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说到，李锐作为共产党内部少有的聪明人，很能够抓住机会完成逆境翻身，化污点为功劳；此外，他还足够努力用“偶像化手法”写了一部大部头毛泽东传记，试图以此撬开总理宝座，由于毛泽东的“欠薪”行为导致此项设计流产了。但是，李锐还是充分利用与毛泽东的一次见面，能够自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由此确立起自身的官场特殊地位。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李锐继续充分利用这个秘书地位，可以不加引证就写出各种非毛化大文章，由此确立起自身的党史权威解说人的地位。

李锐去世了，他晚年花费极大心力从事的“非毛化”事业还在，甚至，在一些有心人推动的“中国政治美国化转型”进程中间，非毛化还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在此粗略地总结一下李锐的非毛化成绩，对于非毛化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大有好处，显然具有继承逝者遗志，发扬光大事业的性质。

在体制内“非毛化五虎将”中间，李锐是唯一的一位不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任职的高官，他的本职是组织人事工作。但相比较而言，李锐却是五虎将中间最拼的一位，不仅自称毛泽东的唯一私人特务，还往往以此为噱头去加强自己非毛化文章的说服力和传播性。在各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中间，李锐这样的敬业精神都有着不低的地位。

一、作为毛泽东私人特务的唯一“兼职秘书”

在不同的场合，李锐自称是毛泽东的秘书、工业秘书、通讯员，还是可以随时给毛泽东“上密紮”的特殊人物，这一点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在毛泽东身前李锐就此赢得了官场侧目而视的显赫地位，在毛泽东身后极大地加强了李锐非毛化言说的地位与可信度。

秘书手记的可信度堪比古代帝王的“起居注”了：在现场完成的手写记录，多么可靠！

施拉姆访问中国时期，有关方面接待了他，他特意问起李锐与毛泽东关系这一“关节点”问题，相关权威人士回答说：毛泽东从未单独接见过李锐！施拉姆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自己脑补之后认为这个说法靠谱——因为李锐每天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无需单独接见。由此可见，李锐在海外的信誉是多么的高啊！施拉姆高度自觉地对权威回答进行了创新性的解释之后，总算是维持住了可以相信李锐的理由。虽然施拉姆对李锐的毛泽东传记写作方法不无微词，但对李锐的言说地位被毁灭依然不愿意坐视。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李锐曾宣称他是毛泽东的“工业秘书”，也说是毛泽东选定的通讯员、通讯秘书。李锐还说他之所以得了通讯员身份，是因为南宁会议期间他给毛泽东提供了三峡工程否定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因此才给他这么一个“奖赏”——当通讯员并且可以直接呈文毛泽东反映任何问题。

不管怎么说，李锐的通讯员身份获取，是一切秘书或者特务事项的起点。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李锐在1980年代提供的两个第一手说法：毛泽东先是在南宁委派他当特务（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事挺机密的，只有他和毛泽东两个人知道；后来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间，李锐又说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上海会议）毛泽东当众宣布过，这样一来李锐的特务或者通讯员身份就公开了，至少参会人员都知道了。遗憾的是，参加过上海会议的人士有上百人之多，毛身后活着的也为数不少，李锐没有争取任何一人出面佐证他的通讯员身份。

虽然没有人公开质疑李锐，但李锐对于提升说服力却有着不懈的追求。为了加强说服力，李锐说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公开宣称过要在“三委两部”找通讯员，建立组织程序之外的第二信息管道。毛泽东确实对一些部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经说过封锁中央和强迫签字的怨言，李锐编造这个说法，看起来能够加强毛泽东派出私人特务的可信度。遗憾的倒是，李锐所处的水利部恰好不属于这个“三委两部”范围，不属于毛泽东最不满意的对象，而且几十年过去了，在毛泽东最不满意的这五个机构中间，都没有发现毛泽东安插的私人特务或通讯员。这样一来，李锐就成了中共党史中间那个唯一的例外。【“百年难遇的幸运却降临到我的身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辩论结束之后，毛泽东以秀才的名义嘉奖我，要我当他的秘书。我以工作繁忙作推辞，结果还是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毛泽东秘书手记》第373页)在《手记》的第220页，李锐还讲到，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到这个问题时，把这种“兼职秘书”称为“通讯员”。】

毛泽东处在中共科层组织的顶端，他在下属部门安插“通讯员”，此事非同寻常。在任何一个科层制的行政体系中间，文件和信息的上传下达有一定之规，越级反映情况也不是没有，不属寻常就是了。亲自出面挑选通讯员和选择专人进行越级呈报，如果存在的话，显然，是因为毛泽东极度不信任主管官员，才需要另外建立特务性质的越级信息渠道，在科层制的信息上达主渠道之外另行开辟第二信息渠道。此种渠道不受科层制常规规则的肯定，显属于私人性质的操作，所以，如果真有这样的通讯员存在，那就近似于私人特务性质，这样的特务是越过正常科层制组织的上传下达程序，属于毛泽东个人与特务本人之间的私人联系——是一种运作在科层制程序之外的特殊流程。

依据目前看到的文献，毛泽东先后明确表示过明确不满的部委有：组织部、财经委、书记处乃至于商业部，但在这些部委中间，毛泽东都没有安插过通讯员式的特务，反而是没有见到毛泽东表达过不满的水利部，却出现了李锐这样一个可以越级呈情的特务性质的通讯员。事态有点反常就是了。

根据李锐自己后来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他为履行通讯员职责（或者特务职责），于1958-1960年期间曾经给毛泽东三次写信，但信的内容都没有涉及到水利部内部事务，也没有涉及到“工业秘书”范围内的任何事情，主要是就农业和高指标问题发言的。这就更为怪异了，按照李锐的说法，毛泽东挑选他作为唯一的私人特务，但这个特务却拒绝履行约定职责，上送信息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汇报毛泽东期待的工业或者水利方面的任何事情。

唯一特务最为关注的，反而是自己主管部门和业务之外的陌生领域，李锐的三封信及其内容，完全达不到相关主管部门私人特务的专业水平，而是落在“包打听”的业余水准上了。不管怎么说，如果李锐这个说法靠谱且没有太大遗漏的话，毛泽东派出的唯一私人特务，并没有按照毛的期待去展开工作并上达信息，毛泽东在科层制内部搞特务活动是彻底失算了。这个安插私人特务的唯一效果，就是造就了李锐在官场大受尊重的高人一等地位，还有某大官送给李锐的两瓶茅台酒了。

毛泽东安插唯一的私人特务，其后果据周惠接受访问时所说：李锐“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目前看来，毛泽东要在中共科层组织内部架设“第二信息管道”，透过通讯员或者私人特务的方式，去实施常规组织流程之外的监督控制，这项打算是彻底落空了，其唯一实践就只有一个李锐通讯员和他的三封信了。依据李锐披露的信息，作为私人特务的李锐并未帮助毛泽东搜集过任何有用的监管信息，反而是派出特务的毛泽东被李锐利用，扯大旗作虎皮，去抬高自身在官场的地位。

二、李锐说他反对三峡工程的观点很受毛泽东赏识

据李锐自称，他之所以受到毛泽东高度看重，是因为他否定三峡工程的意见很受看重。对于这个说法，是有条件在事后进行对照检验的。

李锐否定三峡的主要论点是“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今天有更好的条件对此进行对照检验。在长江主要支流金沙江和雅砻江兴建水电站，外送主负荷区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为降低线路损耗，需要引入超高压输变电技术（目前金沙江下游大水电外送工程选择800千伏），而这在五十年代是不具备技术条件的。而且，支流电站规模偏小，在缺乏外送条件的情况下，过多兴建会造成本地电网水电火电比例失衡，因为电网中间水电比重过高，四川、广西等地都曾有水电站在丰水季节被迫大量弃水——雅砻江上的二滩电站就是如此，导致投资效益无从发挥。正是因为外送方面的技术与投资限制，后来规划长江上游电站建设进程中间，也是把金沙江下游的巨型电站排在优先地位，这些电站的巨大规模，能够与超高压外送工程所需的巨额投资效益，相互匹配起来，最终实现整个国家层面的大电网水火电比例的相对均衡。

除了电网水火电平衡的因素之外，三峡工程之所以在1950年代受到重视，甚至还很迫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1949年和1954年两次长江洪水，给长江中游带来了巨大的洪涝损失，是急迫的防洪目标推动了三峡工程的论证。从防洪效果看，长江各支流控制水库以下还有30万平方公里的暴雨面积，以此之故，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是各支流水库替代不了的。

应该说，李锐为反对三峡工程而提出的“支流优先”论点，在发电和防洪两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李锐说他的反对意见特别高明，还受到毛泽东的看重，这个方面至今缺乏最起码的技术依据——除了李锐自称受到毛泽东高度欣赏这个孤证说法之外。当然毛泽东也可能被错误观点所蒙蔽，遗憾的是，毛泽东肯定李锐的意见或者受蒙蔽的状况，并未记录在案。不过，毛泽东对一件事情愿意听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倒不是孤证而是常规，1966年4月毛泽东阅读林一山建议把三峡工程列入四五计划的报告时，特意批示说“需要一个反面报告”。【毛泽东：《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六年四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从事后对照检验角度看，李锐因观点高明而得到“通讯员”奖赏的说法，留下的疑问可是不小。更为奇葩的是，李锐在自己有关水电的观点被现实发展所彻底证伪之后，还能够淡定地做到拒绝与时俱进，他在新世纪出了一本书，继续坚持几十年前的错误观点。这本书的观点，遭遇到水电业内专业人士的集体无视和冷遇，但却遭遇到自由派和公知的集体吹捧，李锐在水电和防洪方面的奇葩观点，离专业人士很远但离公知却很近，这样的观点据李锐自己说在1958年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想必，毛泽东思想中间还具有不为人知的高度“公知含量”——虽然至今尚未有文献证实过这一点。不过，从李锐晚年毫不掩饰自身在水电方面的愚蠢性这一点看，李锐应该算得上是襟怀坦白的。

三、李锐在毛时代的努力为何没有回报

李锐为了当上总理，花费大量精力写了一本偶像化的传记，照说毛泽东应该很欣赏他才对，但却没有见过像样的回报。应该说，李锐花了大量的投入，产出基本上为零，这就不能引发对雇主的怨恨——就如同讨要拖欠工资的打工仔那样。

李锐这么写，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毛泽东肯定会喜欢他这么写的，非如此就无法在毛那里能够交换到对等报酬——譬如毛泽东因此认定他拥有着总理之才。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指靠是落空了，似乎，李锐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高投入的零产出原因，有没有可能毛泽东不喜欢这么写呢？李锐拒绝反思这个。

如果毛泽东不喜欢李锐的“偶像化写法”的话，显然这个小证据会支持一个不喜欢阿谀奉承的形象来，这就有悖于毛后时代李锐着意刻画的毛氏新形象了，李锐再次有着高度的自觉：就此停止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李锐思考停止的地方，我们有条件帮助他把反思进行下去，如果毛泽东不喜欢阿谀奉承的话，显然李锐的写法就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因此收益为零。当然，这不是为了反驳李锐晚年精心刻画的毛泽东形象，而是说一个人很倒霉的时候，会怎么样。

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毛泽东特喜欢拍马屁，但对过分拍马屁人的人，有着很高的警觉，这也可能是李锐失算的地方。我们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影响很大，毛泽东对此有过评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完全有可能毛泽东原本喜欢阿谀奉承的，但是偶然情况下产生了另类的警觉，结果导致李锐的高投入就打水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是赫鲁晓夫的恶劣表现，损害了李锐的总理道路。

还有一点，毛泽东毕生与机会主义作战，对于各种“好话说尽”的聪明人也看得多，认识很深刻：“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样一来，各种背离实事求是的聪明人，都有机会主义嫌疑，且不值得信赖。

有了赫鲁晓夫和王明的例子，毛泽东看人下判断，难免会产生一点点变化，无妨假设毛泽东看了李锐的传记心理很舒畅，但对照着赫鲁晓夫和党史上机会主义者的例子，也难免因此而产生各种怀疑情绪，这就断送了李锐的期待，浪费了他写书的高投入。也许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没有重用和提拔李锐当总理，不过，从毛后时代李锐言说的历史演变看，李锐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如同赫鲁晓夫在苏联一样，向中国读者非常经典而完整地演绎了毛泽东那个判断：从前恨不得把毛泽东捧上偶像化的神坛，现在则恨不得把他贬到低下九千丈。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毛泽东都是同一个人，他所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都已经进入历史，不可能改变。起了巨大变化的仅仅外在的形势，从前是期待拔高描写获取投机政治收益，但是，现在投机的方向要一百八十度转弯了，只要是投机政治收益的方向却发生了改变，追求个人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投机方向就要跟着改变，所以，李锐需要适时地改变自己。

四、为特权集团的特殊利益维护而奋斗终生

不得不说，李锐哪怕在国民党的兵锋威胁之下，也能够随时以跑跑脱身并且还不妨碍其逆境翻身的聪明人来说，在毛时代却长期陷入高投入低产出，也算是前所未有的挫折了，心里有点怨愤也在所难免吧。

有了李锐这样的历史经历，很容易确立那种一百八十度转弯的选择——从此投身于权势地位的自觉维护事业，李锐在毛时代的“憋屈记忆”，最适合被选拔出来从事“拨乱反正”业务。不管是在组织工作岗位上，还是李锐积极从事的非毛化事业，都悠关文革群众组织起来批判的特权集团的特殊利益维护工作，不得不说，李锐的分内工作及其分外的非毛化事业，均服务于维护特权集团不受挑战地位的建设工作。

等到毛后时代，李锐作为组织部高官主持选拔第三梯队，他积极而自觉地把文革早期在北京街头杀人伤人的犯罪嫌疑人提拔进入第三梯队，把参加批判特权和资反路线的群众领袖和大学生“记入污点档案且永不重用”，这应该算是他一生之中“职责之内”的主要业绩了。李锐在这个方面的努力，非常直接而明白地揭示出他本人对于“自来红”接班的支持力度，表现出对特权和地位进行世代传承的高度赞同。

与此相关，捍卫特权阶层的权势利益不受挑战，对于晚年李锐来说是相当积极和自觉的。有高官说要永远把毛泽东作为开囯领袖来纪念，李锐就创造性地提出那个著名的三段论——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错、文革有罪，这个三段论的每一段评价，都直接牵扯到官僚特权阶层的权位利益的加和减：建国成功那个官僚阶层成了最有权势的群体，而治国方面毛泽东明显选择了不利于权势换金钱的路线因此就只能够评定错误，等到文革发动群众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大部分官员丧失了权势地位那显然就有罪了，这个三段论的背后一以贯之的是权势集团的利害关系检验。

与自觉关心权势集团的地位紧密相关，李锐晚年在大跃进问题上深耕熟蓐（他大多数著述的主题都集中于此），目的都是为了洗白当权派喧嚣一时的机会主义表现，这个方面的对照梳理，参阅老田的考据文章《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

李锐颠倒黑白，竭力把屎盆子扣在毛泽东头上并不是目的本身，他借此洗白建国后共产党官场最大规模的机会主义狂潮之后，就间接地反驳当权派具有“可批判性”——这样就间接地驳倒了文革必要性的论证。只要是确立了特权集团自身就能够实现“伟光正”，那么在反面就可以佐证政治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彻否政治结论”，这就与特殊时期的党中央就保持了高度一致。

有人把李锐这种状况称之为出卖灵魂，但李锐依然具有特殊性，他是在忍痛出卖灵魂的。毕竟，他晚年竭力洗白和为之鼓吹不已的“共产风团队”，就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他和彭德怀诸人视为异己和威胁，要致他于置之死地的力量。一个人当然可以为了权势利益而出卖灵魂，但是，把灵魂出卖给伤害过自己的势力，还要昧着良心把那伙人的污浊洗白，心里总不会没有疙瘩。这种情况也许造就了一种自我麻醉状况，李锐表现出极度痛恨毛泽东的种种，带着情绪去歪曲事实的种种，反逻辑的解释种种，说到底是一种麻醉——要不然还能够怎么样呢？灵魂不卖了吗？麻醉是为了出卖的正常进行，要不然就无法说服自己以坚持下去，为什么人生要有那么多艰难和无趣呢？

在一定程度上，李锐的社会高度，是由学术的低度去证成的，李锐暴得大名且至今受到某些势力的追捧，本身是现实政治力量格局折冲过滤的结果。李锐的存在及其言说方式，显然意味着追寻土共历史真相的难度，以及认真研究中共政治历史的不可能性。这个方面的种种状况，可以等待逝者安息之后，再慢慢去展开和探寻。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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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来源：激流网。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