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应届高考考生，他叫小明，在广州生活了18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是广州人还是福建人？
下面就由小明自己讲述他的故事吧：
2017年6月9日
高考终于结束了！
有时我会想，能走到今天似乎全靠运气，和家人的牺牲。而我那些“不走运”的同伴，现在都去哪了？
1999年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广州出生了。
我出生的前一年，我的爸爸妈妈从福建来到广州，替开茶叶铺的老乡打工。
因为幼儿园的学费很贵，我没上过幼儿园，大我两岁的姐姐带着我在店铺附近玩耍，我们的玩伴大多是同乡，可能是语言不同，本地的孩子都不和我们玩。
2004年
5岁那年，姐姐突然“不见了”。
妈妈说，那是因为姐姐长大了，要上学。
我知道什么是上学，邻居的女儿和姐姐一样大，她也上学了，学校就在对面街，校门口挂了很多金色的牌子。但邻居的女儿每天都回家，为什么姐姐上了学就不回家了？
第二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到福建老家，原来姐姐住到了福建的姑姑家，老家的村里没有学校，姐姐每天要走一小时的土路到镇里上学。
我知道，明年我也要上学了，想让姐姐带我到学校里看看，但她突然哭出来了。
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籍，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会回乡上学，随着大城市入学政策的收紧，这类儿童的比例也随之增加。
“回流儿童”主要指曾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在大城市读过书，最终却不得不返乡的留守儿童，其中不乏部分“第二代的流动儿童”。此前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曾指出，该部分儿童比例已由2010年的35%上升至2013年的58%。（财新网，2017）
年初六，姐姐没有和我们一起回广州，这个春节之后，附近店铺的几个女孩都不见了，大人说，她们该回去读书了。
2005年
我开始害怕上学，因为不想回老家，不想离开爸爸妈妈。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像邻家的姐姐一样，在对面街的学校念书？爸爸说，我们没有户口，不能读公办学校。之后他又补了一句“也许差的学校可以进”。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户口”这个东西，接下来的几个月，赞助费、借读费、户口成了我家唯一的话题。
新闻上，人大代表说外来人口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政府应该把他们子女教育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取消借读费，解决其子女入学问题。
从来不看新闻的爸妈，忽然屯起了这些新闻剪报，他们开始带着我和这些报纸到处找学校，没户口的学生想读公立学校，需要额外给学校交赞助费和借读费，最普通的学校赞助费要2000元，好一些的学校则要5000元，甚至一两万元，而借读费是每学期500元，这还未算书本费、杂费。
2005年新闻截图
那一年，广州月平均工资是2820元，而我们家每个月的收入只有3000元。
爸妈决定让我留在广州读书时，已经错过了许多公立学校的招生时间，不少学校的借读生名额都满了。后来，有一个老乡给我们介绍了中介，他说只要给他5000元中介费，就能让我进到附近一所不错的学校，还不用交赞助费。
结果，中介把钱骗走了，而我到了一间离家很远的民办学校，每学期算上住宿费要花4000-5000元。
广东是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6学年度，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1530万人，非户籍义务教育学生179.87万人，占11.7%。2005年，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的非户籍学生人数为32万人，到了2015年，这类学生人数已达到60.13万人。
但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并不高，根据广州市教育局统计，2003年时，约有30%的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到了2015年，该比例上升至42.33%。（资料整合自羊城晚报、《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
目前，广州已禁止学校收取赞助费，正在推行“积分入学”政策解决流动儿童难上公立学校的问题——家长通过积分排位的办法，排前者能入读公立学校，待遇和本地生一致。积分入学规定由各区制定，家长需要满足规定的社保缴纳年限、住址、相关证件办理等要求，而家长的学历等指标都会是相关加分项。
2005年-2010年
在寄宿学校，每个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回校，虽然见到爸妈的时间并不多——他们周末都在店铺工作。但因为有很多同学一起玩，我很快适应了。
学校里的老师很少，数学老师也是体育老师，语文老师一个人上了三种不同的课，有时在学期的中间，老师就突然不见了。三年级时，一个学期换了三个英语老师。
班里的同学也越来越少，一年级时，我们班有50个学生，到了五年级，我们班只剩下30个学生，当然也有新来的转校生，但像我这样从一年级读到五年级的，只有12、13个。学校也设了初中班，但只有初一和初二，每个班都只有15个学生左右。
同学离开时，我们都留了地址，约定了要互相通信，有些同学转回了老家的学校，有些则跟着父母搬迁到别的城市，我同学录的地址里，有很多我从未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尽管留了地址，一两年后能保持联络的朋友却一个也没有，我也再没见过他们。
妇联在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城乡流动儿童在户口登记地以外地区“流动”时间平均为3.74年。
7-14岁流动儿童中约1/3流动时间在6年以上。0-6岁流动儿童在外流动的平均年数占他们年龄数的比例高于50%，说明这些儿童自出生以来有一半时间在现住地居住。0-14岁的流动儿童平均外出流动的时间随年龄而增长，15-17岁流动儿童的平均流动时间下滑，大龄流动儿童外出流动时间相对较短。
2010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状况分析 ——基于我国10个城市的调查》（包括北上广等10个全国主要的人口流入城市），调查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更倾向于让子女入读公立学校，但入学手续繁杂和赞助费高成了主要障碍。
2010年
在老家读初二的姐姐辍学了，她回到了广州打工，进了一家制衣厂。
其实在姐姐小学三年级时，爸妈又把她接回了广州，进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这间学校的条件很简陋，并不比老家的学校好，但姐姐一直无法适应家乡的生活，也不喜欢寄居在亲戚家，回广州令她很开心。
然而，小学毕业后，姐姐再次被送回老家，这次她读了一所寄宿中学，因为离家太远，她是学校里少数几个周末也留校的学生。
我感觉到，姐姐不喜欢我——她觉得爸妈偏心，更加疼我。
公益组织歌路营在2016年发布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中显示，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存在抑郁风险高、校园霸凌普遍、阅读能力滞后及留级率高的问题。
报告指出，城市回流的留守儿童，其问题比一般意义上的留守儿童更严重。研究者的分析结果显示，回流似乎会增加儿童的抑郁风险，降低其自尊水平和抗逆力水平，并且在校园霸凌中，更大可能成为受害者和欺负-受害者。另外，对阅读能力也有比较显著的负面影响；在留级的问题上，回流儿童留级的比率(22.8%)显著高于一般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很显然，在寄宿制学校中的回流儿童是农村留守儿童中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2011年
小学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在年级都排前10名，但只有排第一和第二的学生才能被推荐到公立初中。
小强是我们班的同学，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和同乡，我们约好回老家读书的话，就去报同一间学校，甚至到网吧去搜老家有哪些好学校。
不过，爸妈害怕我像姐姐一样，回老家后会成绩下降，甚至辍学。他们为我选了一间口碑不错的民办初中，代价是每个学期1万多元的学费。
最后，小强还是回到了老家。初一的暑假，小强回广州了，他说老家的学校教学进度太慢了，很多同学初一才开始学英语，有些成绩好又有关系的同学，会转学到市里更好的学校，他也想转学，但没有门路。
第二年，小强的家人去了深圳打工，我再没见过他了。
2014年
我初中毕业那年，正好是广州异地中考开放的第一年。
2014年至2016年是广州异地中考政策三年过渡期，期间非本地户籍考生只需要满足连续三年的广州学籍，即可在中考报考本地高中，但在招生中各校招收外地生的比例为招生计划的8%，即假设一所公办学校今年有1000个招生计划，最多可招80个外地生。
2017年广州异地中考正式实施后，考生报考条件有增加，需要其父母缴纳三年社保、有三年稳定住址、三年稳定职业，同时考生有完整三年学籍。而8%的招生比例并未有修改。（资料整理自广州中考网）
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数没有户口，大家自然很高兴，但老师也不熟悉政策和学校，很多同学填志愿时都“糊里糊涂”。
出成绩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没户口的借读生和有户口的本地生，有不一样的录取标准，借读生的分数线普遍高于本地生，有的学校高五、六分，有的则高出了五六十分。
2014年广州市中考第一批录取分数截图，南海中学的借读生（非本地户籍）录取分数线比户籍生高出53分
有的同学为了保险填了一所往年分数不高普通高中，但因为填报的借读生太多了，这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跟着涨，他们原本可以考进更好的学校，却因为填志愿者的“保险”而考不上高中，这种学校本地生的分数线则低得多。
有惊无险，我还是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公立高中。
2014年-2017年
读上高中后，爸妈对我的前程可谓充满了信心，他们觉得我会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们学校大多数学生都是本地生，但我的班上却主要是借读生，不知道是不是学校故意安排，但我们也没觉得自己和本地生有什么不同。
那时候，广东已经说了很久会放开异地高考，但根据日程表，要等到2016年才正式放开，班上有两个同学的家长，担心政策有变数，高一下学期就转回老家读书了。
高二时，大多数选择留下等政策放开的家长都觉得“没押错”，真的有了第一批异地高考的学生。但很快新问题又来了，学校通知要交材料时，很多人那时才知道，异地高考是有条件的——需要父母一方连续三年在广州购买社保。
又有四个同学，因为父母社保年限不够，匆匆转学回户籍地了。这些转走的同学，家境都和我相近，父母是收入拮据的外来工，在私人店铺或不规范的工厂打工，好一点的是个人体户，不懂高考政策也不懂社保。
也许是好运气，几年前我妈妈在朋友介绍下转了工作，新单位有购买社保的要求，她就这样满足了要求。
我同桌阿辉的父母也没达到社保要求——差了三个月，老师都建议他回老家高考，但他觉得回去考太亏了：老家的高考竞争比广州要激烈，而且他想考广州本地的大学。最后，阿辉决定留级再读一年，等明年在广州高考。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喊楼”的传统环节，学弟学妹会对高三级喊加油的说话，高三的学生也会“对喊”。那天下午，我们全班同学都到走廊去“喊楼”，只有阿辉一个人留在了教室，他在低头做题。
回到教室时，阿辉已经走了。
2016年开始，广东全面放开异地高考，但非户籍考生依然需要满足这些条件：父母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持有广东省居住证、在广东省参加社保累计三年以上，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并且具有父母就业所在城市的高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资料整理自《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
根据新闻报道，2017年，广东省高考考生报考总人数为73.3万人，其中符合报考条件的非户籍考生约9500人，而全省高三在读的非户籍学生人数为12958人。根据公示文件，今年广州市参加高考的非户籍考生为1860人。
各位读者，小明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的经历由流动儿童的质性研究报告、新闻报道以及笔者访谈的真实故事中提取出来。
小明的姐姐、同学的经历，从流动儿童变成留守儿童、无法入读公立学校、不得不回乡读书、辍学打工等情况，正是一大批流动儿童正在经历的真实人生。
统计数据显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两个群体的人数已达1亿人左右，他们面临的教育问题远远不止于入学和升学的机制性歧视。但当我们认为高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机制时，是否该思考这机制背后的歧视和不公？
参考资料：《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财新网、广州中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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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田。来源：NGOCN君。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