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起人民战争这四个字的时候，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菲律宾，印度，或是曾经的尼泊尔；的确，对于很多国内的进步人士和左派来说，“贡萨罗主席”和“秘鲁共产党”这两个名字似乎不是那么熟悉，而国内关于他们的资料也不过是只言片语。但是，三十九年前的这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却的的确确地爆发了一场能够震动整个世界的人民战争。曾几何时，不管是阿亚库乔的大学还是利马的贫民窟，玻利维亚边境的丛林中还是安第斯山脉的顶峰，都飘扬着秘鲁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旗。人民自己的政府在解放区拔地而起，来自大洋彼岸的歌曲，像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更是得到了印加人后裔的口口相传。最为重要的是，马列毛主义，这面鲜红的大旗，也是由秘鲁共产党首先打出的。就像印共（毛）领导人阿吉特叙述的那样，正是秘鲁共产党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和国际共运中十几年如一日的努力才推动了全世界的各党和组织，包括正在开展人民战争的菲律宾，土耳其，和印度的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列毛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秘鲁共产党的贡献的确是有深刻的历史性意义的。

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来自政权的大屠杀、种族清洗以及美帝的全面干预，再加上秘共整个领导层被捕对党带来的巨大打击，秘鲁的人民战争逐渐陷入了低潮，也慢慢地退出了秘鲁寻常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控主流话语权的美帝国主义，以及其在秘鲁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政权，试图用一切努力来把人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从人民的心中抹除。有的时候，秘共是“光辉道路”，一个假借“共产党”之名的崇尚暴力的土匪组织；有的时候，秘共又成为了“印第安人弥赛亚邪教”；有的时候，秘共则是臭名昭著的国际贩毒集团——这也是美帝用来干预秘鲁的借口。讽刺的是，秘共的“恶行”也包括了“滥杀无辜“，而其中一大部分”受害者“就是那些可怜的毒枭。总的来说，不管秘共被扣上哪顶帽子，来自”左“、中、右的政客们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人民战争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们不仅错了，而且错的离谱：人民战争仍然在继续。不仅如此，秘共正在缓慢的恢复，用新一波的动力来号召秘鲁和拉丁美洲工农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服务世界革命的任务献身。在三十九年的武装斗争中，秘鲁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教给了全世界的马列毛主义者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真正的，也是第一次用理论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图左是巴西六十年代反修先行者卡洛斯 马力戈拉（carlos marighella） 图右贡萨罗主席

党的重建和人民战争的组织

秘鲁共产党主席，也是秘鲁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阶级领袖，贡萨罗主席提出了重要的一点：要在世界各国重建和建设新型的能够开展人民战争的新型共产党。自从二战以来，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核大战的危险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但是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一刻都没有停止。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够阻止帝国主义战争：而只有一个新型的共产党，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才能够领导这样的一场战争。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必须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

重建党的过程在秘鲁，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都发生了——当然，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存在着自己的特殊情况。贡萨罗主席继承了毛主席的思想，指出：如果要实践马列毛主义，必须要让马列毛主义在斗争中适应各国的特殊情况，产生自己的指导思想。贡萨罗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和许多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不同，秘鲁的城市化率非常高：光是首都利马就居住着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单凭传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此，贡萨罗主席提出了“联合人民战争”的概念，也就是通过农村为主，城市为辅的方式来开展武装斗争。人民战争是这样进行的：先由党中央制定一个宏观的全局计划，用于确定这一阶段斗争的中心和目标；随后，再在这样的全局计划之下由各地的党支部确立不同的小型计划，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来开展行动。总的来说，战争是受着战略上集中，战术上分散的原则领导的。这样的方针把反动派和美帝的干涉军打得措手不及：对许多指挥官来说，“光辉道路”最独特的特点就是其出其不意的战术行动和指战员行动的自由性。

在这一切的同时，整个党则是由钢铁一般的纪律用军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总体上来说，七八十年代的秘鲁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十分相似：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基层的管控近似于零，农村和城市里的“党员”几乎完全由土豪劣绅和被强迫集体入党的政府雇员组成；全国在当时只不过是名义上得到了统一，各地军阀割据的形势并没有改变。于此同时，在国统区，旧政权试图管控人民的方式也是落伍的，给予了革命者趁虚而入的机会。在八十年代的秘鲁，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利马的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对广大的农村人口的控制仍然极其薄弱。但是，和我国不一样的是，秘鲁旧政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了对基层控制的尝试。在1969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扶持的维拉斯科军政权声势浩大地通过了土地改革法令，试图废除在秘鲁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庄园制，把农业完全纳入政权的控制之下。当然，这场土改的闹剧还是以完全的失败告终：旧地主成功的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买办资产阶级，其中一大部分进入了城市；而土地又一次地迅速集中到了少数个人手里。在八十年代，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美帝走狗“人民“党又一次的试图做了他们的前任没能做到的事；而他们的继承者藤森更是变本加厉，在任期将近之时通过一场”自我政变“重新废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权。

秘共注意到了政权法西斯化的倾向，并作出了他们的应对方案：党的军事化，和革命三大法宝的同心建设。在这样的一场革命中，共产党是最高的工具，因为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领导剩下的两大法宝；人民军队是最主要的工具，肩负着开展武装斗争的重任；而统一战线则是环绕在党和军队之外的第三大工具，是未来的新政权的胚胎。

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贡萨罗主席阐述了秘鲁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这一论题，随后，在1980年头几月内党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他提出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具体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党只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游击行动、破坏活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但它必须主要以这些形式进行，以便激励和发展阶级斗争，以身作则地教育，把这些类型的行动作为人民战争斗争的主要形式。三大工具就是这样以“同心圆“的形式同时地组建起来的。在六十年代的巴西和三十年代的中国东北，我们都可以看到军事化理论的部分得到了革命者的自发体现。

在秘鲁，革命的武装力量是人民游击军，在1991年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人民游击军把部队分成以下三种：主力部队、当地部队、和基础部队。主力部队承担着开展攻势的重任，得到了最好的装备；当地部队负责在各游击区保卫人民委员会和在解放区保卫人民政权；最后，基础部队是各地的民兵的统称，在人数上是最多的。由于美帝、苏修，以及其在拉美的走狗，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和古巴等的联合干涉和包围，人民军队的唯一武器来源就是他们的运输大队长，秘鲁旧政权：军队的军火库和军事基地成了游击队员们最常光顾的地方，而每次游击攻势都伴随着对武器的缴获——这在菲律宾、印度、和土耳其都司空见惯的一幕在今天的秘鲁仍然在上演。就在去年八月，人民解放军还在斩首行动中消灭了一名带领队伍前来“剿匪“的军官。

贡萨罗主席指出，统一战线不仅仅要肩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角色，更要围绕着党和军队被建设起来，成为新政权的种子。在解放区里，统一战线的表现方式是各级人民委员会，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地方；在城市里，统一战线的表现是保卫人民革命运动；在各条阵线上，党组织了各式各样的“产生组织“，由各个领域先进的无产者和人民领导。

人民战争和反革命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秘鲁的“左圈“被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主导着。”运动就是一切“这句伯恩斯坦的名言用在他们身上再好不过了——不管是社会法西斯的“人民”党，充当中修应声虫的秘“共”（红色祖国），还是形形色色的”马里亚特吉“分子，他们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为的只不过是和亲美或是亲苏的独裁者们在旧政权里分一杯羹罢了。因此，在1980年5月17日，秘鲁共产党的党员焚烧了丘斯奇镇的选票箱时，旧政权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当权的“人民行动”党公然声称：“只需要六十天，中央就能完全剿灭这一小撮颠覆分子。”政权先是动用了当地警察，再是国民卫队和共和国卫队，最后是各式各样的反恐部队：即便如此，他们用尽了各种严刑逼供的手段，还是连烧选票箱的“罪魁祸首”也没有找到，只得抓了一批知识分子杀良冒功，草草了事。两年过去了，秘共不仅没有被消灭，更是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正式建立了其的武装力量，人民游击军。直到这时，利马的统治者们才警惕了起来，正式动用了陆海空三军“戡乱”。

在1980年一年里，秘鲁共产党就在全国24个大区的22个中展开了行动，第一个人民委员会，新政权的基础，在阿亚库乔成立了。到了1985年，人民游击军开展了超过两万起行动；这个数字在1986年达到了三万起。政权的反应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仅仅在1983年11月的一个月里，阿亚库乔市里就有超过八百名平民被政权杀害。在卢卡那马卡村，一名共产主义领袖被还乡团活活烧死在了十字架上。当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得到国内外各界关注之后，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不仅没有放缓屠杀的步伐，反而学起了智利和阿根廷的军政府，把一切被怀疑“通匪”的对象人间蒸发。这和我国人民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做法如出一辙；和印度电影《不可避免的战争》里唱的“他们不是消灭贫穷，而是消灭穷人”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党也一刻没有停下它的脚步，在人民战争开始的五年内就取得了灿烂的成就：党的体量扩充了数倍，人民游击军的战士达到了数千人，而上百个人民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新的根据地被建立起来了。这些根据地，包括了埃纳河两侧的比斯卡坦，洛斯诺加勒斯，圣胡安等地，将在几年之后成为解放区，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前十年里。在1988年，秘共在人民战争中召开了党的一大，确立了党的总路线和团结基础。

旧政权的反应是屠杀，屠杀，和更多的屠杀。在1986年6月19日，秘鲁反动政权对被关押在埃芬顿、卢里甘乔、和圣巴巴拉三所监狱的战俘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面对着政权的枪口，革命志士们一刻也没有退缩：他们组织了起来，与狱警和海军陆战队用赤手空拳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把监狱变成了人民战争最光辉的战线。在这一天里，三百多名秘鲁人民的子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到了1990年，在海陆空三军之外，旧政权已经动员了超过二十五万还乡团成员参加“剿匪”大业——他们无恶不作，到处强奸妇女，杀人放火，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屠杀。一时间，秘鲁农村的一些地区十室九空，幸存者们不得不抛弃自己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土地，前往大城市谋生。

1992年，旧政权的阴谋由于秘共利马地委的失误而得逞了。在党中央和贡萨罗主席共聚利马开会时，旧政权的军警破获了他们的行踪，在一夜之间几乎瓦解了秘共的领导层。国家情报处（SIN）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了这样的形势，伪造了数封贡萨罗主席在狱中宣称愿意投降的信件，迷惑了一些意志不很坚定的游击战士，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了。据帝国主义和旧政权统计，有将近四千名战士脱离了党，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但是，反动派并没有饶过他们。无数放下武器的战士只能束手就擒，被用各种捏造的借口关进了统治者的大牢；现代科技更是为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加快速的斩草除根的方式：在解放军活跃的地区，有超过二十万秘鲁妇女遭到了反动派的强制绝育。讽刺的是，很多还乡团成员的妻女也成为了绝育计划的一部分。

和帝国主义与旧政权竭力宣传的不一样，人民战争并没有在贡萨罗主席和大部分中央委员被捕后失败。尽管遭受了如此大的挫折，秘鲁共产党仍然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建了领导层，并试图继续人民战争。许多美帝国主义的“光辉道路专家“吃惊地观察到，在秘共领导层几乎全灭，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投降派，今天以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的面目为政权服务）另立中央的情况下，解放军开展的行动反而增加了。仅仅在1995年六月，党的阿亚库乔区委就挫败了旧政权又一次的“围剿”，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几百次行动，甚至还在利马炸毁了一名议员的豪宅，给宣传“人民战争已经结束“的旧政权了一次迎头痛击。在1994年到1995年，秘共初步地从1992到1993年受到的挫折中恢复了元气，提出了”准备战略反攻“的口号。

但是，这些举措还是操之过急了。党中央的被捕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叛卖导致了秘共没有能够，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及时重视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开展必要的安保措施，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立即扩大解放军和重建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的党组织上，继续在革命的路上“大跃进“。在左倾机会主义的轻敌和冒进影响下，秘共的领导人接连被捕：党主席菲里西亚诺同志在1999年被捕，随即叛变；多名高级指挥员和干部也迅速被捕。这一系列的打击让党变得支离破碎：更多的党员失去了信心，而许多之前被”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干部们则转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路上去。解放军的指挥员阿尔特米奥想通过”武装斗争“来换取谈判的砝码，但是旧政权也没有给他留一条生路：他在2009年被抓获，并被判了无期徒刑。2011年，阿亚库乔区委的领导人何塞叛变，沦落成了军阀式的贩毒集团。

经过这么多的打击，人民战争仍然在顽强地进行着。在2012年，拉美各党的代表团访问了安第斯山中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亲眼见证了人民军队的英姿。就像指挥员劳拉同志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是专门为了艰难险阻而练就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结成了神圣同盟，对着空气宣告着所谓党的失败，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我们要警告你们，不管他们怎样调兵遣将，不管他们怎样打击我们，准备着对人民展开最凶残的种族灭绝，他们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为了革命的要求，我们愿意跨过成河的鲜血，来实现我们永不改变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虽然人民战争暂时遭到了挫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尖锐矛盾并没有消失，秘鲁社会的性质也并没有改变。在过去的2018年，秘鲁全国的教职工展开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他们，和一切秘鲁的先进工农们，认清了修正主义（中修派的秘”共“（红色祖国），苏修派的秘”共“（团结）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阴谋诡计，再一次地团结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旗帜下。

秘共的国际影响

198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四个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签署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宣言》，宣告了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的第一个国际协调组织——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成立。这些党和组织也受到了当时正在开展人民战争的各党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秘共。但是，在该年的早些时候，党就提出了马列毛主义，确立了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最新，更高阶段的地位；而对于当年的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来说，这个决定还不能得到大多数党的接受。这也是为什么秘共并没有在当年签署《宣言》。就像那句著名的口号，“让毛主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一样，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成立后的十几年里，秘鲁共产党一直领导着运动中的红线，孜孜不倦地敦促各党和组织接受马列毛主义。秘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全世界上，马列毛主义者们纷纷接过了建设和重建共产党的任务，加入了秘鲁共产党的行列，包括了尼泊尔共产党（火炬）（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前身）和意大利的红色工人集体（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前身）等。1993年，《马列毛主义万岁》这份历史性的决议得到了通过，正式宣告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全体接受马列毛主义。

与此同时，旅居国外的秘鲁侨民们一刻也没有因为和平的生活而停止为革命做出贡献。不管是在美国，西欧，还是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秘鲁侨民们建立了秘鲁人民运动和新秘鲁友好协会的支部，用力所能及的一切形式支援秘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三大任务：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必须是战斗队，生产队，和宣传队。他们并没有只是把自己当作外人，当作一场远在千里之外的革命的一部分——与此相反，世界各国的秘鲁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生根发芽，积极联络一切进步人士，用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当地共产党人建设和重建党组织的任务添砖加瓦。

今天，虽然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受到了阿瓦基安修正主义者{1}和普拉昌达修正主义者{2}的破坏，但是国际毛主义运动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各国的毛主义者吸取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世界各国为重建和建设共产党，开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而工作着。

下表注明了欧洲各国的马列毛主义党及组织：

在秘鲁的邻国，厄瓜多尔，存在着一只历史悠久的游击力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拉美大地掀起了一波“格瓦拉热”，许多试图效仿古巴的政治军事组织纷纷成立了。在九十年代初，该国的政治军事组织，“阿法罗活着，操！”（Alfaro Vive, ¡Carajo!），一个由自由派和泛左翼组成的游击联盟，处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就在此时，秘鲁人民战争和马列毛主义的东风吹到了这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国。这对于“阿法罗活着，操！”内部的先进成员来说，就好比在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为他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理论指南。他们成为了未来的厄瓜多尔共产党（红太阳），拉丁美洲在秘鲁之后的第一个用马列毛主义建设起来的新型共产党。在随后的几年里，厄共（红太阳）通过整风逐步和困扰各个政治军事组织的小资产阶级盲动主义倾向划清了界限，风雨无阻地为开展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而工作着。

如果说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是隆隆的春雷的话，秘鲁的人民战争更是用实际行动为拉美各国的左派指明了一条光辉的大路。在今天，不管是从巴塔哥尼亚到波哥大，还是从亚马逊的深处到太平洋，马列毛主义者们正在沿着秘鲁的道路向着开展人民战争前进。他们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的光辉普照大地为止。他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他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人民的汪洋大海。这一点星火很快就要以燎原之势把拉丁美洲搅得天翻地覆。

结语

秘鲁人民战争在过去的三十九年里教给了我们许多东西：今天，全世界的一切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应该重视和学习他们宝贵的经验。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秘鲁共产党，贡萨罗主席，和秘鲁的人民战争，就没有今天的马列毛主义。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保持，捍卫，和实践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用一切力量来重建我们阶级的党，毛主席的党，服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注1：阿瓦基安是美国革命共产党领导人，后来转向修正主义，声称自创了一套“新综合”理论，超越了五大导师。美革共逐渐篡夺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给国际共运带来了很大破坏。

注2：普拉昌达是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领导人。在尼泊尔人民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他为了在买办资产阶级政府内掌权，无耻地出卖了尼泊尔劳动人民，向政权投降，取消了武装斗争，党，和人民军队。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来源：红色文献翻译。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