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夏之交，是毛泽东和萧子升最后的四个月。那年三月，从巴黎休假回国的萧子升来看望几年没见的老友毛泽东，但这时他二人的思想已大有分歧，常年旅居法国的萧子升坚持认同无政府主义，而在国内尝试过各种办法的毛泽东则反而开始同意起蔡和森说的「俄国模式」。这让萧子升很是生气，因为1920年他刚因为这个和蔡和森吵了一架。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乃是当年长沙城里的「湘江三友」，我们就将顺着他们不同的命运走向，缓缓叙述。
到了6月，毛泽东说要去上海，正巧萧子升也有意北上然后回法国，于是便和毛泽东一同上船。在从长沙到上海的船上，毛泽东依旧想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大纲》推荐给萧子升，萧子升则始终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二人不欢而散。到了上海后没几天，毛泽东同萧子升说要去一趟浙江，萧子升欣然应允，于是二人同游了西湖，然后毛泽东便不知了去向，萧子升则径自北上，接着去了法国。等萧子升回国时已经是1924年了，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32年8月陷入「故宫盗窃案」，晚年流落拉美。
1921年的这次会面，也许就是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其实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分歧由来虽久，但很多年前萧子升是毛泽东最崇拜的人。
现在让我们把时针拨到1912年6月，除开毛泽东17岁时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写的《言志》和《宋襄公论》目前已找不到原文外，写于1912年6月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可以算得上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文章。
当时看罢这篇文章的国文教员柳潜给出这样的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其实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一来它是用文言写就，虽然是浅白的文言，但依旧能从中看出毛泽东的旧学功底；二来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和历来文人对商鞅的不同看法，而这种看法是贯穿他人生始终的；三来这篇文章里「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一句其实足可见毛泽东写此文与关切时事之间的联系。
但最重要也是最没被人发现的，其实还是第四点。人民，那个后来被他高呼「万岁」的人民，在这篇文章里是作为愚民登场的：「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那年的毛泽东19岁。那年的毛泽东还有着很朴素的精英右派思想。而这种思想直到1919年才有了显著的改变，从《毛泽东年谱》上看，这和他亲自进行政治活动和亲眼见到五四运动的力量有关。
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一个从韶山冲的山沟沟里出来的农民。就在来年，他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当时图书馆里有一张世界地图，他饶有兴趣地看了半天，结果发现上面只有长沙，连湘潭都没有，何况韶山，这给了他很大冲击。在1915年2月24日他写给表哥文咏昌的信件里提到，他读书时不慎将向表哥借的「《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很可见读书用功力度之大。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萧子升。
从1915年8月给萧子升的信件开始，我们就能看到毛泽东当时对萧子升的极大崇拜：「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类似的话语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比比皆是。在1916年1月28日的信件里这么说：「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同年2月19日则写道：「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在6月24日的信件里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当然，毛泽东也不独缺萧子升这一个朋友。1917年9月，他便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前，我一定来交你这个朋友。」当年看到招友启事的我，在心里这么说。
回到萧子升。在萧子升的回忆录里，他记录了一段和毛泽东关于刘邦的争论。在他的笔下，毛泽东认为刘邦是一个大英雄：「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做皇帝的，我认为他应称得上一个大英雄！」萧子升却有着相反的意见，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他太自私了；就他作为皇帝来说，他也太自我中心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坏人的原因。他只不过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而成功了的人罢了。也许他的心肠并不坏，然而因为政治野心继续增长，终于使他心地卑劣，理想愈来愈淡，人格也开始堕落，于是他便成了一个坏人。」
萧子升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59年，那时他已经旅居乌拉圭，因此这段争吵也许是有用意的，无论是真是假，那时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其实已经有了极大的价值观差异。
尽管在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件里，他还流露过想当隐士的心理：「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当然，那年的他心智不稳，有波动是正常的。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的1912-1920年间他写给众人的36封信件里，足足有13封是写给萧子升的，足见彼此情谊。令人怅惘的是，毛泽东给萧子升的这些信件，是当地党组织在土改中发现并保存下来的，这不免让人觉得，萧子升也许并不是很看重这一份情谊。
更令人怅惘的是，萧子升后来在回忆录里流露出了对毛泽东及共产党的极大不满，尽管他在前言里这么说：「我相信本书是记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诞生和有组织的发展之头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细节和秘密的人；而由于我并非政坛中人物，故能够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但行文间却很明显倾向于国民党，当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甚至自己的好友蔡和森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时，萧子升直接站在国民党的角度，说他们都是被「枪毙」、「击毙」的。与此同时，他还披露了一段杨开慧当年暗恋他却不果的事情，事情的真相永远无从得知了，只是在杨开慧死后，他却这样写道：「我应该负罪地说：『假定我未曾结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爱情，她一定不会以毛泽东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枪毙。』」
也许萧子升和毛泽东早已经不是朋友了吧。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虽然毛泽东那时还没接触到共产党，还没和萧子升产生巨大的分歧，但毛泽东的想法已经在那几年里迅速地成熟起来，1916年7月25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也许是可考的最后一封）里，正式提出了这样一则预言：「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毛泽东提出过非常多的预见，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论持久战》，而在此之前，亦即在他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同样有着非常多的政治预见。如1919年7月21日在《高兴和沉痛》里写下这样的话：「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而七天后在评点日德密约后又写下：「我们应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屡次寻奸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会打断的。」包括对溥仪的看法，也比当时的其他人多了远见：「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博（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1920年之前，毛泽东和萧子升文字上的最后互动出现在1917年夏季，毛泽东给萧子升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这篇文章极见行文中的韩愈风骨，读罢此文，不得不感慨毛泽东旧学功底之深，放在当时的大家中亦不遑多让。在目前能找到的《讲堂录》（毛泽东听课笔记）里，我们就能窥探一二。
除了萧子升，时常和毛泽东的通信还有黎锦熙。作为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他曾经被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
而更多的，则是承担良师益友的职责，向毛泽东反复陈述实际行动的重要：「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流露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前兆：「故某公（梁启超）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宁不误尽天下！」
更重要的是，在这封他与黎锦熙的通信里，强调了一以贯之的重要性：「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那么毛泽东的一以贯之是什么呢？实践。
黎锦熙是有意保存下和毛泽东的通信往来的，1952年建国后，他将这些藏品清检出来，并结合自己的回忆，在每封信后写了按语与注释，题作《毛主席六札记事并注释》，从注释来看，也许毛泽东已经没法和黎锦熙像当年那样愉快交谈了。
当然，对毛泽东更为重要的人是杨昌济。只是杨昌济和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不多，而毛泽东的同学杨韶华，则在20年代初向毛泽东借阅了杨昌济翻译、毛泽东誊抄并批注过的泡尔生著作《伦理学原理》，也因此建国后当他将这本书还给毛泽东时，人们才能看到毛泽东当年的批注。
杨昌济是心学传人，这本书是西方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代表作，当年的毛泽东依旧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徘徊，在字里行间的批注中，我们能看到毛泽东朴素的唯物主义，也能看到他开始反对却不知道为什么，而在这些批注中，康德、霍布斯、王阳明、朱熹的名字时不时出现，中西哲学功底尽显。
这也许是贯穿他一生的，对一切的怀疑和自我的亲自实践。
1920年2月他在给陶毅（即陶斯咏，相传和毛泽东有过一段恋情）的信里，写道：「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这和他后来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如出一辙的。
因此他会不断去试验。
他试验过工人夜校。在1917年10月30日的《夜校招学广告》里，他首次使用白话文：「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
在后来《夜学日志首卷》里，他总结了办工人夜校的经验，不再骂他们是愚民，而是开始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
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也没有高高在上，而是用十分俗气的白话文，目的是为了让人看懂：「乃用白话自写自发，发时加以口说，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
他试验过体育救国。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强调体育强国，提出「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在这篇文章里，他先论述了体育之于德、智的重要性，这其中有着最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紧接着强调强身健体对民族的重要性，最后别出心裁地自创了毛氏六段操，名之曰「六段运动」。
当然，他还试验过舆论施压。1919年7月14日，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里，他的大气魄终于登场：「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也是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提出人民的力量：「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只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能看出来，当时的他还没有对国民进行过社会各阶层分析，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气势磅礴，已经令人眼前一亮：「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与此同时，《湘江评论》里还有许许多多开眼看世界的文章，如《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阿富汗执戈而起》、《来因共和国是丑国》、《好个民族自决》和《可怜的威尔逊》等。
也是在《湘江评论》里，毛泽东开始正式呼吁对女性的关注。从《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到《女子革命军》（「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甚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那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直到最后连续十几篇的关于赵女士事件的文章，洋洋洒洒，足见他对女性权益问题的重视。
但是要说到《湘江评论》里最重要的文章，那自然是四篇《民众的大联合》了。按照《毛泽东年谱》，这时的他显然已经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这篇文章横空出世，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需要联合起来：「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在这篇文章里，除了提出这样的观点外，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字里行间非常多的比喻，这和他后来的文风是一致的；二是全文都是浅显的白话文，走卒贩夫都能看得懂。
文章写到这时，我想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文章不是写给士大夫，而是写给人民群众的。
但是《湘江评论》很快就被查封了。
然后他还试验过湖南建国。从驱张行动到湖南自治再到提出湖南建国，整个1919年到1920年，他都在做这些事，浩浩荡荡几十篇文章，全在讲述政治改良。到了1920年11月25日，在他写给向警予的信里，才正式认识到一点：「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翻看他的早期文章，有很多时代印记，夸赞过袁世凯、崇拜过康有为，很快就把他二人一起骂了。而后来「矫枉必须过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也已经隐隐体现。
每条路都走过，每条路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条路折腾下来，都有朋友离去。
和毛泽东不同，蔡和森是一直都坚持走俄国的道路。而撞了那么多次南墙的毛泽东，也才在给蔡和森的信里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931年春，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向中央申请，要求到瑞金中央苏区去搞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可是，由于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党要派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去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以挽回大局。就在赴港不久，蔡和森即被叛徒出卖遭捕，并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
回到文首，1921年毛泽东和萧子升分道扬镳之后，萧子升的去向我们已经知道了，而毛泽东呢？萧子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去参加的，正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那里，毛泽东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有的人他之前就认识，还有很多会在未来陆续的几十年里走进他的生命。
但那时，已经没有朋友了。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不再是战友了。
1915年他给友人写信时说：「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说的是自己。
也许他是不会有朋友的。他太孤独了。
参考资料：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选集》，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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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鲤。来源：书林斋。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