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剧照
“工地里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好无聊呀,谁来陪我,好想回家。”他在“无聊死了”四个字后面加上感叹号,画了一个哭脸、四个笑脸,然后将哭脸填上黑色。
前言
在我短暂的支教经历中,我认识了西南山村的彝族孩子。
在横跨了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一个向南,一个向北,都实现了自己最初的小小梦想,却被裹挟进更为复杂无奈的现实世界。
他们的命运轨迹,在凉山山区里不算罕见,那里早嫁、辍学打工的少男少女很多,生活在主流之外,无声无息。偶尔有故事被传上网络,人们惊讶愤怒,继而又被新的事件吸引。
可我还是决定记录下来,他们过着最真切的生活,所有的喜悦或坠落,都在山野一枯荣间消散。
一
2016年7月30日,我结束了为期20天的暑期支教。
支教地点高石头村位于西南边陲的小凉山区,海拔1000多米的半山腰上,从山脚下往上看,盘山公路顺沿着河流弯转而下,像是一条灰白的丝绸悬挂在浓绿的山林间。
山里人家住得分散,三三两两将房子建在公路的附近,村民圈养的鸡鸭不怕见生人,大摇大摆地横跨过山路。
盛夏,大山里蝉声回响,野百合零星绽放。夜里起雾,从学校的操场上向四处遥望,临山有人家的灯火隐约闪烁,在泼墨一样的天空下,仿佛带着一种虔诚的古意。有时赶上下雨,满天暗云滚动,暴雷隐在乌云深处,雨晴后天就像洗过一般蓝,公路的坑洼处有大片积水,孩子们从水洼里捞出被冲得昏了头的小螃蟹,惊喜地举过头顶,螃蟹壳就在阳光下闪着金黄的颜色。
返程那天,孩子们抢过我手里的行李箱,一路小跑送我下山,奶声奶气地说:“小白老师明年一定还要来啊!”我一愣,转过头去望着山上学校所在的方向,把手里的空矿泉水瓶捏了一下又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20天教书、家访、做大锅饭、睡水泥地,我们看到了书本之外的凉山。在凉山,阳光与贫穷浑然难分。一面是从厚重历史罅隙中绵延下来的淳朴人性,另一面则是无边无涯的贫穷和荒凉。
最终,我们都是“落荒而逃”的。
二
山里孩子的上学年龄参差不齐,有些甚至从未读过书。我们根据大家的年龄以及当前所处的年级,把孩子们划分成四个班。一班主要是很小的小孩子,大多数还没进学校念书,尚处在玩泥巴的年纪,被父母送来,让支教的老师充当保姆的角色。二班至四班则是大一点的少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以及意愿选择班级。
喜儿是三班的一名女学生。第一次在班里见到她,她穿着一件暗黄色的T恤,衣服已经被磨出了球,右胸口的位置上有一个标志,下面写着红色的“四川电力公司捐赠”。讲课时,她一直低着头,瘦弱的胳膊撑在桌子上。当我介绍到大学和城市的时候,她才抬起头来,偷偷地瞄了我一眼。
日布则是班级里与喜儿截然相反的存在。他总是喜欢打断老师说话,一面大声询问与教学内容没什么关系的问题,一面征求其他同学的拥护,试图成为班级里的“大哥”。如果不搭理他,这个皮肤黝黑、鼻子宽大、嘴唇厚厚的少年就会表现出失望的神色,撇撇嘴,继续跟同桌讲自己的“英雄故事”。
支教地——高石头村 作者供图
一周后,按照我们支教的规划,需要对当地的留守儿童进行家访,在征求了班里学生的意见后,喜儿自愿报了名。
喜儿其实没怎么读过书,汉语说得不好,讲不清自己的具体年龄。据同学说,她已经15岁了,有一个村里“出名”的酒鬼父亲和一个离家不归的妈妈,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偷偷告诉我,“她们家是我们村里最穷的”。
喜儿的家就在山腰的一隅,背对着一条从西南方向蜿蜒而下的柏油路。从路边到达屋前,要先翻过几块大大小小、不规则分布的石头,再转个弯儿踏过近10米满是鸡粪的土路。窗户一角的破洞被纸盒子封住,室内幽暗。
屋里的东西一眼就能数得过来,喜儿搬了一把老旧的椅子给我,房间显得更空了。
“你们每天吃什么?”我问。
“米饭。”
“除了米饭呢?”
“米粥。”
喜儿答话时不看人,眼神光向门外的光亮处飘。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是一个用木头板子搭建的鸡棚,里面有三只鸡,再远处是浓绿的玉米秆和叫不上名字的树,我找不到她的眼神聚焦在哪儿。倒是喜儿的弟弟一面拉着她的手,一面死死盯着我。
弟弟7岁,鼻涕总是耷拉着,在即将滴落的时候,猛地吸回去,循环往复,一如姐弟俩单调的生活:拾柴、做饭、等着父亲拎个墨绿色的酒瓶回家吃饭、洗碗、洗衣,偶尔顺着山路遛弯。喜儿的弟弟跟她一样瘦,黑,但眼珠更黑,在眼眶里溜溜转着,看人的时候像只小野兽。
有天下课后,有老师嚷着自己的“宝贝”泡面不见了,气急败坏地翻着桌面,有同学向他举报:喜儿弟弟偷拿了。老师去找,还真的是。
我听到消息赶到时,喜儿和弟弟正站在门口接受“教育”:“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喜儿你作为姐姐,应该好好跟他讲讲道理。”喜儿不说话,低头看着弟弟,用手揽过他的肩。弟弟蛮横,狠狠踹了一脚她的小腿。
“他已经两顿没吃饭了。”过了一会儿,喜儿低声说。
有次被几个活泼的女孩子围着说话,轮流说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人想去成都旅游,有人想见到TFBOYS,有人想要一辆好看的汽车,轮到喜儿时,她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嫁人,就像嫁去另一座山的两个姐姐一样。
很快,这个“梦想”就成为了现实。只不过,那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三
2016年11月,彝族的新年之前,喜儿出嫁了。
初冬的山里已经很冷了,出嫁那天,喜儿穿上传统的民族衣裙,盖上头巾,被一路送出高石头村,向南翻过两座山,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婚礼那天,日布也去凑了热闹,围在一圈圈送嫁人群外,要到一些瓜子和糖吃。日布觉得婚礼好生无趣,又对喜儿能离开小山村羡慕不已——日布一直想去大城市见见世面。
喜儿出嫁 作者供图
作为班级里最张扬的男生,日布身上带着山野间湿漉漉的蛮气,看谁不顺眼一定不隐瞒,没少跟人打架。学校有男生性子比他更野,体格更壮,他倒是精明,也不去招惹人家,远远地白眼翻过去:“那人长得跟杀猪的差不多”。
日布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只有他和妈妈在山里住着。有次跟着大人去地里拨豆,日布从山上下来时不留神崴了脚,腿也摔了。我和几个老师一起去看他时,他正跨坐在一辆黑色的旧摩托上发呆。
那是他平时上山下山张扬在人前的“宝贝”,每次骑着经过时,都要向人吹口哨,拉风得很。现在腿脚不便没法骑,只好坐在上面装装样子。
“老师,我没来班里是不是特别安静啊?”他一脸坏笑。
“对,特别好。”我装作不明白他意思。
“好?我看你讲得一点都不好玩吧。”
“哈哈哈,没你一点都不好玩,伤好了快回来上课。”
他一愣,转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正巧被另一个老师瞧见,立马又摆出一副酷酷的样子来。
日布不喜欢校园生活,觉得规矩束缚着人,不痛快。初中毕业后,他就彻底告别了书本和考试。
山里的孩子大都希望能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子,哪怕只是嫁到另一座山上,大概也会有个很好很潇洒的未来。
日布这么想,喜儿也是这么想的。
四
喜儿的丈夫已经30多岁了,和父母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喜儿嫁去之后,丈夫不让她出远门,去哪儿要向他报备。婆婆告诉她,丈夫之前娶过三个老婆,喜儿是第四个。“他妈妈还说以后我生了孩子她来看着,让我自己干全家的活。”
喜儿说,丈夫家的房子是用竹子做的。山里冬天风声呼啸,晚上更冷得睡不着人,喜儿抱着膝盖,坐在平铺在木板上的被褥角落,死盯着墙缝。
她回想起过去的事情:因为受不了酒鬼父亲和日复一日的贫贱生活,在喜儿还是个吃奶的婴儿时,妈妈就离开了。之后数年,只有家里领到补助金或者收到捐助的姥姥通知妈妈,她才回来,等钱花的差不多了再离开。
喜儿的丈夫来敲定亲事时,承诺了7万礼金,分期送给喜儿家,头一次就留下了4万的现金。
在嫁来之前的一个月,妈妈就回来了。在闭塞的山村,彩礼是一个家庭重要的“营收”,年龄小又长相清秀的喜儿,为父亲换来大笔酒钱,也为弟妹勉强留住了妈妈的陪伴。
喜儿本以为嫁人会是自己命运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可以逃离少有温情的童年、少年,安安稳稳度过一生,却没想到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跳进了另一个牢笼。
丈夫白天出门打牌,很晚才回家,拉着她睡在脏兮兮的被子里。喜儿不愿意,但没办法,“已经嫁人了”。婆婆对她不耐烦,有次午饭后喜儿刷碗慢了,被数落了很久。“婆婆对我很凶,经常骂我”。喜儿受不了,几次想逃回家,都被找了回来。
喜儿的丈夫家 作者供图
十几岁的孩子面对陌生人施加的苦难,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哭。
2017年年初,丈夫一家终于还是受不住喜儿的哭闹,送她回了自己家。喜儿央求父母,想离婚读书,或去打工,挣很多钱。她以为,一切都能重新来过。
五
喜儿重回村里的时候,日布已经离开了。
2017年年初,日布跟着村里的熟人从成都一路北上,坐了22个多小时的硬座火车,抵达石家庄。这是日布第一次到北方,刺骨的寒冷将他从少年的单纯里连根拔起,摔打在复杂沉闷的现实世界。
日布的工作是电焊工。京津冀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然而这些和他都没关系,他需要做的只是在钢筋水泥搭起来的楼层之间,悬空坐在铁架子上做电焊。
他拍下当天工作的照片,从他焊接铁架的地方向下看,大概有20多米的垂直距离,水泥地面在视野中被锈红色的铁架子层叠割裂,前夜刚刚下过雪,地上白茫茫的一片。
因为外出打工,日布错过了四川山里一个姐姐的婚礼。他在网络日志里向人家道歉:“对不起,你的婚礼我不能来参加了,我知道是我的错,可是请你原谅我,他们不让我回来。”
夜里10点,石家庄的郊区异常安静,工地上漆黑一片,偶有汽车驱驰而过。日布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挤在地上墨绿色的啤酒瓶森森朝上集体宿舍里,累得倒在床上,却睡不着觉:旁边的工友正摆开了桌子打扑克牌,烟味呛人,吵闹的声音纠缠在日布的耳边。
“大半夜也睡不着,明早还要上班啊啊啊。”他在网络日志里写。
清明过后,日布终于受不了工作的苦闷,回了家。他约了几波小伙伴,喝酒侃大山。然而村里跟他同龄的孩子里,除了外出打工的,其余都在上学,他很快发现了自己的落落寡合。
六
回到村里后,喜儿也被父母拉回现实。
“他们说礼金已经花了很多了,要离婚就要我赔好多好多钱,结婚的时候用的糖和烟也要我赔。”喜儿没有领结婚证,7万的礼金丈夫还没有给完,爸妈让她住在家里,等丈夫把钱再拿来。如果喜儿非要离婚,就得嫁给下一个人,拿了礼金之后,再还给现在的丈夫——4万现金,已经所剩无几。
“钱都在我爸妈那里,是他们花掉的,他们只给我买了这个手机还有结婚时穿的裙子和一双鞋子。”结婚之前,父母曾带喜儿和弟妹到县城采购,爸爸用礼金买了电动车,妈妈买了新衣服,弟弟妹妹也有礼物。
喜儿当时看上一条红裙子,纹着很漂亮的花,要价100多元。妈妈嫌太贵,没答应,选了更便宜的民族衣裙给她。结婚的时候,喜儿想化妆,打扮得漂亮点儿再去婆家过生活。却被父亲劈头痛骂说,化了妆就没有男的要她了。
“可我还是化了,我觉得那样好看一点。”喜儿说,她当时请小英给自己描了眼线、涂了睫毛膏、还轻点了口红,抿在嘴唇上。
小英是喜儿在高石头村唯一的朋友。村子里的其他孩子嫌弃喜儿脏,经常欺负她。有次喜儿上山回家,还被两个小孩喊,“没妈的孩子,跟弟弟妹妹都是捡垃圾的”。
可小英不会,她从小和喜儿一起玩着长大,性子活泼,听说喜儿受欺负,会张牙舞爪去找人讨说法。不过,小学毕业后,小英到了马边县城读初中,家也搬到了那儿。每次喜儿找她玩儿,都要走很久的山路,还会被爸爸骂。但终究还是抵不过那点热闹的诱惑,喜儿经常在爸爸外出喝酒的时候,去县城找小英。
回村后的一天,喜儿到马边找小英,碰见一个村里的姐姐。“她说要带我去玩,我就跟她去了。她把我带到一个宾馆里,去了之后她才说是让我去陪别人睡。”。
喜儿吓坏了,赶紧往外跑。晚上8点多,西南小城已经被沉黑的夜色包裹,喜儿不熟悉路,回不去山上。她只能凭借本能一直跑,最后躲到一颗大树后面,看着那个姐姐和一个中年男人没找到她转头回去了,这才敢出来,随处找了个地方落脚。
尖锐的车鸣声随着路灯指引的方向飘远,城镇陷入安睡。
“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自己跑到的地方叫什么,我在一个桥下面睡的,旁边一个人都没有,我怕死了,一直哭一直哭,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白天才去了小英家。”。
“你说我怎么那么命苦啊,老师,人活下来就是这样的吗?”喜儿在电话里问。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她自顾自在电话那头继续说着。
“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想哭,我有点恨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我真的不想再嫁人,可是他们说如果我不嫁人就还不起钱。我说我还太小,是他们逼我嫁人的,他们就不说话了。”
“我想去很远的地方,去哪里我也不知道,让我读书我就读,我想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玩,还想要一个朋友。”
七
终于到了夏天,日布经朋友介绍到县城一个餐馆打工,负责收银,兼职送外卖。两天后他就被老板开除了,原因是:“手脚不干净”。
日布回家的事情最初是瞒着父亲的,也不知道是谁告了状,父亲一个电话打来,痛骂了他一顿,让他接着出门打工讨生活。7月份,他又跟着一拨人到了贵州,参与都匀市罗甸县大郎寨2号隧道的开挖与建设。
新工作是浇灌水泥,工作时间更不规律,日布经常在夜里4、5点钟的社交平台上吐槽。有次他心情好,晒了一张和工友聚餐的“四菜一汤”:最大的一盘清水煮青菜用大铝盆盛着,放在桌子中间,旁边是一盘花菜,一盘香肠,一碟茄子,再配上一小碗青椒碎。
日布工作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跟他一起工作的都是三四十岁是中年男人,头朝水泥背朝天,吃完饭除了打牌喝酒,倒头就睡,没有其他的故事可讲。
可是日布有。他在家乡谈了个不怎么愿意跟他好的女朋友,成了他的心事,没人可说,只好在网络上发泄。他转发了很多农村少年和城里姑娘的视频,配上“瞧不起乡下人”的文字。其实他的“心上人”也是个农村姑娘,只不过人家还在念书,嫌弃他一身烟酒气。
“好想回到过去,时间都去哪里了?”
“工地里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好无聊呀,谁来陪我,好想回家。”他在“无聊死了”四个字后面加上感叹号,画了一个哭脸、四个笑脸,然后将哭脸填上黑色。
9月21号凌晨1点多,他发了在工地上休息时抄写的文字,那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里的歌词:“像梦一样自由,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当我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
白天等待他的是钢筋水泥的强硬逻辑,冰冷无情。小男生青春期那点朦胧的文艺气息,只能在夜里通过网络传达给陌生的男男女女,梦里回家乡,日布又从那块高石头上往下跳水,水声清脆,时光慢悠悠地踱步而过。
喜儿最终也没能离婚,丈夫补上剩余的礼金后,又重新把她接了回去。2017年10月,她怀孕了。丈夫出门打工讨生活,喜儿在娘家和婆家来回挪腾着,到哪都不像是回家。
喜儿曾经想着有天能走出马边县,去更广阔的人间,看看小英口中的“大海”、“游乐园”、“城市”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惜她已经怀了孕,大概此生都只能在山里的村庄间转圜。等着孩子出生,再等着他们长到自己这么大的年纪,嫁人或者出门打工。
柴米灶台的间隙,喜儿转头望向屋外,层层山峦交替,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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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盛琳。来源:人间theLivings。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