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西班牙故事
西班牙盛产画家,如戈雅、毕加索、达利。
他们的的画风和为人似乎颇有类似之处。
一个字:怪诞。
即便是美国人海明威,加拿大人白求恩,都经历过西班牙阳光的暴晒。
据说有人问过戈雅一个问题。
“您收学徒的条件是什么?”
戈雅是这么回答的。
“聪明但贫穷的学生,不要学费我也收;又笨又穷的学生我不要;有钱但笨的学生我也收,毕竟他们的学费能够供养第一类学生;至于聪明且有钱的学生,我到现在还没碰到。”
如果戈雅活到现在,估计会如愿碰到这么一批既优秀又有钱的“优质生源”。
戈雅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教育的难题:
什么样的学生配得上“优质教育”?
(二)好学生与好家庭
我刚做教师时,发现学校里的顶尖学霸正是戈雅所说的第一类学生。
他们往往家境一般,聪明有天赋,异常勤奋。
学生W,父亲瘫痪,母亲无业。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综合素质优秀,高考全省前十名,升入清华大学。
学生L,父母离异,家境窘迫。文静秀气,异常勤奋,高考全市第一,升入清华大学。
学生Z,家庭贫困,考亲友资助求学,高考全省前三,升入清华大学。
而最烂的学生往往是“官二代”“富二代”子弟。
或许是个案,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二十年来,社会深刻巨变,学校里的顶尖学霸们,也悄然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最近几年,升入顶尖名校的学生,大多是中等以上的家庭环境。
而,班级里,表现最烂的所谓“双差生”,往往不再是过去的“官二代”“富二代”子弟,而常是来自于低收入家庭。
这几年做老师的都有共同的体会,越是中等以下阶层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度越低,而越是较高社会阶层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度越高。
学习成绩和家庭环境、父母身份、早期教育的相关性越来越强。
吊诡的现实:富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的孩子早坠落。
也许可以作为阶层凝固的一个微观注脚。
一种可能的现实:随着社会、家庭、学校、市场、时代的微妙协同变化,随着资本、认知、政策的复杂博弈,教育可能正在从阶层流动的通道,逐渐演化为拉大阶层鸿沟的枷锁。
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
我一时也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能力去解剖它。
只能描述一些现象。
(三)现象:“好学校”和“好学生”的联合。
医院和学校的工作对象都是人。
两者都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前者是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后者是促进人们的知识水平。
然而两者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越是好医院,收的都是难治的患重病的病人,而越是好学校,收的却都是好管理的“好学生”。
定义:本文中的“好学校”特指升学率高的学校;本文中的“好学生”特指能升入名校的学生。至于他们是否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好”,本文不做讨论(恐怕未必是真正的“好”)。
好学校喜欢“好学生”。
无论是驰名中外的超级中学,还是普通的中小学,他们都孜孜不倦地追求“好学生”。为了吸引优质生源,他们不惜开出种种优惠条件,包括奖学金、重点班、配备顶尖师资等。道理很简单,只有优质生源能为学校带来升学率、名校率。有了升学率的提升,学校才能获取排名、政绩、利益、资源的提升。
好学生钟情“好学校”。
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热衷“好学校”。毋容置疑,这里师资优、校风好、学风正、管理严、升学率有保证。所有家长和学生都逃避“差学校”,这里人心涣散、校风差、管理松,升学率无从谈起。
当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招来好学生。更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好学校。
所以,才有了“考试”这种东西。
只要有了考试,即便是起点相同的学校,其办学水平也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因此,部分学校录取的学生越来越好;某些学校录取的学生越来越差。
结果,少数学校成了“好学校”,门槛越来越高,一位难求;更多学校成了普通学校,招生门可罗雀,几乎濒临倒闭。
大量孩子无法进入“好学校”,家长又不甘心把孩子送入烂学校。家长为择校付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越来越高。
不是没学上,而是没“好学校”上。
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也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于是,才有了“均衡义务教育”的组合政策。
(四)“均衡政策”和它的思路
既然义务教育阶段是“公共产品”,它的定位就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合理水平的教育保障。在义务阶段过分强调考试竞争,必然导致普通学校的大面积塌陷,进而影响到教育保障的水平和质量。
因此“均衡义务教育”的组合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如:取消所谓重点校(主要是取消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适龄幼童按学区就近入学,严禁进行入学测试;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初中招生“摇号”的抓阄制度;对薄弱校实行资金、师资、管理的倾斜政策;高中实行“分配生制度”,即把重点中学的大部分招生指标按人数等比例分解到各个初中。
核心思路就是通过负向矫正,均衡各个小学、初中的生源质量。
其实,所谓“好学校”的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生源。
尤其是当所谓的“好学校”是公办学校时,更是如此。
应该说,通过生源均衡,进而均衡各个学校的办学质量,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所以,“均衡义务教育”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们的择校焦虑,各校都有好学生,各校都有好老师,没有了过去的重点校,也减少了烂校,大家都是“中等校”,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然而,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博弈在每时每刻进行着。
(五)民办“好学校”是如何炼成的?
由于中招、高招依然存在,由于残酷的升学竞争依然存在,比拼考试成绩仍然是莘莘学子的最终出路,所以,家长们对于“好学校”的渴望依然存在,他们对于均衡政策下的“中等校现象”并不满足。
家长们对于“考试”的情绪是如何复杂,一边在恶毒的诅咒,一边又在强烈的怀念。
我们要上更好的学校,我们要有更高的升学率,我们不但需要好老师,我们还需要好同学。那怕----让我掏钱也行,多掏一点也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差不多的教育,我们需要的是尽可能好的教育。
让我输在终点可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点。
世界的逻辑就是,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利益,就会有产品满足这些需求。
这时候,这种产品出现了,这就是民办的“好学校”。
这种产品,天生对公办学校形成全方位的碾压。
它可以跨学区通过考试选拔优质新生,所以它的生源是好的,这里有好同学,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一个核心竞争力,也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只有生源好了,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序管理、应试训练,才可能成规模的提升升学率。
它可以高薪吸引优秀师资,同时由于采取公司化聘任制管理,民办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和业绩考核也更加严格。而公办学校的低薪资,客观上也促使大量公办教师加盟民办学校。这里有好老师和好管理,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二个竞争力。
它可以规避某些规范办学的政策,以所谓“全封闭”“全寄宿”等理由,延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进而提升考试成绩。这也在客观上迎合了部分家长的家庭教育懒惰。办学行为天然形成政策特区,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三个竞争力。
至于硬件和环境,随着公办学校的升级改造,民办学校到未必有多大优势。
以上三个竞争力同时发威,民办学校在升学成绩上碾压公办学校,几乎呈现摧枯拉朽之势。
所以,即便是高收费,为民办校买单的家长仍趋之若鹜。
综述:民办“好学校”的“好”,是考试的副产品。是家长们为迎合考试的消费行为。是在公共领域引入市场竞争(其实是非正当竞争)的后果。
(六)生源的流失:公办学校的二次崩塌。
随着民办“好学校”的崛起,公办学校迎来了第二次寒冬。
第一次寒冬:公办普通校在上世纪末被公办重点校压制而一度步履维艰。
短暂的复苏:本世纪初得益于均衡政策,公办普通学校一度复兴,甚至有的学校办的很有特色。
这次寒冬,可没有上个寒冬那么好熬。
对于任何学校来说,办学寒冬可能是资金的困境,也可能是政策的制约,也可能是师资的匮乏,但最残酷最致命的风暴,应该是生源质量的恶化。
好学生投奔民办学校,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好学生。
好学生逃离公办学校,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差学生。
此时,师资、硬件都已经不再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了。
家长们高价消费,主要目的就是在购买好的同伴环境。
了解基础教育现状的都知道,沿海地区最优质的小学、初中已基本被民办学校垄断。来看一组网络数据:(数据来自网络,供参考。)
上海家长心目中最牛的20所小学:
除了两所是公办,其余均为民办,且大多出现在上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期。可以说正是均衡义务教育政策推行期的衍生品。每学期学费从几千到几万不等。
至于初中阶段,基本情况也类似。限于文章篇幅,就不再罗列数据了。
这种现象正在向内地一般城市蔓延。
当然,公办校还是有竞争力的,那就是免收费。
毕竟,民办校还是有其软肋的,那就是高收费。
回到本文开头。
有四类学生:富人家的聪明孩子、穷人家的聪明孩子、富人家的一般孩子、穷人家的一般孩子。真实世界的孩子要复杂的多,至少可以细化为以下十二类:富人家的聪明孩子、富人家的普通孩子、富人家的傻孩子、普通人家的聪明孩子、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普通人家的傻孩子、穷人家的聪明孩子、穷人家的普通孩子、穷人家的傻孩子。
民办学校首选富人家的聪明孩子,其次是富人家的一般孩子,然后是普通人家的特别优秀的孩子,接着是穷人家特别特别优秀的孩子,也包括个别富人家的傻孩子(关系户,条子生,没办法拒绝的。)。
不必担心穷人家的孩子承担不起民办校高额的学费。
世界是公平的,正如金钱一样,智商和勤奋也是优质的稀缺资源。民办校是不会忘记穷人们的优秀孩子的。只要穷人的孩子足够优秀,民办学校有一个重磅的杀手锏:奖学金。这就是本文开始戈雅的话:用富人傻孩子的学费来吸引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或许,这也是一种别有滋味的利益交换。
留给普通公办校的就是剩余的几类孩子。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普通家庭的傻孩子、穷人的普通孩子、穷人的傻孩子。
普通公办学校要想东山再起,其难度可想而知。
生源、师资、政策、资金都无法与民办校相提并论,竞争结局可想而知。
但帝都北京是个特例,公办学校仍然保持优质(北京的情况有其独特成因,外地其他城市无法复制)。
总结:通过这一轮资本和学校的博弈,教育在静悄悄中完成了一次阶层的凝固。
(七)竞争是民办校做大的推手。
民办“好学校”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
其一、家长们的教育竞争。家长们对“好学校”的渴望。70后、80后的家长们普遍受惠于改革开放后的高考制度,他们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且随着经济发展,这一批家长们的教育消费实力也大为增强。一般的“均衡教育”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教育焦虑。他们希望的教育的不是“廉价低质”产品,既然这世界上不存在“廉价优质”的教育产品,他们就把希望寄托于“优质高价”的产品上。
其二、资本逐利的市场机制推动。民办学校的投入从来不缺乏资金,只是缺乏政策。前文中上海的民办小学,相当一部分有雄厚的民间资金的支持。当前,在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益逐渐趋于边际效益递减,而投资新兴行业的风险也在放大,投资学校不失为稳妥的明智选择。资本是人类历史变迁的真正动力,资本选择了那个领域,那个领域必然会出现大的变革。
其三、政府提升教育政绩的选择。政府对于民办学校的出现也乐见其成。第一、可以减轻财政的压力。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规模世界第一,教育开支不堪重负。民办学校客观上是动用了社会资本和家长的资本为政府在减负。第二、满足了家长们对所谓“优质教育”的渴望。第三、对于行政区域之间的政绩评比来说,民办校的出现可以提升行政区内的考试竞争力。如果某地区坚持不开放民办教育,而周边地区民办“好学校”必然会把本地的优质生源吸引过去,优质生源外流,对本地的升学质量意味着什么,用脚趾头也能猜出来结局。
只是,这种局面伤害的是普通公办学校和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因为,随着民办“好学校”的加快崛起,普通公办校的生源、师资、校风、学风都会持续恶化,在普通公办学校上学的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自然是最大的受害者。
而在任何社会中,数量最为庞大的毕竟还是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
当然,民办校的崛起也未必一定导致公办普通校的崩盘。比如:由于民办校的办学经费基本来于自筹,政府节省下来的大量教育经费完全可以投入到公办普通校的升级改造上,比如硬件提升、师资培训、提高教师薪金以吸引高素质教师、改造大班额实行小班化教学等,甚至可能是整体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和质量的新契机。关键看管理层的决心、信心和方法。
公平和效率是个永恒的难题。
就看博弈的主导权在谁手中。
(八)教育分层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
人类的历史有惊人相似。
类似的教育分层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是过往旧事。精英阶层的私立学校和普罗大众的公办教育,其办学水平差距之大,比国内有过之无不及。
欧美顶尖的优质中小学也几乎全是高收费私立学校。如英国的所谓伊顿公学、哈罗公学、西敏公学等,字面上叫做“公学”,其实都是如假包换的私立学校。而由政府提供的公办义务教育服务,也仅仅只能提供基本水平的保障,尤其是对学生的知识保障水平不敢恭维,一些公办校的校风之差恐怕也让人瞠目结舌。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办中小学的招生基本上也是免考试的就近入学,其办学经费来自于所在学区的房产税,因此公办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悬殊较大,主要由学校所在学区的房产价格、居民构成、收入水平、生源质量决定。而美国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昂贵的小班教育,实行择优录取考试入学,其办学模式和国内民校有相似之处。美国排名前50名的大学,其大部分新生来自于私立中学,公办中学能升入名牌大学的新生那是相当的罕见。
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分层比中国历史要悠久得多,教育的阶层鸿沟可比中国大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高考制度可以说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让中低阶层子弟实现逆袭的制度设计之一。
(九)可能性:东西方鸿沟的不同。
如前文所述,东方似乎正在步西方的后尘,基础教育阶段的“好学校”日益民办化。但东西方又有着深刻的不同。
西方的精英学校私立化,不仅在基础教育阶段如此,在大学阶段也是如此。比如美国的常青藤名校,英国的剑桥、牛津等名校,无不是私立大学。其经费主要靠学费、捐款和自营收入。
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义务教育阶段在向西方靠拢同时,最顶尖的大学则完全是公立高校,如清北复交等所有的“双一流”“985”“211”高校都是政府直属的公立大学。其经费基本靠政府财政拨款,比如,其中仅清华大学的年度经费就在300亿左右。
有什么区别呢?
西方的精英阶层为私立中小学买单的同时,也在为私立大学买单。
中国的精英阶层只为民办私立教育买单,并不为公立大学买单。
而他们的子女通过义务教育民办校的强化学习,在通向公立名牌大学的道路上占据着显著的比较优势。
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实质,这可能才是教育分层的最终含义。
在浙江、上海新高考方案实行一轮之际,我们不难做出以下分析:由于新高考方案淡化了高考选拔权重,突出了名牌大学的“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录取机制,加之选考和走班制、竞赛、自主招生、外国语报送生制度的存在,高校招生有从考生之间的个人应试竞争演变为考生家庭之间综合实力较量的趋势,这对于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恐怕未必是利好消息。
这世界,对于只会靠汗水来奋斗的人们来说,显得越来越残酷了。
资本、信息、家庭,正在铸造越来越高的成才门槛。
知识改变命运,拼搏成就未来。
曾经是激励一代人学习的口号。
现在似乎失去了激动人心的力量。
(十)教育分层和分流是大势所趋。
教育只是社会的一部分。
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必然被经济、经济的演进所制约。
这就是教科书上的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从来如此,未来亦然。
学校也难以逃脱历史演进的规律。
有目共睹的事实: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正在催生着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富裕阶层,同时也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剧烈迅猛的阶层分化,阶层之间的鸿沟也在日益扩大,阶层鸿沟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教育的分层。
整理一下孩子们的出路吧。
顶尖的精英融财富和知识与一身,他们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和认知升级。这部分成功人士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权异常宽广。既可以到国外私校接受西方精英教育,也可留在国内的民办贵族国际学校(或双语学校)做两手准备,或者是选择“一土教育”那样的体制外小微个性化学校,也可进入体制内的名牌中小学参与高考竞争。他们着眼的是提升孩子的综合素养,子女升学和考试已经不再他们关注的焦点,孩子自身的阅历和发展才是他们培养子女的出发点。自然,精英教育所需要支付的昂贵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说,都不是问题。阻碍他们孩子成才的障碍也许只有一个:他们那么忙,是否真有时间陪孩子。毕竟,对于所有孩子来说,父母的陪伴都是最好的教育。
次一级的是土豪阶层和一般的精英阶层(中产阶层),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但其事业未必能保障子女衣食无忧。“富不过三代”是这部分人群的教育焦虑,他们纠结的核心问题是:孩子是该出国还是留在身边走高考之路。如果是出国,该在什么年龄阶段出国?如果是留在国内,当然最佳的路径设计是:民办贵族小学——民办名牌初中——公办名牌高中或名牌高中的私立分校—名牌大学。
接下来是一般的工薪阶层(低端白领),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面临房价、养老、教育、医疗的沉重负担,缺乏将孩子送出国的经济实力,基本上只能和孩子一起参与惨烈的高考竞争。这部分家庭的人数众多,他们的孩子是国内应试教育的主体承受者,也是民办学校的主要生源,考试几乎是孩子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因此,孩子的成才途径基本是:孩子苦学+家长苦熬+老师苦压。其中也不乏天资聪颖的孩子能够脱颖而出,实现父母没有实现的人生理想:升入名牌大学留在大城市找个好工作。但是否能真正如愿实现阶层逆袭,恐怕未必,毕竟大城市的高房价就是拦在他们面前一道难关。
最后是数量最为庞大的是普通劳动者阶层。他们苦于谋生,尽管也重视孩子教育,但迫于生存的压力,也囿于认知的束缚,不可能对孩子的教育提供实际的帮助。他们为孩子做仅仅是只是一个温饱和一个温暖的眼神了,一切都得孩子自己的努力和天分。特别优秀的极少数可能会一路靠成绩考入名校留在大城市,而绝大多数的孩子的出路不外乎以下个:早早辍学打工、在职校混几年后仍然打工、在三本垃圾学校混几年接着出来打工。
其实,即使是考入了名校的普通家庭的优秀孩子,在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他们和他们的家长早晚会发现,通过学习达到的人生顶点,可能只是大城市本地孩子的人生起点。即使如此,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毕竟,穷十八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十九代。
(十一)哆啦A梦的魔法
每到学校放学,学校门口总是有好些家长翘首企盼,越是下雨天越是如此。
无数的雨伞,无数的目光,无数的手机屏幕,无数的心力交瘁。
这是一个奇特的国度。
这里集中了前现代的蒙昧、现代化的暴虐和后现代的荒诞。
这是一片奇葩的土地。
这里有最辛苦的学生,最心苦的家长和最命苦的教师。
这是一种诡异的存在。
这是过度约束的一代,也是过度考试的一代。
用我一位考试失败的学生在考试后写的总结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现在的我终于明白,大雄求哆啦A梦帮他藏起0分试卷时的那种辛酸、痛苦与无奈。小时候的我一直期盼能有一只从天而降的蓝色机器猫(哆啦A梦),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一部分,我是说——我变成了大雄。”
(十二)写在最后的空谈。
什么是“好学校”?
它的第一世叫公立重点校;第二世是民办精英校。
它的第三世会是什么?
小微教育?网络学堂?虚拟学校?
让时间给出答案吧。
毕竟人类又处在新技术革命的门槛上——也许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将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的学习形态、学校形态、教育形态。
也许,教育将真正回到它的最初起点:自主学习、自由学习、终身学习。
也许,教育将真正恢复它的最初本心:发现自我,成全同伴,照料世界。
也许,这一天并不遥远。
也许,明天即将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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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山。来源:隐蔽的历史。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