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 ——毛主席当年为何不信任苏联修正主义集团？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的新领导换了一副新面孔、新腔调。但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观察，最终选择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

当时的苏联新领导、新头目，有这样几个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奢谈“团结”，主张停止公开论战。

他们之所以要求“停止论战”，是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们已经理屈词穷。他们之所以奢谈“国际团结”，是想让被他们搞乱了的各国共产党都“团结”到他们周围，以苏联修正主义为核心。中国共产党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却说中共是为了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实际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才是真正想霸占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为了表示他们“团结”的“诚意”，苏共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年初，一直积极张罗召开各国兄弟党“协商会晤”，就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实际上，当时国际共运内部的重大问题，无非是赫鲁晓夫带头掀起了修正主义思潮，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几个党对他们展开了批判。当然，在各国党内，也引起了很多分歧。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理所当然应该首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就之前几年出现的重大是非问题进行磋商，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苏共新领导根本没有这个兴趣，他们急急忙忙召开“协商会晤”，实际上就是要让各国兄弟党都“团结”到苏修集团周围，但是对十年来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斗争，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带头掀起的修正主义浪潮，却采取鸵鸟政策，予以回避。

最终，苏共新领导不顾很多国家兄弟党的反对，于1965年3月初召开了所谓“协商会晤”，并于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奢谈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害。”“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给人的印象，好像苏联新领导非常愿意与各国兄弟党“团结”。

第二个特点是口头上说好话。

与赫鲁晓夫当年大放厥词、诋毁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很少再公开攻击斯大林。同时，他们也不再重复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国际上，与赫鲁晓夫鼓吹“美苏合作”的奴才嘴脸不同，与赫鲁晓夫鼓吹“核武器会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不同，苏联新领导一面与美国倡导“缓和”、“裁军”，一面加紧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与此同时，苏联新领导也不再鼓吹“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是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而且，苏联新领导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公开文章中，都是自称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似乎他们比任何人都忠于列宁、比任何人都认真执行列宁路线。

196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指出：“最近一个时期，苏共新领导在口头上讲了不少漂亮话，这次分裂会议的公报也拣了许多好听的、虚伪的话写在上面，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哟，什么‘团结对敌’、‘共同行动’哟，等等。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第三个特点是拒绝自我批评。

尽管苏联新领导换上了一副新面孔，但是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对他们过去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过反思或者自我批评。

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回程中顺道访问北京。毛主席会见他时表示，苏共如果真的要团结，要让我们去开会，那就请他们公开表个态，就说苏共的反华《公开信》、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反华报告、反华决议，都是错误的，一律取消。柯西金却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追问道：“真的不可能吗？”柯西金说：“真的不可能。”

中共中央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指出：“如果苏共新领导不是坚决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满可以趁着这个很好的机会，从放弃召开分裂会议做起，来表明他们开始具有在新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文章指出：“如果你们真的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共同对敌、团结反帝的话，又难、又不难。问题就在于，你们能不能做到：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不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什么停止公开论战，什么兄弟党的国际会议，这一切，全部都是空谈。”

第四个特点，推行大国霸权主义。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坚决批判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但是我们历来主张，两党之间的分歧，不要扩大到两国关系上来。但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就采取了“撕合同、撤专家”的粗暴行为。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在1969年，悍然侵入我国领土，挑起了两国边防部队的冲突——“珍宝岛事件”。

当时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不光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而且对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实行霸权主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经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冲锋陷阵，因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与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和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81个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围攻。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不仅对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兄弟党实行霸权主义，而且对一些兄弟党当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也是采取粗暴、镇压的态度，而不是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1968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股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包括为所谓“大清洗”中的“牺牲者”“恢复名誉”，也包括“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则主张“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将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等等。很明显，这些都是赫鲁晓夫疯狂否定斯大林、积极鼓吹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竞赛”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行径所带来的后遗症，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可是，苏联新领导不是对此进行冷静分析，不是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而是于1968年8月20日将20万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人员及5千辆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接管了首都布拉格。

不参加所谓“协商会晤”，也不出席苏共“二十三大”

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1965年2月飞抵北京，毛主席接见了他。因为柯西金刚刚从越南回来，毛主席一开始就问柯西金访问越南期间美国轰炸的情况。但是，柯西金没有多说，而是主要关心中国方面是否准备参加3月份的“协商会晤”。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告诫他说：“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的时间。”接着，毛主席又不失幽默地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那你们就去开会吧。我们完全赞成，我是顺着你们的。……”

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3月18日，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派团参加的问题。会上，毛主席说：“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

毛主席当年果断决策，既不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兄弟党“协商会晤”，也不出席苏共“二十三大”，是基于对苏联新领导的一系列观察，透过一系列表面现象，可以说做出了本质判断：苏联的新领导人在政治上不诚实，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我们对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

实际上，早在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时，周恩来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见吴冷西著《十年论战》）

这就充分说明，赫鲁晓夫之后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面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一系列被动局面，没有丝毫的反思。他们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恐怕是嫌赫鲁晓夫太笨、太愚蠢，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时不够圆滑、老练。

如果说，当时米高扬的回答是出于匆忙，因为那时离赫鲁晓夫下台只有一个月，那么，经过尔后一年、两年、多年的实践证明，当时的苏联新领导就是要继续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只不过在宣传修正主义观点时更隐蔽、更婉转，同时增加了一些好听的话，例如什么“团结”、“反帝”、“共同对敌”等等。还有，就是对待批判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苏联新领导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实行高压，与赫鲁晓夫时期所奉行的霸权主义行径相比，有增无减。对于苏共自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和危害，苏联新领导人则始终缄口不言，拒绝任何自我批评，似乎他们“一贯正确”，需要批评的只有别人、而没有他们自己。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例如苏联国内的一些反共思潮、反苏文学作品，例如1968年发生在捷克的所谓“民主改革”，苏联新领导完全失掉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本领，一概坚决镇压，还以此来证明其在“坚持社会主义”。

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是为了我们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是面对现在的修正主义，要着眼于它的发展历史，决不能被它说一两句好听的话所忽悠，不能抱政治幻想。再一个就是我们“左派队伍”内部，对一些持错误观点不改、又隐蔽起来说好话、奢谈“团结”的人，也要保持警惕。

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观点、决策，我们获得的几点启示

我们回顾了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对苏联修正主义、特别是如何应对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修新领导的新面孔、新强调，可以获得哪些启示呢？

首先，面对苏修新头目的新腔调，必须毫不动摇，揭穿它。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1965年3月，毛主席邀请了一些兄弟党的代表以及投身中国革命的外国专家，就中共中央准备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征求意见。会上，美国专家爱泼斯坦发言认为，有许多人对苏共新领导，对勃列日涅夫还有幻想，希望他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苏共新领导虽然没有说他要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但最近以来他们口头上大讲革命、大讲团结、大讲反帝，这就给人一些假象，好像他们真的是要改正。所以现在很需要有一篇文章，通过对三月会议的分析，来揭穿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揭穿他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毛主席当即回应说：“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自己要旗帜鲜明。我们的基调就是要揭穿苏共新领导，文章的个别地方讲得太尖锐的，可以改得稍微含蓄一点，但是整个基调应该是旗帜鲜明、尖锐泼辣。”

针对苏修新头目的新强调，毛主席在1965年3月这一次讲了“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个话。1966年3月，在讨论是否派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时，毛主席又一次讲了“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个话。这句话、这个观点、这个思想方法，应该成为当时应对苏修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复杂问题、辨认真假的出发点。

其次，也要善于斗争，巧妙揭穿修正主义分子隐蔽起来的面孔。在1965年3月向兄弟党代表及在华外国专家就《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征求意见时，还有一位客人谈到，苏修新头目之所以夹起尾巴、隐蔽自己的观点，是他们虚弱的表现，因此我们要乘胜追击，继续揭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毛主席则表示：“这恐怕值得考虑，要多加斟酌。苏共新领导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这就是他们刚刚上台，新干的坏事还不多，过去许多坏事他们可以推到赫鲁晓夫头上。我们要抓到他们新干的坏事，才能批评他们。如果我们把批评赫鲁晓夫的老话再安在他们头上去，就不得人心，别人不会接受。”

正因为如此，在尔后的岁月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揭露苏修集团大搞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径，使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丧失人心。关于这一点，需要多谈几句。现在有一种倾向，要给毛主席摘掉“马列帽”、把毛主席打扮成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于民族利己主义者，因此有些人就抓住毛主席揭露苏修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大肆渲染，似乎毛主席之所以要揭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目的，这其实是片面的。另外还有一些人这样宣传，则是故意的、别有用心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记载：“1968年8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既然捷克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头子杜布切克搞的所谓“布拉格之春”、“民主改革”带有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并主张在经济上引进市场机制、在政治上更靠近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我们为什么还要谴责苏联入侵捷克呢？这绝不是像当今某些人穿凿附会地解释的“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那么简单。

杜布切克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其一，这都是赫鲁晓夫疯狂否定斯大林、积极鼓吹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竞赛”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行径所带来的后遗症，其二，可以而且应该对杜布切克等人做批评、教育，或者组织处理，但是采取军事占领的方法是极其愚蠢的、是更加错误的。

特别重要的是，苏联当时虽然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但是并没有认真清算其修正主义路线，更没有表示出这样的诚意，他们整杜布切克，其实是“大修”整“小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出于书生气，只反对表面上更右倾的捷克修正主义分子，而不会识别隐蔽的苏联修正主义分子，甚至还跟着他们去反对捷克，那我们就显得幼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反对“大修”——即苏修，揭露他侵犯捷克国家主权、不尊重捷克人民群众的感情，不使苏修表面上假装正经的阴谋得逞，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纠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从毛主席处理捷克问题，我们又学到一点启示，那就是面临两个坏的东西，要抓住主要矛盾，首先反对更有危害的一个，同时也是揭露更虚伪的一个。

回顾历史，当时的苏修新领导与尔后的苏东剧变有否关系？

实际上，1965年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就此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所以说，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

自从1965年的莫斯科三月会议之后，中苏两党之间从此就没有再发生过重要往来。直到1989年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才握着戈尔巴乔夫的手，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但是，戈尔巴乔夫访华回国后两年多时间，苏联就解体了、苏共就解散了。

回顾苏共以往几十年，首先是赫鲁晓夫肆无忌惮地散布各种修正主义观点，丑化斯大林、带头搞历史虚无主义，又散布对核武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还鼓吹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新领导没有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和危害进行反思、检讨，只是为了减轻各国兄弟党对他们的批判，将修正主义观点隐蔽起来，不再高调重复，同时鼓吹“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等论调，以便巩固苏修领导集团的霸权地位。当他们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他们就大搞霸权主义、采取高压政策。

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往往把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掀起否定斯大林的狂潮、积极鼓吹修正主义观点这一时期，称为“解冻时期”；而把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这一时期，称为“停滞时期”。这种说法似乎是在说，赫鲁晓夫下台后，在苏联，否定斯大林、积极鼓吹修正主义观点的浪潮停止了。

其实，这种说法只是看到了表象。所谓的“停滞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批判和克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因而给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留下了合法性的后门。而对于苏联社会上、特别是思想领域里出现的各种反共、反斯大林的思潮、文学作品等，苏联新领导一概采取镇压的方法，因此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的：“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毛主席早在1957年就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思想领域里还将存在长期的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19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苏共“二十大”掀起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浪潮，更使得毛主席确信，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将反映到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高层内部。而苏联领导人，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人，他们固守着赫鲁晓夫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一套修正主义理论，他们怎么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呢？

所以说，所谓的“停滞时期”，其实是“掩盖时期”——掩盖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不对其进行批判和根除；也是“虚伪时期”——打着列宁主义旗号，高喊着“国际团结”、“一致对敌”，却奉行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这一时期的苏联，表面看来很厉害、很强大，其实很脆弱。因此，苏联解体、苏共倒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前几十年来积累而成的后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回顾毛主席当年应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决策，我们看到毛主席当年不信任苏修新头目，我们思考毛主席为什么不跟着苏修新头目走，我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其实是非常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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