，1970年已降为3：1，本世纪末将降至2：1。目前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险费用已入不抵出，只得靠发行公债弥补亏空。被人们称为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国，几乎难以为继。

近年来，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约而同地大砍社会福利支出，反映了他们代表垄断资本的本质，企图依靠劫贫济富来解救本国政府的财政经济困难。同时也说明了社会改良主义已经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垄断资产阶级用来麻痹人民愚弄人民的高福利政策已面临破产。

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中，为了缓和劳资的紧张关系，消除工人的不满情绪，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实行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办法。在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公司中，有工人参加的协商委员会。在联邦德国，凡是工厂和雇佣五名以上工人的单位里，都有劳资协议会。他们同资方洽商劳动时间、保健、安全、关厂和裁员等问题，工人还可以参加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公司鼓励工人对改进作业方法、节省能源和原材料、改进机械设备和工具、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

工人参加管理，并不能改变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工人参加管理也必须以不触犯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它对工人起了麻痹欺骗作用，却为垄断资产阶级带来很大利益。据1981年对日本465家公司调查，一年间就有59.6万人参加了提案建议活动，提出了3222.6万项合理化建议，这些企业因此可以多得到2，804亿日元的经济放益，但付给提合理化建议者的奖金只有101亿日元。可见，资本主义国家让工人参加管理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垄断资本获得更多的高额利润。

四、豪华的宫殿和简陋的茅舍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一次对工人的讲演中曾指出，资本的积累，生产资本的增加，意味着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在资本对劳动力要求增加的情况下，会引起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提高，工人得到的享受也会有所增长。但是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的微小改善，同资产阶级的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的迅速增长，不可同日而语，且每况愈下。他打了一个比喻：“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马克思这个比喻，用来说明今日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再恰当不过了。当前，工人的实际工资虽然较战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社会福利也普遍增加，但是同资产阶级日益扩大的豪侈的宫殿相比较，它仍然是简陋的茅舍。他们同资产阶级的社会鸿沟仍在继续加深，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仍在相对恶化，有时是绝对恶化。

首先，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程度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因而工人在自己创造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小。科学技术革命，促使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如1950年以100为指数的话，美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970年为194，1979年为252；日本1979年为1，200；联邦德国1970年为251，1979年为356。而各国实际工资的增长都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人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都落入了资产阶级的口袋。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率逐年上升。美国制造业中的剩余价值率1950年为185%，1973年高达242%。

其次，工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它不仅同垄断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相差甚远，而且仍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马克思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

第三，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地受到税收、通货膨胀的进攻。帝国主义国家税收之重，名目之多，在第四章已有所阐述。在增长的名义工资中，有三分之二通过物价和生活费用的飞涨又回到垄断资本家的腰包。虽然大多数国家从长时期来看货币工资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但是物价与工资是螺旋式轮番上升的。往往是物价飞涨在前，而资本家被迫提高工资在后，中间形成一个“时差”，资本家从中赚到更多的利润，工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在有些年头，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于职工的工资增长率。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必然随之降低。

第四，为了对付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上涨，许多职工被迫兼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不得不在休息日或在下班后到其他行业打零工。为了维持生计，许多妇女儿童被迫参加劳动。目前美国每个家庭的平均就业人数为1.7人，中等收入的家庭至少是两人工作。从表面上看，工人家庭收入增加了，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

第五，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许多家庭不得不增加债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为了扩大市场，实行了分期付款赊购耐用品和住宅的消费信贷办法。信用卡可以先买后付，使人情不自禁地寅吃卯粮，今天预支明天的收入，因而造成私人债务庞大。1979年日本劳动人民有51%的人负债，法国有59%的工人欠有短期债务，美国每年消费者分期付款赊购的债务，约达个人可动用的收入额的20%左右。消费信贷是以债务人承担高额利息为代价的。美国年利从12%开始，然后上升到18%至24%,有时年率高达66%。分期付款时期愈久，利率愈高，这是地地道道的高利盘剥。法律还规定。无论什么原因（生活、工伤或失业），也不管债务人已经付过多少钱，分期付款只要两个月不能按时交纳，所买物品就要无代价地没收。它象一条看不见的锁链，牢牢地将劳动者套着。

第六，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使一部分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工人摆脱了繁重、危险和污染严重的体力劳动，工作条件大为改善，但是却大大加重了脑力、神经的消耗，造成精神疲劳，使人过早的精力衰竭。在高速的传送带面前，工伤事故不断发生，“腰部挫伤”、“椎骨间疝气”、“急性硬脊椎项颈痛”、“颈肩腕并发症”这类职业病丛生。单调、枯燥、紧张的劳动，使入神经衰弱，因而神经性的工业疲劳，成为发达国家工人的职业病。例如在联邦德国，作监视视象显示器的操作工，工人的头部和眼睛，每天要随图象转动33，000次，使人头晕目眩，颈酸背痛，疲惫不堪。四十岁以上的劳动者根本无法适应这样的工作。因此，联邦德国1980年的退休职工中，只有三分之一达到退休年龄，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因病残而提前退休。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一些小企业，一般是在恶劣的工作条件，拥挤不堪的厂房里工作，劳动时间远远超过40小时的工作周，甚至还使用大量童工。

第七，科学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又使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极不稳定。一方面新兴的工业部门和拥有新的工业设备的企业，缺乏所需要的熟练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一些夕阳工业的工人又遭到大量解雇。技术进步又使一些企业固定资本的投资大部分用于更新固定资本，因而劳动生产率与失业人数同时上升。美国六十年代失业率平均为4%，七十年代为6%，八十年代超过8%，有一段时间达两位数字。欧洲共同体最近几年来失业人数超过1，000万，失业率超过10%。当前，以微型电脑为中心的自动化，不仅进入了工厂，而且进入了办公室和家庭。这场革命的进展，将给美国每年增添150-200万的失业者。在日本引进高级自动化生产系统的企业，可以减少职工80%。日本松下电子公司，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组，再配上四个监视人员，代替了原来生产真空管清除器的120名工人。服务性行业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新的组织方法，如使用文字处理机、电子计算机、传真机、复印机等，使管理部门的中间层次缩小，行政办事人员大大减少。1983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就裁减行政管理人员40%。有些单位，电子计算机已代替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工作，因而许多白领工人、行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也面临着失业的命运。有人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将有4，000万的职位为机器人所代替。

最后，在帝国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一个居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阶层，其中包括收入最低的贫苦工人、失业者、老年人、残废者及其家属。从六十年代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根据维持起码生活水平的若干消费物价指数，考虑到家庭入口、年龄、性别、农业地区和非农业地区等因素，确定了一个最低收入的标准，称之为“贫困线”。“贫困线”大约相当于该国人均收入的50%至60%。例如美国，1980年一个4口的非农业家庭（即城市人口）的贫困线为8，450元，约有14%即3，180万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欧洲共同体十国共有人口27，500万人，其中4，000万人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60%,约占全体人口的14.8%，其中有1，000万人被称为最穷的人。

美国的有色人种受到歧视是众所周知的。据《1984年美国黑人状况》的年度报告指出，美国黑人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中，1982年有35.6%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达到自1967年以来的最高点。一些来自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和其他地区的移民以及非法入境者，情况更为悲惨。许多从事季节性的墨西哥籍农业工人，每年收入不过1，000美元至2，000美元左右。其中有100万人是十五岁以下的童工。他们临时栖身在破旧的牛舍或鸡舍内，他们的处境和昔日的奴隶相差无几。在欧洲有800万外籍工人，被称为欧洲的司炉，他们被迫干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干收入和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活，如街道清洁工、垃圾处理工、餐馆和旅馆的侍者、搬运工、建筑工人以及简单、重复性劳动，如汽车装配、喷漆工和农场工人。他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贡献很大，如法国每三栋新建的房子，就有一栋是外籍工人建筑的。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装配线上的工人，几乎全是外籍工人，联邦德国汽车厂装配线上的工人80%是外籍工人。但是他们所得工资只有本国工人的60%左右，也享受不到本国工人应享的一些社会福利。一旦遇到经济危机，他们首先是被解雇的对象。最近几年来，西欧就有150-200万外籍工人被遣回自己的祖国。

垄断资产阶级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是在对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兴建的。而无产阶级简陋的茅舍，虽然可以暂避风雨，但它使无产阶级越加感到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贫困，也包括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受奴役，因而越发激起对宫殿霸主的愤慨。如果说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大众提出“对宫廷战争，对茅屋和平”的战斗口号，那么总会有一天无产阶级也会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发出“对垄断资本的宫殿战争，对人民大众的茅屋和平”的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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