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史：恩格斯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斗争

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后，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全部落在恩格斯肩上。

随着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各国工人政党的普遍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广泛传播，为建立工人阶级的新的国际联合创造了条件。在恩格斯的直接关怀下，1889年建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恩格斯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和斗争精神，迎头痛击了各种机会主义的挑衅，始终不渝地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

恩格斯为实现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而斗争

第一国际解散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仍然铭刻在各国工人的心坎中。八十年代初，曾有人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建议恢复“国际”的活动，或组织新的“国际”。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条件还没有成熟。他们始终以无产阶级的觉悟水平和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来考虑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如果要成立新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3页。]。为此，恩格斯在理论上、组织上为成立新的国际进行积极的准备。

马克思逝世后，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都由恩格斯继承下来。恩格斯整理了《资本论》第二、三两卷，于1885、1894年相继出版。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1881年间所写的美国科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中有马克思的批注和其他补充材料。恩格斯研究了这些摘要以后，认为摩尔根这本书对历史唯物论又一次提供了证明，感到有必要运用摩尔根的实际材料以及马克思的批语写一部专门著作，这就是1884年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恩格斯运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深刻的理论分析，确凿地证明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对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作了最经典性的说明，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一次有力打击。

为了提高年轻的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界线，分清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的界线，1886年，恩格斯又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区别，深刻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恩格斯的这些中越的科学理论著作，有力地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

由于恩格斯坚持不懈的战斗，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八十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盖德派都提出了在最近时期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建议。

正当革命派着手筹建新的国际的时候，法国的可能派纠合英国的工联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加紧策划建立新的国际织织，以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88年，他们在伦敦集会，决定委托可能派于次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准备成立受他们控制的国际工人组织，以便推行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是发动群众起来揭露机会主义的反动嘴脸，粉碎他们妄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发展；还是放弃斗争，听任机会主义者把国际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邪路？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就在这关键时刻，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对可能派的阴谋认识不清，采取调和主义态度。他们公然停止了自己原定的筹建工作，去与可能派进行谈判，甚至还主张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同样，法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情况反映也很迟钝，行动非常迟缓。

事关路线，事关大局，在这决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紧要关头，恩格斯毫不迟疑地放下其他工作，“像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00页。]。他一方面领导各国社会主义者无情地揭穿可能派的阴谋及其机会主义本质，同时，又严肃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人的调和主义。恩格斯指出，可能派奔走不休，而我们的人却沉睡不醒，“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 《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223页。]。恩格斯还对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劝说他们一定要为建立新的国际作出努力，教导他们不要放弃原则去和可能派联合，并亲自对要去参加可能派大会的代表做说服工作。

在恩格斯的帮助教育下，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等很快地改变了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德国年青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也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根据恩格斯的倡议，1889年2月，各国工人党在海牙召开了预备会议，决定在当年7月，即可能派召开大会的同一天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恩格斯的策略是：两个大会同时举行，“以此向全世界表明，究竟哪里集中代表真正的运动，而哪里只是欺骗”[ 同上书，第243页。]。恩格斯确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将获全胜。

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革命派与改良主义可能派在巴黎同时召开了两个对立的代表大会。两个大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能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分裂的小会。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冷落的景象。在代表中除了法国可能派的代表外仅有九个国家的代表七十多名，几乎都是工联主义者，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国际代表性的会议上，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新的国际组织。机会主义者想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革命派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开得十分热烈和隆重。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欧美二十二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工人代表，其中很多是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卓越的领袖，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会场悬挂着红色旗帜和马克思的画像，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政治上与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口号。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以及其他各国党的著名领袖都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威·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就在这个大会上，宣布了第二国际的成立。

但是，在革命的代表大会上，也充满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会议一开始，有些代表借口加强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要求大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和可能派的大会合并。这个提议受到许多代表坚决反对。威·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是错误的，只有另一个大会的代表通过的决议能为我们大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两个大会才有合并的可能和希望。”大会通过了李卜克内西的提案。但是，可能派的大会拒绝了这个条件，反而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这些要求，理所当然地被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所拒绝。机会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

恩格斯因忙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工作，未能亲自出席大会，但他对大会整个进程非常关心。当他得知有人主张两个大会无条件合并时立即提出警告说，“在合理条件下的联合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人受这种热潮影响，却高喊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联合。”[ 《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242页。]当调和主义者合并的计划失败后，恩格斯高兴地写道：“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 同上书，第245页。]

第二国际巴黎大会通过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为了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英勇斗争，把这个日子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在每年的这一天，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实现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斗争。从此，5月1日这一天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

巴黎代表大会以后，很快就显示了它对工人运动的推动作用，各国无产阶级热烈响应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号召。1890年5月1日，在法、德、意、比、荷、美、瑞典、挪威的许多城市，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七十岁高龄的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英国伦敦工人的“五一”节游行行列。恩格斯在叙述这次示威游行时，豪情满怀地写道：“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245页。]

第二国际的组成成分是复杂的，既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改良主义分子，这就决定了第二国际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第二国际前期恩格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二国际的前期，即从成立到1896年，共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1891年8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93年8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896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初期，积极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当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不断地补充到工人队伍中来，这批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助长了工人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这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有法国的工团主义，德国的“青年派”、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

无政府主义者追求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平等。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主张不顾客观条件随时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革命。他们反对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反对一切合法斗争。

无政府主义的这些主张，对当时处在积蓄革命力量的准备时期的革命运动是很不利的。在武装起义还不成熟时，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利用合法条件进行工作，如果放弃合法斗争，不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就会失去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正如列宁指出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9页。]。

第二国际前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关于要不要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放弃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认为这些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要不要参加议会斗争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不加分析地认为参加议会斗争就是叛卖革命。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对待战争态度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战争。

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都是以反对无政府主义为中心议题的。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议案，提出了基本上正确的议案。到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第二国际革命派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和取得胜利的时候，却对右倾机会主义丧失了警惕。一些党的领袖也陶醉于合法斗争的成绩，迷恋于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会的多数，他们本身的右倾情绪也不断增长，致使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得以泛滥。

第二国际成立时，恩格斯已经六十九岁了，但是，他仍然以旺盛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倦地战斗。在斗争中，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党，并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德国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当时德国党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也是威信最高的党。它执行什么路线，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极大影响。所以批判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也就是批判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而帮助德国党沿着正确的路线发展，就必然会推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经受了“非常法令”时期的严峻考验，领导德国工人运动获得了重大的成就。1890年3月，俾斯麦被迫下台，10月，“非常法令”被废除。俾斯麦用高压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宣告破产。统治阶级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就变换手法，推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如同意星期日休息，禁止学龄儿童做工，规定最大限度劳动日为十一小时，以及允许产妇休假等，他们企图用这种怀柔政策来腐蚀和分化工人阶级队伍。

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和统治阶级策略上的改变，使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猖獗起来，一方面出现“左”倾机会主义的所谓“青年派”，另一方面出现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的同时，对于日益成为德国党内主要倾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所谓“青年派”，主要是由一些自称是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的大学生和青年作家组成的。他们在“左”的口号下疯狂鼓吹半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观点。他们反对党进行必要的议会斗争，反对党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责备党犯了路线错误。他们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进行脱离群众的冒险活动。他们还造谣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青年派”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做，就会使党脱离群众而瓦解，“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9页。]。恩格斯还揭露了“青年派”想当领袖的奢望，指出他们只受过“学院式的教育”，没有忠心耿耿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品质，不想把自己列入普通战士的行列。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狂妄行为，指出他们“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同上书，第270页。]。经过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青年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改正了错误，而那些头目却继续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采取了分裂党的活动，最后被消除出党。从此，“青年派”在德国党内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了。

以福尔马尔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已成为党内更加危险的一种倾向。格·亨·福尔马尔(1850—1922)，出身于慕尼黑的一个官僚家庭。普法战争时投奔德国军队，1875年起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曾在1879年至1880年担任党在苏黎世出版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福尔马尔为统治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拍手叫好。他美化统治阶级，把统治阶级的策略改变说成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是“按照全体人民利益办事”，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闲双手欢迎统治阶级的“善意”。他还极力鼓吹议会主义，公然反对暴力革命，胡说什么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这是一条背叛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它在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如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的支持下，不仅没有受到及时的回击和批判，还不断扩大了它的影响，甚至党的领袖威·李卜克内西也受到迷惑，错误地承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谴责暴力革命。这一切表明，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

恩格斯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全部危害性，因此，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集中主要精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他在1891年1月到6月的半年时间内，以惊人的毅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采取了三项有力的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

恩格斯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坚持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光辉文献《哥达纲领批判》。

1890年10月，在德国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决定拟订一个新的党纲，提交次年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以代替原有的《哥达纲领》。为了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了解七十年代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实质和意义，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以便制订一个理论上政治上正确的党纲，恩格斯决定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但是，考茨基却百般阻挠《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经过恩格斯的坚持和斗争，考茨基才被迫于1891年1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被埋没了十五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引起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恐慌，在德国党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考茨基之流竟在党的刊物上公然叫嚷，“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德国党议会党团代表也在国会讲坛上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甚至连李卜克内西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必须继续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

恩格斯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在1891年3月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写了一篇导言。

恩格斯针对党内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在《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阶级大搏斗中，统治阶级总是用反革命武装来镇压革命，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6页。]因此，无产阶级只有掌握革命武装，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35页。]。

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这个新的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严厉谴责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心理，尖锐地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和再版《法兰西内战》之后，恩格斯不顾身体劳累，抱病投入新的战斗。1891年6月底，采取了第三项措施，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在德国党的哈雷代表大会后，由威·李卜克内西执笔写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准备提交预定在1891年10月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讨论。1891年6月中旬恩格斯收到了这份“草案”以后，认为新的纲领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是仍然带有不少机会主义的观点。为了打击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使党的纲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恩格斯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李卜克内西在接到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后，只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对“草案”略加修改，于1891年7月4日在《前进报》(德国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并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讨论。《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几个负责人，认为公布的“草案”问题很多，于是另拟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经过审查和修改，被一致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它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原理，指出为了对社会进行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仍然存在着严重缺点，主要是它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重大问题。所以，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也是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由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把《爱尔福特纲领》称为模范纲领，因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批判，也就是对整个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倾向的批判。

恩格斯的三项措施，如同三颗炸弹一样，沉重地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二国际在其前期活动中所以能够基本贯彻马克思主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未能占得上风，首先应当归功于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进行的这些有力的斗争。

在农民问题上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恩格斯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在这个时期里，还激烈地反对了法、德两国党内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历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但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对农民问题认识不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直到九十年代初，欧美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农民大批破产。特别是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的法、德等国，农民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破产农民对统治者的憎恨与日俱增，农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第二国际各国党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着手讨论党的土地纲领。

法、德两国党的领导人，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研究农民问题，而是为了自己在议会选举中增加选票，对农民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法国工人党在1892年马赛大会和1894年的南特大会上，通过了盖德派的土地纲领，公然提出了保护农民的私有制，保护个体小生产，甚至保护富农剥削的倒退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问题上也有着同样的错误观点。1894年，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提出了旨在维护富农经济的土地大纲，向个体农民许愿，要采取措施来拯救农民，使他们免遭破产等等。福尔马尔的土地纲领引起了大会的争论。他为了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还引证了法国党的南特纲领，并无耻地造谣说南特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直接赞同。针对这些情况，恩格斯认为必须公开批判南特纲领和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寄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声明，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并明确表示，他不仅没有赞成过南特纲领，而且还谴责过这个纲领。恩格斯认为，福尔马尔提出的农民政策是“比小资产者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12页。]。

为了揭露和批判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为了教育和帮助欧洲各国工人党，特别是法、德工人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恩格斯于1894年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是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还是把争取农民作为增加选票的权宜之计，这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把农民问题纳入议会主义轨道的错误路线。他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95页。]，特别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尤其如此。革命政党如果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反动派就会去欺骗和利用农民。1848年法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就不能取得胜利。拿破仑第三所以能窃取政权，就是由于他骗取了农民对他的支持。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断给农民许愿，目的也是为了讨好农民，争取选票，为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服务。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 同上书，第309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引导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工人阶级也必须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证革命取得胜利。为此，恩格斯号召各国党：“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 同上书，第296页。]这样，农民这支“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 同上书，第36页。]。

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还是不分阶级的联合一切农民，这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法、德两党的机会主义者对农村各阶级不作阶级分析，提出了要求“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的错误主张。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法、德两国当时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为无产阶级政党规定了领导农民应当遵循的阶级路线和基本政策。

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农村居民中有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大农等阶层。农业工人是农村无产者，工人政党首先应当团结和依靠他们。

法、德两国的小农（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状况比较低下，而且是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小农是未来的无产者。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政党必须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恩格斯还分析了德国南部的中农，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随时可以转到小农队伍中来，因而也可以团结他们。至于大农，即富农，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与他们建立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暂时联盟。对于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社会民主党一经掌握国家政权，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

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打着团结农村中一切生产成分的招牌，实际上是维护农村中的雇佣剥削制度。

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还是让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法、德两国工人党在土地纲领中提出了极其错误的主张。

他们把小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避免自己灭亡而拼命想保持一小块上地的可怜愿望，当作农民的根本利益。他们迁就小农这种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甚至认为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也要保存私有制，保护小生产，甚至保护大农的剥削。这不仅是十分荒谬的，而且是一种倒退，完全违反了党的纲领，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也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原则和私有制、小生产、剥削雇佣劳动是根本对立的。恩格斯指出，今天“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 《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03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生产必然压垮小生产，就像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企图用保护小农私有制来拯救农民的论调，不仅在理论上是反动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对小农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

那末，出路何在呢？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不能帮助农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避免破产和灭亡，农民只有起来革命，跟着工人阶级一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人阶级政权的帮助下，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才能永远摆脱小生产者落后与贫穷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1886年给倍倍尔的信中就指出过，在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时候，必须采取合作社生产作为中心环节。

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呢？恩格斯认为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和采取示范、帮助的办法。指出，不是用强力剥夺小农，而是将他们私人的生产和私人的所有权变为共耕社的生产和共耕社的所有权；不是用强迫手段，而是凭借提供范例和国家帮助的办法。这是引导农民走革命的康庄大道，而机会主义者却拉着农民走回头路，使农民走入惨境地的资本主义死胡同。

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沉重地打击了第二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指针。

恩格斯的逝世

1894年以来，恩格斯就经常受到疾病的侵袭。1895年春，病情恶化，经医生诊断是后期食道癌症。他经常为病痛所折磨，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像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工作着战斗着。他不断地接待来访的同志和战友，不断地通过书信帮助和鼓励他们进行革命斗争。

病情愈来愈恶化，经医治无效，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恩格斯于1895年8月5日，在伦敦与世长辞了。恩格斯病逝的悲痛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沉痛的哀悼。

同志们按照遗嘱，举行了庄严朴素的葬仪，参加者有来自各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和朋友，其中有德国党的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有法国党的拉法格，有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以及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的一些代表。恩格斯的遗体，遵从遗嘱进行火化后将骨灰瓮抛入他生前喜爱的休息地伊斯特勃海岸附近的海中。

恩格斯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和马克思一起高举共产主义革命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全世界宣布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他们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摆脱资本剥削和统治的革命道路。恩格斯和马克思始终不渝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又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和马克思共同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亲自参加了1848年欧洲革命，战斗在武装起义的行列中。他和马克思共同缔造了第一国际，关怀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和成长，坚持原则，向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导师，卓越地进行了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第二国际，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恩格斯的名字和马克思连在一起，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是革命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恩格斯的晚年，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资本论》第二、三两卷。恩格斯自己给无产阶级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这些著作都是非常宝贵的理论财富，对传播、捍卫马克思主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在哲学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又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在马克思上义军事学说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给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对殖民主义者以深刻的揭露。恩格斯在世时，热烈地关注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舞。1856年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痛斥了英帝国主义的海盗行为和欺骗宣传，指出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正义性，恩格斯还无情地揭露老沙皇对中国人民的侵略。这是对中国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

恩格斯学识渊博。马克思曾赞扬他真是一部百科全书。他对国际工人运动也有难以估计的贡献。但他从不因自己的博学和极高的威望而骄傲，相反地，他总是非常朴素和谦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把他当作自己公认的领袖而尊敬他，关怀他，他总是解释说，主要应归功于马克思。他把自己称作为马克思的“配角”，还说：“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00页。]。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列宁写道：“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6页。]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和他们的战斗精神，永远铭刻在生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心中，永远激励我们不断革命，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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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运史：恩格斯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斗争-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