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法国几乎成了各种政体的试验场，大革命的余波不断震荡着生成变化的近代法国社会各阶级，从而让“教会的长女”成为全欧洲的革命中心。19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成为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激进的革命高潮，此后法国进入稳定执政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民对巴黎公社抱有复杂的情感，公社被血腥镇压后曾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进入历史教科书，其革命行动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抨击，被认为是疯狂和暴行的代名词；直到2016年11月29日，国民议会才签署决议，“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
对于巴黎公社的评价一直呈现两极分化，左翼人士热烈赞扬，右翼人士则常常批评革命的激进和恐怖。不论左右，我们在评判一次政治运动时，常常不自觉地开启后运动时代的上帝视角，截取成功或失败的结果、盲目混乱的片面印象作马后炮式的审判，却难以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的具体历史处境，从而难以理解和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之下的行动逻辑，也就难以运用革命的历史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这正是我们需要超越的地方。不是仅仅满足于从当下政治情境出发、用当代政治话语阐释完成形态的历史结果，而是抛弃一切带有时代烙印的盖棺定论，回溯巴黎公社时期的几次形势变化，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革命浪潮尚未普遍开展的彼时欧洲，巴黎的自发性抗争高潮却能促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巴黎公社史前史：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时代（1852-1870）
巴黎公社的革命条件是在短短几个月内急剧促成的，而其赖以成长的土壤则是早先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耕耘的结果，第二帝国时代生成的阶级力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既提供了革命的温床也构成了革命的内在祸患。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二十年来法国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封建小农仍占多数、专制官僚腐败膨胀，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但第二帝国的法国是金融贵族和工业巨头的法国，对于中小资产者和无产者来说增长的代价是高昂的。1860年英法签订自由贸易商约，英国廉价工业品迅速占领法国市场，损害中小资本家的利益；土地兼并造成400万农民失去土地，农民赋税从7亿法郎增至12亿法郎；1853年-1857年物价上涨了60%-70%，而工人工资之只增长20%-30%。3500万法国人口中失业半失业人口有500万之多，巴黎一地的小资产阶级有3/4濒临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蚕食社会利益的军事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并连年对外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侵华战争、远征墨西哥等侵略扩张。
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工人纷纷发起对路易·波拿巴政策的抗议。二十多年工业的迅速发展，让工人数量从100多万上升到300多万，1869年巴黎工人产生了自己的组织——巴黎工会联合会，工人们在立法团选举、出兵意大利等问题上纷纷发起抵制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巴黎一地的工人以手工业工人为主，因此带有较强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倾向。同时以梯也尔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也常常抨击政府，提出民主改革的纲领和呼吁。
帝国统治无法满足不断壮大的工人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路易·波拿巴在发动普法战争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说共和派、保皇派、工人组织三股政治势力在帝制时期还能有勉强的相互妥协，那么到色当一役皇帝战败投降的时候，角逐的几方已经失去了继续蛰伏的理由。
旧的秩序崩溃了，新的秩序还没有确立起来，他们不得不为了自己背后的阶级利益再次拿起武器，在客观上延续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的革命传统。没有什么是一场革命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革命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乃是因为革命形势仍然存在；19世纪的法国政体本就不稳固，一旦社会各阶级矛盾激化，上层建筑便免不了再次接受改造的命运。
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和阶级矛盾的激烈化勾勒出1870年法国的社会背景，共和派、保皇派和工人组织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金融寡头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小市民逐渐被团结在工人周围，因此在下文不再专门提到）构成当时基本的阶级图谱，其中保皇派已经行将就木，共和派正在崛起，而工人力量在自发成长的同时带有许多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不成熟因素。普法战争一声枪响，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帝国战败，重启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革命浪潮。
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政治对峙的临时政府时期（1870.9.4-1871.3 .18）
第一阶段
9月2日，皇帝投降，法国人民对波拿巴家族的政治幻想正式破产。9月4日，愤怒的巴黎人民举行起义，起义的面目首先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出现，工人和市民要求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当天共和派和少部分保皇派以和解的面目出现，共同成立临时政府（称为国防政府），而自发起义的工人既没有成熟的政治组织又没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便承认了临时政府的存在；但他们仅在国防意义上承认这个新政权，并保留着斗争的权利。
有保留地承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是巴黎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第二阶段
9月4日当晚，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和巴黎工会联合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临时政府内务部长法夫尔，要求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城市自治机关——公社，但遭到拒绝。另一方面，临时政府在第二天委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市长、区长等职位，以填补巴黎的政治真空，进一步渗透和确立临时政府的统治权力。
工人们大失所望，随即在巴黎20个区都选举区警备委员会，各区派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并要求建立工人武装以作为对临时政府的回应。区警备委员会负责监督临时政府，处理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等事务，而中央委员会负责处理重大问题，总的来说对临时政府起到监督和补充的作用。而工人武装主要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框架内运作，即由工人组成国民自卫军的新营以扩充国防力量。
临时政府迫于压力同意工人武装自己的要求，但限制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组织活动。比如对新营士兵只发旧枪不发新式武器，在9月30日还下令停止再建新营。
在政局尚不稳定的9月份，各派势力都在重整和扩充由于专制统治和战争受到打击的力量。元气大伤的保皇派此时只能选择和共和派合作，他们利用旧有政治资本迅速掌握国家机器，共同维护资产阶级一方的利益。两派妥协而得的临时政府由此兼具激进和保守属性，并在逐渐组织起来的工人面前日益倾向于保守。而工人方面将小市民阶层吸纳进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整合得尤其迅速；战前被迫害的工人领袖开始活动起来，战时被破坏的工人组织此时也以更大规模发展起来。
不过在工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存在着区分不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临时政府抱有强烈幻想的问题，比如布朗基派的声明中号召工人“建议无条件地对临时政府给以最坚决最充分的支持，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共和国”。这些不成熟的思想或明或暗一直存在在巴黎公社前后的时期，持续影响着工人们的行动。
到9月18日普鲁士军围城时，巴黎工人慢慢建立起足以和临时政府对峙的政治组织，这是他们在革命后的第二次重大选择。
第三阶段
围城开始后的九月下旬和十月是临时政府和“20区中央委员会”矛盾迅速激化的时期。普鲁士大兵压境，民族矛盾的激化促使工人、临时政府的态度做出相反的转向。工人们在抵御外侮方面显得坚决彻底：中央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在普军占领法国领土时不能与之议和、实行普遍征兵等，几乎所有工人都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集资铸造大炮，旅居巴黎的波兰人和比利时人也组成军团共同作战，在普军占领区还出现义勇军或侦察队等自发抗敌活动。而临时政府的立场越加向保皇派靠拢：它派遣法夫尔与普鲁士秘密议和；派梯也尔游说英俄等国，以废除共和国、恢复王朝为交换条件请求出面调解；对内拒绝工人和市民的要求，扩大警察队伍而克扣国民自卫军薪饷，增强区长权力以加强统治。
如同19世纪所有欧洲国家发生的民主革命中的情况那样，越是底层的工人阶级越是富有斗争性和坚决性，而资产阶级在革命进行到一半时常常动摇和妥协。这既是因为一贫如洗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财产的顾虑，也是因为金融贵族和工业寡头更容易向“本是同根生”的资产阶级做些许让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批评到：“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让工人们意识到，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似乎正在走向背离革命、背离民族利益的道路。他们于10月初举行了2次示威以抗议临时政府内政外交的政策，但临时政府仍然拒绝诉求并试图镇压。临时政府与底层工人的矛盾愈演愈烈，越来越多人放弃了对现政权的期望转而反对。10月31日，17万法军镇守的麦茨要塞投降的消息点燃了巴黎人民对现政权的不满，中央委员会当即推翻政府，国民自卫军逮捕政府成员并组成以布朗基为首的民众救亡委员会。
临时政府答应辞职，允许在第二天选举新政权——公社，于是工人们便放松了对旧政府人员的控制。第二天凌晨保皇派将军特罗胥被叛徒放走，随即调集军队镇压起义，将巴黎的权力又重新收归临时政府。
内部矛盾激化下，巴黎工人的自发性抗议于10月31日形成高潮，促成了一次不成熟的起义，这是他们在革命后的第三次重大选择。
第四阶段
10月末的起义暴露出工人们组织程度和政治意识的薄弱，即便在短期内促成了革命形势却自发地流失了革命机会。虽然起义被镇压后高潮褪去，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在现实的教育下工人组织与临时政府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越来越从一种可能性被接受为一种必要性。在此之前，“20区中央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抗议都是“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1月22日，布朗基主义者领导新一次起义，被早有准备的临时政府镇压，局势更加紧张起来。
1月28日，临时政府签订临时停战协定，宣布法国投降。2月份选举出保皇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新议会决定迁到凡尔赛，并任命梯也尔为新首相，他组成的新政权即凡尔赛政府。
2月19日，在议会和政府准备撤出巴黎的政治环境下，“20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权，推翻这个统治阶层，并使劳动人民获得政权”。2月末大部分国民自卫军组成“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渐渐脱离政府控制。
2月26日梯也尔签订条件极其苛刻的和约，规定法国交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法国未付清赔款前普军继续占领法国领土等等。再加上政府取消国民自卫军薪饷、强令两周内清偿债务票据、封锁进步报刊等，工人们大为不满。
3月10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达成协议，随即改选军官，将整个国民自卫军正式纳入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在此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为巴黎公社时期的政治领导者，与凡尔赛政府分庭抗礼。
3月17日政府逮捕布朗基，矛盾一触即发。
3月18日凌晨亲政府的军队突袭巴黎蒙马特尔高地，被市民们发现和包围，因士兵倒戈而失败。随后中央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宣布巴黎起义，起义的国民自卫军迅速击溃政府军，当晚即占领所有政府机关，而梯也尔等大批政府官员被迫逃往凡尔赛。
至此，巴黎公社的革命准备宣告成功，经过10天左右的选举过渡期，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民主革命向封建势力妥协后，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巴黎工人的第四次重大选择，正是这四次行动最终促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潮。
可以看出，半年来工人们与政府的矛盾愈演愈烈互相加强，到最后两个月他们的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临时政府对内逐渐专制，限制市民武装、加速市民在战争中破产、镇压抗议声音；对外逐渐妥协丧权，寻求外国封建势力支持、答应苛刻条约甚至答应恢复帝制，政府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因而也丧失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合法性。
昙花一现的政权：战斗至死的巴黎公社（1971.3.18-1971.5.28）
巴黎公社作为第一次工人领导的成功起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全欧洲范围内是一个莫大的震动，以至于全欧洲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都不允许它的存在。但巴黎工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捍卫革命成果的艰巨程度和更宏大的历史使命，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巴黎当地，并且对政府当局相对宽容甚至抱有和解幻想，最终这个从资产阶级革命窜出的火苗被整个欧洲的力量迅速扑灭。
巴黎工人花了很多时间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改善民生权益，比如取消高官厚禄，官员薪资不高于熟练工人；取消常备军而建立全民武装；国家机关集行政与立法为一体，并可以随时撤换工作人员；工厂制度方面取消面包工人夜班制，选举工人代表参与管理；废除战时房租并延长债务支付期限，改善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境地；改善物资供应，拨专款补助困难家庭；等等。这些都是革命应有之意，在历史中留下了难得的探索经验，也在后世一直为左翼思想家所称道。
但是如前文所述，巴黎工人中顽强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占据主流思想的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构成了这个工人政权的内在缺陷，使得他们在革命策略、对待旧政权态度等方面长期存在不彻底性，没能将工人高度的自发性转化为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主流声音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而不是战争问题，急于将权力移交公社，错失进军最佳时机；反对继续进行国内战争，认为没有必要立即推翻凡尔赛政府，放任旧政府官员逃往凡尔赛整合力量；相信普鲁士宣称的中立地位，相信美国、普鲁士等国的“调解”，以至于在国际环境中陷于被动；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财产，使得公社自己经济困难时银行仍在向凡尔赛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没有发动起外省和农民，战斗陷于孤立；等等。在5月份内战趋于白热化时，公社却依然警惕性不高，并且内部分歧不断。5月16日蒲鲁东派登报声明退出公社，布朗基派则趁机撤换重要岗位人员；公社在5月21日星期日甚至举行盛大的游艺会，而政府军趁防线放松时一举攻入巴黎市内，“巴黎流血周”由此开始。
5月22日，已有约10万政府军进入巴黎；在一周的激烈巷战后，5月28日公社街垒全部陷落。随之而来的是血腥镇压，政府军前后一共屠杀3万人，逮捕5万人，梯也尔说道：“巴黎遍地堆满了尸骨。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权失败，但它不是怯懦地待宰，而是战斗至死。
今天我们该如何严肃地对待巴黎公社这场运动或者说这场革命？有些人并不爱用革命这个词，在他们的记忆中革命总是和悲剧联系在一起，回忆录中满满都是战乱、屠杀、血色恐怖。但我们要说，革命并不是悲剧的原因而通常是悲剧的结果，是长期以来积攒的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革命的悲剧通常不在于成功发动，而在于遭到失败（被镇压或者走向自己的反面）。巴黎公社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宽容并没有换得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的宽容，运动失败后的屠杀悲剧在全欧洲都骇人听闻。“不自由，毋宁死“，如果因为惧怕激烈的暴力冲突就放弃反抗的权利，放弃追求自由和尊严的权利，那么无异于放任剥削阶级使用暴力的权力，默认剥削阶级有蹂躏自己的自由。
革命是群众抗争的特殊形式，究其本质还是属于反抗的一种，我们并不需要为其涂抹上神秘的色彩。每一场革命之前必定有各种或激进或温和的反抗，巴黎公社之前工人们自发请愿、罢工、驱逐官吏，但每一次反抗都面临着被镇压或者激烈化的选择，于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抗争运动日益激进化，日益往全面对抗的方向进发，终于抗争的积极分子质变为革命的积极分子，抗争的群众质变为革命群众——革命既成为抗争运动的突变节点，逻辑上又是抗争运动的自然延续。
巴黎公社的革命运动是个不成熟的果子，但巴黎人民终究吞下了它连同它的代价，因为饥饿的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是的，公社革命的发动并不是主观上“应不应该”，而是由诸多历史偶然性串联、由各方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即矛盾发展到那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并不为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的主观意志决定。整个运动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当某一方的提议无法回应巴黎人民的需要时，群众将果断驳回；各种思潮在革命时期接受检验，群众将自己学着选择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
历史行进到1871年，工人和市民已经被战争和专制统治压迫到极限，民主、自由的信条一次次被背弃和镇压，继续顺从的结果是破产、饥饿和流离失所；如果我们承认反抗的合理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民主革命的继续，那么就需要承认群众的反抗有朝一日可能面临革命与被镇压的选择，也即革命形势到来的可能性。巴黎公社的失败，并不是由于革命的原罪，而是由于革命经验、革命道路、革命组织的不够彻底不够成熟，如果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放弃回应工人和市民的需要，那么无异于在镇压的悲剧面前束手就擒，延长压迫的锁链。
“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雷电的力量在被人类掌握之前充满着盲目和自发，充满着神秘和破坏性的力量；但当它一旦为人类所掌握，就从“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成为工业革命的引擎。革命是人类解放的工具，是可以被无产阶级学习和掌握的，它的破坏性和恐怖感来源于其盲目性和自发性，所以也可以通过工人阶级一次次的自觉实践来逐渐消除。今天我们回顾巴黎公社的历史，绝不是为了“告别革命”，而是为了思考在革命之前，怎么样让果子更成熟一些、更能够下咽。
参考资料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
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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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普罗米修斯基。来源：思行学社。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