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新片《邪不压正》上映了,这是姜文第三部以民国为背景的电影。姜文自己也说过,他喜欢钻研历史,也喜欢将故事放在历史背景之中。但是,姜文所阐述的历史,从不是教科书上的历史。1963年出生,在毛时代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他正是经历了时代巨变的一代人,特殊的出身与之后经历的一系列身份的裂变使得他对主流叙述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他始终对主流叙事抱着一种强烈的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他将这种怀疑贯穿于他的电影中的黑色幽默和各种晦涩的政治隐喻之中,或隐晦或戏谑地表现出了一种对主流叙事的叛离。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展现的青春的躁动与激情是对文革十年浩劫的另类阐述,电影中主角成为革命英雄的幻想和画面中满溢的激扬的青春味显然是对伤痕文学的一次反叛。电影中的主角马小军活得放肆又张扬,当他尚处青春期时,画面是彩色的,一如影片之名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当他经历了时代的巨变,长大成人之后,画面却又变成了黑白,这是主角马小军对青春的怀念,也是姜文这一代大院子弟对逝去的红色青春的追溯与怀念。电影中不断出现的虚与实的交替也寄寓了姜文对时代的痛感与思考, 当一切都变化之后,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真实?如何确定记忆中的东西真实存在过?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而在电影《鬼子来了》之中,姜文又摒弃了毛时代对于人民的无限赞颂,他将影片中的人民的愚昧、自私、懦弱刻画得入木三分,颇有些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这里的愚氓,与主流话语中的人民群众的崇高伟大格格不入,他又一次通过镜头语言完成了一次对主流话语的颠覆。
《鬼子来了》中的村民形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姜文的价值观似乎是割裂的。一方面,他对于青春时期所经历的红色青春岁月有着无尽的怀念,他不相信主流话语书写的历史,始终在思考“为什么一切变成这样了”,试图以解构历史的方式理清历史的脉络。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审视历史的,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他的电影中随处可见对于愚昧的群众的嘲讽,无论是《让子弹飞》里对革命者的号召无动于衷的鹅城人民,还是《邪不压正》里围观行刑,欢呼叫好的看客,无一例外,都是愚民的形象。
这样割裂的价值观也注定使姜文在看待历史时陷入一种无可避免的悲观主义之中,正如他在《让子弹飞》中刻画的那样,人性自私冷漠,愚民无法开化,因此革命注定失败,英雄注定孤独。当理想主义的梦破灭之后,姜文的电影越发呈现出一种否定一切的虚无。因此《一步之遥》变成了一种纯然的嘲讽,这部电影全程充满着的荒唐滑稽的闹剧感也正是他理想破灭之后无从发泄的茫然与愤怒。
《一步之遥》中充满了滑稽的闹剧感
而在《邪不压正》中,虚无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无力感。这是一部正邪对立分明,故事主线清晰的电影。然而,虽然电影名叫邪不压正,但电影中,无论是反派角色朱潜龙和根本一郎,还是正面人物李天然,都表现出了一击即破的脆弱感。朱潜龙和根本一郎外强中干,来时气势汹汹,死时却都荒唐可笑;电影的主角李天然外表凶猛,内心却懦弱茫然,他始终在不停地寻找“爸爸”,寻找一种精神的引导与归宿,他不停地叫嚣着要复仇,但在面对杀父仇人时,也只敢将印章盖在女人屁股上泄愤。
在人物设定上,李天然是个接受过十五年美国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他表现出的阳光活泼与民国的故事背景格格不入,仿佛是一个误穿上民国服饰的现代人。但这似乎就是姜文的用意所在,历史的旧瓶装故事的新酒,李天然的茫然,正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大时代时的惶然无措。
面对茫然,李天然的选择是认“爸爸”,寻找精神上的引路人。他认过代表旧中国道德伦理的师父,也认过代表西方价值观的美国人,最后他认了一心抗日,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蓝青峰。但是蓝青峰也正如他设下的二十年的大局一样经不起推敲,他自称的发动辛亥革命,由黄包车夫组成的特务组织都不过是虚张声势,在日本人的冲击面前全都不堪一击。
李天然人物形象
电影用屋檐将世界隔绝成两个部分,屋檐上是理想主义的纯净世界,人们友好地相互问候,连钱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扔来扔去,而屋檐下则是充满算计和杀伐的现实世界。但是,李天然第一次登上屋檐上的理想世界时,却是在抽了鸦片之后,那么透过他吸毒后迷离的双眼看见的世界到底有几分是虚幻,还剩几分是真实?姜文在创造屋檐上的理想世界的同时,也抽掉了它的现实基础,消弭了这个理想世界的真实性。
而这正是姜文分裂价值观最直观的体现,他一面肯定宏大叙事与理想的纯洁性,期望以少年的力量冲破黑暗,一面又任由自己底色的虚无感消解宏大叙事的真实性,让所有的宏大与崇高都成为了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的注脚。
电影用屋檐将世界一分为二
电影的最后,李天然还是完成了自身的成长。他成功复仇,救下蓝青峰,自己成长为了“爸爸”,“该给自己找个儿子了”。随着两人一起护送抗日名将张自忠安全离开北平,电影又回归到了宏大叙事之中。少年的成长与回归,似乎寄托着姜文的某种希望,只是这希望早已被虚无和无力感透支得并不剩下多少精神力——他始终无法突破自己建立的精神围墙。
其实,姜文所面临的茫然与空虚,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正面临着的。当宏大叙事被消解,理想主义逐渐虚无之后,我们将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说姜文构建的屋檐上的世界是荒诞世界中的空中楼阁,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它打上现实的地基,让它真正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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