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乐团姜国良专访 | 过简单平淡的生活就很好-激流网

我是农民身份的工人

在外面演出的时候,我总是这样介绍自己:我来自东北辽宁抚顺,那里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如果让我做社会身份的自我定位的话,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一定要回答的话,我是农民出身的工人。在中国的大背景下,要我把个人的属性说清楚很难。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做工,不从事农业生产,我到底是谁?过去曾经用“工农商学兵”来定义各社会群体,如果用排除法来找我的位置;虽然我是农民出身,但是我不种地,不以生产粮食作为经济来源,我不是农民;我肯定不是商人和军人;我一个初中毕业生,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学生指的是大学生;以前的国企工人被赋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现在享受不到。

工人是城市范畴的一份子,但是主流的社会身份划分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被当成农民,只不过做的是工人的工作,所以出现了我们讨厌的词语“农民工”/“民工”,这是一个带有歧视含义的特别不好的词语。由于这样的一种社会歧视,造就了我自卑的性格。我被社会归纳到“农民工”这个属性里面,意思是,没文化、处于社会的底层和角落里面,我不太情愿。就算我没上过多少学,我也不傻,别人那样叫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语气和状态,会造成伤害,逐渐形成自卑的性格。人自卑以后,就很难大大方方地待人接物,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退缩,更不敢说自己是谁,总觉得自己很渺小、很卑微。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判断能力会越来越好,但是,我发现,业已形成的性格却会跟人一辈子,好像进到骨子里面了,很难摆脱。觉得挺可怕的。就如同很多人受到伤害以后,虽然表明上平复了,但是内心深处的创伤却很难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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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也有积极的一面,让我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谁,能够看清自己。那天一起吃饭,我们聊到“什么是成功?”,大多数人觉得经济条件好了,社会地位高了,买车买房了,就是所谓的成功;但是,在我看来那不叫成功,人的欲望无止境,有了房子,想要别墅,有了别墅想要海景房;所以,没有真正意义的成功,其实就是短期完成一个目标而已。就我而言,我不会把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叫做成功,一个个体的经济条件好了,一个人生活改善了,那不叫成功,应该是整个跟你社会背景一样的人都得到了认同、都好了,那才叫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的人和事都会变化,我的认识会发生变化,我现在认为,成功是个过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走在成功的路上。

想去外面的世界寻找五彩斑斓的生活

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轰轰烈烈展开,各种做法一下子涌了出来,计划经济真的变成市场经济了。电视机和绚丽的服饰进入农村的视野,很快,大家都投降了,都想去外面的世界寻找五彩斑斓的生活。农民的生活很苦,没有人想务农。主流价值观鼓吹万元户,觉得万元户光荣,潜意识就觉得农民不光荣。学校的老师也这样教育我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在家务农。父母也不想自己的孩子务农。为什么从农村出来?是想逃离。我有音乐爱好,就想往这个方向走。90年代初,很多体制内的演出团体都解散了,全国各地出现了无数的私人演出团体,我也开始跟着走穴。

那是1998年,我跟了一个团,去西藏、青海和新疆演出。那个时候去那些地方可不像现在这么快捷,那个时候非常艰难。在西藏,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晚上演出结束后,卸台装车,然后出发去下一站,车开了10多个小时,第二天大家醒来之后,发现我们居然又回到了昨晚演出的原地,连司机也不明白为何开了一个晚上又开了回来。还是在西藏,我们被拦路抢劫,最后不得不动手打架,毕竟我们人多,我们演职人员都算上有20多人,对方只有3个人,但是他们拿着1米多长的大刀。我是在吐鲁番脱团的,当时我本来就和那个团长不和,然后出现了一件让我忍无可忍的事情。团长让所有人都染头发,染成红色或者黄色,看起来都跟大金毛狗似的,我就是不肯染,我只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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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打鼓的鼓手

跟着不同的演出团走穴了几年,然后又辗转各地打工,去过山西的钢铁厂,山东的建筑工地,天津的电缆厂等。2002年来到北京,有一个搞音乐的北漂朋友在这里,来投靠他。找工作特别的难,重体力活不想做,到大公司自己又没有文凭,大半年没有找到工作。

2003年3月份,我在北京一份找工作的报纸《手递手》上看到一份招聘鼓手的广告,我去应聘,地址在海淀区东四环外的一个城边村。当时,我们叫打工青年艺术团,正在筹备去南方巡演。但是,没多久,爆发非典。我以为这份工作就泡汤了,但是,没想到我从那时开始就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一直到现在。

2004年,我们在肖家河社区办了一个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后来,其他同事去东坝发展,我留下了继续那里的工作,组织电脑培训和其他社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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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们在皮村创办同心实验学校,我负责做饭和购买建材。学校开学之后,我每天开校车接送学生。

2006年,我们创办了同心互惠商店,我负责衣物的接收工作。那个时候,只有一辆车,只有我一个司机,每天开车跑10多个小时,既是司机又是搬运工,大包小裹、楼上楼下都得一个人扛。干到后来,腰和背都落下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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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平谷同心桃园这边缺人,我就过来了,做了四年园长,我的兵就是1000多棵桃树,就是侍弄桃树的农民。在机构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乐团很少排练,我平时工作那么累,根本没有精力练鼓。特别是在农园干活的时候,一天干下来立马想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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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北路》的创作背景及过程

从皮村环岛进皮村,北边只有那一条路,沿着那条路就可以到达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大院儿,但是,那条路没有被正式命名过,我们把它叫:皮村北路。我们跟其他工友们一样,生活在皮村。工友们在我们的大院子里跳广场舞,在我们的二手店买衣物。和我们一样在那里居住10年以上的人挺多的。

去年年底,做完大地民谣巡演,我去上海送车。在路上我开始构思这首歌,到了晚上,词曲就出来了。词很简单,曲也很上口。一首歌中唱的是什么,必须是装在内心深处的东西,需要有这个经历。这首歌是一种自然流淌出来的诉说,如果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听了之后也可以感受到那种状态,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对艺术作品的标准是,不是要去教育别人,而是通过表达一种心态来引起共鸣。不像儿歌,都要告诉小朋友一个道理。做为成人,都老大不小的了,谁心里都明白,说不定别人比我想得还明白,我教育不了谁。当然,如果意识形态是良性的,如果是有良知的人,会影响别人。

我这些年的状态是,有些迷茫,又不断地看到希望;很无奈,但又被一丝希望牵扯着。现在,社会大环境还是有向好的趋势,比如,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定位在转变,比如,主流媒体上也开始宣扬快递小哥的艰辛,表扬清洁工的贡献。不像以前,打工者被看作不正常的人,好像又苦又累的活儿只能这些人来干。

人生要有一种平淡的态度。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下,要认清楚方向。无论做什么,都会有迷茫,但是总得日复一日往前走,毕竟离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几十年。要养家。即使环境灾难要降临,现在也还得生活。我本来一无所有,也就无所谓倾家荡产。要“知善恶”,可以给孩子们做个榜样。等老了,虽然穷嗖嗖的,但是起码让孩子们觉得爸爸还是做了点儿事情。自我认同很重要。

皮村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皮村北路是一个具体存在,但是这些感悟却不是说只有皮村才能给我。如果不在皮村,在其他地方,也会有感受,其实就是人生和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感受。而因为在皮村,皮村就成为一个载体。从这个角度上说,《皮村北路》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代表着我们这群人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是唱给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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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尽量把本职工作做好,我现在主要负责同心公社营地的管理,当然也参加乐团的演出。偶尔看到点儿希望。现在最担心的是父母的身体,都快80岁了。未来需要有一个变动,是我该尽赡养老人的义务的时候了。或者我回东北照顾父母,或者父母来北京跟我一起生活。

这么多年,我爸爸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我为他做任何一件事,也从来没有主动向我要过钱。我爸爸的性格比我开通,不像我心思这么重。孩子们还小,未来的路他们要自己去走。对未来生活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可以兼顾老人的赡养义务,过简单平淡的生活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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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人乐团的期望

首先要生存下去,否则说啥其他的都没用。新加入的成员现在还比较稳定,未来需要有良性的演出平台,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才能把团员的状态稳定住,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提高演出质量。从来没有想过大红大紫,一步一步走稳了,顺其自然。发展要靠长时间的积累,包括人气的积累和作品的积累。要逐步提升演出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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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乐团姜国良专访 | 过简单平淡的生活就很好-激流网(作者:吕途。来源:新工人乐团。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