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焦躁的滋味人人都懂。呼叫等待、无休止的电话会议、不顾时间地点的强制性视频会议、周末紧急出差……很多“社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卷入了过劳的工作与加速的生活。为释放这种茫然无措，我们炮制了海量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日常吐槽。“狗屁工作”、“社畜”……不论来源是人类学研究还是流行语、影视剧，都斩获人心，得到病毒式的传播。
时间都去哪儿了？与速度缠斗、与工作肉搏的情绪，不全然是负面的。有在“零工经济”中乐此不疲的“斜杠青年”，也就有歌颂“懒惰”的消极分子，这些不同的工作态度与相近的速度体验，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其源头与脉络。
本期专题的发问是：我们如何卷入了加速的工作与生活？今天中国及世界出现了怎样的工作趋势及特征？技术加速如何制造了时间紧迫感，而那些以懒惰作为对抗的（反）工作伦理，背后勾勒了怎样的乌托邦？制度调整能帮我们解决工作意义危机的难题吗？
“时间贫困者”
被 吞噬 的闲暇
这是一个百年大哉问：为什么技术进步没能将人从劳作中解放出来？几乎所有谈论“工作”与“闲暇”关系悖论的文章，都近乎陈词滥调地引述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1930年冬，凯恩斯在欧美经济的萧条寒冬中乐观地展望未来100年的好日子：伴随科技和生产力的提升，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现在就必须抓紧时间思考要如何利用那些将多到令人发狂的闲暇岁月。
引述此言的文章，接下来往往便是一番不约而同的惊诧：作为现代社会人的自己，竟然比原始社会的祖先拥有少得多的闲暇。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的《过度工作的美国人》与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这些研究将“过劳死”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国家病”来观察：一边是丰富的物质享受，一边是沉重的工作压力。过劳的情况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肆虐，尽管不同国家的劳动与闲暇时间存在差异，比如在欧陆发达国家，人们的闲暇往往多于英美和日本。
中国最新的工作时间数据，收录在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撰写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之中。2017年，我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每日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其中，低收入者、低学历者、制造业从业者、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超时工作尤为严重。中国妇女（尤其是单亲母亲）的时间尤其稀缺。的确，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
数据显示，从2008到2017年，女性与男性的无酬劳动（最典型的就是家务劳动）时间比由2.60上升到3.15。近年中国女性也出现了从照顾家庭和赚钱养家的“双重负担”，转而向家庭回归的趋势。如何管理稀缺的时间，在工作、家庭、休闲与睡眠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已经成为所有人的难题。这种不均的时间分配显然不只是个人选择，也受到社会性别结构的牵引，以及政策及用工制度的制约。
妇女最容易成为脆弱的时间贫困者，而那些看似掌握自己时间的自由职业者，或者参与“零工经济”的“斜杠青年”，也未必是时间的富裕者。经历过现代工作伦理规训的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而金钱总是叫人捉襟见肘。似乎如今，只有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才会将时间肆意挥霍：“他们太懒！不知道当今世界活着就得努力工作。”
因此，凯恩斯所惦念的为闲暇和丰裕而发愁的日子，与其说是展望未来，不如说更像是回顾原始社会。1969年《时代》杂志7月号推出的“原始丰裕社会”布须曼特辑如是写道：“想象一下，一个社会里，工作时间几乎从不超过每周19小时，物质财富被视为负担，没有贫富差距，失业率有时高达40%，但这不是因为社会管理无当，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应该工作，且工作应该适可而止。食物丰富且易得。生活闲适安宁、充满快乐。”
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在《不富足也丰裕：正在消失的布须曼世界》（译文收录于徐志伟、王行坤主编《后工作理论读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布须曼人（官方多称桑人）是非洲南部古老的狩猎采集民族，他们饥肠辘辘，啥也不做，坐等救济。不过，在苏兹曼看来，他们的贫穷既非懒惰所致，也不尽是厄运的结果。在白人殖民者到来前，他们祖祖辈辈都如此生活。
显然，在经济全球化之外的时间规则里，存在时间的富足者，因为原始人对耗费时间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积累资本毫无兴趣。这真是一个悖论，在经济最落后的狩猎采集社会，人们似乎拥有凯恩斯梦想中的经济乌托邦。那些西方反文化运动中恋慕原始乌托邦神话的人感叹，“每周15小时的工作制，是现代智人在大约过去20万年中多数时期的主流”。
“时间饥渴症”
为何 狗屁工作 疯狂滋生
为什么我们无法被技术解放而迎来闲暇？“狗屁工作”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无工可做也要创造工作。这个概念自身便有戏谑与吐槽的意味，认同或不认同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一命名的“戳人”之处。2013年，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激进杂志“Strike!”的网站上发表了名为《论狗屁工作现象》的文章，五年之后扩展此文成书，讨论与争议迅速在学院、媒体与社交网络上蔓延开来。中国媒体诸如《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新京报》的相关报道，也斩获很高的阅读量。类似于人们对于过劳、大加速的情绪宣泄，“狗屁工作”引起的无国界反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时代共鸣。
因忙碌、快节奏的工作而惴惴不安，差不多是所有人共享的经验。的确，今天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变得更加忙碌。在过去，富人除了挥霍有形的产品之外，还要挥霍自己的时间，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大量的闲暇。然而今天，富人也要使自己忙碌起来，忙碌是一种楷模的行为。今天我们热衷抱怨忙碌，但一旦真正闲下来时，即没有别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巨大的焦虑或失落。
穷人的忙碌和富人的忙碌，不可同日而语。想想一个忙碌的有钱人和他所雇佣的保姆：两者可能都很忙，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收入，更在于对于自己时间的自主权以及各自时间的充实度——前者对时间的利用是充实的，或者说能带来很大成就感；而后者则是单调的，很难说有什么成就感。
格雷伯往往倾向于从主观感受界定“狗屁”。不过，工作的意义感与工作性质之间存在矛盾，一份被格雷伯定义为“狗屁”的工作，可能给从业者带来巨大的自我实现感。比如，在王行坤、房小捷对“狗屁工作”的研究中，基于有限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样本显示，中国金融业的从业者对工作的主观满意度颇高，并不认为自己在做“狗屁工作”。
如何界定哪些工作属于“狗屁工作”呢？保罗·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熊彼特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律师这个职业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必要的，“许多聪明才智被用之于这类非生产性业务上，其社会损失是不小的。”
在保罗·巴兰看来，如果从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角度来看，很多在今天消费社会看来是必需的东西，都可以是非必需的。比如，从事制造军备、奢侈品和炫耀品的职业、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逃税专家、公共关系专家，以及广告商、经纪人、商人、投机牟利者等等——按照他的思路，这些人没有为社会生产什么使用价值。以广告从业人员为例，他们固然为老板赚到了钱，并且拥有不菲的收入，似乎对社会有用，但是没有人会说我想通过阅读或观看广告创意来增加见识或涵养精神——他们并没有为社会生产出使用价值，而只是激发或者操纵了消费者的欲望，从而使生产机器更快地运转下去。
“狗屁”本质的界定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之上：在生产得到理性组织的理想社会，人的欲望并不需要激发或操纵，我们了解自己的需求，并且以民主且合理的方式生产出相关产品。某些职业会消失，某些职业会出现，人类的劳动时间必然会减少。在王行坤看来，一个真正做到对人和自然都友好的社会，与只追求利润或GDP的社会截然不同。到那时，我们将对任何职业追问，你能为社会贡献什么（为社会提供怎样的使用价值和财富），而不是能为老板或自己赚到多少钱。
格雷伯将近四十年来“狗屁工作”大量滋生的缘由，归结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但正如王行坤、房小捷的研究表明，格雷伯的数据是有问题的。社会平均工作时间之所以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四十年以来看似高端上档次、实则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大肆泛滥，而是那些没有保障、不稳定的“低端”工作的不断扩张。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增加最多的是低工资、低技术水平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饮、医疗和教育这些所谓“真正的服务业”。比如，受雇于众包平台的优步司机，作为独立承包商的微商，他们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工作时间也因为工作的灵活性而被拉长，这种趋势被称为工作的优步化（Uberization）。
不辞辛劳地工作而将时间耗尽，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个体的自发选择，但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对于美国优步司机来说，假如每周只工作40小时，他们的收入就会跌破贫困线。现代社会似乎不存在时间的富裕者，没有“时间饥渴症”被视为一种不正常。这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作伦理所教导我们的，也是日益严厉的工作机制强加给我们的。
对速度顶礼膜拜
技术 带来 加速 了吗？
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人普遍饱尝时间的贫困感，那么时间的加速感又是从何而来呢？快节奏、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使人不安、焦虑、失眠，而以购物、消费作为缓解，拥抱物质主义，也很难增进幸福感。今天我们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比例远超40年前，这并非没有原因。用鲁迅的话来说，“时间就是性命”。速度的代价就是时间，因追求速度而失去时间，几乎是属于所有人的问题。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工作时间的增加，还有置身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紧迫。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慢》中写道，“速度是迷狂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20世纪初，未来主义者们速度的美学是狂飙突进的革命情怀：“我们要与机器合作，将那些对距离和孤独的歌颂、那些精致的乡愁都摧毁，代之以普遍存在的速度”。然而，当我们真正迎来“绝对速度”的统治，不只是工作，整个生活与经验世界都体验到失控的疼痛。
1991年，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的哲学随笔《消失的美学》，指出技术进步如何致命地磨灭了时间与空间，也改造了我们的知觉、意识、美学和伦理。马克·泰勒的《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则从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出发，大杂烩一般处理了宗教、哲学、艺术、技术、时尚和金融等各领域里“有毒的速度”。回到西方现代性的开端来看，我们对速度的顶礼膜拜是现代的发明，它产生了两个副作用：一是长远规划的消失，另一个是长期记忆的瓦解。
今天的加速感是如何造成的？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似乎是技术，而技术背后则是经济与社会的导向。今天的技术与新形式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今天的技术加速，显然比上世纪末复杂得多，甚至是难以理解。如泰勒所言，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转手就把人类生活转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比如，虚拟经济相较于传统实体经济的崛起，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等大平台对信息和数据的垄断，以及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电子交易速度，都改变了今天的工作节奏。工程师们不断编写算法来适应飞速变化的投资环境，我们置身并参与其中，但要理解当今金融市场的速度已变得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而在虚拟经济之中，贫富差距实际上是速度差距。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快节奏经济中，“赢家”和“输家”所共享的只有速度所创造的不安、焦虑和不满。
反过来，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科技如此发达，以至于很多人担心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当下，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不减反增。王行坤的《工作意识形态与后工作的未来》一文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劳动时间的确呈下降趋势。8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以来，劳动一方的力量被削弱。自动化技术解决了一部分低端工作，而属于中产阶级的工作正在萎缩。透过平台数字技术的中介，劳动力得以变得越来越灵活，被迫去适应市场的各种需求；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勤劳，以勉强糊口。所有劳动者都被投入到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快速运转的生产机器中，所有劳动者都惶惶不安，为了生计付出的不只有工作时间，还有身心健康。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造成了劳动时间的不减反增。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人和土地（想想生态危机）。
技术不是罪魁祸首
忙文化 的“时间紧迫论”
不慌不忙的从容心态，在今天的“忙文化”之下已成为需要用力培护的个人素养。比如，在工作时，我们要努力克制自己玩手机的欲望；在休假时，又要纠结自己是否要迅速处理工作信息的召唤，往往患得患失，陷于厌恶与不安。不过，时间紧迫真的是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造成的吗？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感到时间紧迫吗？
瓦克曼在《时间紧迫》中指出，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事实上，二战以来，西方国家的闲暇时间是有所增加的，但人们依然感觉时间紧迫，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紧迫。时间紧迫感是一种多维度的现象。而不同的群体，比如男性与女性、农民与城市人、精英与大众在工作上的时间感有明显差异。
《时间紧迫》
不过，王行坤认为瓦克曼没有注意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是造成劳动时间不减反增的关键原因，这是一个巨大的盲点。如今，我们的时间经历着分配上的撕扯，一天24小时要在（“我的”）自由时间和（由老板所支配的）工作时间之间进行分配，而后者不断侵占前者。E.P.汤普森的经典研究《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提出了有关时间分配的关键一点。在农业社会，不存在“生活”与“工作”的区隔。农民有活就干，无活就歇，完成任务不需要计时，只要不至于土地荒芜，颗粒无收即可。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白白消磨时间被认为是可耻的，我们需要精确的计时工具，需要分秒必争。安德烈·高兹因此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工作社会”。当我们吐槽非洲人懒惰时，他们不过是未经现代工作伦理规训罢了。
瓦克曼指出，时间紧迫感更多是由现代的“忙文化”所造成。“忙文化”所推崇的成功人士总是忙碌的。“今天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不是对闲暇的炫耀性消费，而是投入时间密集型工业的程度。”与之相伴的，是工作的极化问题。我们有好的MacJob（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收入工作），也有坏的MacJob（以麦当劳为代表的低技能低收入工作）。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资本主义强化了这种坏工作的泛滥。
当我们尝试解释技术与时间紧迫感之间的关联时，往往要么陷于技术乐观论，要么陷于悲观论，二者本质上都是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必然会带来某些特定的社会结果。然而，瓦克曼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塑造论。换言之，技术设备并不直接决定我们的时间感，而是受到社会制度、日常文化生活等要素的影响。
显然，电子邮件及手机信息，并不是让我们感到时间紧迫的罪魁祸首。我们可以选择在特定的时间回复邮件，而手机可以让我们与朋友、亲人建立更密切的互动，更加灵活地安排时间。之所以会出现工作侵占私人时间的状况，是社会制度决定的；而生活与工作上的时间紧迫感，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政治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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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牧孜。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