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作为一种讽刺艺术，如今却似乎成了仅仅能博人一笑的小伎俩。当郭德纲带领他的郭氏相声团队在娱乐市场中大获成功的时候，相声似乎也正在失去它的艺术性、批判性。
2018年9月与10月，相声界一片恸哭。常宝华、刘文步、张文霞、师胜杰4位相声元老于9月相继仙逝；10月，演员谢天顺病逝。
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图片来源：解放日报
正在此时，选拔相声新人，以张国立、郭德纲为导师的相声选秀综艺的《相声有新人》火热播出。节目里，孟鹤堂、谢金等选手表现出色，令观众们惊叹：“原来民间还有这样一些有功力、有灵气的相声演员。”
参加节目的选手中，不乏郭德纲门下的相声演员。是的，当下，郭德纲高举相声商业化为的旗帜，率领着他的德云社占领着观众的视线。从表情“贱兮兮”的小岳岳，到最近因为其奇葩发型登上微博热搜的张云雷，再到郭德纲之子郭麒麟，都备受瞩目，可谓流量担当。郭德纲、德云社成了现下相声世界里最响亮的名号。
郭德纲。图片来源：腾讯娱乐
元老们的离去宣告了老一代相声表演的落幕，而相声新人以一种更新潮的方式活跃在各种媒介中。相声，作为一种讽刺艺术，如今却似乎成了仅仅能博人一笑的小伎俩。当郭德纲带领他的郭氏相声团队在娱乐市场中大获成功的时候，相声似乎也正在失去着什么。
传统相声，生于江湖
郭德纲总爱说，自己复兴了“传统相声”，在《相声有新人》的节目中，也曾经有一对“博士夫妻”来挑战，声称要用一种“公式相声”来取代郭德纲的“传统相声”。但是殊不知，郭德纲根本无法代表传统相声，甚至是他一手“终结”了传统相声。
首先要看看，传统相声是什么样的。
相声最早是发源于江湖的街头艺术，全靠艺人丰富的经验和个人的语言魅力撑起表演。解放前，相声最繁荣的地方集中在天津的南市和北京的天桥。
南市和天桥是怎样的地方呢？
天津南市“三不管”戏棚子。图片来源：网络
天津南市的地位非常特别。1898年，南市成为了日本新的租借地，它在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城南外”。1901年随着天津旧城墙拆除和开埠通商，天津的商业开始发展。南市得了这样的机遇，就成了一个要冲之地。当时很多的权贵富商都在南市买房置地，一度地价飞涨。在这里买房的人一般多是出租，于是南市聚集了一大批商店、饭馆、茶馆、戏院等等，充足的客流也吸引了众多江湖艺人前来。
但也正是由于这块地是租借地区，又在旧城的边缘，被称“三不管”地区。南市是一个非常鱼龙混杂的状态。在这个地方生活和经营的人都是市井小民。
相应的，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天桥”，在民国初年是一个小型的艺场。充斥着市井人士，也是满汉聚居之地。无论北京还是天津，都是市井无赖、泼皮流氓聚居的地方。
天桥香厂路落成的新世界游艺场。
老一辈著名相声艺术家马三立在他的自传《艺海飘萍录》中曾提到，他自己早年长期在天津街头、市场或广场说相声（行话叫“撂地”），不仅条件恶劣、收入微薄，还经常被地痞流氓、把头恶霸勒索。听相声的人也多是贩夫走卒。
与其表演场所对应，传统相声是市井的、接地气的。为了招来客流，争取打赏，传统的民间相声中不乏一些黄段子、神鬼说，也有倾慕权贵、侮辱百姓的“糟粕”元素，用于吸引眼球。但同时，传统相声的创作多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老百姓所熟悉的日常，也指向大众关切的议题。因此，听古往今来的相声，就如看一幅社会生活的"风俗画"。
此外，传统相声还是一门讽刺艺术。早期，相声作品常常对官府的腐败、官吏的贪婪、军阀的骄横和虚妄嬉笑怒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相声流传在城市的“底层”，相声作品集中揭露畸形社会中人们的变态心理，诸如阿谀奉承的恶习，敲诈勒索的伎俩，醉生梦死的生活……到了日伪和民国时期，相声流传在市民阶层，相声中不乏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讽刺，从生活经验的角度，描绘那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社会。
比如经典的单口相声《日遭三险》就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统治者的憎恶感情。作品中，一位清朝的县官一到玉田县上任便忙于变着花招营私。他派出班头找来“慢性子”和“急性子”以及“爱小便宜的人”这三个心理不健全的人充当衙役，指望这三个人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单口相声演员刘宝瑞曾经表演过《日遭三险》。
可谁料想，三个不谙县官心术、莫知所以的人在执行任务时，都按自己的思维行事：“急脾气”给他当差，结果把他扔进了河里；“慢性子”为他看孩子，结果把孩子掉进井里；“爱小便宜的”为他买棺材，买了个大的又偷了个小的，刚好给那个淹死在井里的孩子用……这个相声作品中，封建官吏的丑恶嘴脸不彰自显，愚蠢作底的威严尽在捧腹一笑中化为乌有。
可以说，在解放之前，相声是一门底层民间艺术，它既有哗众取宠、唯利是图的市侩之气，又道尽老百姓的苦乐；那时的相声艺人们是底层的，他们于乱市流连，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法子在鱼龙混杂的环境里生存下来。
建国时期：“流浪”的相声上了厅堂
1949年7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特别指出：“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
建国初期，北京、天津等地解放，相声艺人的地位有了提高。在新的文艺政策之下，相声艺人不再是江湖艺人，转而被称呼为“文艺工作者”。
但由于民间艺人大都出身贫寒，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如生活散漫，作风恶劣和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只单纯追求获利而忽视了政治作风，这些缺点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进步”，比如很多民间艺人根本不知道何为“革命”，何为“为人民服务”，甚至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而已。
为了能够顺利改造民间艺人，加入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队伍，党对这些艺人开展了“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的教育。
然而想要改造相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京剧、评剧、鼓词、评书等等传统艺术都推出了适应时代的新节目，唯独相声很难摆脱固有的江湖气，很多传统段子中仍然掺杂了不少侮辱劳动人民、羡慕权贵的内容。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一度遭受冷落，相声艺人们的情绪也很低落。
为了彻底改变相声的窘境，以侯宝林、常宝堃、张寿臣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相声艺术家开始酝酿革新。他们把相声演员组织起来，成立改革相声的团体。1949年12月，在得知著名作家老舍回国的消息后，侯宝林等人马上前往他的住所拜访，诚恳地邀请他帮助改造相声。
青年老舍。图片来源：凤凰网
老舍熟悉民间艺术，又有深厚的创作功底。1938年3月27日，老舍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总务部主任，期间先后创作了相声《卢沟桥战役》、《台儿庄大捷》、《维生素》、《新对联》、《欧战风云》、《骂汪精卫》等，讴歌抗日英雄，鼓舞人民斗志，鞭挞汉奸和贪官污吏，在当时很受欢迎，被誉为“抗战相声”。老舍还亲自表演过相声，在重庆国立编译馆组织晚会、演出话剧前，老舍经常客串登台表演相声。
在老舍的帮助下，相声演员们掀起了改进相声的一股高潮。并于1950年1月19日在前门箭楼宣布正式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小组将相声艺人聚集在一起，一方面进行创作研讨，另一方面也着力提高艺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在相声界的努力下，他们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相声作品。这些作品去除了黄段子和讽刺挖苦劳动人民或残疾人的内容，转而更加注重从人民生活实际出发，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体验。
相声改进小组讨论的场景。
经过这样的改造，相声不仅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且还继续以它讽喻的方式承担了社会批判的功能。比如诸多相声段子都批评了那些觉悟较低的职员或群众。
比如侯宝林和郭启儒演出的《服务态度》，指出了合作社营业员态度差的问题，还揭示出营业员不求上进，觉得这个职业“没有出息”的思想偏差。
由何迟创作、马三立演出的《开会迷》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迷恋开会作报告的风气进行了讽刺——相声讲述了一个厂子一天到晚开会，而会议讨论的与正经业务无关的荒诞主题。青年员工谈对象得要用电话联系小半年才能见面，结果好不容易约上见次面，还是被“研究评剧团要不要买化妆脸盆问题”的“紧急会议”给搅黄了。
与这个相声同时期、同主题的还有段继棠创作的《改日再说》，讲的也是追求技术创新要一次次地开会、讨论，不同的部门碰头，最后落了个“改日再说”的结果。
新社会出现的新现象还有公费医疗。在冯不异和孙秀汶所写的相声段子《住医院》里就对机关工作人员浪费公费医疗资源，把去看病当成是占便宜的现象进行了讽刺，相声的开头，一人就说，“公费医疗是福利，有病是甭花钱了，可要是老没灾没病的，这可就不上算了。”这个相声讽刺的则是那些享受福利，却思想觉悟低的人。
相声等传统艺术的改革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出建国初期为之一新的社会风气——传统艺人和劳动人民都得到重视，地位都获得了提升，生活有了保障。虽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相声也曾因为政治的过度干预，而在一定程度丧失了趣味性、违背了艺术规律。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相声以及相声表演者的风貌相比于旧社会已经焕然一新了。侯宝林和马季等人曾进入中南海为领导人说相声，这几乎是相声界所达到的最高殿堂。
80年代短暂的中兴
改革开放之后，在思想的多元化和一些相声新秀的努力之下，相声再次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
70年代末，由常宝华、常贵田叔侄创作、表演的相声《帽子工厂》重新触及了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拉开了相声复兴的序幕。从此相声的创作内容逐渐突破了禁锢，不仅取材广泛，而且又恢复了本来的嬉笑怒骂。
《帽子工厂》节选
甲：最近有家工厂的货卖不出去了。
乙：工厂的货还有卖不出去的？
甲：没人要。
乙：什么货？
甲：帽子。
乙：我要！我正好没帽子。
甲：那帽子可大。
乙：帽子大点儿戴着痛快。
甲：分量重！
乙：那戴着多暖和啊！
甲：那戴上受不了。
乙：戴帽子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受得了。
甲：戴上可就摘不下来了！
乙：什么帽子？
甲：反革命帽子。
在1986年和1988年，央视还两度举办相声大赛，大赛不仅给相声演员提供了切磋表现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发现和捧红了一众相声名家：刘伟、冯巩，李金斗、马志明、谢天顺等人，都曾参与其中。
第一届全国相声大赛。
但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机以及互联网的逐渐普及。相声这门艺术形式有迅速被边缘化的征兆，甚至有被淘汰的风险。相声表演毕竟是靠对话来撑起整个节目，相比于电视来说，它的感官刺激就要稍微差一些。在这之后，相声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05年左右，郭德纲开始成为了相声界一股新的力量，并成为相声界的新一代代表人物。
郭氏相声，驾着市场的祥云横空出世
至少从市场价值上来说，郭德纲是非常成功的。郭德纲不仅一手创办了德云社，且不断地扩大影响力。近年德云社巡演规模之大，几乎在相声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不仅包括国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还在日本、英国等海外市场取得巨大成功。8月11日德云社举办的“师徒父子相声大典”上海站在梅赛德斯奔驰中心落幕，现场盛况空前。在各种综艺、电视剧、电影当中，郭氏门徒更是随处可见。
德云社“师徒父子相声大典”。图片来源：微博
他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他有传统相声的功底，基本功扎实。第二，高举批判相声、复兴传统相声的这样一面大旗，展开了对相声的新一轮改造。郭德纲总是爱说自己是传统的，是救了相声。
但实际上，郭德纲创造的其实是再现代不过的“工业化”相声。
郭德纲经营的德云社实际上采用了公司化的模式。他造就了“网络段子+伦理哏+荤段子+小段传统底本”这样一个全新的相声生产流水线，这一生产模式可以使其在短时间里创作大量类似的相声本子，更重要的是易于教授徒弟，简直省心省力。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郭门的徒弟所表演的相声大同小异。郭德纲曾亲言：“我的这些徒弟里，我想捧谁谁就能红。”因为郭氏相声门槛低，易于复制。
如今，郭德纲的徒弟小岳岳已经是各大综艺的常客，他装傻卖呆的表演风格结合时下最新鲜的网络段子就足以把普通观众逗乐。这与互联网流行的“贱萌”文化非常契合，小岳岳甚至仅靠表情包就已经把影响力传遍大江南北。
“小岳岳”岳云鹏。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这样的改造虽然受到了大众的欢迎，相声的韵味却遭受了损失。相声的表演逐渐舍弃“铺平垫稳”“三翻四抖”等特有的艺术规律，相声也不再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为第一要义了，而是以频繁抛“梗”、制造密集笑点的“短平快”式手法取而代之。
今天的相声表演几乎都深受郭德纲奠定的新传统影响，但这个新传统由于过度市场化而极大地限制了相声的发展。这一点并不意外。在基于自由市场的社会中，任何产品都只会追求质优价廉，而非卓越不群。无论是工匠还是艺人，发财的不二法门都是向大众廉价出售制品。从业者的智力几乎全都用在了如何快速生产大量廉价、迅速抓人眼球的商品上面。而需要更多时间才能酝酿出来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被抛诸脑后。
如今，在郭德纲的相声中，我们既看不到对于劳动者的赞颂，也找不到精心打磨的故事，剩下的只是网络段子、伦理哏以及拿身体缺陷开玩笑的情节。作为一种业已成熟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声原本可以更多地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而绝非仅凭庸俗的段子博人一乐。但悲哀的是，市场的浪潮之下，以“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出的网络段子相声赢了，那些精心打磨的本子却往往无法跟得上市场的节奏，终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艺术的意义是重大的。马克思在评论古希腊艺术时曾指出艺术的超越性：“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些类型的艺术不是严格地由社会的物质基础决定的，它们具有永久的、超历史的价值。”相声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原本可以给人以美的体验，而且还能够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对生活的洞察，但当艺术彻底沦为唯市场与金钱是瞻，所剩的也就只有平庸了。
参考文献：
1、骨朵网络影视相：《相声迭代：“武林”逝去，流行诞生》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525115.html
2、界面文化：《伦理哏、相貌嘲讽、旧生活：相声真的有新人吗？》吗？》http://www.sohu.com/a/253361309_99897611
3、法大社会学院：《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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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衿。来源：一颗土逗。责任编辑：李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