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一文在正午发表，引起了广泛传播，这称得上去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在那之后，很多媒体希望采访范雨素，她拒绝了很多，接受了一部分。她从自己的角度，写下了和这些记者的交谈。你会再一次发现，范雨素是一个很特别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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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因偶遇了一场沙尘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很多记者采访我，我接受了其中11位。因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们采访了我，我也采访了他们。

这11个记者中，老家在四、五线城镇的七个，其中女性三名，男性四名。剩下的，来自发达农村的一个，来自发展中农村的三个。农村出身的女性一个，男性三个。和名人蔡崇达在《皮囊》中写的一样：中国的媒体是小镇青年撑起来的。

就好像食物链一样，大城市人不干的活，小城镇青年干。小城镇青年不干的活，农民工全干。这几个记者，都是新新青年，年龄小。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

这11个青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来自农村的记者。因为我和他们出身相同，我们在一起时，说的话多。

先从第一位来自发达农村的记者谈起。我叫他刘兴，他30岁，来自一家民营媒体。他从本省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从业快十年了。刘兴对我说，他特别能吃苦，也很会赚钱，已经在一线城市买房了。有一次，去一个新闻事件现场，现场已被武警严防死守了，进不了一个人了。但他需要新闻图片。他背上摄影器材，从一楼的下水管道爬到七楼的楼顶，拍到了图片。

他为了取得我的信任，先和我聊了会傅山的书法。屈原的诗。《楚辞》《诗经》……把我震得脑子嗡嗡响，才切入正题采访。

第二位记者，我叫他韩山吧。他来自发展中的农村，也就是贫困的农村。他脸长得胖，手也长得像包子，圆鼓鼓的。他毕业于本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在国营媒体上班。是文字记者。

他很聪明，用了我不会拒绝的方法，约到了我。

我们在黄昏见了面。那条街上没有咖啡店，我们想找个饭店坐下来谈谈，可每个饭店里的声音都比菜场嘈杂。最后，我们坐在一家写着“正在装修”的店铺门口的台阶上，开始了采访。

可是，我发现，他对采访并不热衷，只是呆呆地望着天上缓缓升起的下弦月。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我说话。

他说他心情一直不好。他上大学时，父亲以他为荣。逢人就说，儿子考上了本国第一的大学。可他大学毕业后，挣的工资也不高，他父亲现在也不喜欢他了。

他不需要和我见面，就能写好报道。可他们杂志社规定，要发稿必须要见到采访对象。所以，他才想了办法和我见一面。

我说：“你爸爸这人不咋样，太势利了。”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说错话了。他爸爸不好，只能由他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想向韩山道歉，可年龄大了，又拉不下脸说抱歉了。

于是，我陪他看了看天上的下弦月。和他一起发了一阵感慨，说在北京买个房子，就好比登月一样难。

然后，就挥手再见了。

第三位来自农村的记者，是唯一的女孩，也是贫困农村的。小女孩是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的。她很聪明，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当她望着你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无所遁形。她长得和少年的我一样。

我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是在脑子里给自己设置一个“静音”模式。因为，我个子矮，只有1米5。人家都比我个子高，目光平视过去，根本看不见我。我就像穿了神仙发的隐身衣。因为是隐身的，便不能出声。所以，我为自己设置“静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