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吕途获得了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学位。在百无聊赖中，她将自己的毕业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并接手负责了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她决定将目光对准打工者群体。2005年冬日的某天，吕途穿着一件蓝色羽绒服，开着手动挡的汽车，第一次来到皮村。之后她留在皮村工作，直到今天。

张慧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也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2014年，他看到皮村文学小组招辅导员的消息，自愿报名。从此之后，每周日晚的七点半到九点半间，他都会来皮村给工友们上堂文学课。通常，张慧瑜会在课堂上分享一些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也会和工友们一起讨论社会中的热点事件。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慧瑜老师”。

范雨素，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人，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她住在皮村，是文学小组最早一批成员的其中之一，在课堂上发言特别积极踊跃。

皮村将吕途、张慧瑜、范雨素三个人汇集到了一起，而吕途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一书，又让他们有机会一起面对公众。在和打工群体接触时，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位置是怎样的？知识分子能否为打工者代言？打工者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吗？他们能够自我表达吗？在日前于北京三联书店举行的，以《都市折叠下的新工人》为题的讨论会上，他们各自进行了阐述。

吕途：从“自带取景框”，到女工倾听者

在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附录里，吕途谈到她2005年冬天第一次来到皮村的场景。她“开着白色韩国大宇车来到皮村”，约好了一次访谈。那天，同心学校（皮村一所面向打工者子女的全日制半寄宿学校）的暖气被冻住了，被采访对象王德志正在拿着喷火枪烤暖气片，看着这个场景，吕途非常不自在，觉得自己的访谈是在耽误王德志的时间。她由此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反思：“我不觉得我这样做出的研究有什么用处，唯一的用处是可以拿到貌似很国际化的研究舞台上去分享，但是，这样所谓国际化的东西落地到皮村又有什么用处呢？”

也有来自皮村的人曾对吕途说：“你们这些外来的研究人员就像是拿了照相机来照相，相机里面有个取景框，用固定的取景框来看我们的世界，框到照相机里的就是你的认识，但是那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是被你框进去的那块世界。”

这一次短暂的皮村经历让吕途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外来研究者和工友之间的距离。三年之后，吕途在工友孙恒的邀请下，致力于关注打工者的生活状况和权益问题。

2013年，吕途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2015年又出版《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而在刚刚出版的她的第三本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前言中，吕途写下创作该系列的原因：“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这个要求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给予我的，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所要求的。”

创作这三本书时，吕途面对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在写《迷失与崛起》时，打工群体需要对自己的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否则无法思考未来。因此《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的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到了《文化与命运》时，现实的要求是需要工人个体和整体以主人公的方式思考，建立劳动价值观，若非如此，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因此，在这本书中，吕途的预期是思考方向、出路与价值观，从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

而到了第三本《女工传记》，吕途希望记录工人群体对于生命本身的体会，希望焕发生命的力量，也要将女性个体命运和时代社会历史的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

吕途在书中说，这本书最初的目的是为女工立传。但她不是只写一个女工，而是多位不同年龄的女工。她的主要书写对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打工者，在最后收录书中的34个女工故事中，有五十年代出生的、曾经一度被称为国家主人翁的吕途的三婶，也有1994年出生的，在高中时候被迫放弃高考，后来辍学打工的俊杰。这些女工年龄跨度达到四十多岁，她们既有迥异的人生经历，也分享作为女性的相似体验。

这34个故事延伸出两个维度的历史：时代变迁的历史和个人生命历程。吕途希望透过书中收录的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有着迥异经历的女工故事，“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本书中，吕途将目光从工人转向女工，一方面是因为她自己有直接的女性体验，二来是因为硕士期间吕途学的是“妇女与发展”专业，那时候她接触过一些理论，但都只是粗浅的理解，到后来，她自己经历了痛苦，看到其他女性遭受苦难的时候，才开始理解那些概念和理论。其三则是因为，在吕途看来，“女人”和“工人”在“女工”之中合二为一，不存在单一的阶级斗争，也不存在单一的妇女解放，二者是有机的整体。正如吕途在书中所言：“我始终记得这样的论述：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是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妇女所受的压迫是所有压迫中最为深重的。一个女人所受的苦往往是男人无法体会和想象的。”

范雨素：没有愤怒的女工，真正的女工都是穿隐身衣的

除了有吕途这种女工故事书写者，也有范雨素和皮村文学小组中自己书写自己故事的人。在范雨素看来，吕途写的并非是女工的全景，让范雨素印象深刻的对于女工的全景式描写的作品，有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和丁燕的《工厂女孩》，“她们是用航拍的场景写的”。而吕途写的有50后、60后的国企工人，有70后的维权代表，也有90后的在公益组织工作的女性，她们都是“觉醒者”。因此范雨素说，这本书对于打工者来说是一个正面力量，让打工人看到一种文化的觉醒。

接着范雨素回忆了她读到过的“女工书写”。她在8、9岁的童年里看过的一些课本，初中课本里有一篇1831年德国诗人海涅写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写的是女工。而在中国，则有解放前文学家夏衍写的《包身工》，其中的场景和现在一部分女工是一样的。此外，郑小琼也写过很多女工故事。范雨素在这些写作时间相差快百年的故事中，看到了女工们一模一样的处境。这令她感到震惊。“特别是郑小琼写的女工的眼神，都是荒凉的。”

在范雨素眼中，海涅的笔下“愤怒的女工”是想象出来的文学形象，那样的女工并非文学的镜子，真正用文学清晰反映的，是郑小琼和夏衍笔下的女工，她们是无力的，穿着隐身衣的。

由此范雨素也想到主流媒体话语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两个女工的故事。一个是在1996年被广泛报道的一位公交售票员，还有一个是2013年引起广大关注的人大代表刘丽。她们一个是国企工人，另一个是农民工。前者是一个国家主人公形象，很正面也很正能量，而后者则是一个悲凉的故事：刘丽本是一位洗脚女工，拿工作中赚的钱帮助留守儿童上学，后来因为她的这份爱心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范雨素认为，这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听起来像听国歌似的，而另一个听着像一些民谣歌手唱的悲情民谣。”她还听到了很多家政工的故事，其中一位和范雨素年纪差不多大，有三个孩子，长期在一个家庭干，不敢辞职，因为一旦辞职，找工作的间隙就没有收入。她跟孩子有7、8年没有见过面，挣的钱都寄回去给孩子上学，她老公打零工用她挣的钱支撑家庭。每次一想到她的故事，范雨素心里就很难受，“她是一个母亲，长期和孩子不见面，她天天是用什么心情在劳动呢？所有做母亲的人都能想到这个故事的悲凉。”

更进一步，范雨素认为这个家政工的故事并非个例，而是一个社会样本，因为很多的农民工都和她一样，长期劳作，把工资寄给家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供孩子上大学，从此改变命运。但范雨素提出一个疑问：我们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能改变命运吗？她现在经常看到报纸上和杂志上有一句话，大学毕业等于0。母亲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亲情，每天在撕心裂肺地想孩子，用亲情换来的钱让孩子上学。可是孩子的父辈们，孩子的母亲却失去了亲情，失去了母子的爱。一方面他们想见到孩子，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出去接受教育，改变命运，将来能赚钱。“可惜，现在大家又在说大学毕业等于0，就有了很多伤心哭泣的母亲。”

看到这样的事例，范雨素觉得迷茫无力，“我看到和我一样的农民工、家政女工，都是和我一样是迷茫的、无力的，我们这些人民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

谁在言说？为谁代言？出路何方？

从吕途为女工立传的努力到范雨素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的自我书写，这其中涉及谁在言说，谁为谁代言的问题。

在张慧瑜看来，这个问题与20世纪的历史非常相关，即怎样从自我走向更广大的群体，走向他人，走向其他的社会阶层。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人们一直在讨论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这也是左翼实践中的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自80年代以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代言问题：我们只能写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很多作家只能看到“我”所看到的真实，而不能替其他人说话，这种代言的困境的背后，是整个左翼的革命实践的失败。而吕途恰恰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最朴素的可能，就是要试图走出自己，去倾听、去了解，去对话、并在对话中得到相互理解。

“这种倾听和对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她给我们展示的不再是一些伟人的故事，不是英雄的故事，不是丰功伟绩的故事，而是身边的普普通通的最普通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倾听的视角，是普通人的角度。这本身我觉得就是很有历史和文化意义，因为我们可能会知道，历史是有权力的人来书写的，是胜利者的清单。从古至今无辜的平民大多数都不在历史中，我们图书馆中找到的典籍都是那些曾经的伟人，曾经掌握权力的人给留下的。所以这个意义上，吕途老师试图用她的工作，让更多的人、更多无法发出声音的人，把他们的故事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工作者的任务。” 张慧瑜说。

除了知识分子的倾听和理解，打工者能够自己为自己代言吗？他们能够自我表达吗？

张慧瑜由此联系到范雨素说的隐身衣问题。在张慧瑜看来，这件“用廉价料子制成的隐身衣”，是社会的隐身衣，社会让新工人这个群体隐身起来，就像建筑工地上覆盖的那些绿色帷幔一样。同样隐身的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厂和车间。这是最显而易见的意思，如果再引申一下，隐身衣的隐喻是工人无法表达自己，只能被表达，只能被别人代表。美国文学理论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曾经讨论过“底层能言说吗？”在她看来，底层不能说话，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话语，并不是说他们不说话，而是他们说了主流社会也听不见。主流社会编织了一个隐身衣的屏障，将他们压缩在第三空间中。我们无法看见他们，或者说我们即便看见了，也熟视无睹、视而不见。

面对这种情况，范雨素认为可行的方法是自己为自己代言，“每天为自己写文章，每天发在公众号上，我们会被别人看见的话就不是穿着隐身衣的人了。”

而作为一位既在高校任教，同时又在皮村指导工友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型知识分子，张慧瑜表示，对文化劳动者来说，这十年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就是知识劳动和文化劳动在急速地贬值。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都是工薪阶层，挣的工资很难在支撑他们在城市过上好的生活，因此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命运是休戚相关、同病相怜的，他们构成命运的共同体。因此改变工人的命运也是改变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只有所有劳动者的命运都改变，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出路何在呢？在吕途看来，她接触的很多工友都是迫不得已在漂泊，都被动认同了一种过客心态。这种心态最适应的是资本的逻辑，因为资本希望每个人此时此刻都是过客，以便资本对人进行更好的剥夺。“资本一路走过来，它拿走了它想要的东西之后，留下的就是一片废墟。”吕途认为，一直按照资本的逻辑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我们不能认同那样的一套逻辑，我们一定要创造我们一套不同的逻辑。

反资本文化的出路有哪些呢？吕途认为要有团结经济，可能是在城市的社会企业，可能是在农村的合作社。这是吕途在工人大学的教学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我们觉得，既然都特别迷茫，何不去尝试一下呢？”吕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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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适野。来源：界面文化。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