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消灭亿万富翁这个阶层

亿万富翁是一个剥削成性、没有良心的经济制度所产生出来的怪物。我们应该除掉这个阶层。

在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的背景下，美国的左翼政治力量正在觉醒，对横行霸道的超级富豪的质疑正在迅速成为主流政治辩论的内容。随着阶级政治重新进入美国的政治舞台，以前那些难以想象的政策，比如70%的最高边际税率和大幅提高的遗产税，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势头。（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提出的最高边际税率更高，达到90%，这也值得称赞。）

必须消灭亿万富翁这个阶层-激流网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

把亿万富翁单独挑出来的做法也在主流政治中站稳了脚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再一次感谢伯尼·桑德斯，他把对亿万富翁阶层的道德谴责变成了自己吃饭的本事，从亚马逊网站的老板杰夫·贝佐斯到沃尔玛超市的老板沃尔顿家族都没能逃过他的谴责。当他几周前被问到星巴克咖啡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可能参加总统竞选时，他简短地回答说：

“为什么霍华德·舒尔茨会出现在全国所有的电视上？你为什么要引用霍华德·舒尔茨的话？因为他是个亿万富翁。我个人认识很多人都是为了谋生而努力工作，年收入四五万美元，他们对政治的了解比舒尔茨先生多得多。但因为我们有一个腐败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个亿万富翁，只要他能在电视上投放大量广告，电视台就会让他显得像个正人君子的样子。”

不客气地说，美国长期以来的这种跪舔亿万富翁的政治文化早就该结束了，而这次民主党的总统初选将会包括从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这样的左翼进步派到那些身家接近于亿万富翁、甚至就是亿万富翁的各种候选人，这将成为支持和反对亿万富翁的观点交锋的试验场。

很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中间派的舆论制造者似乎热衷于在这场辩论中扮演不偏不倚的“理中客”角色（当然这也是他们的一贯做派），一方面为亿万富翁的存在做辩护，另一方面又声称他们的数量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种立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来自略有自由市场主义色彩的智库“尼斯卡宁中心”的威尔·威尔金森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的一篇题为“不要消灭亿万富翁，要消灭的是坏的政策”的文章。

威尔金森正确地认识到，“均贫富的热情”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主流的情绪。但他警告说，“我希望那些有望获得民主党提名的人能坚持认为把数十亿美元存入银行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有美德的亿万富翁的存在并不是政策失败的标志而是政策大获成功的标志。”

他接下来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特别虚假的三段论：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有亿万富翁。自由民主制是好的。因此，亿万富翁是好的。威尔金森写道：

“历史记录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能够产生出最幸福、最健康、最富有、最自由和最长寿的国民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般形式。它没有一个简短的名字，我们只能说它是“自由民主制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它有一个“社会民主制”的版本……还有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你可能更喜欢其中的一个版本，但它们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横向比较来看，它们都棒极了。这些国家的典型公民和过去的人类一样富裕。这些地方是政策成功的历史顶峰……但你猜怎么着？它们都有亿万富翁……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防止亿万财富的积聚，避免……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体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接着，他又为亿万富翁们提供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辩护理由：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创新者，只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而获得了回报。因此，有配得上的亿万富翁和配不上的亿万富翁，前者应该得到热烈的拥护。在这段论述中，亿万富翁是我们经济制度的一个潜在地具有积极意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结构性的缺陷或失败。

对上述这些论点，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不得不吐槽威尔金森这个循环论证的逻辑。系统Y优于系统X并不能充分证明系统Y的正当性，即使可以证明系统Y相对来说具有优势。十九世纪欧洲城市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在物质上几乎肯定比他们在中世纪的前辈要富裕，但尚未步入民主制度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这种优越性，并不能作为其具有最高美德的论据。同理，现代的自由民主制甚至社会民主制的国家中存在亿万富翁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他们存在的正当性。

即使加上他的限定条件（“横向比较来看”），威尔金森将所有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描述为“棒极了”的说法也难以令人信服。美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富有的社会，但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水平。正如梅根·戴伊最近指出的，杰夫·贝佐斯每12秒的收入就相当于一个美国人的年平均收入，但大约40%的美国人甚至没有400美元的储蓄资金，因此对他们来说，任何一起突发事故都会导致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显然，这两个事实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正是在总体财富是如此之多的情况下，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仍然如此贫穷和缺乏安全感的原因。由于他们在工厂、学校、医院、疗养院、饭馆以及整个经济领域累积起来的劳动，大量的财富才会在社会中产生，但在美国这个社会，其中大部分的财富都被亿万富翁以租金和利润的形式夺走了。没有人能通过劳动所得挣到10亿美元，但是，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和扭曲的政治制度却确保了一些人能因为他们拥有的财产而获得这笔钱。10亿美元，更不用说杰夫·贝佐斯所积累的1000多亿美元了，这些个人所拥有的巨款与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并不相称。很简单，这就是制度化的盗窃，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说亿万富翁和普通公民是一样的，他们只是碰巧比其他人更富有，这也是不对的。值得赞扬的是，威尔金森至少承认了亿万富翁阶层对民主制度有着潜在的恶劣影响，但基本上又用了同样的循环论证来忽略这种影响：

“左翼进步派的观念通常认为，财富远远多于比普通公民的那些人将会拥有多得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因而会危及到民主制度以及我们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平等性。这种担心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但它更多地是基于抽象的理论思考，而不是实际的经验分析。如果你仔细阅读任何一份可信度较高的根据民主的质量、法律之下的平等待遇或个人自由的程度而做的国际排名，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同一批对亿万富翁的存在持容忍态度的国家。”

但与威尔金森所说的相反，上面描述的威胁绝不是抽象理论化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一个阶层，亿万富翁对政治决策施加了巨大但却隐蔽的影响。他们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方面的关键人物提供资金，并加班加点地为推进那些为他们的集体利益服务的立法活动。比普通人富裕一千倍、一万倍甚至十万倍，这必然会转化为与民主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权力和影响力。用最赤裸裸的话来说，你可以拥有一个有亿万富翁的社会，也可以拥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但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相比，瑞典的社会民主制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更少地受到国内亿万富翁的威胁，但它仍然会受到威胁和损害。）

极少数人聚敛起令人发指的财富，这远非繁荣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甚至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容忍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对于深刻而持久的社会不公正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亿万富翁阶层相当于过去封建时代的土地贵族阶层，他们通过剥削性地榨取租金来获得这笔巨额财富，并利用其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来进一步加强其对政治和经济的不正当的操控。

亿万富翁是一种道德上最可恶的东西。一旦消灭亿万富翁这个阶层，我们都会过得更好。

雅各宾网站原文链接：Abolish the Billionaire Class BY LUKE S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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