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工会运动的历史与视角

激流按：法国工会运动史是一段十分独特的历史。在很多国家，工会运动有分有合，但法国从1947年以后，却只有持续不断的分裂，这是由于法国工人的碎片化程度较高，长期以来法国工会入会率很低。但是，政治化的运动会改变这种这种状况——1918年之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1936年的人民阵线运动、二战结束初期的政治形势以及1968年运动都伴随着工会运动的高涨。1947年正是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通过宏大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能快速克服分裂状态并团结起来战斗。

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家的地位和工会运动所扮演的历史性政治角色，导致法国社会关系的制度化相对较弱。工会之所以很少像许多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被视为劳资关系中的一个角色而加以分析，其原因正在于此。工会直到很晚才得到法律认可(1884年)。工会之所以迟迟不被承认，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雇主与工人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建立稳定制度的重大障碍，这种紧张同样见诸各行业之间的关系。集体谈判直到很晚才获得合法身份：1919年的第一项法律因为资方的拒绝而告吹；1936年的第二项法律确立了集体谈判的前提；1950年，各部门的集体谈判才得以制度化；1982年的立法将强制性的谈判扩展到各个企业。

在已经取得的社会成就中，很少是以同资方谈判的形式取得的。这些成就得益于特定的政治因素，如1918年之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1936年的人民阵线、二战后的政治形势以及像1936年和1968年大罢工那样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

在德国，企业和工会很早就被视为工业革命的主要制度形式，但法国的工会首先是作为一段动荡历史中的政治主体呈现出来的：这段历史开始于法国大革命，并通过19世纪群众运动的历次重大战役而延续下来，如1830和1848年的两次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

本文首先简单回顾法国工会运动的各个阶段，因为回顾有利于理解当前工会组织的破碎性，随后我们可以厘清不久前(20世纪80年代)的某些重大趋势，最后是对当前某些问题的总结性评论。

一、法国工会运动的轨迹和特征

这里提到的工会是指工资劳动者的工会，农民和自由职业者的工会暂且不论。在今天，工资劳动者的工会有8个重要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独立或自治性的工会，后者主要是在公共服务部门。第一种工会组织包括两大工会联合会，即法国总工会(CGT)和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另一种是中间工会组织，即工人力量总工会(CGT-FO)；再一种是两个规模较小的工会联合会，即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CFTC)和独立工会联合会(UNSA)；第四种是行业性的、会员较少的工会，如法国干部总工会-干部工会联合会(CFE-CGC)，主要成员来自干部阶层；第五种是最近出现的组织，成员不多，但它以团结为口号，要求获得工会联合会的身份。最后是教育界占主体的工会联合会，即统一工会联合会(FSU)，该组织中也有少数其他的国家或地方职员。这些组织共有大约200万成员，约占法国工资劳动者总数的8%。工会的机构很分散，其人员构成大致如下：在公职部门(国家、地方机构和医疗部门)和大型公共企业(或直到最近仍属于公共性质的大企业)，加入工会的工资劳动者约占15%，在私营部门，这个比例为5%。1945—1980年，工业部门是工会运动的重要阵地，但如今，工业部门的这一地位十分脆弱，虽然一些传统的集体行动方式仍能维持较少的工会会员。在70年代中期，工业部门的工会会员比率超过20%，但从此以后明显衰落。

法国工会组织的碎化，根源于工会运动内部两个历史传统的同时性的破裂过程，这两大原生性传统，一个是工人运动中最初为世俗起源的工会运动(即广义的社会主义工会)；二是有基督教源头的工会运动。前者的代表有法国总工会，它是法国资历最老的工会，建立于1895年。1914年之前，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的影响，但在1921年，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分歧造成了该工会的首次分裂。1936年，为了粉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两个派别重新统一。二战期间，共产主义思潮在解放运动中占支配地位，战后该思潮掌握着重建的法国总工会的指挥棒。1946—1948年，这个工会联合会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分裂，由此产生了好几个组织：工人力量，它遵循1936年之后已成为少数的改良派的路线；全国教育总工会(FEN)，它原为法国总工会中的教师工会，此时选择独立，以回避法国总工会与工人力量(FO)之间的分裂；数量更多的工会则转向独立(尤其是在公务员之中)。最近国民教育联合会(FEN)分为两部分(1993)，一部分与其他独立工会联合成立独立工会联合会(UNSA)，另一部分则发展为更具抗争色彩的统一工会联合会(FSU)。

这一碎化又因为有着基督教源头的工会同样的分裂进程而加剧。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CFTC)成立于191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组织经历了社会和思想上的双重变革。像欧洲(及加拿大)其他有类似倾向的工会一样，内部的争论导致人们抛弃了名称中的基督教字眼，并宣布联盟的原则：1964年，该组织改组为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它带有左翼改良主义倾向，赞同大型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民主原则下的计划化。但传统一派拒绝“去信仰化”，并继续维持着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的老传统，他的代表性终在1966年获得承认；尽管这是一个右翼边缘派别，但它始终存在于工会运动之中。

由于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立场走向激进化，这吸引了抱有68年希望的激进一代。鉴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改变了方针，从激进话语转向了温和的改良主义，以寻求妥协和协商。内部紧张是这个时期的鲜明特点。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中的抗辩派在20世纪90年代和随后10年逐步脱离该组织，创立了一系列的民主与团结工会(SUD)，并于2004年同其他工会组成团结工会联合会。这个工会联合会有着鲜明的极端自由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存在于法国集体行动场景中；对于已然极度分裂的工会结构来说，这个组织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多元的局面。

1944年干部工会联合会(CGC)的产生在工会代表机构的内部导致了一场明显分裂。干部工会联合会不断受到工人工会联合会在其内部创建的干部工会的竞争，于是慢慢地走向衰落，后来它试图向基层生产管理人员开放，以扩大自己的基础(1981年，干部工会联合会扩大为法国干部总工会-干部工会联合会(CFE-CGC)。

在别的国家，工会运动既有分裂的时刻也有集中的时刻，但在法国，从1947年以后，只有持续的分裂而没有任何重建统一的运动。代表认可制度和集体谈判的组织模式，大大推动了战后的这一分裂进程。

二、战斗性强于参与性

很多组织会员很少，这是法国工会运动的重要特征。除此之外，还应指出工会运动各组成部分之间十分明显的冲突关系。这种紧张和分裂有时被视为法国“低工会化”的一个原因，但绝非唯一的原因。工资劳动阶层和工会的社会化状态，以及职业关系体制的不稳定，都是导致这种情形的因素。

与其主要邻国的情况不同，法国的工会运动不是从一个人数众多、集中程度较高的工人阶级中诞生的。直到20世纪中叶，法国仍具有显著的乡村特征，这一特征不仅表现为庞大的农民阶层的持续存在，而且表现为工业的乡村化。农民世界很晚(1950—60年代)才融入工业和服务业的工资劳动世界，并在工人阶级中构成一个持久的、碎化的、没有社会学统一特征的异质性要素。农村人口外流缓慢，工业缺乏劳动力。不过，这一缺陷因为持续的、一浪接一浪的移民而得到补偿，但这一现象又加剧了工人阶级的多元性：从19世纪开始，波兰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构成这一移民运动的主要元素，直到二战以后昔日法兰西帝国(马格里布地区，黑非洲)的劳动力到来之时。工资劳动群体构成的多样性，从来都不利于工会运动获得它试图具有的阶级性的社会学身份。我们可以说，法国的工会运动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尤其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大批工人离开了工会。在法国，工人和雇员仍然是工会入会率最低的群体。

表1 各职业群体工会入会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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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PCV,INSEE,2001—2005(公共部门的干部加入工会的比例较高，这一情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被归入这个群体中，教师人数众多，而且加入工会的比例很高)。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工会难以接纳各种劳动者群体，但工会运动的政治化平衡了这种状况。正是通过具有宏大意识形态指涉的运动，阶级情感才得以克服分裂状态并支持集体行动。

在20世纪70年代末，工会的入会比例超过20%，这是法国工会力量的顶点，除了1936年和解放运动这些短暂的时刻。十几年后，所有工会联合会都失去了一半的会员，法国总工会失去得更多。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初触底，此后，法国的工会力量与合法性开始艰难复苏，这一复苏是基于工会会员的增长之上的。只有公共部门和公共企业能够维持较高的工会入会率。工资劳动者已经习惯于代表制的工会，这种工会会员较少，但它有人员代表制为依靠：今天，企业委员会(CE)、员工代表(DP)、卫生安全和劳动条件委员会(CHS CT)吸收了工会的大部分积极活动。在法国，当社会问题被提出时，工资劳动者会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抗议，这是力量关系表达的临时形态——但并非总是没有效果。虽说工会有能力组织或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这些活动却没有赋予它一种力量，使其在面对雇主和政府的日常关系中能采取行动。与主要的国际分类模式相比，法国的工会看来同时从社会运动的工会运动与倡导社会合作的工会运动中借用了资源。但这两个特征并没有矛盾。

三、长时段的四个特征以及国家的作用

工会长时段的社会表现以及20世纪80年代危机的幅度，是法国之所以具有独特性的原因。对于这一独特性，我们可以围绕五个特征来表述。不过，工会塑造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塑造。法国工会的很多特征，与法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以及工人运动的特殊性息息相关。在此我们应对国家的角色作简短的回顾。

(一)由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较弱，工会最重要的活动一直是以工人的动员为基础，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危机之后，工人动员的条件弱化了，冲突也基本是防御性的。相反，企业委员会和企业层次上的强制性集体谈判的发展，使得工会组织制度化，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少。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工薪劳动者与工会积极分子的分离。

(二)工会会员人数总是很不稳定。除了某些加入工会的高潮时刻(1919—1920年、1936年、1945年)，加入工会的人数出现了大规模缩减。70年代中叶，工会成员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超过20%，到90年代初，这个比例只有8%左右，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因此法国的工会入会率是很低的。去工会化成为常态，大规模的再工会化趋势短期内还看不到，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工会会员总数有了轻微的增长。

(三)法国工会运动的组成非常多样。除了工人、雇员和干部，公务员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工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比较弱，上述情形就更明显了。工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主要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工会作为这个阶级的代表)，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因为工会一直是通过社会和政治动员来实现重建。

(四)政治强有力的介入，是第四个鲜明特征：从源头上说，这一特征的原因在于工会获得法律认可的时间较晚，因此工会为自己的生存权进行过长期政治斗争，故而还保留着18和19世纪的各种革命遗产。后来，强大的共产主义思潮使得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之间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而法国总工会也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工会联合会。工会通过各省联合会介入关涉作为公民和工会成员的劳动者的诸项事宜。原则上说，工会是地方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者，它在交通、住房，最近还在职业教育等领域采取行动。

(五)如果不提一下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管制中的作用，我们还是不能理解法国工会的特殊处境。我们不必追溯法国悠久的国家主义传统，只需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在经济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工业现代化，银行金融系统的集中，一切都是由公共权力亲自缔造，或围绕公共性质的行动者而展开的，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80年代。在社会领域，由于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妥协，国家一直扮演着中间人角色。这些社会对话者不是直接缔约，而是分别与作为其利益仲裁者的国家对话。资方对社会诉求尤其不闻不问，因此，即使是右翼政府也经常作出具有进步意义的裁决，以强化已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险体制，以及劳动市场上对工人的保护体制。当心怀改造社会，甚至社会主义社会信念的战斗分子组成的工会发起激烈的社会斗争时，政府尤其倾向于这样做。

通常认为法国的工会运动缺乏协商文化，实际上这也是民族文化的固有特征，它同样为资方维系和分享，对于同工会的关系，资方从来都只是作十分工具化的利用。在法国，资方组织的历史无非是一段反对工人组织、反对国家对企业事务进行任何干涉的漫长编年史。

集体协定的历史很不平坦。在两次毫无结果的尝试(1919和1936年)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集体协定制度才真正开始在主要经济部门展开。当时资方下决心在各部门进行谈判，并推动与最为温和的对话者进行谈判，以此介入工会活动。50年代初设立了补充退休金(及补充医疗保险金)的对等管理模式，后来该制度又扩展到失业补助领域。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对等管理制度是资方与代表性较小的工会(如工人力量、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法国干部总工会—干部工会联合会)一起建立的。

基督教工会运动的历史轨迹，很好地反映了资方影响的长期存在：这种工会运动以和平与社会和谐为宗旨，始终倾向于谈判和妥协，它所遭遇的唯一困难是资方的冷漠，但冷漠推动了该运动的激进化，以致60年代产生了一个信奉阶级斗争的工会派别，以及一支抗议工会墨守成规的重要力量。

在法国，持续的进展很少是通过协商谈判取得的，它更多是依靠决裂；在社会史的“高温”年代，共识是在社会动员的压力之下达成，如1936年的员工代表制、40小时工作制和带薪休假制度，如二战后设立的企业委员会、社会保险金和集体协定制，如1968年及稍后对企业内部工会的确认，工人工资的调整和按月计发以及长期培训的权利等。

资方的传统做法，原因不在于法国雇主的特殊本质，而在于资本的结构：很久以来，法国的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家族资本主义，所有者直接管理企业事务。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如拉加代尔(Lagardère)、贝当古尔(Bettencourt)、布依戈(Bouygues)、达索(Dassault)、标致(Peugeot)、温德尔(Wendel)、缪里叶(Mulliez)、阿尔诺(Arnaud)和其他家族企业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企业产权结构很难接受协商谈判制，而倾向于某种资方拥有神圣权利观念，在19和20世纪，这种观念从对旧制度的追忆中汲取了某种经受过所有考验的保守主义的资源。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经常与家长制融合在一起，它产生于社会天主教信念的母体中。在法国北方(纺织业)和东部的香槟及冶金工业区，这种保守主义影响尤其大。它能吸纳反工会的武装，如标志-雪铁龙SA直到21世纪初还是如此。

在社会准则的产生过程中，国家不再要求充当中心角色。国家已经控制了强大的公共部门的工资，并在设立跨行业最低保障工资(SMIG创立于20世纪50年，1968年成为跨行业最低增长工资，即SMIC)后掌控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此外国家还大力运用其扩大集体协定的权力，因而建立了一种强大的工资标准指导权。工会也将国家作为其主要的对话者，它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对雇主实施强制性标准。起码在国家试图充当社会调节者角色时，工会会这样做。80年代，国家的作用在退缩，工会也因为成员下降而被削弱，因此在面对雇主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四、面对全球化毫无防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几个转折。加入工会的人数迅速下降。其中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是法国特有的，但欧洲也有同样的趋势，虽然不及法国剧烈。全球化以及最初的欧洲一体化，使得国家开始改变其介入经济调节和社会准则之制定的方式。社会准则的产生越来越去中央化，如集体谈判已经落实到企业层次上。在过去30年中，如果说国家更像是工会和工人的保护者，那么如今它更像企业的朋友，劳工权利逐渐服从于企业竞争力的需要——至少是雇主所理解的竞争力。

2008年以来，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社会调节之中产生了新的震荡。危机源自私营金融业的崩溃，但经济风险被转嫁给工人，这一做法为挽救破产中的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公共债务成为弱化二战后建立的社会国家、将工人置于劳动市场之边缘的借口。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的大规模失业，削弱了工人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行业性集体协定和劳动法规的弱化就是一个反映。这种弱化是由企业层次的集体谈判的去中央化造成的，其附带的结果是权力从劳动滑向资本。法国的工会运动已经十分碎化，如今又加上企业层次上的原子化。随着低待遇和排斥现象的蔓延，工薪阶层中出现了生产重组现象，但工会仍然是在最重要的生产单位中组织起来的，它没有涉足小企业。如今的工会与劳工世界的一些重要群体分离了，尤其是与低待遇中小企业及临时受雇的青年工人分离了。

对于法国工会——还有欧洲的其他工会——今天的问题是重新获得整合不同类别的劳动者的能力。资本主义的演变已经让劳动者相互分离了。工会地位的不稳固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发包人和分包人在处境上的差别：今天的工会参与不仅不足，而且工会也不能反映新工薪阶层的社会构成。大部分的新工薪群体在工会中没有代表，而且，年轻人是脆弱地位的主要受害者和媒介；因此工会存在代际落后的难题，它还没有找到自我更新的办法。就法国来说，还应该指出，严重的工会分裂妨碍了力量关系的构建，这种分裂来源于古老的意识形态分裂，但它延续甚久，并被不断重新表述出来。

对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险措施的压力有全欧性的源头。2010和2011年欧盟的决议(尤其是Euro+条约)以必须降低劳工价格为名，在欧盟范围内确立了削减工资的政策。工会在欧盟层次上的影响力还很脆弱。虽说有一个泛欧的工会组织，即欧洲工会联盟(CES)，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统一的工会行动来对欧洲建设进程施加影响，这一进程却带有十分鲜明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烙印。

未来几年的工会纲领将颇具法国色彩的问题与无疑具有欧洲性质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重建工薪阶层富有活力的统一，以便建立新的社会妥协，这种妥协应面向就业和社会保护，以防止世界的金融化；在法国，各工会要想在各个年龄段和各种条件下的劳动者中间获得广泛的影响力，它们就必须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最后，必须强化欧盟工会的作用，以反对在欧洲推行的紧缩政策，在今天，紧缩政策将工会弱化为一个日益衰退的市场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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