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毛泽东时代给人民留下的到底是混乱萧条的烂摊子，还是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积蓄了坚实的力量？围绕这个问题的口水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有太多的误会要澄清，有太多的谎言要辨别。在毛泽东125周年诞辰之际，人民食物主权选译了英国经济学者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的文章，他在这场口水战争执的双方之外，提供了第三方的数据和视角。

这篇文章将毛时代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进行了比照。对比发现，集体时期江苏的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可以说，毛时代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文章要点：以往的研究显示，在毛时代，经济增长缓慢没有实现起飞，农村贫困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1949中国革命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实际上，毛时代经济发展存在增长的转折，但这些成就很快被1976-78年重要的政治变革掩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评估的指标“经济增长总量”显示毛时代没有明显的增长。用总量指标来判断中国经济状况，是不对的。就算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地区开端，并且它们发生的背景是缓慢的总增长和停滞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既不应只关注1978年之前中国缓慢的整体增长，也不应停留在普遍贫困问题上，而是要寻找是否有新兴地区增长极（an emerging regional growth pole）的存在。

本文认为，在毛时代晚期，江苏是中国的一个增长极，江苏记录的很多状况能够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相比。文章还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使没有1978年后的政策变化，中国的经济腾飞还是会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普遍认为，毛时代晚期（1963至1978年）的经济表现很差。具体而言，即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农村贫困现象普遍存在。就贫困而言，有一种说法经常被人引用，它指出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1]Dikötter（冯客）就是其中一个代表，“……直到1976年，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饥荒仍然普遍存在。[2]”至于增长， Maddison和Wu的研究指出，在1966年至1978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仅为2.5%。事实上，就连官方数据也支持这种说法，其显示增长的比例不足3%。[3]1981年这一官方结论，在李成瑞和薛暮桥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呼应，后者更进一步强调 “……经济停滞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长期、严重的错误。”[4]最近，西方学者也重复着类似的论断。[5]例如，根据Dikötter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经济不是一味停滞，也有上升的时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彪在1971年去世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逐渐崛起，部分抵消了日益僵化的国有部门的影响。[6]同样的，Walder也认为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明显的迹象表明，农业和工业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问题也在恶化。”[7]

以上对毛时代晚期经济表现的论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假定“总量指标”（国家增长率、生活水平和农村贫困）可以合理评估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无法找到清晰的记录去了解毛时代的情况。首先，要知道，官方针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虽然他们承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总的来说还是认为“前三十年”（1949-1978）的成就现在被认为与“二三十年”（1978年后）的成就一样重要。[8]其次，当前有越来越多的“新左派”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提出与Walder、 Dikötter不一样的论点。[9]再者，已经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新左派”等学者的修正观点。例如，1977-78年间，中国每天的热量可达2400千卡，远远高于1956-57年期间每天2272千卡的热量，更是远远超过了1800-09年间英国的2176千卡。[10]

这个论断的第二个问题是，要评判毛时代的经济表现，其所使用的总量指标是错误的标准。如果这一标准不存在问题，那我们同样用它去评估英国的工业革命，就会发现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历史情况来看，1850年以前英国不仅物质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基本停滞不前，国家增长率也很缓慢。事实上，正如 Crafts所观察的，19世纪早期英国最显著的特征是增长缓慢。[11]有意思的是，学者在评估早期英国工业化成就时，他们不会采用集聚的标准（the metric of aggregates），也几乎没人会质疑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革命的概念。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工业革命有地区开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英格兰北部。19世纪日本发展的农业革命始于Kinai（译者注：Kinai畿内）。美国工业革命始于新英格兰地区。换句话说，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增长缓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区域经济充满活力（dynamism）。

结论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在毛时代晚期找到中国工业革命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用总量指标去做评估。我们不应该问国家增长是否缓慢，或者农村贫困是否普遍。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存在一些地区在增长规模、范围和影响上，能与工业革命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相媲美。如果存在这样的地区，那我们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换句话说，要客观评判毛时代晚期的表现，我们需要一个区域比较的视角，而不是只停留在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上。

方法论

这篇文章会做一个区域比较，通过对比江苏毛时代晚期的记录（late Maoist record）与1780年到1850年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历史，来了解毛时代晚期的成就。我之所以选择江苏有三个原因。首先，大家都认可它在乡村工业化方面的突出表现。[12]第二，文献材料相对丰富，江苏省统计局编制了大量数据，特别是县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关键经济部门的数据。[13]县的记录和省级的记录都很有用。不过现有的文献提供的数据可信度可能存在问题，考虑到县一级为了少上交税收很可能会压低产量谎报数据，[14]我们大可以推论江苏各地的实际增长比文献数据呈现的更高。[15]第三，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江苏至少在历史和地理位置都存在有利条件。在1949年之前[16]，江苏省原始工业发展非常快。建国后，它幸免于大跃进三年大饥荒。该省农业条件很好，气候、水资源和地形都比中国北方或西部有利。地理位置方面，因毗邻上海这个大都市，江苏相比于广东，能更快引入工业技术，有更广阔的市场。换句话说，如果连江苏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那中国其他更贫困的地区就更不可能发生，所以我选择使用江苏的材料。这篇文章将结合有关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量文献，重点关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情况，以对比江苏与英国工业革命中心地带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当然，需要说明这篇文章目的不在于详细对比，而是利用英格兰北部的历史经验为解释江苏的发展提供另一种视角。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将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要考察江苏省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我们不单要了解城市的情况，也要纳入乡村。换句话说，我们要考察江苏是否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工业部门反哺其农村产业？其次，需要了解江苏农业部门的表现。农业部门的情况，会影响到多个方面。可以说，农业革命几乎是所有工业革命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江苏在去集体化（上世纪80年代初）之前的记录。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将结合以上讨论从整体上评估江苏的增长速度。[17]第四部分将对比江苏和英格兰北部的差异。第五部分则会考察江苏的增长是否可持续。

一、工业化

工业化通常推动经济起飞，在英国也是如此。工业化以英格兰北部为中心，通常发生在一些没什么制造业的地区（如Salford）。在英格兰北部，土地主要用于生产棉布。在1784到1786和1814到1816年之间，棉布在英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上升到34%。到19世纪早期，[18]兰开夏郡多达40%的劳动力都在从事棉花生产。当然，在这些地区不仅仅是棉花产业在扩张，煤炭产量也在迅速上升（表1）。要知道，工业中如果要使用蒸汽，就必须使用大量煤炭。

在毛时代，快速工业化也是江苏的一个特点。从1952年到1957年，江苏的工业增加值每年以国际标准快速增长，增长率约10%。需要指出的是，因江苏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它在这一时期的增长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不过，这一时期之后，在1966年至1978年期间，当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降至9%，江苏的工业增长率在却开始加速并攀升至13%。江苏在毛时代晚期加速发展，其工业增加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5%升至70年代末的7.5%左右，[19]生产出远高于贫穷国家的资本品（区分于消费品，资本品可用于进一步生产更多的产品），为全国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便可见一斑，在1952年，江苏的重工业在全国的占比仅为6%；到1965年，比例已攀升至25%；到1978年，占比高达48%。[20]

1、乡村工业化

与英国的兰开夏郡、约克郡相比，江苏的工业化历程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不可否认，江苏在工业化初期与英国在地理分布上有相似之处。英国的圈地运动驱赶了乡村在地佃农，为工业部门带来了地理上和职业上的流动劳动力。随之出现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化，其特点是工资较高的城市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江苏的工业化也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当时国家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行城市的限制不多，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江苏的城市贡献了四分之三的工业产出，与英国的情况相似。不可否认，江阴、常熟和吴江等县的工业产值在农工业产出（GVAIO）的占比都超过36%，但即便是这些增长相对客观的县级地区，与城市的90%相比[21]，它们贡献的份额（平均40%）也十分有限。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江苏的工业化特征开始变化。因为城市的劳动力出现短缺，其工业化日益受到限制。上世纪50年代，江苏农民尚且存在较多流动，使得城市企业蓬勃发展。不过，到60年代，为保证农业的劳动力供应，中共领导层决心实施户口制度，城市的劳动力开始供应不足。[22]

为解决城市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江苏一方面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度，更为重要的措施则是，促进乡村工业的发展。[23]如若出现粮食短缺，这一举措还便于稳定局势，因为劳动力可以迅速从从乡村工业转移到农业中去。户口制度实施之后，新的工人可以离开农业但不能离开农村，即“离土不离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县级和社队工业的大多数工人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他们通常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从事农业工作。中央这一新的战略促使江苏乡村工业产量大幅增长：在1971年至78年期间[24]，实际产出增长了11.3%。虽然其中部分的增长来自县级国有工厂的贡献，但增长最快的仍然是公社及社队企业例如，1971年至1978年，江苏的社队工业总产值（GVIO）每年增长34%，远高于全国的17%的增长率。[25]无论是受县级所有企业驱动，还是被社队工业企业驱动，我们可以看到江苏几乎所有县在毛时代后期都实现了快速的乡村工业化（图1）[26]。到1978年，江苏各县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份额为50%，相比1965年23%，增长了一倍多。如图1中的阴影所示，即便不少县仍低于这一阈值，仍在快速工业化。

江苏南部农村的工业化增速尤为瞩目，好几个县（包括扬中和江阴）在工农业总产出中占比达到70%，大多数都快赶上城市的增长速度。[27]不过，江苏乡村工业化的中心仍在苏南的东部地区：苏州、无锡和常州（Suxichang）[28]。在1971 - 78年三地的乡村工业增长率达到20%，远高于省级工业10%以及三地县级工业9%的增长。[29]农村社队工业增长尤为迅速，实际平均每年36%。

2.城市工业

仍需指出，尽管乡村工业化快速发展，但在毛时代晚期，江苏各市的国有及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增加生产的资本密集度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江苏工业增长的主要功臣。如果我们细看数据，结果会令我们吃惊：江苏的12个城市在1965年至78年间增加了四倍的工业产出。[30]南京一马当先，尽管按中国的标准来看还只是一潭死水，但它在1978年的工业生产中占比中高于16%，异常夺目。到1978年，江苏省城市工业的份额仍然超过全省的60%，这使得乡村的工业化相形见绌。

实际上，因为城市工业生产了江苏的大部分资本品，其取得的成果比数据展现的还更重要。以南京为例，其重工业的比重从1965年的57%上升到1970年的71%，[31]到上世纪70年代末，纺织和食品加工在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8%，这些数据反映出南京日益成为一个石化中心。在南京，石化产品占整个城市工业产出的14%，化工产品占7%，机械行业占20%。[32]即便不少行业效率低下，它们仍为南京的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江苏其他城市尽管有不少重工业部门，但其重工业比重仍远不及南京，例如，毛时代后期无锡市的重工业份额有所上升，但到1978年还只占42%。苏州的情况（46%）相似。[33]

二、农业

众所周知，农业革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促进工业化，一是提供剩余劳动力和资本，二是利用国内价格效应（domestic price effects）（增加实际工资和降低工业投入总额）。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与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快速的农业发展有关。农业的快速增长显然可以降低工业投入总额。农业增长虽然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功于畜牧部门，但可耕地的产量也做出了客观的贡献：1801年，对比英国小麦和大麦的收成标准，北方作物产量很高。[34]此外，尽管在北方这些工业化重镇，小麦和大麦产量在1600至1830年期间也有所增加。北方农业在1801年播种面积占全国26%，1850年为32%，在这两个时期都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贡献。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是在19世纪中期，小麦在北方地区播种面积达30%；在同一时期，黑麦播种面积达41%。[35]

1、江苏农业的表现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江苏粮食部门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1952至1957年期间，江苏的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76公斤，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为298公斤。不过，到1966年至1970年，该省的人均粮食产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公斤（319比283公斤）；到1975至1978年，这一差距升为46公斤（360公斤比314公斤）。江苏甚至超过了邻省浙江：浙江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954至1957年间比江苏高35公斤，但浙江在1975至1978年的时候落后了江苏28公斤。[36]

更让人侧目的是，即使国家实施的粮食提留统筹政策，也没有抵消掉江苏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成果状况（见图2），要知道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江苏库粮（粮食配给）可是从1957年的人均368斤上升到1978年的人均477斤。粮食增长的情况，在苏南和西部各县的上升幅度最大，东部由于土壤退化和盐渍化上升较小，但总体而言江苏的每一个县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37]在江苏，只有1.2%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低于人均150公斤，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全国平均有11%的生产队产量低于这一标准，贵州和甘肃低于这一产量标准的甚至高达38%。[38]苏州作为江苏最先进的地区，在农业上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在1976-78年期间，8个县的人均粮食产量平均为577公斤（相比于，1965年至1967年的518公斤），远高于该省的平均水平。[39]此外，尽管苏州乡村在快速工业化，它仍然算得上是一个粮食净输出地区。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江苏粮食产业的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农业部门为代价的，而且江苏的农业附加值增速也低于东亚“奇迹”经济体（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es）[40]。但是这一结论存在三点不足。首先，江苏官方的增长数据比实际要低，因为社队公社等集体为避免国家提取过多粮食，会压低产量[41]。其次，人们也可能会说，考虑到中国在政治上被孤立，还有饥荒等遗留问题，（备战备荒）集中粮食生产这一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政策的影响，农业附加值的实际情况无法如实反映在国家制定的采购价格中，这恰恰说明中国生产粮食的实际“价值”非常高。第三，改变了日本、台湾及韩国工业经济的绿色革命技术，到1970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引入中国。国家研究项目到1960年代才成立，导致绿色革命技术引入很晚，可见这项技术带来的益处只有等毛泽东去世之后，才能促成在中国农业的增长率快速提升。

2.农业增长源

1956年国家农业政策转向增加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的增长本身又促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在此之前，政策更倾向于区域专业化和区域间的粮食转移。1956年主要的倡议是国家十二年农业计划（Twelve Year Agricultural Programme）（习惯称为“纲要”）[42]，这一计划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产量目标。在中国的三个主要农业区，考虑到气候的差异，纲要的标准各不相同。在黄河以北，产量预计将从1955年的1.13吨增加到1967年的每公顷3吨。对于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计划从1.56到3.75吨（每亩500斤）的增长。[43]在淮河以南，1955年的产量目标是3吨，到1967年的目标则提升到6吨（每亩800斤）。[44]

以江苏为例，上世纪50年代，其粮食产量远低于平均水平。1957年，江苏每亩耕地的平均粮食产量仅为377斤，远低于淮北的500斤。事实上，参考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的报道，[45]江苏所管辖的没有一个县的产量达到纲要，即便江苏淮南地区有15个县超过了500斤，也远低于纲要800斤的标准。[46]在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江苏的粮食产量迅速上升。到1971年，江苏地区有40个县已经超出纲要标准。到1976年，增加到63个（总共75个县）县级地区[47]。1976年，江苏实现了淮南地区每公顷6吨的纲要目标。到1978年，上升到每公顷的7.4吨。[48]江苏长江两岸及苏北每亩产量都超过750斤，增长飞速（图3）[49]。甚至在淮阴，其谷物产量也从1966年至70年的100公斤增加到1975年至78年的171公斤。[50]淮阴在1965年可是江苏最贫困的地区，也是粮食净拨入地区。

在毛时代晚期，江苏的农业革命是由直接的劳动力投入和投资推动的。集体农场动员的大量劳动力一方面增加了每公顷土地上劳动的天数，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本品。这一时期，后者既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如灌溉网络）也包括现代农业投入产品（如化肥和农业机械）。事实上工业革命真正的标志恰恰在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类别更广泛的产品。

要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动员，前提正是采用了集体组织的方式。[51]诚然，我们不能否认 人口增长的影响，在1964到1982年期间，15至64岁的人的数量增加了1500万，[52]确实增加了劳动力供应。但人口增长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劳动力的规模，因为许多人出生于1960年代，他们在1970年代末才刚刚成为劳动力。所以除去人口增长的影响，更有效的方法是增加每个人每年的劳动天数。这种“勤奋的革命”（ industrious revolution）——de Vries 在英国的语境中使用了这个短语——才是毛泽东后期增长的关键。[53]1955年到1978年之间的数据显示，每一个农民的年工作时数稳步上升。就劳动力数量来看，我没找到江苏的时间序列数据（locate time series data），但国家数据显示，1955年至1975年间，农业劳动力增加了58%。相比之下，工作日的数量增加的速度远高于劳动力增速，在1950-1970年代之间，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平均单位播种面积上升148%，油料作物上升145%，经济作物上升100%[54]。在江苏省，不同县之间的工作日差别很大。1976年，在徐州相对贫困地区的每个公社成员工作150天（劳动日），少于镇江的165天，苏州的204天[55]。苏州的经济最为发达，其劳动强度也最大，表明该地的经济繁荣离不开高强度的劳动投入。[56]

提高劳动强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增加多种作物的种植，改变作物的种植方式，转向种植水稻（劳动密集型）等高产作物，提升灌溉技术，并最终引入全面的“绿色革命”计划（‘green revolution’ package）。[57]在江苏，双季稻的种植（double rice-cropping）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种植双季稻可以提高产量，早稻和晚稻的总产量（每公顷9吨）超过了江苏一种中等水稻（6吨）的产量。[58]但是，要种植双季稻会造成3个农民时期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春天，既要收割冬季作物又要播种早稻；在盛夏，一要收割早稻，二要播种晚稻；到了秋天，收割晚稻又会和在霜冻前种植冬小麦或经济作物产生冲突。因此，大部分时间里，劳动力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稀缺的，任何能够增加劳动力供应的方法——比如增加劳动时间——都受到了欢迎。当然，如果出现一些节省劳力的技术，也可以缓解这一问题。正如Perkins等人所指出的：“……农业的关键时期需要吸收大量劳动力，如果能够实现机械化，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大量的劳动力。”[59]

在江苏，密集投入劳动比在中国北方更有成效。在中国北方，由于水资源短缺，就算投入同等劳动力，其粮食增长的比率也相对较低，农业条件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江苏的人均产出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图4）[60]。虽然粮食产量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江苏粮食增长的趋势更为客观。1952年，江苏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而到1978年，这一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20%。人均农业增值指数（以可比价格计算）也说明了江苏突出的表现。到上世纪70年代末，江苏省在正常年份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个百分点。

通过集体劳动动员，江苏不但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农业产量，也同时发展了乡村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可用的劳动天数数量过低（the number of available labour days was too low），很难实现以上成果。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1971年林彪死后，私营部门的发展促成了农业部门的增长[61]。但在江苏，私营部门的份额实际上从1963 到1965年的36%下降到1977年到78年的23%。[62]江苏的成果并非是偶然，我们追溯到1950年代末，可以发现正是集体化促成了江苏后期瞩目的成就。

不可否认，强化劳动投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弄巧成拙（labour intensification）。它提高了人均农业产出，却使每天的边际效益下降，劳动日的价值降低。例如，种植双季水稻（Double rice-cropping）[63]，人均产量提高了，但工作的时间却非常长。再多做一步推论，就是黄宗智（Huang ）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意思是通过牺牲闲暇时间，增加工作天数，人民的收入没有增长，生活水平也没有提高。然而，尽管这一结论在中期以前可能是正确的，但恰恰是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动员，才使得江苏在后期得以提高人均农业产出和发展工业。从长远来看，正如黄宗智所说，工业化增加了每一个工作日的产出和每小时产出，机器取代了劳动力，允许农民减少农业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以下这些数字可以说明证明乡村工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1965年，江苏有8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但是到197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70%。[64]在无锡等最先进的县，常熟、太仓和张家港，到1978年，农村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份额下降到70% 到75%左右[65]，实际比例可能更低。总的来说，江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标志。它发生在17世纪到1750年的英国，并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继续。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现代化，最后也会推动自身发展。例如，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化肥产量的提高使每单位面积使用量增加了6倍。[66]所以说，正如农业是乡村工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一样，农村工业（rural industry）也会推进农业（agricultural）的发展。

三、江苏的宏观经济表现

通过比较各省GDP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毛泽东时代晚期，江苏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2）[67]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江苏拥有工业传统和有利的农业条件，但它的宏观经济表现最差。然而，在那之后江苏不断进步。尽管人均产出在1965年至1967年期间达到了（相对）最低点，占中国平均水平的90%，但在1962年至1970年期间，江苏的总体增长率与1950-57年相比有所上升，而省级的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江苏的崛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到1973年，这个省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到1978年，江苏的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为13%，比1967年增长了26个百分点。

当然，江苏这一时期的数据所展示的增长水平不应过分夸大。1970年至1978年间，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亚经济体的人均增长率分别为8.4%、7.2%、4.9%和3.4%。[68]相比之下，江苏的现代经济增长仍处于初级阶段。要通过往后的三十年，这个省借着1978年之前的基础（on foundations）才能与亚洲的“表亲们”（cousins）相匹敌。

江苏中部县市在1965年到1978年间人均GDP增长额度达到1.42亿元（图5）。如果按绝对值计算，江苏GDP增长主要来自各大城市中心区的贡献，其中中部城市为GDP的增长贡献了3.94亿元,而中部县城（the median county ）贡献了1.38亿元。仅南京一地就贡献了17亿元，占全省GDP增长的11%。不过GDP增长也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分布，虽然徐州和苏锡常周边地区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在东北和西南的大多数地区，增长较为有限。西南诸县的贡献之少让人吃惊。尽管南京工业增长强劲，但邻近各县对全省GDP的增长贡献甚微，省会城市似乎产生的是回流（backwash）（译者注：参考谢燮、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理论基础》，刊于《当代经济科学》，）而非扩散效应。

江苏的工业化向南扩散，延伸至浙江。[69]1970年，乡村工业主要集中在浙江西部的国防工业和江苏边缘的少数几个县。到1978年，虽然浙江的工业化水平仍然滞后，但明显存在扩散效应。在1962-1970年和1970-1978年（表2）这两个时期，浙江省的排名上升了。到20世纪70年代，像无锡这样的地方所展示乡村工业化在浙江-江苏地区越来越典型。上海的发展同样颇为成功（Shanghai also fared well），在这三个时期都排名靠前。总的来说，三角洲的经济整合程度更高。许多上海公司都依赖江苏的零部件，无锡的城市常被称为“小上海”。太湖周边地区以及南通靠近长江北部的地区因为毗邻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

是否存在扩散效应，需要证据。针对19世纪初的英国[70]，我们缺乏可靠的地区GDP数据，但是通过当时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与江苏增长极相比，兰夏郡的增长极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71]但如果我们拿长江三角洲（江苏外，还包括浙江、上海）来和英国的增长极作对比，就会发现三个地区的经济产值在GDP总量中的占比与英格兰北部有得一比。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在1962年至1970年，1970年至1978年这两段时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6.4%和5.1%。鉴于在20世纪70年代，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很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地区描述为长江三角洲的增长极。

四、江苏和英格兰北部的对比

上面的讨论说明，在工业革命期间，毛时代晚期的江苏地区和英格兰北部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不过，这两个区域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劳动力的过程不一样。江苏工厂的劳动条件普遍较好，部分原因是国家管制力度较大，部分原因则在于迁移控制。这种控制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劳动力大批涌入上海，但客观上也有助于推动乡村工业的发展，总之让江苏与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此外，我们也不应夸大英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因为从英国各地始终存在的工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劳动力市场运转不佳。[72]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是两地的产业结构。约克郡依靠羊毛生产，兰开夏郡的经济以棉花为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英格兰北部的重工业情况。例如，兰开夏郡煤田的产量从1770年代的32.5万吨上升到1840年的600万吨。尽管重工业的产量在上升，在英格兰北部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棉纺织品。[73]相比之下，重工业在江苏更为重要。当然轻工业也得到了多种重工业的补充，包括机械、石化产品和化肥等农业生产产品。有人批评这种重工业导向的发展被抑制了消费品的供应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调整”运动中，江苏的重工业份额从1978年的48%降至1980年的39%。[74]不过，脱离实际来讨论重工业是否对该省经济造成损害，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整体比较会发现，在1978年，江苏与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工业上的比重更低；与吉林的63%、辽宁74%相比，江苏更不值得一提。[75]实际上，在1981年之后，江苏的重工业比重又开始上升，到1988年升回到47%。规划者如此重视重工业，恰恰证明后者不但可以产生关联效应（译者注：Linkage effect是德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称为关联效应。关联效应是指某一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产业投入产出水平的影响和波及效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就连费孝通，这位因倡导小规模轻工业闻名海内外的专家也认识到过去他对江苏手工业的崇拜是有问题的。[76]

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服务业的贡献。由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英国工业在英国GDP中所占的份额在1700年到1841年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77]据Timmins估计， 1841年[78]，兰开夏郡的劳动力中有25%受雇于第三产业，相比之下， 1978年[79]，江苏省第三产业的就业率仅占总人数的10%。服务业中就业比例较低，是否给江苏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都知道服务业的优势之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但实际上江苏的规划者不愁就业机会不多，担心的反而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一些贫穷的国家，过分重视服务业反倒会挤占工业发展的空间，造成过早的去工业化趋势——就像工业革命时期利物浦所做的那样。[80]

五、可持续性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江苏和英国之间经济体系的本质区别，是否意味着江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81]一般而言，英国工业革命是由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参照了苏联的模式，那中国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吗？

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尽管没人否认苏联能够有效动员劳动力和资本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创新能力，无法提高生产力。[82]不难想象，对这些学者来说，如果任由国家在经济上扮演主导角色，如果邓小平没有发起系统改革，江苏的经济增长再耀眼也会渐趋停滞。在毛时代，江苏的那些城市工业，即使原计划是集体的，实际上也会变成国有的。新的乡村产业要么是县政府所有，要么是集体所有，它们在主导农业生产。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也会频繁介入，英国要与法国开战就得控制经济发展。即便在两地国家都曾介入经济发展，江苏的生产过程却与英国完全不同。人们常说，私营部分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其独特优势，体现为创新对英国经济增长的所做的贡献。可是这种说法没有讲清楚创新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创新是因为劳动力价格高于能源价格（即高工资经济）？还是因为低工资制度（鼓励劳动力使用技术进步）？抑或是引进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新棉花产业技术？[83]当然，不管创新的动力是什么，它带来的结果却显而易见，今天英格兰北部充斥着阿什顿（Ashton's） 的“电子产品浪潮”（wave of gadgets），它彻底改变了棉纺、运输、采矿和冶金行业。[84]江苏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发明，相反，工业化是通过传播现有技术推动的（“通过学习实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y learning））。

质疑江苏经济体制的论点看似很有说服力，但存在很大问题。首先，这个论点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它假定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认为增加投入本身无法带来技术进步。[85]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假定并不靠谱。例如，江苏集体农场的劳动动员——通过增加投入——带来了技术进步。这个农场通过改善灌溉条件，发展乡村工业（进而生产出像化学肥料这样原先稀缺的生产资料），引入了绿色革命技术。最后，每个工人的产出上升了，这是可持续增长的标志。

其次，批判中国经济体制缺乏可持续性，实际上夸大了早期的技术进步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的贡献。要解释英国的产业革命， “工业革命”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比喻，并不是准确的描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英国的历史，会发现除了棉花行业，在其他行业中技术进步的水平非常有限；就连已有的创新成果蒸汽动力扩散得也很慢。[86]在1801年至1851年间[87]，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仅增长1.2%，虽然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但在英国所有地区早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88]

第三，江苏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记录说明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避开了苏联所走的死胡同。首先，1978年，江苏轻、重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水平高于除上海以外的其他省份，[89]更重要的是，江苏拥有越来越多的高效的社队工业企业。这些虽然都不是私营企业，却与国有企业明显不同，因为江苏的公社负担不起效率低下的工业企业，更加耗不起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低生产率工业部门的机会成本。只要公社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能力开发规模经济，让新生的新兴产业变得更加高效，它们就可以暂时容忍初期的效率低下。以无锡县为例，在1970年至1978年期间，[90]社队（commune and brigade）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增长速度比县有国有工业还快。某种程度上无锡县的情况体现了规模增长（scale increases）。1970年，无锡的公社企业平均雇佣59名工人，1978年为122人。实现规模增长，主要得益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无锡县大队产业的规模几乎没有增长，但劳动生产率仍在提高。无锡县并不是个案。尽管可供使用的数据不多，但有证据表明江阴等其他苏锡常县市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91]简单来说，在上世纪70年代，江苏的经济增长不是单纯靠投入带动，也靠不断上升的生产率。[92]

Sachs 和 Woo的研究同样表明[93]，江苏的工业所有制结构能够带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他们用公有制的不同水平及之前的工业化程度来解释1978年后的省级增长率差异。他们认为，1978年后，东北地区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因为它的国有部门规模庞大，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纪50年代的过剩劳动力已经被这些国有企业吸收了。国有部门提供的大量福利使东北的工人不愿放弃工作，“下海”在到私营企业中去，因此这些企业很难实现重组。当然，我们需要指出Sachs 和 Woo的一些分析欠缺说服力，他们夸大了私营部门对1978年后增长的贡献，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是增长的先决条件。[94]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正确地认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各省的发展存在差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江苏偏离了苏联和东北地区的模式，因为它不那么重工业，而且在社队企业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与此同时，江苏拥有比（如）中国大三线（Third Front）省份有更强的工业能力。这种发达的工业能力，结合了市场经济和苏联式经济的双重特质，使江苏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结 论

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唯有优先培养好技能，搭建好基础设施，满足这些前提条件，1978年后中国的经济才能飞速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增长之所以相对缓慢是因为当时这些稀缺资源主要用在非生产型用途上，被用来培养技能，搭建稀缺资源，在大三线推进国防工业化。不过，尽管可用资源不多，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到1978年已经开始了。[95]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这篇文章做了进一步的推论。通过使用一系列新材料，对江苏和英格兰北部进行了明确的比较，我认为，尽管在1978年的政策调整之前，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缓慢的，但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江苏省的经济已经开始腾飞。这一起飞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工业部门。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提倡“干中学”思路，实现了规模经济，乡村工业正在蓬勃发展，其生产力也迅速地与国有部门的发展相融合。江苏的城市工业与民国的工业化时期相比，仍在快速增长，由于重工业发展良好，这种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土地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在增加，上个20年代中期引入的高产品种的又在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江苏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最慢的省份变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最快的省份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大三线”工业化计划，内陆省份望尘莫及，考虑到这一政治因素，江苏的经济腾飞就更加引人注目。

江苏的经验让人想起了英格兰北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表现，两者还存在更多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区域，首先，其工业化处于初始阶段，生活水平增长都比较缓慢。其次，创新的贡献相对较小。最后，由于劳动力被组织起来生产资本而非消费品，抑制消费又可以进一步增加投资。1978年之前，江苏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有力地辩驳了前文中看似有理的论点。英国工业革命有地区起源,同样地，1970年代后期由于江苏的工业化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飞。这一现象说明即便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政策变革，中国仍然可以凭借毛时代的积累实现经济腾飞。

当然，我们需要谨慎对比，不能过分夸大江苏与英格兰北部的相似之处。首先，集体农场是二十世纪才有的发明，且国家在江苏的地位要比在英国要大得多。其次，虽然江苏的增长扩散到了浙江，我们不能假设江苏能像开夏郡和约克郡那样，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工业革命。很明显，东北的省份（the Manchurian provinces）很难采用江苏模式。尽管如此，上世纪70年代的江苏经历的工业革命，仍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特征。一方面，它的经济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无论是空间上的还是部门跨度，其增长的过程都是广泛的；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社和农业的生产率增长。对于江苏，或许对中国来说，1976年至1978年的政治转折，很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作者：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经济增长问题；现代中国的饥荒农业发展问题；毛泽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等。著有《中国的经济发展》（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等书。

尾注：限于译者水平，文责译者负，如有不到的地方还请读者指正。

注释&参考书目

注释：

[1]World Bank 1992, 3 & 140.

[2]Dikötter 2016, 263.

[3]Maddison 2010; Wu 2014.

[4]The official verdict wasgiven in On Questions of Party History (1981); see Liuand Wu 1986, 587.

[5]Macfarquhar andSchoenhals 2006; Dikötter 2016; Walder 2015.

[6]Dikötter 2016, 284.

[7]Walder 2015, 321&332-33.

[8]According to People’s Daily(8.11.2013), “We must fully acknowledge….the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the period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ticalimperatives, namely the need tolegitimate Party rule, have also played a keyrole in developing this two-period’ analysis.

[9]Li 2008; Gao 2008; Han2000; Hinton 1991; Bramall 1993, 2000, and 2007; Blecher2009

[10]The figures for Chinaare my new estimate; see Bramall(forthcoming). For Britain, see Broadberry2015, 289. Regional data alsosuggest that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were lowwage counties in around 1770(Hunt 1986, 965). But Broadberry’spessimistic view is controversial; According to Kelly and O'Grada(2014, 7),"...consumption levels [were] comfortably above barebonessubsistence on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e also Allen 2009.

[11] Crafts 1985; 2014.

[12]Ho 1994; White 1998.

[13]See JGK 1999, NYTJ 1976, NCJJ 2000 and NYFX 1979.

[14]For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agriculture, see Huang 1990. Forrural industry, Ho 1994, Mo 1987 and Whiting 2001. On industry more generally,Bramall 2007. For useful overviews, see Marton 2000 and White 1998.

[15]Communes routinely under-reported production to avoid procurements(see for example Oi 1989). In addition, the growth surge shown by the officialagricultural data for 1978-1984 is simply too large to be plausible. As Hinton(1991) has argued, the surge reflected under-reporting in 1978 that was largelycorrected by 1984.

[16]Fei 1983; Ma 2008.

[17]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is not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isis partly because of space constraints, but also because formal education wasless important in driving growth than other factors, notably skills acquiredvia learning-by-doing in industry. For a discussion, see Bramall 2007.

[18]Davis 1979, 94-97; Timmins 1998,85.

[19]Growth rates at constant prices.From SSB 2010.

[20]Jiangsu tongjiju 1989.

[21]'Urban industry' here means all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cities-proper of Nanjing, Wuxi, Xuzhou, Changzhou,Suzhou, Nantong, Lianyungang, Huaiyin, Yancheng, Yangzhou, Taizhou andZhenjiang. All GVIO in county jurisdictions is classified as rural; this ruraldefinition therefore includes the shedui sector but also county-levelcollective and state-owned industries. Although crude, this measure capturesthe breadth of rural industry better than the shedui definition.

[22]The absence of migration controlsduring the Leap—and the subsequent flood of migrants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exacerbated the Great Famineby causing rural labour shortages.

[23]For overviews of Chinese ruralindustrialization, see Riskin 1978, Sigurdson 1977, Perkins 1992, He 2004,Dangdai Zhongguo de xiangzhen qiye weiyuanhui 1991; 2009 and Bramall 2007. For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su, see Ho 1994, White 1998, Whiting 2001 andBramall 2007.

[24]This is for GVIO at 1990 prices(Jiangsu tongjiju 1994).

[25]Data at 1980 prices from Jiangsutongjiju 1989, 137 and He 2004, 28 & 31.

[26]In Jiangsu, 17 per cent ofindustrial output originated in the shedui sector in 1978, double the nationalaverage (He 2004, 31; SSB 1990).

[27]Even Dikötter (2016, 279-80)acknowledges Jiangsu's pace of industrialization during the 1970s.

[28]Sunan (southern Jiangsu) is moreaccurate than Jiangnan ('south of the river') because rural industries alsodeveloped rapidly along the north bank of the Yangzi. Useful sources include Mo1987; Zhou 1994; WXG 1990.

[29]Rural Suxichang is defined hereas the counties of Jiangyin, Yixing, Shazhou, Changshu, Taicang, Kunshan,Wujiang, Wuxian, Wuxi (county), Wujin, Jintan and Liyang. Data are for GVIO at1990 constant prices (Jiangsu tongjiju 1994).

[30] Jiangsu tongjiju 1989.

[31]Jiangsu tongjiju 1989, 137; 1994,69. These data are for commune-level industry and higher at 1980 prices. Thefigures exclude count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Nanjing municipality.

[32]JGK 1989, 13-16

[33]Jiangsu tongjiju 1994, 195 &511. The data are for Wuxi and Suzhou cities

[34]Turner 1982, 509. The Lancashirefigures may be exaggerated.

[35]Apostolides 2008, 32 & 34;Broadberry 2015, 88 & 92. 'North' includes Cheshire, Nottinghamshire andStaffordshire.

[36]SSB 2010.

[37]The kouliang (口粮) measures per capita grain distributed by the collective. Reportedkouliang figures under-state total consumption because of outputunder-reporting and the exclusion of grain grown on private plots. Conversely,the kouliang is not a measure of direct human grain consumption because somecollectively-distributed grain was used as pig feed. This last apparentlimitation is an advantage in assessing living standards because the kouliangcaptures indirect consumption of grain in the form of pork.

[38]For the data, see Nongye bu1981,178.

[39]NYTJ 1976, 122-23 & 356-58;Jiangsu tongjiju 1994, 205-613. Suzhou is defined here as Jiangyin, Wuxicounty, Shazhou (contemporary Zhangjiagang), Changshu, Taicang, Kunshan, Wuxianand Wujiang counties.

[40]Constant price agriculturalvalue-added in Jiangsu rose by 2.4 per cent per year during 1965-78. If wecompare this with the rates achieved by other Asian economies early in theireconomic development, it was clearly lower than the 2.8 per cent achieved byJapan during 1955-70 (Hayami and Yamada 1991, 19), Taiwan's rate of 3.7 per centduring 1951-70 (Thorbecke 1979, 135) and South Korea's 4 per cent for 1960-75(World Bank 2017).

[41]Gao 1999; Hinton 1991.

[42]This programme is usuallyabbreviated as gangyao (纲要)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and counties meeting their yield target are often described as having achievedgangyao.

[43]The Huai was the traditionalboundary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see Buck 1937, 9) because it marked thelimit of rice cultivation. Historically, the Huai river entered the Yellow seaat Yuntiguan in Xiangshui county. By the 1950s, however, much of the river'swater entered Lake Hongze and thence flowed south to the Yangzi; the old rivercourse was used to build the North Jiangsu Irrigation Canal. Nevertheless, theold course was adopted as the southern demarcation line for the agriculturalregion between the Huai and Yellow rivers; see the map in People's Daily on 25December 1957.

[44]Nongye bu 1960, 120-21. Chinesedata on grain yields are usually given as output per sown unit or danchan (单产). However, the gangyao targets were in terms of grain output perunit of cultivated (arable) area, or nianmuchan (年亩产);see Nongye bu 1960, 8.

[45]Parts of China had already hitthe gangyao target by 1957; there were nine gangyao counties in Sichuan andfour in Zhejiang (Nongye bu 1959, 120-21).

[46]See NYFX 1979, 317. The cities ofZhenjiang, Taizhou, Yangzhong and Nantong posted high grain yields but werepart of the counties of Dantu, Nantong, Hanjiang and Taixian respectively in1957,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county-level jurisdictions.

[47]Nonglin bu 1972, 44; Nongye bu1960, 120-21; Jiangsu tongjiju 1977, pp. 35-36.

[48]NYFX 1979, 2.

[49]The data used in Figure 3 are perunit of cultivated area to make them correspond with the gangyao targets. Theyield increase between 1957 and 1978 therefore reflected both changes inmultiple cropping and increases in yield per unit of sown area. In fact,grain-sown area declined from 119.7 million mu in 1957 to 94.7 million mu in1978, whereas grain yield per sown mu rose from 178 jin to 480 jin (NYFX 1979,2). By comparison, the grain yield per unit of sown area was 184 jin during1933-36 and 162 jin in 1952 (Jiangsu sheng nonglinting 1992, 9).

[50]HYTJ 1991, 62-64.

[51] We often think of Maoist growthas being investment-led, but of course capital is a product of labour, whetheralive or dead (we can think of the machines used to produce machines as deadlabour).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mobilization of labour, and using it toproduce capital rather than consumption good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the development process.

[52]Jiangsu TJNJ 2006, 79.

[53]De Vries 1994.

[54]NJZ 1983, 46; Han 1992, 500.

[55]Jiangsu tongjiju 1977, 235.

[56]My argument in this section thatlate Maoist development was constrained by labour shortages is controversial insome quarters, and one anonymous referee took issue with it. However, the veryfact that the number of days worked per worker rose over time, the emphasisgiven to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the 1970s, and the abundant evidencethat double and triple cropping was often prevented by seasonal labourshortages all point in this direction. So too does the share of the populationaged 15 to 64. This fell from 60 percent in 1953 to 56 percent in 1964. By1990, it was up to 67 percent; the 1990s were therefore the era of labourabundance in China, not the 1960s. One can of course argue that there would nothave been shortages if Maoist China had adopted a 'capitalist' developmentmodel.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that this is a reasonable counterfactual—American hostility made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trade all butimpossible before the late 1970s. This environment forced China to adopt adevelopment model which was based around mass labour mobilization; it hadlittle choice.

[57] Rice in Jiangsu yielded 515 jinper sown mu in 1965 compared with 285 jin for corn, 254 jin for potatoes and165 jin for wheat (NYTJ 1976, 42). Hybrid rice occupied 12 per cent ofrice-sown area and yielded 20 percent more per hectare than middle rice in 1978(Jiangsu tongjiju 1979, 66-67).

[58]NYTJ 1976.

[59] Perkins et al 1977, 80. Theygive grain-processing—which employed large numbers ofwomen—as an example of an area where mechanization wasgiven high priority.

[60]Other parts of China experiencedfaster population growth (growth averaged 2.1 percent nationally per yearcompared with 1.8 per cent in Jiangsu for 1952-78) but water shortages meantthey were less able to use the population ‘gift’ effectively.

[61] In Guangdong, the proportion ofnet per capita income contributed by household production rose from 33 per centin 1963-65 to 41 per cent in 1977-78; see Guangdong sheng tongjiju 1989, 78-79.Nationally, however, the household share was lower in 1977-78 (28 per cent)than it had been in 1963-65 (34 per cent); see NJZ 1983, 523.

[62]NCJJ 2000, 153-54.

[63]Huang 1990. As discussed earlier,stagnant living standards do not of themselves preclude an unfolding industrialrevolution.

[64]SSB 2010, 394.

[65]NCJJ 2000, 249, 329 and 334;Taicang xianzhi 1991, 179.

[66] Jiangsu tongjiju 1989, 135.

[67]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omittedfor clarity, and I have divided the post-1962 period into the sub-periods of1962-70 and 1970-78.

[68]Maddison 2010.

[69]Zhejiang tongjiju 2010.

[70]Regional GDP data for Britain in1861, based on an eleven-region division (with Scotland and Wales classified asregions), reveal that the combined share of the north-west and Yorkshire in GDPwas about 18 per cent (Geary and Stark 2015. 130). Jiangsu's 1978 share inChinese GDP was less than 7 per cent and, even with Zhejiang, just over 10 percent. Including Shanghai, however, produces a Yangzi delta share of almost 18per cent (SSB 2010).

[71]The population census of 1831 putthe combined populations of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at 2.7 million, 16 percent of Britain's population. Salford's population alone amounted to 430,000 in1831 (BPP 1833, xii, xix and 304). By contrast, Jiangsu's 1978 population of58.3 million was colossal by British standards, but only 6 per cent of theChinese total.

[72]Hunt 1986; Williamson 1991.

[73]Timmins 1998, 98.

[74]Jiangsu tongjiju 1989, 137

[75]The Third Front province ofSichuan recorded a 1978 share of 58 per cent. Interestingly, Guangdong's heavyindustry share (43 per cent) was a little lower than Jiangsu's (SSB 1990;Guangdong tongjiju 1989).

[76]The Third Front province ofSichuan recorded a 1978 share of 58 per cent. Interestingly, Guangdong's heavyindustry share (43 per cent) was a little lower than Jiangsu's (SSB 1990;Guangdong tongjiju 1989).

[77]Broadberry 2015, 176.

[78]Timmins 1998, 116.

[79]Timmins 1998, 116.

[80]Rodrik 2016.

[81] As an aside, note that Jiangsuwas much better-placed in the late 1970s for sustained growth than those poorcountries which have based their growth around capital inflows, aid or acommodity boom (such as Venezuela).

[82]The argument, suggestingsimilariti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contrasts to HongKong, was advanced by Young 1992 and subsequently popularized by Krugman 1994.

[83]For the debate, see the recentcontributions of Allen 2009, and Humphries and Schneider 2016.

[84]Ashton 1948. According to Davis(1979, 10): 'The initiative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e from thesupply side, from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manufacture of cotton, in an industrywhich hitherto had been almost negligible and one which with its old techniqueswould have remained so.'

[85]In more theoretical terms, ashift in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echnical progress) is assumed tobe distinct from a movement along the function (an input increase).

[86]VonTunzelmann 1978.

[87] Broadberry 2015, 367; Crafts 2014; Antras and Voth 2003.

[88]Moreover, as Ellen Meiksins Wood (1991) reminds us, theanti-manufacturing bias of British financial capital meant that the British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e limitations of certain types of capitalist systems.

[89] SSB 1985, 185-186.

[90] WXG 1990.

[91]NCJJ 2000; Jiangsu tongjiju 1994.

[92]Perkins et al (1981, 114) reached an equally positiveconclusion: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se rural, small-scale plants isrelatively high,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China's level ofdevelopment."

[93]Sachs and Woo 1994.

[94]See also the discussion inBramall 2000, 166-187.

[95]Bramall 1993; 2000; 2007.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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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