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前言

前言

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了政权，阶级斗争依然会持续。苏联和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就像毛主席所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1964 ）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目的，是为了号召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部门，包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在绝大多数中国和美国知识分子眼中，文革十年是一场反人类的浩劫。诚然，文革是混乱的，充斥着派系林立的红卫兵（有一些是由遭受攻击的人组织起来假冒红卫兵，以迷惑群众），以及对一部分人进行残酷打击，甚至杀戮；还有许多事情是言过其实的。

大部分关于文革的描述都在强调这些问题，尤其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描述。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农村地区，这一时期却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这是一个大量修建农村基础设施的时代，一个农业发展得到大幅提升的时代，农村人民生活中所遇的种种问题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因此，在这一时期，农村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中国人数最多的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很少有人知道，在1974年夏天，曾有一个美国农业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他们到处走访，并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惊奇。他们将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发表在1974年9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上。这个代表团由十位科学家组成，他们是“在亚洲地区有着丰富经验的农作物观察员”。正如诺贝尔奖得主Norman Borlaug所说，“你必须努力查看才能找到一块不好的地，我们所到之处都绿色喜人。我觉得这个成就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考察团团长Sterling Wortman，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副主席这样描述水稻田：“…真正的一流水平，农田一片挨着一片，和你看到的一切一样，非常好。” 他们对公社中农民高超的技能水平印象深刻。Wortman说，“他们都被训练成与技术最好的人水平一样，他们都彼此分享信息资源。”Sprague博士把关于中国农业观察的详细描述发表在著名期刊《科学》杂志上（1975，期卷号：188:549-555）。中国农业在文革后的许多进步，在文革期间就已经可以实现。譬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化肥使用量提升，而早在1973年，中国的工厂中就可以预订制做化肥了。

在90年代的一场跨度极长的辩论中，从一位在文革期间担任其他省份的农村领导人那里，我听到了和这本书所描绘的极为相似的表述。韩东屏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让大家开始关注，在那个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的动荡时期，农村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传统描述的有力澄清。

Fred Magdoff

福蒙特大学

柏林顿，福蒙特

前言和致谢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中国农村长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村子里有很多文盲。我妈妈从没上过学，爸爸也只在工厂的夜校里学过一些简单的汉字。我的姐姐只上过三年小学。我的邻居们，很多比我大几岁的小孩都没上过学，或者上了一两年小学之后就辍学了，能进入初中的寥寥无几。

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期间，我们村建了自己的小学，学校聘请了自己的老师，每个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我们村还和其他六个村子一起建了一所初中，村里的每个孩子都可以免费进入这所初中上学，并且不需要通过任何考试。我们村所在的公社还建了两所高中，大概百分之七十的适龄孩子都免费上了这俩高中，也不需要经过任何淘汰性的考试。在我们家，除了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以外，其他兄弟姐妹都能上完高中。那时候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稀罕的，大家都认为上高中是理所当然的事。从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和其他人一样回到了村子里，在人民公社工作了一年，然后到村里的工厂工作了三年半，最后在1978年的春天去上大学。

在我上大学期间，政府宣布停止了文化大革命以及相应的教育改革。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说，学校要有学校的样子。这就是在暗示，文革期间实行教育改革而建设的学校不是真正的学校。那时，我觉得他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所在的村里的中学做了很多事情。学校里有一个车间，一个农场还有一个实验室。学生们每周要在车间和农场劳动一个下午，还要做其他可以挣钱的事情来补贴学校，比如往工地运沙子，给牲畜割草还有捡麦穗和红薯。当时我很喜欢这些活动，但同时也觉得它们对于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1986年在郑州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和一群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学者一起，在河南的农村做了一个研究项目。在农村里，一群外国人的出现吸引了一大帮孩子。出于好奇，我让他们读一些报纸的题目，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地摇头。我还以为他们仅仅是因为害羞，但有些孩子却说他们没有上过学。让我沮丧的是，我们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我问农民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告诉我说，自从集体制度瓦解、土地分给农民个人之后，农村学校也不再免费了。有些家庭付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有些家庭需要孩子们在地里帮忙干农活。女孩们是首先被牺牲的，因为她们要承担家务，还要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相比之下，她们的父母更愿意在她们的兄弟身上花钱。

农村孩子失去了受教育机会，这让我感到震惊并迫使我思考。政府认为是贫穷导致了农村教育机会的缺失，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让农村孩子失去教育机会的，并不是贫穷。贫穷只是一个相对的原因。为什么文革期间农村的孩子可以一直上到高中？那时的中国的农村地区比现在还要穷。带着一些谨慎和将信将疑，我开始关注文革期间农村教育改革的意义，而我自己就是这些改革的产物。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没办法对文革期间教育改革的批评导致的令人伤心的结果。我问了自己很多问题，并决定去研究这些问题。但是在中国我无法做这项研究，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对于文革的研究。

1990年我来到佛蒙特大学历史系学习，攻读硕士学位。我决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来完成我的论文。我感觉有必要去研究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件背后的东西。在进入布兰迪斯大学开始我的博士课题之后，我有机会多次回国，深入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后果。

我决定研究文革时期教育改革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联系。当我开始调研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状况时，我开始意识到它们与农村的整体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于是我扩大了研究范围，研究了农村政治文化的变革，以及文革期间发起的关于农业发展与乡村工业发展运动。基于我在本书所展示的事实证据，我认为教育改革、政治文化的变革与乡村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研究阶段，我得到了很多教授和朋友们的鼓励，来自机构的赞助，则使我得以五次深入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并对农村教育改革进行实质性的研究。此项研究获得了福蒙特大学的暑期研究补助金，来自布兰迪斯大学的两个Sacher暑期研究补助金。最后还获得了斯宾塞基金会的论文奖学金。

无论是在课题研究还是写作阶段，我都得到了各位教授、朋友们的巨大帮助，特别是在知识的补充和建议上。Peter Seybolt教授给我的硕士论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无论是在硕士论文还是在博士论文期间，他都给予了我很多指导和鼓励。我非常感激他和他的夫人，夫人也曾看过我的硕士论文。Thaxton教授在整个研究过程和论文写作中都给予了很多指导，他好几次认真阅读了论文手稿，每次都提出很多改进的建议，并就农村教育改革这篇论文以及我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进行了多次的辩论和讨论。我也因为他提出的宝贵建议和质疑而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斯宾塞基金会邀请了Stanley Rosen教授成为了我的评论导师之一，他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并且大大提升了我的研究工作。我也非常感谢Ruth Morgenthall教授和Gary Jefferson教授在论文答辩委员会上所提出的建议。我在西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也广泛地阅读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评论。最后，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Joel Andreas和他的妈妈Carol Andreas，他们花费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帮助我修改论文并将它转化为书籍。

在此，我也要向山东和河南农村的农民及造反派领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他们愿意和我分享那段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经历，这个话题后来在中国很热门。由于他们不愿意我在研究中透露他们的真名，我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如果不是他们愿意分享这段经历，这本书也不可能写成，因为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讲述他们在文革期间有关教育改革的故事和经历。

我也很感谢此书的编辑Mark Henderson, Nicole Ellis和Becca Murphy一丝不苟地修订本书的一些细节。对于本书中的所有错误和不足，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导言

追求社会平等与推动经济发展是矛盾的吗？这是由20世纪伟大社会主义实验的全球失败所产生的追问之一。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不得不让位于经济上的实用主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一观点在中国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动。官方历史鼓吹说，正是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间的激进平均主义导致了经济灾难。这一官方论断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广泛赞同，并获得了西方学术界的附和。的确，在很多叙述中，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导致经济灾难的典型例子。

本书通过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通过对山东省一个农村的发展历程的详细描述，本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政治变革带来了农村政治文化的民主化、农村教育的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坚实而快速的增长。因此，官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说辞都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践踏人权、破坏教育体制、导致经济崩溃等。本书将邀请各位读者来看一看山东即墨县的各项证据，这些证据来自于个人访谈及县志文件，在随后章节中都可以看到。

第一章重新评估了内战期间即墨农民与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党许给农民的诺言以及对诺言的背离；党的干部们逐渐获得了传统农村政治中的专制权力，他们这种凌驾于村民之上的权力，由于集体化的社会结构而比以前更为强大。第二章描述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20年间长期存在的城乡教育差距，以及为什么农村的教育体系没有真正服务农村人口，反而成了一个榨干农村智力资源的“虹吸器”。第三章描述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初几年的经验与教训，并指出阻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若干因素，包括民主参与和教育的缺失。

第四章展示了即墨的文革改变了当地政治文化的证据：村民被赋予了质疑地方干部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群众参与决策的制度。第五章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即墨农村教育的巨大发展：文化大革命使几乎所有的即墨儿童都上了小学和初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孩子还上了高中。尽管存在明显缺陷，这些新的学校却培养出了当地第一批留在农村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第六章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即墨工农业产值的迅速增长，突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及机械化的应用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农村教育的普及、地方的积极性和群众广泛参与，这些都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

第七章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反转及农村人民公社解散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包括干部权力的滥用及腐败，农村教育、合作医疗及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在市场化改革的年代，即墨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得益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但影响即墨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生产性的基础设施的恶化和农村教育的衰退。

本书的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义政治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实际上还在即墨的农村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来自全国范围的统计表明，即墨所取得教育及经济的进步在当时并非孤例。

在实际成就与官方叙述之间的鲜明对比，部分原因在于二者的视角不同。官方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员和学者们炮制出来的，他们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受到了冲击。关于这段历史的出版物，几乎全部都是从城市精英阶层的视角写的。这本书所呈现的，则是一种农村的视角，这在时下的文革叙事中非常少见。透过不同的视角，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事物，也可以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的做法试图消灭教育中的等级制度，这种做法对城市大学及农村中学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

即墨县介绍

即墨县是我的故乡。我决定用社会科学理论对这个县进行深度研究，了解长时间以来这个小地方人们的真实生活。我所以选择即墨，是因为对我来说，了解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情况，是很方便的。我和那里的人民有直接的联系。

即墨县位于山东省东部，一个靠近青岛的半岛上。面积有1780平方公里，辖30个乡镇（原为公社），共有1033个村庄，县中心的即墨城区有人口61327人。今天，有超过100万人生活在即墨县，这里的人口从1949年的656634人持续上升。在1952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即墨的人口密度是341人/平方公里，而到了1987年，这一密度已达到560人/平方公里。

随着中央政府发展思路的变化，即墨县的管辖权也多次变更。当中央政府强调农业发展时，即墨被归属于莱州或烟台；而当工业化受到重视时，即墨又被划归青岛管辖。管辖权的频繁变更，使得无论青岛、莱州还是烟台都不能确定即墨县的归属，因此它们都不愿在这里进行投资。

在1981年，即墨县有总计267万亩土地，其中超过60%（162.69万亩）是耕地，大约8%是林地和果园，其余则是荒地、光秃的山地、道路、河流、蓄水池及房屋。根据中国土地质量等级标准（1级到8级），即墨根本没有1级土地，约19.7万亩是二级，约117.26万亩是三级，32.6万亩是四级，21.77万亩是五级，5.21万亩是六级，2050亩是八级。

在历史上，即墨是一个贫穷的地方。1949年前，即墨的经济完全靠农业。县西北是一片洼地，低于海平面20米，所以长期盐碱化，并经常受到洪水侵袭。因此，即墨人民不得不在灾年离开家乡逃亡东北，即“闯关东”。不过，现代即墨发生的最后一次人口流出是在1959年到1961年间，3年期间连续的旱灾和水灾与“大跃进”期间的管理不善，导致了严重的食物短缺。三年间，大约有7.8万人离开即墨逃往了东北。

从1961年到1978年，即墨归属烟台管辖，其经济水平在烟台17个县中排第16位。从1978年开始，即墨归青岛管辖，依然是青岛6个县中较为贫困的一个。不过，与其他的县相比，即墨的生产率却是较高的。

本书的大多数数据是在南河村及城关镇【注：未查询到该地地名】的其他村庄收集的。这个镇共有50个村，南河村是我的家人居住的地方。在1956年，这个村被组织为“黎明社”（合作社），并在随后的大跃进中成为城关人民公社的一部分。在大跃进的高潮期间，村子被分为了四个生产队，两个在村东，两个在村西。我家属于村东的第二队。大跃进失败后，生产队的规模缩小了，一个队拆成了两个。村东的第一队变成了一、二队，第二队变成了三、八队。村西的第三队变成了四、五队，第四队变成了六、七队。每个小队管理自己的生产，并有一个队委会：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一个会计，一个仓库管理员，一个工分记录员和一个妇女主任。

在这些生产队中，一队是最好的，村里重要的带头人也都来自这个队。他们的土地更好且离村更近。这个队工分的价值通常也比其他队要高。队员能在年底得到更多的粮食和现金收益。江之川（音译）是集体化时期这一队的带头人。二队拥有差不多同样好的土地，他们干的很好，但比一队差一些。二队的领导人在数年间有过几次变更。三队和八队的土地较为贫瘠，同时离村较远。但三队在集体化时期干的比八队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八队几乎每年都更换领导人，队内分化很严重。1967年，八队直接分裂为两组，一组由刘成瑞（音译）领导，另一组由关敦林（音译）领导。然而，村及公社领导并不赞成分裂，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半年后又合并起来。在村西的四个队中，四、五队干的比六、七队好，七队是其中最差的一队。

1976年，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八个小队又合成了四个大队，以提高产量。我家又划到了村东的第二队。

在公社的50个村之中，南河村的发展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因此也得到了“老大难”的称号，公社还专门派出代表去南河村进行帮扶。实际上，南河村发展得不好不单单是因为土壤贫瘠，比南河村发展好的姚陶村（音译）土地更差。许多村民认为，是干部的不作为导致这一结果。

尽管这只是对一个县的个案研究，却不能因此认为本书所描述的经验不适合于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我也在河南省的一些农村做过访谈，通过对随机抽取的四十个村进行研究，发现了它们与即墨状况的显著相似性。

研究方法和来源

为了对即墨县的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我参考了在近年来可以看到的地方志。在中国的史学传统里，这是一种官方支持下由地方史学家编撰的记录。尽管地方志的叙述通常反映的是官方的政治观点，它们仍然可以为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的政治史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如果要在地方志的记录中找到一条关于文革的基调，得出的结论一定不是积极的。

为了进行定量研究，我在数年间跟踪访谈了即墨农村地区200多个受访者，包括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家长和地方干部。当地人民的口述史总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可靠来源。他们非常淳朴，经常在谈论过去生活的细节时不经意流露出他们的感觉、情绪和政治态度。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的其他群体一样，有自己独特的遵守政治正确的方式。有些人并不希望别人认为他们太过老实或者不知道什么叫做政治正确。有时，他们会猜测采访者的政治立场，并调整自己的回答以顺应采访者的观点。这可能导致采访者得到的“真相”是扭曲的。

在接触被访谈者时，我没有宣称“中立”或把我的立场告诉他们，我尝试使我的调查题目对受访者“隐藏”起来。在访谈之前，我会准备一个问卷以梳理问题，但被访谈的人是看不到的。我不让受访者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是请他们根据自己的记忆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不打断他们。我通常会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开始询问一个农民在某个时期或某个事件时的生活经历，只是在农民回忆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问一些问题。即便对方开始无边际地漫谈，我也一般不打断他，只是做好一个农民故事的忠实记录者。我相信，哪怕只是这种漫谈（漫谈其实自有它的目的或价值，也能给我提供一些在其他场合很难得到的重要信息。我与农民们的谈话也通常在随意而放松的家庭环境中进行。这种环境可以打消农民们对政治正确性的顾虑。我经常与被访谈者同吃同住，有时还在他们的地里和他们一起劳动，或者帮他们干一些家务活。这对创造相互信任的气氛很有作用。他们把看作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调查者或学者。

除了这些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我也使用了出版物中提供的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结束后，中国出版界围绕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都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常常是一边倒的，这些争论却为揭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教育进程中的地位提供了很多信息。

在1990年到1997年间，我曾与很多国内的朋友写信讨论我的研究课题。他们有从前的老师、同学，曾经参与过学校管理、教材编写或其他教育工作的农民、工人和军人等。这些非正式的信件，合计有数十封，也成为了我获取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些信件都是作者们仔细思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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