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小林多喜二重新被日本人忆起，小说《蟹工船》重新被年轻人阅读——对这个醒目现象的认识，是那2010年在明治学院大学讲演《四十年的初衷不敢忘》之后。讲演次日，每日新闻记者铃木英生的谦让令我惊奇，可能是我谈到烧身自杀的桧森孝雄时说得激动，他流了眼泪。
让我更惊奇的，是小说《蟹工船》的再次畅销居然是由他推动的。在《新左翼与迷失的一代》一书中，他叙述了自己组织的一次作家对谈。那个对谈在每日新闻发表那天，上野书店的职员读着报纸把《蟹工船》摆上店头——突然的畅销惊动了出版社，书店纷纷摆出《蟹工船》，接着媒体也被传染，多米诺骨牌一波波滚动，当年50万册一销而空。[1]
地震发生在自己脚下，终于撼动了今日的智能青年。虽然还有对大叔一代的本能的抵触，但他们无法回避《蟹工船》超前的巨大隐喻。
网络上流传着一封《从蟹工船‘日本丸’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小林多喜二的信》。惟妙惟肖地把今日社会比喻成一艘巨大的“蟹工船”。“日本丸”就是“日本号”，隐喻刹那就覆盖了全国。是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伸曲不能被逼入社会一角，像蟹工船里随着流水线的噪音，一步步从刚从海里捕捞来的活螃蟹，在原始的机械轰鸣中变成了罐头里的肉。鼻子前头逼近的现实突然改变了定义，一个结论在游走：我们的生存比起百年前的悲惨工人，并无本质的区别。
就这样，作家小林多喜二悄悄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一、“从理论中像虱子一样爬出来吗？”
北海道的小樽，是明治日本彻底实现了对北海道的殖民占据之后，为了运出北海道丰富的原煤建成的一个出海港。当年，一夜前还是个荒僻渔村的小樽突然变身为码头工人的云集地，吸引着四方破产的农民。
小林多喜二就是一户秋田贫农的儿子。来到小樽后，敏感聪慧的他不仅吞咽着知识，更每天都挤在码头的芸芸众生里。
文学馆里空无一人。专程来凭吊小林多喜二的中国人怕只有我们两个。
我细细读了小林多喜二展示的几乎每一个字。
出于职业的经验，我知道愈是革命、左翼的题材愈是不易描写。不仅由于其间横着一个“理论”，还因为“革命”满身的血污。心里轻轻响着这样的自警，我读着展室里的他，却同时斜视瞟着自己。一个四方的规矩框子在头顶高悬，一个血污否决初衷的框子。它喝令我放弃异端钻进去，而我不愿就范，我从不纠正自己的爱憎。
安全的岔口其实一直就在路右，随时可以一步拐过去。
艺术永远是庄严的借口。小林多喜二心仪的作家志贺直哉曾这样劝诫：“作品里还是没有运动意识更好。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作品本位，而不是出于盼你离开运动去过纯粹小说家生活的婆婆心。”
如今翻开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当然迎面扑来“普罗文学”的粗糙。但它更携来一种久违的凛冽海风，二十一世纪文学发散的化妆品呛鼻香艳，一瞬间被它扫荡无余。
还有化妆品中的高档品牌，花样翻新但空无一物的“理论”。小林多喜二不是那种虚构作家，他一生都只靠体验决定写法和行为。他在小说中记下的这个情节，完全不像“作”出来的。透过他的行间，有一股小樽码头搬运工的气味，他们的口气和念头。这种口气和念头沾着血迹，而且今天读着意味超前：
越是在受刑的时候，越产生一种不需要理论的仇恨，对资本家的火一样的反抗。他觉得拷问正是……压迫和剥削的最具体的表现。……每次受到非法逮捕，被打得走起道来都头昏眼花地回来，渡就意识到在他的身体中不可抑制地涌起一种“新”的阶级仇恨。这种感情只有渡那样的人才有。那些懂得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抱着“正义”感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是做梦也不能有的。“真正的仇恨，难道能从理论里像虱子一样爬出来吗？”渡和龙吉常常为这个问题引起剧烈的争论。
我一直在向它靠拢，我到小樽就是来找它。但我万没想到小林多喜二居然这样表达，这句话来自他的著名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难道能从理论里像虱子一样爬出来吗？”
他显然是依仗直感的作家。人们说，他更惊人的直感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里描写的警察拷打，这当然使人立即联想五年后他被特高警察拷打致死的残酷故事。我想这不是不可能的，一个正义多感的灵魂，当时刻都被罩在专制的魔影之下时，一定会想象和预感拷问。
思想也好，文学也好，都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生活和人心。那么久之前，小林多喜二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例证。
他和沦落陪酒的破产农民女儿田口瀧的交往令人感铭至深。他努力劝她摆脱自卑和消沉，给底层姑娘写的信里甚至夹杂了流行的英文词。满满的书生气，衬托出满溢的真挚。
后来的小说《党生活者》里一段关于母亲的描写，也是直感的表露：
我的母亲是纯粹的农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可是我在家时她开始了念起了“伊吕波”（旧式日文字母-张注），戴着眼镜在炕桌里弯着身子，铺一块小板子，收集了我扔掉的废稿纸，在背面用铅笔练习。“写什么哪”，我一边笑了。她说前年我住监狱时，自己因为一个字也不会写所以连一封信也没给我寄，“就这事后悔”。……而现在只是保释，反正早晚定了刑后还会进去，为了那时能用上，母亲要识字了。直到我遭厄运稍前，她写的还是难看的大字，但让我吃惊的是已经能读懂了。
这一段平淡的直感与理论更不相干，但却丝毫不差地成了预言。1961年小林多喜二的母亲逝世，在老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纸。那该是儿子死后翌年她独自写给自己的苦痛抒发，也是她给儿子的一封没能寄出的信。
对着文学馆的展墙，我一字字辨认那老妇的手迹。别字很多也有错，所以展板上配了一页打印的现代语译文：
啊又是这二月来了
真的是二月这个月份
讨厌的月，想扯开嗓子哭
到哪儿都哭不成
啊收音机帮了忙
啊，泪出来，眼镜雾了
我好像望着自己母亲的字迹。我想一字字辨认着读时，很多人都会有儿子的感觉。文学，还有真的思想，无论粗糙或细腻，从来不是从病态的理论而是从这种血肉粘连的体验中获得。否定者只是因为实践的无能，才狐假虎威，高唱新潮标榜理论。……
——正看得入神，展览却结束了。小樽只给了他展室中的一隅空间。
我半怔了一会儿，然后决定重看一遍。
文学也许比政治面临着更多的质询。“粗糙与朴素”的一对范畴，若抗拒资本在几个世纪里反复催生、生产、宣扬的所谓“现代文学”，哪怕在它们已经沦为人人喊臭的低劣化妆品的季节，也需要雄辩得多的阐释。
我不是阐释的人。面对小林多喜二以生命作过的阐释，我只想在他的一隅静静地思索。
二、“不作安全的文士”
依稀记得1970年前后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描绘了他被残酷拷打致死的过程。翻墙进入日文雅虎，能浏览当时他被警察活活打死后日本共产党的怒吼：“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已经扩大到热河时……小林多喜二同志被鬼畜一般的天皇制恐怖分子虐杀了！”
还可以细读陈列的当时剪报。
他被拷打致死后，为了庇护警察的暴行，国家禁止大学医学院对尸体进行解剖，甚至禁止宗教仪式的葬礼。但是不像我们周围蔓延的无情，很多人，包括著名作家大宅壮一、江口涣、女演员原泉子等二十多人，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屋子里环绕着尸体，为死去的朋友守夜。
装饰着后日《卡姆依传》作者白土三平的父亲、日本无产阶级画坛领袖岡本唐贵对着死体画的小林多喜二油画遗像。并非如我们想象毫无言论自由的报纸也吐露悲愤，报上赫然印着：“故人同志的守夜，流泪老母的对面，红布包着遗骸，无宗教葬的别仪”。
读着，望着，我渐渐感到小林多喜二也算值了。他没有被人抹杀更没有“犬死”。他的同志们个个勇敢，让我佩服甚至让我羡慕。虽然他生在一个法西斯呼啸兴起的时代，长在一片殖民主义稳固生根的土地，但是他也生活在一群仗义的朋友中间。
句话跳进来，扰乱了我的思路。
“不做安全的文士……”
这是他写的句子吗？如今我检索不出，但它确实来自那次小樽之旅。是谁写的呢？它像蘸了血又点燃的一柄匕首，直指每个知识分子的隐秘。
就是它，使何塞·马蒂决定他的最后一首诗是死在冲锋的战场上。也是它，使檜森孝雄决定在三十年的静坐抗议后把汽油泼在身上点燃。我知道，檜森孝雄不仅是小林多喜二的读者，更是他行为的追随者。
自从王阳明以来，“知与行”就是一对考验知识分子的标志。常常不是由于作品，而是由于人的行为，使一个作家矗立起来或颓然垮下。那些颓然轰轰倒塌的人堆满我的周围，似乎临死还絮叨着诋毁什么。
我听不见。他们的话语早已被我的听觉屏蔽。在屏息凝神的对面，只有小林多喜二的最后一页。文学馆给他的窄窄展墙像一面镜子，我站在他的对面，觉得自己暴露得赤裸无遗。
我莫名地喜欢他。不是因为我来自共产国，也并非我多熟悉他的作品。一种直爽的灼热从他的故事发射，带着日本式的无言，灼烤着和吸引着我。真的，从文章到死法，他的一切都用火辣的投身换来，都不曾像“理论中的虱子”那样爬出。比起作品的“言”，他的轨迹和“行”更富文学性。而且时光流失愈久，魅力就愈加凸显。那个多才又谦虚的贫农儿子，那个沉默了八十多年的他，此刻正随着小樽的运煤铁道、运河仓库、鰊鱼（にしん）季节工棚的修复，一刻一凿地变成一座雕像。
不做安全的文士……这是一个世界文学中不分国籍的群体。在一个个高尚的名字中，我这次靠近的是小林多喜二。
我们总是言必称鲁迅，其实正是鲁迅才常常面对他们的镜子吐露自己的无地自容。我的心情也一样，直面着他们盘问自己，猜测自己在“关口”临近时会怎样做。
三、 从“蟹工船”写给他的信
他死去很久以后，为他立起的一块碑上刻着他信里的一段话。今天读来又有预感的滋味，因为有点像他给这城市的遗书：
只要快到冬天，我就想起亲切的家国
被深深的感动攫住
在那里有运河、仓库、税关和栈桥
在那里人们在阴沉的天空下，个个弯腰走着
而我向哪儿去呢，每个人我都认识
在处处红色断层像台阶一样的山上渐次升起的这城市
我不知有多爱它
终于看完了，我在展览出口处坐下休息，歇着久站疲乏的腿。
一个管理员礼貌的靠近，拿着一份调查表让我填写。当我一瞥看到“很有意思/一般/没意思”的那张表格，突然怒气冲上头顶。
显然这文学馆的观点与我不同。它对左右派作家一视同仁，众多作家在展室各占一隅，甚至有一直煽动对邻国的憎恶、当了官以后使钓鱼岛争端升级的石原慎太郎。
在殖民主义喧嚣着高歌挺进的时代，只有他揭露最深。他一身独在最前，暴露于危险之中。我不能接受对他的轻慢，尤其在他生活的小樽。我接过圆珠笔。本想写出一笔草莽浪人的文采，激动却使笔下语无伦次：
“‘很有意思’的说法不适当。我相信，被过度无视的作家小林多喜二先生，今后会越来越被世界、至少被亚洲的读者重视……”后面签上了我的名字。
词不达意使我心烦意乱。因为手写着时，心里却已经走神，好像我正加入写网络上那封《从蟹工船‘日本丸’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小林多喜二的信》，而且忍不住琢磨是把发信地址改为“大汉丸”还是“今日丸”。
回调查表时发现还有一栏“还想来吗”没填，顺手划了一句“若是删除了石原慎太郎”，然后一步出了文学馆。
下午的小樽街道，拥挤着从大陆或香港来的游客，顺着沿运河石头铺成的步行道，亮闪闪地洒着从津轻海峡西侧射来的阳光。“只要快到冬天，我就想起亲切的家国”。我望着街景，想着这句话。
午的海面波光闪烁，像摇晃着一个句子：不做安全的文士……大海就如同时间，永远流动，永远沉默。哪怕确实血污满身，革命依然有它的依据。文学也不是理论里爬出的虱子——真是“很有意思”，居然在这异国的小城，我补了没读过的文学课。
出身和体验的真实，使他的笔作了选择。但“粗糙与朴素”能在魔魇攫住的历史中立于不败么？海天空阔，人仿佛处于撕裂般的思索。只是我不就范，我不纠正自己的爱。
游客们围着北海道铁路“手宫线”终点标志照相留念。沿着运河散着步向右眺望，次第邻接的都是新装旧景。旧仓库改成的展览和商店一座座遮挡，已经望不见鰊鱼季节的苦工棚屋。
写于新书出后2018年11月
[1]《新左翼与迷失的一代》（新左翼とロスジェネ）、集英社新書、2009年，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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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承志。来源：张承志（ID：zhangchengzhi2017。责任编辑：李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