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我找不到比喝酒更好的生存之道

官场上，我找不到比喝酒更好的生存之道-激流网《回来吧大叔》剧照

林副行长倒也爽快，有些语无论次地说：“我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接着提了个条件，只要我连喝3杯，就打5折，只用交5万。但不能醉，醉了不算。

在没当办公室主任前，我滴酒不沾。

父亲嗜酒如命，后死于肝癌，母亲就此精神受到刺激，要我万万不能喝酒。可世事难料，因工作需要，我不仅学会了喝酒，而且还把喝酒变成了我的生存之道。

3杯酒让破产管理费打个5折

1997年，我工作的国营小企业因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想找银行贷款渡难关。

多方打听，了解到公司行政主管局的周副局长和银行管信贷的林科长关系甚好，便请他帮忙。在周副局长的引荐下，我们多次上门邀请，几经周折，终于请到了林科长吃饭。

无酒不成席，可偏偏厂长、副厂长和身为办公室主任的我喝酒都不行。我们显得很拘谨，只是小口地饮着，几轮下来，主要是周副局长和银行的客人们在推杯换盏。

这时，林科长过来挨个敬酒，他要将我的杯子倒满，我忙不迭地说：“我不会喝，只能表示下。”

“怎么可能！办公室主任在外是酒瓶子，在内是笔杆子，要不然，你就失职了。”林科长笑着说，不顾我阻挡，硬是给我满上了。

周副局长也有些不满：“事在喝酒中办成，朋友在喝酒中结交。领导敬酒，为表尊重，你得先干为尽。”

我的脸顿时烧了起来：我刚被提拔为主任，自认为充满了上进心，可原来在外人眼里，我是不称职的。企业正处于艰难时期，既然主任有喝酒的职责，那我有什么理由退缩？于是主动端起酒杯：“林科长，小弟才疏学浅，失敬了，我先干为敬。”我一仰脖，喝了，林科长接着也干了。

虽然喉咙火辣辣地难受，但我完全处于无知无畏中：不就是喝酒，又不是索命，今天就一醉方休。就此，我和周副局长成了席上的主力，也成了正副厂长的挡箭牌。酒席结束，别人都醉眼朦胧、颠三倒四地胡侃着，我却还处在亢奋之中。

第一次真正喝酒，就喝了8两。虽然违背了母亲的告诫，但我内心却没有任何愧疚，相反，还有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豪感。我不停地漱口、嚼口香糖，酒气散完才敢回家，深怕露出蛛丝蚂迹，让母亲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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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又多次和经销商、相关单位喝酒，基本都是我挑大梁。我喝酒生猛，是那种“感情深，一口闷”的类型，不喜小斟慢饮，也很少在桌上醉过。不久，我就小有名气。

那时，我们主管局和邻县时常有工作交流，周副局长双拳难抵四手，常叫我去陪酒。和周副局长熟了，话就多了，有事找他帮忙，他都一口应允。周副局长十分认可我在酒桌上的表现，叫我好好工作，有机会就提我当副厂长。

之后我更加努力，只要周副局长需要我陪酒，不管是上班下班、白天晚上，我都在所不辞。

虽然银行输了血，但工厂却没能起死回生。生产经营还是一路下行，产品积压，工人无事常来办公室里闹，或结队去上访告状。一些职工愤愤地说我们把企业吃垮了。

2002年初夏，主管局下达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文件。组织学习后，大部分工人认为与其死守，不如变现大家分了。不然夜长梦多，说不定哪天就被领导们吃光了。最终，大家一致同意企业破产。

要实施破产还需欠贷银行的同意。林科长当时已经升任林副行长，专管不良资产。我找到他，歉意地说，企业破产，该他们的钱没法还了，还请他在同意书上签字盖章。

他倒是不以为然：“我们同意签字盖章，但你们企业必须缴10万元钱的管理费，公事公办，我们会给你们出具抵贷款。”

10万对于要破产的企业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我急忙出来给周副局长打电话——他现在是10多个破产单位清算小组的副组长。周副局长说，这是雁过拔毛，没办法，叫我订个酒席，他把林副行长请出来，再商量商量。我心里虽然不悦，但还是服从命令了。

酒桌上，大家没有谈工作，气氛很轻松。酒到兴奋处，周副局长对林副行长说：“小于企业的管理费减个半，这钱你们也是交国家，少交点，给工人多分点。”

“你们不知道，我们不良资产管理处，来的全是亏损企业，我们员工好久没发福利奖金了。”林副行长虽爱喝酒，但酒量有限，他明显有点喝高了，实话实说。

“破产单位还多，有得是你们发的。”周副局长说。

林副行长倒也爽快，有些语无论次地说：“我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接着提了个条件，只要我连喝3杯，就打5折，但不能醉，醉了不算。

这真是小菜一碟，没等周副局长开口，我就连喝了3杯，然后笑着对林副行长说：“我再喝3杯，你给我们全免了？”

林副行长吃惊看着我——再加3杯就是1斤2两了，可见为了能免掉管理费，我也是豁出去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林副行长醉醺醺地摆摆手，“不行，5万定了。来，大家一起喝个团圆酒，就此打住。”

用黑道治“刁民”的酒友书记

我们这个小县城，一夜之间，除去银行、通讯、电力、自来水、烟草等企业，其余全部实施了破产。

企业破产后，我们两口子就都失业了。端惯了铁饭碗，要自谋职业，很不习惯。我们外出打了两年工，没挣到钱。后来听说开夜市赚钱，又回来开了几年小火锅，但也仅够养家糊口。工作日夜颠倒，人很累，孩子高中成绩不好，老婆不得不去陪读。

关了小店，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有去打工。可失业的人多，找个工作不容易，找个称心的更难。我给周副局长打电话，还请他帮下忙。他爽快地答应了——现在他任安监局副局长。不久，我就进了一家我们县城的大私企，任办公室副主任。

2012年4月，我们企业的煤矿和当地村民起了纠纷，村民说，煤矿污染了村里的饮用水源，要求企业新找水源，并给每家接上自来水管。

这事事关重大，我们请环保局去取样调查，但化验结果却显示符合饮用水标准。村民没达目的，在几个带头人的煽动下，联合起来，挖断了煤矿进出村的唯一一条公路。

老板请来煤矿所属乡的书记等领导吃饭，协商解决方案，我去作陪。席上，乡委书记交代综合治理办的陈副书记全权处理，企业这边交由我负责。

乡委书记介绍，陈副书记很能喝酒，还没遇见过对手。老板也不示弱地说我能喝，“久经沙场，从没醉过。”

既然半斤八两，棋逢对手，大家起哄要我俩展示一下。

于是，我们将二两的杯子满起，我顺时针走一圈，敬在座的七位。我一口闷，他们随意喝；他逆时针走了一圈，方法相同。我们一轮走完，拿着空酒杯相遇，微笑地看着对方，同时问道：“还喝吗？”看对方意犹未尽，我们两人脱口而出：“将进酒，杯莫停。”

我们和村委一起找到村民代表，陈副书记对他们的要求予以批评，但为平息事端，事前陈副书记就和老板商量，安装水管的费用，村民、村委、企业各承担三分之一。乡政府督促，村委落实，村民代表监督完成，并要求村民立即恢复公路，村民代表口头表示答应。

看着事情顺利解决，吃饭时，我高兴地问陈副书记喝酒不，陈副书记答：“你喝我就陪。”

“我陪你，你是领导。”我诙谐地说，“你喝是为了取乐，我喝是迫于生计。”

“我喝是为了方便上进，也是为了生活。此时不需要上进。”陈副书记自嘲地答。

“那就免了，吃饭。”我们边吃边聊，发现有共同的爱好，对一些事的看法也是大同小异，就此成了无话不说的哥们儿。

人到中年，我早就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母亲知道我的工作离不开酒，每每我应酬完到家，都要给我送上一碗保胃养肝的醒酒汤。我非常惭愧，可不喝酒，却又找不出更好的生存之道。

陈副书记是部队干部转业，在官场打拼多年，只会低头拉车，不善抬头看路，最近两年才得到升迁。他不喝酒，是知道有害无益，为了身体，不想作无谓消耗。

此后，我俩常在一块吃饭，公费私费都没再喝过一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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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公路事情并没有彻底解决。村民代表口头答应后不久，就组织了几十人去县信访办，说我们对水的化验是假的，不同意公路通行。

村委无法解决，我和陈副书记只好挨个上门做工作。农户分散，有的住家相隔十多里。陈副书记在边疆当兵蹲猫耳洞时，患了严重的关节炎，阴雨天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上山下山很是吃力。但每到一家，他们不是互相推诿，就是避而不见，非要企业无偿装水管。

见解决无望，陈副书记和我找到乡派出所，请他们出面处理。所长听了情况后，说：“公路是村民自己出工出钱修的，他们有权阻断通行。”

“可我们企业每年都给了公路养护费的。”我说。

陈副书记也跟着说：“这是无理取闹，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你们有权抓人治安拘留。”

所长却说：“只能调解，没法抓人。现在正在大力整顿干警作风，谁敢去撞枪口？再说，这是村民自治的事，你应该比我懂，应由你们处理。”

陈副书记和所长激烈地争论起来，我看没希望，就把陈副书记拉走了。他愤愤地说：“这纯粹就是懒政、不作为！”

我把情况向老板汇报后，老板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叫我写份情况汇报，分别送到公安和“四大家”（人大，政协，县府，县委），呼吁他们出面处理。最后县里还是批复给了乡政府，要他们负责解决，依旧交由陈副书记负责。

在和村民代表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几次无果谈判后，大家都没了耐心。一到下午，乡政府基本都是人去楼空，美其名曰下村去了，实则都回了城。陈副书记无奈地说：“我们乡现在既无工业，又不干农业，抓点经济发展，都是开大会、喊口号、写标语，成绩出在文字里。领导三五年一调换，有本事的进城了，没本事的就混着，谁也不想认真管理得罪人，干实事的越来越少了。”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煤矿里的煤炭堆积如山，与用煤单位签订的供销合同也无法兑现，只好停工。正值夏季，如遇暴雨，煤炭将随山洪直泄而下。老板着急，心里还憋着一口恶气。这种敲竹杠的情况，已变着花样地发生了几次，修蓄水池，修公路，都是企业妥协为主。企业为搞好关系，还时不时对村民搞些慈善活动。

陈副书记显然也沉不住气了，狠狠地对老板说：“花点钱，白道不通，走黑道，以毒攻毒！”老板也横了心，决定铤而走险。

煤矿寻了个借口，说运煤司机拉不了煤，断了生计，自发组织起一帮人，在一个晚上，洗劫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家，砸了家什，打断了带头人的手脚。

事后公安介入，打人者四散躲避。企业推了主要责任，伤者住院治疗、赔偿补偿的钱款，都是企业出。没了带头人，村民一哄而散。煤矿花了钱，也扬了威。

官场“酒神”李局长

打人事件闹得满城风雨，伤者家属四处告状。公安局李局长和老板是老熟人，在李局长的斡旋下，最后抓了两个打人者拘留才算平息。

2013年春节后，为感谢公安局的“酌情处理”，老板请李局长吃饭，我作陪。李局长又安排了煤矿所在地的乡派出所和局领导一同参加。李局长在本地很有名气。他调来之前，我们县公安局在群众中印象极差，他来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对内，调整领导班子，竞聘上岗，严肃组织纪律；对外，亲自挂帅，接连破了几起受群众关注的大案。不到三年，公安局的形象就得到了扭转。

李局长喝酒豪爽，在官场被喻为“酒神”，说话也不带官腔官调，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上来就说：“第一杯酒，我先干了，你们表示下。”说完和大家碰了杯，自己干了。接着又倒满酒，说：“这杯酒敬企业的朋友。我们是为企业保驾护航的，但也请企业谅解我们工作的特殊性。我干了，你们派个代表陪我，其他人随意。”

老板望了我一眼，我起身和李局长碰了杯，干了。李局长又主动和我喝，我谨慎地喝了几杯——头次照面，不了解他的个性，我只能见机行事。见我能喝，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老弟，有酒量。”

酒过几巡，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占了上风。看着我们溃不成军，老板不服气，对李局长说：“下回我们找几个喝酒的，专门比赛。”

劳动节后，公安局决定建立见义勇为基金。基金成立大会邀请了几十家本地知名私企参加，我们是其中之一。

老板知道，去了肯定要捐钱。以他和李局长的关系，怕李局长会点名叫他带头表态，就叫我去静观其变——捐少了，李局长不满意；捐多了，别的企业可能没实力或不愿意。

果然，会上一说到捐款，大家就都沉默了。李局长用眼光扫了一下场上的每个人，要求企业挨个表态。他先点了煤协副会长张总的名，张总说了几句支持的话，表示愿意捐十万元，以后企业效益好再捐。接着，后面的人基本都按这个标准捐。

轮到我时，我说：“我们捐20万，之后每年再捐5万以上。”——这些都是我打电话将情况反映给老板后，老板决定的。

晚上公安局请客，老板也来了，我们被安排和李局长坐在一桌。李局长对老板说：“你们大企业就是好样的，我先敬一杯，感谢支持。”我们端起二两多的杯子，碰了杯，一饮而尽。

“头次看你酒量就不错，这次我们好好喝喝。”李局长边倒酒边对我说，“来，我们先干三杯，我还要去别的席敬酒。”没等我说话，他命令式地和我连喝了三杯。

我因接连十多天陪酒，肠胃炎犯了，所以与其他人碰完杯，都只是礼节性的小口表示——我要保留实力，等李局长返回后再喝。

李局长敬完酒落座后，我看出他已有醉意，心中窃喜，决定主动出击：“李局，你先敬了我三杯，现在我也敬你三杯，代表企业、老板、我个人，感谢你的关照。”话音刚落，其他老板纷纷围过来看热闹——这是个推销自己的机会，我想趁此表现一下，挣点名声。

众目睽睽下，李局长岂能示弱，我们接连喝了两杯。他动作拖泥带水，没了之前的干脆利落。到了第三杯，李局长的下属坚决不准他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