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澳门制衣工会已与工友们共同迈过了五十年的岁月。五十岁，对于人来说，算是到了晚年，但对于一个工会来说，只要有一群积极发展会务的人，五十岁也是盛年。萧丽明女士是工会的创会会员之一，与工会共度五十载。五十年中，她积极拓展会务并为工友争取合理的权益。
萧丽明／口述 ，陈达尧 易佩珊／整理
生活艰辛 颠沛流离
我叫萧丽明，原籍中山石岐，1937年在澳门出生，小时候与父母、哥哥、姐姐和两个弟弟居住在下环街58号，过着“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我小时候常在妈阁庙玩，沿海有一块奇怪的石头，就算你怎样从上面滚下去，都不会弄伤自己，真是十分有趣。
我父母从事海产品销售，生活虽然贫穷但过得很愉快。后来父亲的铺位没有了，一家人便回乡生活，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再后来父亲也不幸逝世，靠着母亲独力承担一家五口，得到姑姐的帮忙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当年我们如果有一口白米吃，已是感到无比幸福了！
萧丽明（前排左三）与工友合影留念
小时候生活虽然十分艰辛，但妈妈对我们非常温柔慈爱。最记得妈妈弄些谷糠、粽子之类的小食给我吃，那种美味已无法再次品尝一番了！受妈妈的影响，我也常常帮姐姐纺纱，负责把棉花打成细线，一丝不苟地慢慢地工作着。就是这样，我在不知不觉间，接触了制衣业。
制衣工会武术班新旧同学新春联欢暨第一届结业及第二届新班开课茶会
当时中国的社会十分混乱，在街头可以看到很多的死尸，如果在街上吃东西，便会有人过来抢你手上的食物。
由于在乡下的生活很艰难，后来到了解放时期，我妈妈与其中一个弟弟先回澳门，哥哥去行船，我与另一个弟弟到了五十年代才重返澳门。
回到澳门，我们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在下环街市排队购买白米、面包、食用油等日用必需品时，有一些可恶的人会刻意泼水洒在排前头的人身上，令他们无法购买，从而自己插队。我也曾经遭遇过这样卑劣的行为。
上学也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只是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在乡下时也曾读过几年书，回到澳门，因为我姐姐是妇联会员的关系，所以我也能在妇联识字班读夜班课程。后来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在圣师学校也读了几年书。
我十四五岁便去了香港，暂住在阿姨的家中，真正开始从事制衣业。
劳资纠纷 团结获胜
我在香港工作时，有幸得到管工和香港内衣工会的帮助，找到了一份负责拉脚工序的工作，而且香港内衣工会热心地提供了一些裁剪的器具。到了1956年，由于澳门大鹏制衣厂缺乏一群熟练的拉脚工人，管工便带我和其他制衣工人到澳门发展。在澳门，工作环境好了很多，有吃有住，日子过得很开心，但不久后管工便叫我们一起返港了。
返港后不久，有位工友托我回澳门日升制衣厂帮忙，我答应了，于是再次回到澳门。兜兜转转，我也意料不到，这次的回澳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制衣工会39周年活动，萧丽明（二排左五）与工友合影留念
我在日升制衣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厂长对员工开始无理减薪、裁员，工友们不肯让步，纷纷起来抗议厂方的压榨性行为，并选出了七个代表与资方谈判。但厂方不但不理会工友的要求，还开除了这七个工友代表。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厂工友的极大不满，全厂工人停工停产，支持工人代表复工。厂长于是请来黑社会恐吓工友，令这一劳资事件进一步恶化。
那时候，工友们缺乏经验，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我们几经商议。有一次我与其他工友代表到长命桥商议对策，庆幸得知有一名工友的母亲是旅业工会的会员，我们就拜托旅业工会相助。之后又得到工联的协助，工友代表与工联和旅业工会的代表，以制衣工会的身份与厂方谈判。厂长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了劳方的要求，请来香港的厂房老板到澳与工友谈判。工友代表很坦率地将所有事情告诉厂房老板，那个老板倒是很开明，高谈阔论的。
后来工联给予我们一些建议，教我们到当时的市行政局投诉资方的不正当行为，而市行政局亦根据实际情况判资方应负全部责任，最后事情终于完满解决，工友们的团结赢取了自己应有的权利。
联系工友 创立内衣工会
经过这次劳资事件，工友们都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通过工会作为平台，才能争取和保障自身的权益。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工联的协助，1958年11月在工人康乐馆，澳门内衣工会正式成立，我们有了一个为制衣工人谋福利的家。
制衣工会25周年活动，萧丽明在讲话
到了七十年代，欧美各国限制进口配额制度，反而令澳门制衣业得到保障；而且大量的缅甸、泰国华侨来澳，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澳门的制衣业因此得到很大的发展，产品日趋多样化，除了原来生产的恤衫、睡衣裤、西裤及牛仔裤外，还增加了棉织衫、风褛、太空褛等款式。
当时的内衣工会认为要适应行业的发展，更好地团结各厂的工友，于是通过决议，把“澳门内衣工会”正式更名为“澳门制衣工会”。
制衣工会
那次的劳资事件后，我离开了日升制衣厂，转向规模较小的工厂工作。因为我当时有工会背景，所以受到厂方的歧视甚至留难，但是我认为工会工作要坚持。即使在怀孕期间，我也没有忘记工会，时常参与处理会务，日间我要走去各厂联系工友，晚间放工后就回工会处理各项事宜，工会就是我自己的家。
我后来暂时在朋友阿冰的天成制衣厂做指导员工作，儿女就拜托姐姐和婆婆照顾。做了几年后，转去黑沙环的青松工厂做棉织工作，几年后，又转去了德祥制衣厂做棉织工作。在几次的转换工作环境期间，我一直都在每间厂中积极组织工友参与会务，帮助他们处理劳资事件，为工会拓展了很多工作人员，团结了很多工友。
工会成立初期，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在1962年期间，由于内地严重饥荒，很多制衣工人没有工作，工会也沉寂了一段时期。幸好工友们都很热爱工会，经过一番努力和奋斗，1964年，制衣工会再次强盛起来，其他工会的人说我们是“咸鱼返生”。
我们制衣工会曾经数次搬迁。工会成立初期，会址设在新马路1号N三楼；后来由于会员人数逐渐增多，在1966年4月，会址迁往沙梨头海边街17号二楼（即现在的乐诗大厦旁）。汽机工会把二楼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但那里的空间仍然是不够的，只是作暂时的栖身所。
澳门回归日，萧丽明（右三）与友人迎接解放军
到了七十年代，澳门制衣业的发展空前繁盛，工会也累积了很多的会员，会所不敷应用，所以1974年4月，工会迁往比原来大五倍多的海边新街61号（即旧劳校小学分教处）。地方大了很多，我们的班组活动也活跃起来了！一楼有乒乓球室、点心班等，二楼有跳舞室，三楼有基训室、武术班。刚搬入新会所时，适逢德祥制衣厂放九天的长假，很多工友义务地回工会帮忙装修、搬运家什等，好不热闹。
1987年，制衣工会与其他兄弟工会（珠塑工会、樟木杠工会、织造工会、香业工会、手工业工会、鞋业工会）组成“澳门制造业总工会”，会址设在工人康乐馆，而制衣工会已于1986年迁往该处的二楼。后来工人康乐馆因日久失修而成为危楼，制衣工会便迁回了海边新街61号，但我们只能在地下铺位处办公。
因应会务的发展，制衣工会在2005年搬到现在的会所——提督马路45—47号能昌大厦地铺。
一件长工事件
我1998年退休，在工会工作了四十年，担任过不同的工会职务，协助工友解决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种类的劳资事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长工事件。
那是一名工友长期帮雇主签文件的案件。有一次雇主欺骗他，叫他签一份葡文文件，后来雇主不承认这份文件上的签名，控告那名工友私自以他的名义签署文件。工友的同事们因不敢与雇主作对，好些人都不太愿意为那名工友据理力争。
萧丽明的制衣工会会员证
困难中，得到宋玉生先生和制衣工会的帮忙，工友们才敢与雇主对抗，向劳工局投诉雇主的欺骗行为。事后，那名雇主想把事主和协助他的工友全部解雇，而工友们也不再愿意为那名雇主做事。经劳工局与雇主商议后，由雇主赔偿所有被解雇员工的薪酬。
那个雇主最可恶的是，明明清楚要赔偿很多被解雇员工的工资，他却只拿出一张支票，而且还要制衣工会的人到银行兑现给工友们。这种故意为难员工的行为，非常令人讨厌！
虽然我已经退休，但对工会的事务依然牵挂在心，需要我为工会做什么，我也不遗余力。乐于助人，乐于服务社会，是我几十年的人生信念。
（本文选自《行针步线：澳门制衣工人口述历史》，林发钦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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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