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北京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一建筑大火。11月20日晚官方通报，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死亡名单中10岁以下共7人。
根据通报，起火建筑为“三合一”建筑——地下室为冷库区，一层为商户、二层和局部三层为出租房，共305间房，租住400余人。
事故之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发言指：下决心加大对‘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工业大院、散乱污企业、违法建设等的清理力度，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各大媒体都读出了火灾令“拆违行动加速推进，也助推了这里外来务工人口的迁徙”（《新京报》）的语义。
11月19日，大兴区西红门火灾消防人员在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问题是，为什么人人都说“脏乱差”、“不安全”的城中村，依然有那么多人愿意住在里面？
其实在广州的城中村也存在着大量类似的建筑。在2014年，广州消防曾提出方案清除“二合一”、“三合一”、“住改仓”等建筑3200多栋(间)。同年，广州市发布《广州市城中村安全隐患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计划整治该类建筑。
广州康乐村 图片来源：纪录片《栩晴的尤克里里》剧照
位于广州轻纺城附近的康乐村是广州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城中村之一，和新建村一样，那里也存在不少的“三合一”建筑，也是外来人口聚集地。NGOCN近日走访康乐村，与三位“村民”聊了一下他们为何选择康乐村。
康乐村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车多
杨广：当然有想过回家，能跟孩子一起
在康乐村的马路两旁，都坐着不少人，他们坐在小凳子，前面放着一块小牌子，内容基本都是：“寻找客户……”。杨广是其中一位。他坐在一个药店的门口，低头看着手机。
杨广十几年前就从湖南到广东这边打工，来广州后已经换过几份工作，现在是一名制衣厂的老板。他说，现在是服装行业的旺季，到大街上“寻找客户”是大家常用的方式。
杨广的制衣厂就在康乐村里，那是一栋三层的建筑，一层是一些商铺，二层是制衣厂，三层是厂房。
在康乐村，类似的构造的建筑不少。招牌上会写着“XX服装厂，在X楼，联系电话XXX”，抬头看，建筑某一层会晾着衣物。从康乐村牌坊往里走15分钟路程，会发现建筑上的电线都是绕在一起，而且布满了蜘蛛网。NGOCN随机走访了几栋建筑，发现楼道多缺乏消防栓，好一点每层都有灭火器，但灭火器都布满了灰。
当问到康乐村消防治安情况时候，杨广说：“这里人太多了，火灾肯定有的。前几年开始整治吧，这几年治安消防都好些了”。NGOCN问杨广最近一次火灾在什么时候发生，杨广想了一下说：“不知道”。
杨广和妻子现在住在一间厂房里。他们的孩子在老家读书，明年升初中。对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杨广说：“我们两个常回家，和孩子的感情都挺好的。”今年七月份，杨广和妻子就回了一趟老家。他说：“七月是行业淡季，就回去休息了。”
康乐村的宣传栏上几乎都是厂房转让的信息。杨广说这几年经济都不怎么好了。但杨广也说不上怎么不好，“有些厂就是一直都有生意呀。但有些人也没有做回老家了。”
杨广说他们不是没有想过回老家发展，但他们放不下两年前才接手的制衣厂。
早上八点左右的康乐村
蒋升：那些人都是自取灭亡
见到蒋升的时候，他正在店铺里的一个小隔间洗头，顶着满头的洗发水泡沫。蒋升告诉NGOCN，他一般都在这里洗头，尽管自己住在楼上。
蒋升也是一位制衣厂老板。他的制衣厂在一楼，面积约40平方米，进门是约15平方米大的工作台，机器的电线、面料、成衣混杂着摆放在在工作台上，他的三位员工平时就在这里把他拿回来的面料、辅料按照客人的要求制作为成衣。制衣厂还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放着几个货架，上面堆满了面料和成衣。
蒋升的店铺
要不是蒋升指出，那个藏在扫把和面料之间的灭火器很难被发现。灭火器是制衣厂唯一的消防保障。当问到附近是否发生过火灾时，他说:“很少，那些人都是自取灭亡啦”。
蒋升喜欢开玩笑。他说：“只记得来的那天和今天。中间多少天就不知道了。”后来，他才告诉NGOCN，他来广州正好十年了。店里有人笑话说，“他已经是个老广了”。
不过，蒋升来康乐村只有三年时间。三年前，有朋友告诉他，康乐村这里有制衣厂转让，成本不高而且容易赚钱，然后他就过来了。
在NGOCN和蒋升交谈的时候，有个客户来要货了。但蒋升并没有完成这批货，客户的不悦一下子都在脸上呈现了。她翻了翻桌上的面料与成衣，又到仓库看了看，说：“我看你不是没做完，你压根就还没有开始帮我做啊。”
客户走了之后，NGOCN问蒋升是不是活太多忙不过来，他没有回答。
黄琳：过完年就不来广州了
黄琳穿着白色的大衣，一边在路边摆卖着首饰项链，一边低头玩手机。在周围都是“寻找客户”的制衣厂“老板”中显得格外不一样。
黄琳今年才24岁，两年前从湖南一所二本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她就跑来广州工作，住进了康乐村。两年时间，她已经换了三份工作，一次房子。
黄琳之所以来广州，是因为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广州的工作——某公司前台。奔着不错的工资和想来广州“见见世面”的想法，黄琳就来了。前台的工作做了一年，黄琳就辞职了。“收入没有之前说的那么好，而且每天要看其他人的脸色，太郁闷了”。
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黄琳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黄琳说“想挑战一下自己”。服务员的工作薪酬没有之前的高，在家的时间也更短了，而且原来的房子合同也到期了，黄琳就打算换一住的地方。但她还是没有走出康乐村。黄琳现在住的地方在康乐村更里面，但也更便宜了——每个月只需要600元，之前的单间每个月850元租金。
缠绕在一起的电线
黄琳说现在自己住在楼顶。NGOCN问到房子的消防安全怎么样，她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我还真没有留意过。但我都没见过有火灾。”但黄琳很在意康乐村的环境，她觉得这里太多车，太嘈杂了。在对话中，她提了几次想要搬走。
服务员的工作黄琳做了三个月就没做了，之后她去了朋友的服装店里帮忙。但就在一个月前，黄琳也辞去了这份工作。现在，她开了一家淘宝店卖首饰，但她说生意不怎么的，所以她有时候到街上来摆摊。
NGOCN问黄琳是否还会继续打工，她说：“还没想好。我之后也想去其他地方走走。我家里人让我回去。或许过完年我就不来广州了。”
星期二下午这两姐弟早放学，但回到家爸妈还没回来。他们打算在门口做功课。
《南方人物周刊》以“火灾后的异乡人”为切入点，纪录了火灾后被要求立即搬迁的新建村居民。不同大城市的“异乡人”，住在不同的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里，却有着非常相似的理由和际遇。
根据媒体报道，截止2017年5月，广州连续16年未发生重大以上火灾事故。但从NGOCN这次走访康乐村看，城中村中依然存在不少消防隐患，始终让人明显感觉“脏乱差”，居民和工厂老板的消防意识也没有提高。耗资100亿元进行的城中村整治，似乎未能真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而北京以“清理拆除”为主的整治方式，也不过是让人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对于经济条件受限，只能住在这类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工，他们的安全又能有多少真实的保障？试问，如果清拆得快一点，这类事故就真的可以避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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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七、捞面。来源：NGOCN君。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