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理工大学优秀硕士生陶崇园因不堪导师役使和逼迫，毕业前夕绝望跳楼结束生命的事情刷爆了微博和朋友圈，引来一片唏嘘感慨。
其姐姐在微博上曝光了陶崇园生前和导师王攀的相关聊天记录。继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难忍女博导奴役溺水自尽，北航教授陈小武性侵女学生事件后，我们再一次错愕惶恐的看到圣洁的象牙塔，高雅的学术殿堂里，衣冠楚楚教书育人者变身叫兽，露出龌龊的人性和凶恶的獠牙。
作为学生，陶崇园无疑是优秀的。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三篇英文论文，并获得国际性比赛大奖；同时他热爱体育，担任足球队队长。然而与他的优秀相左的是，其导师对他劳力般的压榨，家仆般的役使和对他个人前途和未来选择的死死掌控。
保送研究生之初，王攀用每年5000元生活费和毕业送其去美国读博深造为筹码，诱使陶崇园留在自己的课题组读研。然而读研期间，陶崇园所获奖学金却被迫捐给研究组和足球队；同时未婚的王攀将自己的财务交给陶崇圆管理，命其中午给自己送饭，到自己家里洗衣服，甚至眼镜找不到了这样小的私事也能让陶崇园随叫随到，每晚八点必要去自己家里，迟到就要作揖认错，更有甚者，让陶崇园直呼自己爸爸，表达爱戴感恩之心；这样颇有另类SM风的关系掌控让人不禁悚然：且不谈传道授业解惑、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 ，连人格平等的相互尊重都遑论及。陶崇园，仿佛就是他用一纸硕士学位证为诱饵豢养的廉价家奴。
终于挨到了毕业前夕，陶崇园以为这样的日子到头了，他可以摆脱王攀这只吸血鬼。没曾想，王攀翻脸撕毁承诺，想让陶崇园继续留在课题组读博士。他准备材料申请美国的PHD，王攀暗中使绊让美方不要接收；他偷偷找到工作，王攀得悉后以拿不到硕士证相威胁，还命其删好友，退出实验室，撤销干部职务，离开足球队。最终，陶崇园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不堪精神重压，一跳解千愁。
这是一个错乱的时代。前苏联领导人加里宁曾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今灵魂的工程师，却屡屡毁人不倦。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扯下了师生关系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是谁给了导师们露出兽性的权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常江发微博说：“中国传统下的师生关系私人化成色太重，契约精神不足，发展到某个极端完全有可能酿成悲剧。传统中不好的东西要一点点肃清。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首要是学术生产体系中的契约关系，这一点必须成为双方共识。”把矛头指向了传统封建师生关系的浓重以及契约关系的失衡。而我们知道，封建时代教育为地主贵族服务，学生大多非富即贵，教师与学生之间，有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却没有肆意剥削压迫的实质。而契约精神，更需要建立在双方平等，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教育体制改革，市场化也进入了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收入在高校收入中变得举足轻重，科研体制也和现代西方接轨。始于十四世纪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本着塑造学生品格，培养兴趣智力，养成生活习惯的理念，建立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然而到了今天，导师制却充满了市场的味道。导师要使尽浑身解数拉经费以维持实验室的运转，而他的研究生们成了项目的实际执行者，做实验攒数据发文章，得到科研成果以供导师下一轮的申请项目和经费，同时，研究生们会从导师那里领取价格不一的微薄薪水。对于学术和真理的追求，对于发明和发现的乐趣，都受制于拉经费——做实验——发文章——拉经费的紧张周期中，不得喘息。导师兢兢业业焦虑不息，学生便亦步亦趋有苦难言。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已经演变为雇主VS雇员、工头老板VS科研民工的新模式。
这种发生在高校师生之间的雇佣关系，与市场上的雇佣关系有何差异呢？第一，无疑借着学校教育职能的外衣，这种雇佣关系是缺乏劳动法保护，缺乏市场监管机制，缺乏“契约精神”的雇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新左翼运动和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影响，以罗格斯大学，纽约城市大学为首的美国公立大学开始自发成立研究生工会，以维护实质上作为雇员的研究生的权益。2000年后，美国私立大学也开始成功申请研究生工会。充当教育职能的象牙塔越来越遮挡不住商业的气息。研究生工会会就低微的教师助理（TA）和研究助理（RA）岗位薪水，实验室工作时长等与学校和导师进行商榷和制衡，以维护本校研究生的权益进行劳动保护。而在我国，这种维权意识和工会传统都是空白，发生在高校缺乏合同与契约精神的“野蛮雇佣”，就给了雇主更多的职权发挥空间：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限制，有的高校导师不发工资让学生无偿为实验室干活，甚至倒贴腰包购买实验仪器。第二，与单纯的雇佣关系不同的是，导师手里握着研究生们的硕士/博士学位证书，这张在阶层固化的当今，作用越加微弱的个人前途通行证。为了这张文凭，所有对实验室和导师的无偿付出和劳动让渡似乎都是值得的。导师有了这份筹码，就仿佛控制了学生人生前途的命脉。这是一场缺乏筹码的学生与大权在握的导师之间似乎没有底线的个人前途的交易。
因此师生关系的呈现，除了传统上慈下孝、师尊生敬的准父子关系，除了现代的“我拉经费你搬砖”老板VS民工的雇用关系，也有了更多的演绎空间 。主人VS奴仆这类更进一步的强权掌控，也有了寻租之所。压死陶崇园的，正是这根稻草。网易新闻沸点工作室“谈心社”《名校研究生当着母亲跳楼，多少人在跪着拿文凭》一文指出“”陶崇园，杨宝德所遭遇的劳力剥削既有“学徒制”的传统惯性，又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基础，还有“老板/雇员制”的现代理念加持。”而笔者认为，陶崇园杨宝德之死，更在于现代导师雇佣制下人身奴役的寻租。
在这场单方面控局的博弈中，在无法避免的雇佣关系之外的另类关系演绎，似乎都寄托于导师个人的道德自制与人格操守。笔者听闻过清华青年教师自掏工资为学生筹措出国机票的侠肝义胆所映照出的科研友情，也见识过科院导师在学生毕业后继续帮找对象职场添花的父辈关怀；然而，把自己研究生生涯的成败优劣诉诸于导师个人的道德操守无疑是一场冒险，武汉理工王攀，西安交大周筠，北航陈小武这类牛鬼蛇神，在雇佣为本、权限放大、前途交易、缺乏制衡、人身依附的现代新型高校师生关系中，就迫不及待任由私欲膨胀、人性恶化，危害人间了。缺乏维权意识似乎只能犬儒的研究生们，被雇佣劳动、前途管控以学术之名隔绝于个人的小天地里，原子化的处境难挡洪水猛兽，举步维艰。
陶崇园死了，当事人推卸说他死于抑郁，也有人说他死于意志怯懦，更多的人说他死于无良导师的人身奴役与精神迫害，死于这种奴役关系所寄生的雇佣实质与前途交易。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需要反思，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有人说高校需要完善心理辅导服务；有人说要打破单一导师制引入指导委员会以防导师权限过大；南京师范大学刘志权认为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制，构建学生申诉机制和切实权利保护机制。诚然，我们更应该反思让“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纯粹师生关系异化为赤裸雇佣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背后。公众号“激流2018”《导师、爸爸还是老板？——武理研究生为什么自杀？》一文更是大胆的将教育体质革新，良性有益的教育目的、平等友好的师生关系，利国利民的人才培养的曙光指向了50年前那场教育革命的尝试。
一个陶崇园死了，用自己的鲜血对教育体制画下问号。愿更多的陶崇园在失语的暗角打破沉默，对僭越师生关系，索要更多权力寻租的导师说不，维护自己的权益，将伤害挡在源头。 “学术诚可贵，文凭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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