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当今社会阶级鸿沟越来越大，一个普通人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从下层社会走到上层社会的道路越来越窄，这为传销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土壤。与其在阶层分化的社会中苦苦挣扎，不如去创造一个平等的新社会。
2013年9月，我进入堂弟刘建辉所在的传销组织，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天左右，近距离观察和体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郑州的一处公园内，传销人员刘伟（右一）与刘广（前排）以及他的助手同时竖起大拇指合影。
堂弟初中毕业后在宁波的制衣厂打工。2010年，他去劝说身陷传销组织的亲哥哥回家，反而被哥哥刘亚东说服加入了传销组织。
他们所在的传销组织当时有2000-3000人，大部分都是我的老乡，甚至很多都是同村人、同族人。确定他们对我没有威胁后，2013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郑州拜访了我的堂弟。
图为堂弟（左一）与他的“生意伙伴”刘广。刘广也是我们村的人，他的父亲是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之一，全家人都在这里。
当天晚上，我和堂弟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在房间里聊天时，忽然听到楼下传来打闹的声音。我从窗户往外看，发现一群人在群殴两个人，我拍下了整个过程，并到楼下查看被打人的伤势。堂弟和他的伙伴提醒我下楼去很危险，说他们从来不参与当地人的事务，不与当地人打交道，这是他们“生意”的首要准则之一。
堂弟居住的小区位于郑东新区，这里有十三个巨大的拆迁小区，每个小区都住着他们的“生意伙伴”。我去过几个小区，门口的布告栏上贴着很多招租广告。传销组织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发展当地人，都是异地发展，我猜测是因为本地人关系复杂，难以控制。
在小区的街道上，我竟然偶遇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初中同学，他也加入了该传销组织。
我们的家族在老家是一个大家族，家族成员数量较多，而我又是少数几个“读过书的人”，堂弟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组织，然后把家族里的成员也介绍进来。
2013年9月，我再次受堂弟的邀请进入他们的团队参观。我想了解传销组织的具体运作情况，他们也希望我能够记录下他们在辉煌腾达前夜的状态。
图为堂弟站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前挥着双拳留影，显示他在“生意”上的决心。
堂弟所在的传销组织不像早期的传销那样伴有恐吓及暴力、甚至限制人身自由，而多以资本运作为旗号，并牵强、过度解读国家政策，同时通过集体洗脑（包括巨大财富许诺）的方式，引诱身边的亲朋好友加入。
连续7天的时间，堂弟每个上午、下午和晚上各带我见至少一个人，每个人都能够跟我聊两个小时左右，关于他们的经历以及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组织。图为在堂弟的住处，他的“生意伙伴”、也是同村人的刘伟在给我介绍他们的“生意”。
这些传销人员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城市，他们中有农民、有工薪阶层，也有大学生和大学老师。图为传销组织里，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大多都是“不如意者”，有的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的是生意失败，有的是厌倦了长时间的工厂生活。传销所描绘的愿景给了他们一种之前所有生活都无法满足的希望。图为一名传销人员的个人自述。
虽然他们的故事大同小异，但是他们却非常了解如何击破新人。他们研究来访人员的家庭、社会关系和兴趣爱好，用亲情和成功学给人洗脑。这是一对新加入传销组织的年轻夫妻，在住处附近的卫生所带着他们的孩子打疫苗。
这七天里，我过得极为痛苦，甚至绝望。
一是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竟然相信郑东新区CBD建筑的设计是中央给他们“生意”的某种暗示，认为不通过任何劳动便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二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运作规则如此熟悉，对人性的弱点如此洞悉。
在与我聊天时，堂弟一下子就击中了我在艺术创作中的无力感——我的照片不能赚钱，如果有一天爷爷生病了，我只是一个穷艺术家，拿不出太多的钱给亲人治病。在堂弟看来，加入传销组织是家族发达的唯一途径，甚至在后期我表现出不愿加入的时候他还愤怒地表示我不加入是对家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9月12日，堂弟带我去市区的游乐场玩，巧遇他的“生意伙伴们”也在陪一个新人游玩。每一位新人前来，传销人员都会先带他们到附近的景点游玩一番，目的是让新人放松警惕。
传销的本质是“庞氏骗局”，新人缴纳加盟资金作为上线的收益，他们不从事任何生产，不创造任何价值，赚钱以牺牲别人为前提，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提前了解过，这20天里我从来没有动过要加入他们的念头，每天都会和外面的朋友保持联系。
传销组织里，高级别的传销人员会住在较繁华的市区，住在这里的多为新人，以家庭为单位住一套房或一间房，单身的则两人合住一间。堂弟在传销组织中的级别是“主任”，也就是说下线已经超过3人但还没到29人，只能和团队成员共享一套房子。
这个拍照时喜欢戴着墨镜的下线与堂弟同住一套房，他说自己原本是一个成功的小生意人，但接触到“生意”后便关了家里的生意前来参加。
在堂弟的房间里，堆放着许多类似《新时代的见证》的非法出版物。这类出版物多冠名资本运作类书籍，挂名的出版社也是不存在的，内容多为传销正名，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不是非法传销，而是一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是少数有能力有魄力人的前瞻行为，是被政府暗中支持的。这些书被传销人员视为宝典和内刊，不给外人阅读。
当传销人员发展的下线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后，他们的职务就可以升迁，被称为“上去了”。堂弟的哥哥刘亚东，也就是我堂哥，“上去了”后戴着金戒指、穿着新皮鞋回来看望和慰问团队成员。
达到经理级别后，他们便有一次集体旅行，并将得到上级领导的奖励，其中包括金戒指等。这种看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手下的一种激励，在他们看来，金戒指以及与大领导坐飞机去旅行是无上的光荣。
堂弟在给团队其他成员看“上去了”的人的旅行照片。翻看照片时，每位成员都会发出惊叹羡慕的声音。
堂嫂也和堂哥一起加入了传销组织。每天，堂嫂会负责接送儿子上下学。与来此务工的人员一样，在这里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的孩子也在附近的学校就读。
堂弟和他同伴的日常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轮流做早饭，上午和下午去拜访不同的“生意伙伴”或者带新人参观，让不同的人帮新人洗脑。图为9月15日，堂弟他们做的午餐。
堂弟与“生意伙伴”在路上闲逛时，遇见了一位带着孙子的“生意伙伴”。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传销组织里的成员，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进来，在传销组织里生儿育女、陪伴家人，与朋友探讨未来生活的可能性。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小区里都会聚集很多穿着整洁的人，他们相互间并不说话，最多点头示意。堂弟告诉我，这些都是他的“生意伙伴”。
小区楼下，我在给堂弟的一位“生意伙伴”拍照时，她希望能够与旁边的汽车合影。
传销组织有自己的管理规定，他们不允许内部恋爱，不允许互赠礼物，也不允许喝酒，但是可以互相发烟。他们见面的时候经常烟不离手，可能跟他们焦虑的心情和单一的生活有关。
堂弟的住处附近有一个公园，有时他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出来逛逛。
在公园玩耍后，大家一起在外面的饭馆吃饭，这种饭局与朋友间的饭局完全一样。
9月24日，传销人员刘亮的女儿过生日，团队成员在租住的房子里聚餐庆祝。
每天晚饭后，他们会进行短距离的散步，然后回来继续探讨“生意经验”。和堂弟朝夕相处的二十天里，我从来没看到过他感觉累或者是受挫的一面，他和他的“生意伙伴”永远都是精神亢奋、信心满满。
但是，2016年传销组织解散后，堂弟给我打过一个很长的电话，他谈到我去的那段时间其实是他最艰难的时候，身上只剩下最后三千块钱，但是当时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来。我想，不气馁应该是他们被灌输的很重要的信念吧。图为晚饭后，散完步的堂弟在小区楼下荡起了秋千。
2016年，堂弟所在的传销组织由于“操作不当”（他们自己的总结语），彻底解散。最高层的人员被捕，进了监狱；堂弟去了广州打工，重新回到熟悉的制衣行业；刘伟一开始想回到村里竞选村干部，后来又去了外面，不知道在做什么；只有罗辉的爸爸，在老家盖了大房子，开着宝马，衣着光鲜，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过去。图为2013年9月，刘伟与刘广在“金色的梦”城市雕塑下合影。
搞传销的这几年，堂弟不怎么回家，和妻子也离婚了。回想这几年的传销生涯，他很后悔，“浪费的钱且不说，过去的那5年时间是怎么也回不来了。”
但从他和“生意伙伴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发现，他们在那5年里培养的友情不会去得太快，他们甚至并未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传销组织解散了，但传销对他们精神上的影响依然在延续。在我看来，他们不仅仅是被打击的对象，也是受害者，离开传销组织后，不管是生活还是心理，都需要重建。图为2013年9月，堂弟在他的住所内往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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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黑。来源：在人间living。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