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谈到改革开放，离不开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一声炮响，一言蔽之，集体还是承包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争论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前30年的合作化运动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绩。
一、合作化运动是矛盾运动的必然
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将合作化运动看做是某些高层主观意识的推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则重新将农民的土地收归为集体所有，从而破坏了中国农业的顺利发展。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实际上，由于一些农户土地贫瘠且狭小、由于一些农户生产工具欠缺、由于个体农民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病亡，也由于随着农民私人借贷与土地买卖的情况逐渐增加引起的农民受雇情况增多，新中国建立未几年，农民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渐拉开。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任由情况发展，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则土地逐渐集中，农村加速两级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推动农业合作化，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共享生产资料，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动广大中下农共同富裕。虽然经过摩擦，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很快取得了一致：走合作化的道路。
合作化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几个农户之间小规模交换工具和劳动力的互助组，然后是依据每户土地、工具和劳动力来分配产出的初级合作社，再后是由合作社购买农户私有农具从而实现完全的按劳分配的高级合作社。这中间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逐步推进的。
韩丁在《深翻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有犁的和有车的形成互助组后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力，因此对于只有犁或只有车的，尤其是没有犁也没有车的广大贫下中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互助组的优越性一旦提高实践体现出来，就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
互助组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韩丁继续写道：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譬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侯永禄
在中央的引导下，当时的农民几乎全部选择了继续合作，成立处级合作社。陕西合阳县的一名普通农民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写道：
1955年12月
初级社成立大会上，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常！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干部们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又加班熬眼地讨论社里的工作。
……由于1955年建社后的劳力、畜力能集中使用，不误农时，社员劳动热情高，加上雨水适时，所以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比往年高。又由于分配比例也是地和劳力各占一半，对土地多、劳力少或者土地少、劳力多的农户都能比较合理的照顾到了，收入上差别不明显。大多数社员都对分配感觉到比较满意，所以从内心来说，对建立农业社是用户的。因此在号召扩社时，西北村未入社的农户也就积极响应。[①]
这段日记朴实地记录了初级社成立之初的热闹非凡、成立之后农民的冲天干劲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生产关系一旦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新的矛盾又开始出现，韩丁继续写道：
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身上。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贫下中农的现实需要推动了高级社的建立，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给当时的农民极大的震惊。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如实记录了当时的震惊：
1957年1月
高级社时全部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的，真的兑了现，在群众中震动很大。一些地少劳力多的社员，一下子就有钱了。有的职工家属，原以为自己有人在外面挣钱，不稀罕农业社里挣的那几个工分，但决分后，他们态度就变了，也要参加社里的劳动了。
只有那些原来地多、人口也多，劳力却少并对劳动抓得不紧的人，收入就显得比别人少得多了。（作者家是中农，收入减少，作者）就想办法把队里的牲口也接过来自家里喂养，增加工分。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每一步都是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也都极大地激发了依靠劳动获得工分的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广大农民中孕育了越来越激动人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央敏锐地抓住了普通农民的积极性，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侯永禄写道当时的情况：
1958年2月
今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人人都在大跃进，个个都在破常规。社里的工作随着大跃进的形势越来越紧，任务越来越多，对我来说，真是快马还要加鞭，响鼓还要重捶敲，白天急急忙忙回来吃个饭，什么家务活也顾不得干，就又急急忙走了，真是一天想干完20年的活儿。
财会工作也应大跃进，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要实行“以产定工”，推行“一年早知道”，实行“财权下放”。
鼓起革命干劲，打垮暮气沉沉；苦干再苦干，半年工作一月半。
这些文字中的热情豪迈，是激发了强烈主人翁意识的中国农民的真实内心写照。高级社的进一步就是人民公社，大寨陈永贵对韩丁说道：
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
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
经过建国初期的艰难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几经反复，终于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既鼓励合作，又照顾各地实际。三级体系中，人民公社负责建造并拥有大规模的灌溉和排水系统、道路、医院诊所和学校、工厂，以及其它大型农业机械，生产大队则建造并拥有工厂、大型农机、磨坊、动物/家畜养殖场以及其它设备，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在扣除生产成本（不包括劳动成本）、缴给国家的税赋（以粮食形式支付）、给队员的配给口粮与来年用的种籽后，剩下的产品卖给国家换取现金，公积金、公益金及工分分配。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农业制度一直是稳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
与生产领域的合作化相配套的，是流通领域的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包括粮食、棉花、油籽及其它许多农产品，国家将买进的农产品（如粮食与油）进行加工，之后以补贴价格卖给城镇居民，从而一方面反哺工业化，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
与后来的主流评价不同，实际上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
注释
[①] 侯永禄. 《农民日记》
原标题：合作化与中国农民——读《深翻》一书有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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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猪头大师。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