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身份的工人
在外面演出的时候，我总是这样介绍自己：我来自东北辽宁抚顺，那里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如果让我做社会身份的自我定位的话，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一定要回答的话，我是农民出身的工人。在中国的大背景下，要我把个人的属性说清楚很难。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做工，不从事农业生产，我到底是谁？过去曾经用“工农商学兵”来定义各社会群体，如果用排除法来找我的位置；虽然我是农民出身，但是我不种地，不以生产粮食作为经济来源，我不是农民；我肯定不是商人和军人；我一个初中毕业生，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学生指的是大学生；以前的国企工人被赋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现在享受不到。
工人是城市范畴的一份子，但是主流的社会身份划分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被当成农民，只不过做的是工人的工作，所以出现了我们讨厌的词语“农民工”/“民工”，这是一个带有歧视含义的特别不好的词语。由于这样的一种社会歧视，造就了我自卑的性格。我被社会归纳到“农民工”这个属性里面，意思是，没文化、处于社会的底层和角落里面，我不太情愿。就算我没上过多少学，我也不傻，别人那样叫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语气和状态，会造成伤害，逐渐形成自卑的性格。人自卑以后，就很难大大方方地待人接物，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退缩，更不敢说自己是谁，总觉得自己很渺小、很卑微。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判断能力会越来越好，但是，我发现，业已形成的性格却会跟人一辈子，好像进到骨子里面了，很难摆脱。觉得挺可怕的。就如同很多人受到伤害以后，虽然表明上平复了，但是内心深处的创伤却很难痊愈。
自卑也有积极的一面，让我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谁，能够看清自己。那天一起吃饭，我们聊到“什么是成功？”，大多数人觉得经济条件好了，社会地位高了，买车买房了，就是所谓的成功；但是，在我看来那不叫成功，人的欲望无止境，有了房子，想要别墅，有了别墅想要海景房；所以，没有真正意义的成功，其实就是短期完成一个目标而已。就我而言，我不会把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叫做成功，一个个体的经济条件好了，一个人生活改善了，那不叫成功，应该是整个跟你社会背景一样的人都得到了认同、都好了，那才叫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的人和事都会变化，我的认识会发生变化，我现在认为，成功是个过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走在成功的路上。
想去外面的世界寻找五彩斑斓的生活
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轰轰烈烈展开，各种做法一下子涌了出来，计划经济真的变成市场经济了。电视机和绚丽的服饰进入农村的视野，很快，大家都投降了，都想去外面的世界寻找五彩斑斓的生活。农民的生活很苦，没有人想务农。主流价值观鼓吹万元户，觉得万元户光荣，潜意识就觉得农民不光荣。学校的老师也这样教育我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在家务农。父母也不想自己的孩子务农。为什么从农村出来？是想逃离。我有音乐爱好，就想往这个方向走。90年代初，很多体制内的演出团体都解散了，全国各地出现了无数的私人演出团体，我也开始跟着走穴。
那是1998年，我跟了一个团，去西藏、青海和新疆演出。那个时候去那些地方可不像现在这么快捷，那个时候非常艰难。在西藏，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晚上演出结束后，卸台装车，然后出发去下一站，车开了10多个小时，第二天大家醒来之后，发现我们居然又回到了昨晚演出的原地，连司机也不明白为何开了一个晚上又开了回来。还是在西藏，我们被拦路抢劫，最后不得不动手打架，毕竟我们人多，我们演职人员都算上有20多人，对方只有3个人，但是他们拿着1米多长的大刀。我是在吐鲁番脱团的，当时我本来就和那个团长不和，然后出现了一件让我忍无可忍的事情。团长让所有人都染头发，染成红色或者黄色，看起来都跟大金毛狗似的，我就是不肯染，我只能离开。
很少打鼓的鼓手
跟着不同的演出团走穴了几年，然后又辗转各地打工，去过山西的钢铁厂，山东的建筑工地，天津的电缆厂等。2002年来到北京，有一个搞音乐的北漂朋友在这里，来投靠他。找工作特别的难，重体力活不想做，到大公司自己又没有文凭，大半年没有找到工作。
2003年3月份，我在北京一份找工作的报纸《手递手》上看到一份招聘鼓手的广告，我去应聘，地址在海淀区东四环外的一个城边村。当时，我们叫打工青年艺术团，正在筹备去南方巡演。但是，没多久，爆发非典。我以为这份工作就泡汤了，但是，没想到我从那时开始就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一直到现在。
2004年，我们在肖家河社区办了一个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后来，其他同事去东坝发展，我留下了继续那里的工作，组织电脑培训和其他社区工作。
2005年，我们在皮村创办同心实验学校，我负责做饭和购买建材。学校开学之后，我每天开校车接送学生。
2006年，我们创办了同心互惠商店，我负责衣物的接收工作。那个时候，只有一辆车，只有我一个司机，每天开车跑10多个小时，既是司机又是搬运工，大包小裹、楼上楼下都得一个人扛。干到后来，腰和背都落下了毛病。
2014年，平谷同心桃园这边缺人，我就过来了，做了四年园长，我的兵就是1000多棵桃树，就是侍弄桃树的农民。在机构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乐团很少排练，我平时工作那么累，根本没有精力练鼓。特别是在农园干活的时候，一天干下来立马想睡觉。
《皮村北路》的创作背景及过程
从皮村环岛进皮村，北边只有那一条路，沿着那条路就可以到达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大院儿，但是，那条路没有被正式命名过，我们把它叫：皮村北路。我们跟其他工友们一样，生活在皮村。工友们在我们的大院子里跳广场舞，在我们的二手店买衣物。和我们一样在那里居住10年以上的人挺多的。
去年年底，做完大地民谣巡演，我去上海送车。在路上我开始构思这首歌，到了晚上，词曲就出来了。词很简单，曲也很上口。一首歌中唱的是什么，必须是装在内心深处的东西，需要有这个经历。这首歌是一种自然流淌出来的诉说，如果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听了之后也可以感受到那种状态，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对艺术作品的标准是，不是要去教育别人，而是通过表达一种心态来引起共鸣。不像儿歌，都要告诉小朋友一个道理。做为成人，都老大不小的了，谁心里都明白，说不定别人比我想得还明白，我教育不了谁。当然，如果意识形态是良性的，如果是有良知的人，会影响别人。
我这些年的状态是，有些迷茫，又不断地看到希望；很无奈，但又被一丝希望牵扯着。现在，社会大环境还是有向好的趋势，比如，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定位在转变，比如，主流媒体上也开始宣扬快递小哥的艰辛，表扬清洁工的贡献。不像以前，打工者被看作不正常的人，好像又苦又累的活儿只能这些人来干。
人生要有一种平淡的态度。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下，要认清楚方向。无论做什么，都会有迷茫，但是总得日复一日往前走，毕竟离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几十年。要养家。即使环境灾难要降临，现在也还得生活。我本来一无所有，也就无所谓倾家荡产。要“知善恶”，可以给孩子们做个榜样。等老了，虽然穷嗖嗖的，但是起码让孩子们觉得爸爸还是做了点儿事情。自我认同很重要。
皮村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皮村北路是一个具体存在，但是这些感悟却不是说只有皮村才能给我。如果不在皮村，在其他地方，也会有感受，其实就是人生和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感受。而因为在皮村，皮村就成为一个载体。从这个角度上说，《皮村北路》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代表着我们这群人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是唱给我们自己的。
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尽量把本职工作做好，我现在主要负责同心公社营地的管理，当然也参加乐团的演出。偶尔看到点儿希望。现在最担心的是父母的身体，都快80岁了。未来需要有一个变动，是我该尽赡养老人的义务的时候了。或者我回东北照顾父母，或者父母来北京跟我一起生活。
这么多年，我爸爸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我为他做任何一件事，也从来没有主动向我要过钱。我爸爸的性格比我开通，不像我心思这么重。孩子们还小，未来的路他们要自己去走。对未来生活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可以兼顾老人的赡养义务，过简单平淡的生活就很好。
对新工人乐团的期望
首先要生存下去，否则说啥其他的都没用。新加入的成员现在还比较稳定，未来需要有良性的演出平台，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才能把团员的状态稳定住，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提高演出质量。从来没有想过大红大紫，一步一步走稳了，顺其自然。发展要靠长时间的积累，包括人气的积累和作品的积累。要逐步提升演出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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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途。来源：新工人乐团。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