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在市场化推动下社会产生了大规模的分化:一边是敛聚巨额财富、垄断各式社会优质资源的新兴资产者,另一边是亿万逐渐丧失了生产资料、沦落底层的无产者,这种局面逐渐成为新时代阶级结构的基本面貌。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规律,同时也无情地威胁着一切“中间阶级”人群的生计,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地趋于下降,压制着他们跻身高等人行列的美梦。而若说这些“中间阶级”多少还有些许“上升”的机会,那么无产者,则是基本没有翻身机会可言的。“努力就能成功”的美梦,已经在资本积累的规律下完全破灭。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在私有化、市场化的社会中,公民发展条件的平等是绝不可能的。
针对在社会中到处张贴着的“鸡汤”谬论,为澄清问题的事实,我们决定刊发下文,为社会清正认识提供一定的参考。
(注:本文所提及之各种”报刊“已做特殊后期处理,请各位读者不要胡思乱想。)
一、新型宗教:努力教
在当代,一些鼓吹诸如“努力就会成功”、“不能改变世界,改变自己也能成功”、“没改变说明你是假装努力”的颇具系统性的观念,在社会中普遍流行着,这种粗制滥造的哲学观念,在被以大量的华美辞藻进行文学装点后,像小广告一样到处横行于社会当中。这种东西一直以来都是各种位高权重者对下层人进行说教的最爱,此物的作者往往将他们的这些创作称之为“心灵鸡汤”,以冠“鸡汤”之名,欲体现其作品“励志性、滋补性”的“本质属性”。
这种东西在经过了社会中各种权威而知名的宣传中介如“幽默日报”的认可和促进以后,在社会中疯狂的普及和传播着,十分有效的洗涤了一个又一个人的心灵。最终使得社会中绝大部分底层人,认为这种东西是自己的“成功道”和“福音书”,并深切的感到这些东西对他们改变自己现有的不利处境和地位,是大有帮助的。在对此深信不疑之后,他们就像黑鼠疫中的基督教徒一样不断地虐待着自己,来祈求得到上帝的眷顾。而至于这种自虐是否会在实际上真的产生什么预期性的效果,那并不是他们想用理性去考虑的东西。就好像一句无神论的谚语所言:“宗教就像药丸,必须囫囵吞下不能细嚼慢咽”。其实一旦他们对此进行了某种理性的考察,他们可能也不会再坚持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这种“心灵鸡汤”已经成为我们当代的新型宗教,只不过这个东西的创新性在于,它把超自然的“神力”从某种上帝的身上,转移到了信徒自己的身上,并把对彼岸的寄托改成了对此岸的寄托,除此以外它和传统宗教比起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之处,它们精神鸦片的本质,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当代的这种“努力教”和历史上的各种国教一样,都是“高等人”和“低等人”相互合作的产物,确切的说是“高等人”施压而“低等人”妥协的产物。客观的说,对“高等人”而言,这种东西是他们在把其他所有的改善途径全部堵塞以后,为继续愚弄“低等人”安分守己所人工制造的幻影,他们通过指出一条无用的、反科学的路,来使得“低等人”产生某种苟活的信心及满足感,甚至是产生一种认为自己的处境能够得到改善的错觉,以此来抚慰“低等人”身为人所具有的本性。介于“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而就有的”[1],且“高等人”由于某些“良心”的东西至少必须在表面上得以维持,他们实在是不好直说“在我们的统治下,你们就是死路一条”,于是这么一种带有“怜悯”和抚慰效能的精神鸦片也就产生了。“努力教”除了能把“低等人”承受苦难的责任,全都推卸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以外,不得不说这还体现着“高等人”某种“人道主义”的情怀,这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表扬”和“感恩”的。对“低等人”而言,信奉这种东西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事业,是对无法克服的苦难感到无能为力后,在诸路皆不敢走以后的唯一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出,“努力教”这种东西的确被这个时代所需要着,无论是对于谁,这种东西的存在都是有用处的。它通过推卸责任的方式,消灭了“低等人”对客观社会关系的不满和仇恨,甚至培养出了一大批“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2],这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人民“幸福”安宁,等等。它让人人都在他们的地位上安分守己,拉车的拉车,坐车的坐车,一切井井有条,并且,还时刻“激励”着拉车的人:“每日坚持进行拉车,总有一天会拉成皇帝”等,可以说这些地方都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于人文关怀的重视。
但是,我们总是能看到这个世界还有着叛逆的那么一面,在这种大流行下,社会中也依然还存在着某些还坚持,或者只是在大脑里暗中保存着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的顽固分子们,他们对这种大流行却毫不买账,而且这群人都从不同程度上辨识到了这种东西的无用性和谬误性,随之将这种东西称之为“心灵砒霜”,以用于揭示其毒害作用的本质。实际上,对于一个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人而言,辨识出所谓的“心灵鸡汤”只是利用文学作为载体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这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通过教育的透镜,人们当然能够清楚的看出,这种“杰作”只是在意图利用大量文学的修饰,来掩盖其在哲学原理上的谬误和反动本质。可以说对于这种“心灵鸡汤”的文学修饰手法,人们在没有识破这种本质之前,那些华美的字眼往往令人感到可爱和温馨,而在识破了这种本质以后,那种文学装饰就开始变得不得不令人作呕了。
作为时代的流行,“努力教”这种观念在历史上并不稀罕,这不过是一种对某些历史时期的再度重复和加以揉捏的拼凑。“何不食肉糜”的古典皇帝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代。今天“努力教”关于“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在假装努力”等观念,在哲学基础上,也基本是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翻版。这种论调不但继承了古代皇帝的民族古典办事态度,也良好继承了在“浮夸风”时期某些人进行“稻上飞”的传统习惯。可以说,我们当代的“努力教”就是这么一种兼采了西晋时代和浮夸风时期两大要理的怪物。而如果说西晋时代的“何不食肉糜”是基于古代人的愚昧,那么今天“努力教”对古代皇帝办事态度的继承,那只能说是“装傻充愣”;而如果说浮夸风时期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局部产生后又被反思批判的失误,那今天的“努力教”对它的这种“不忘初心”,早已经上升到了长期性、普及性和确定性的高度。
二、“努力教”的哲学浅析
(一)缺乏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再努力也达不到预期效果
“努力教”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传播一种“努力就会成功”的观念,并不时散播一种貌似公平的制度设计供社会配合理解。比如,他们喜欢说:“高考是公平的”、“高考不看考生出身是否有钱,而只看人的成绩”、“富二代和无产者本在同一起跑线上”,“成绩是由努力决定的,没考试成绩是因为人不思进取”。以下我们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我们现在把这种说法结合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富贵的高等人子弟往往都是那种成绩较好以至于都留学到外国的“上进人群”,而无产低等人子弟往往都是成绩不好,连大专入学率都很低的“不上进人群”。这种说法有力的为高等人群体挣来了良好的形象,并十分利落的把大多数贱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责任全赖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那么实际上成绩真的主要是由什么“上进”或“努力”所决定的吗,没有成绩是因为人不思进取吗?
让我们打开作为这个国家指导思想之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它说:“不考虑客观实际情况,认为自己的意志能够决定一切,这是一种根本颠倒了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唯意志论”[3],“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即使是改变条件、创设条件本身也是有条件的,任何事物的存在、运动、发展只有‘有条件’才是无条件的。……任何具体事物无不依赖于一定的条件。……离开条件,一切都不能存在,不能及理解。……改造和创设条件的活动不能是任意的,因为这种活动本身就是有条件的,是受条件制约的”[4]。 看来,“努力教”主观万岁的说法并不能得到,开口闭口都是“条件”这种客观外在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支持。
我们再回到现实当中进行对比,看看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会发现,似乎无产低等人和富贵的高等人子弟,他们除了在都是胎儿时是平等的以外,他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可能平等的。比如:在两者出生以后,高等人子弟在家庭的勃勃野心的影响下正生成自己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时,低等人贱民子弟却只能在他们家庭的穷困和低水平的教育中给自己播下了自卑和堕落的种子;当两者走入学校时,高等人子弟的金钱和权位的光环必然给其招来学生和教师的羡慕和尊敬,以导致他们对校园生活无比热爱时,低等人子弟却只能是因贫等原因而遭到教师和学生的欺凌或侮辱而厌学;当两者临近高考之时,高等人子弟正用丰富金钱交换着高端考资,并雇佣的十个博士学位的家教或更好的条件为他服务时,低等人子弟一部分却早已经离开了学校,开始不得不打工了,而那部分“继续努力”的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低劣的教学资源背着英语单词。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其实高等人和低等人子弟二者间的命运从一开就根本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在初始资源条件上的把握的不同,一一决定着他们在发展中的见显于意识上的不同,以及见显于实践收效上的不同。这些与当事人“努力”与否根本没有关系,在缺乏客观条件支持的情况下,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什么理想的效果。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让无产阶级去跟资产阶级竞争学力,这就好比给一个人发一根棍子,而给他的对手一台坦克,让他们同去抢一个山头一样。分到棍子的那个人不论怎么的努力,他也都绝对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掌握与对方竞争的有效条件;反之,分到坦克的一方却是极幸运的,他可以十分轻松的就达到他的目的。这二者的成败并非取决于什么努力或不努力,而仅仅就是取决在“投胎运”上。这种在初始条件上的差异完全不是人自己能够选择的,人在出生前不可能自主选择自己将出生于什么阶级,而至于其所在的阶级在社会中处于怎么样的地位,则是直接为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社会成员间掌握资源的高低差异,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必然结果。比如说,就像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就将决定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境况上必然处于劣势,如马克思说:”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
除了实践活动受客观条件限制的论说外,马克思还曾说“观念性的东西,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6],“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更是明确的点出了“个人意识,是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与社会地位的反映,是个人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等社会地位对于人们的意识起很大作用”[8]。我们从此还应能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光是“考试成绩”这种实践收效需要客观资源进行保障,就连“努力”的意志的产生也都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持。
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什么天然低劣的人,只有无法使人优秀的低劣的天然条件。人的存在和发展,无非只是被他所纳入了联系的一切条件对之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所在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能够纳入到联系的环境的大致条件和其所能掌握与利用的资源,环境决定了人的意识,资源决定了他在实践上的收效。低劣的资源条件的供养下必定造成低劣的人,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使得客观条件首先发生改变,否则人主观上很难产生什么超越不利境况的积极念头,而就算因为偶然的原因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那这种纯粹意识上的东西,对人在某种实践上达到某种预期性结果也绝不可能有任何用处,最终只能归结为一种错觉和误判。实际上,每一个预期性结果的产生都是一定主观和客观资源条件的统一,其中客观资源条件是主要方面,而主观是极次要的。人的认识或实践都是被各种客观条件所层层限制和约束着的,而绝非是随心所欲的,脱离了客观条件,仅仅空谈什么主观上的“努力”、“进取心”,那最终都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把戏。
“努力教”把这种资源相差如此悬殊的“以卵击石”式的竞赛,说成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生而平等”、“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一切都是公平的”,纯属无稽之谈,是极无耻的。考试成绩这个东西极大的依赖于对考资的掌握,而考资是需要用初始资源来进行交换的,人能够掌握的教考资源越多、越优质,他的成绩必然也就越高。
实际上这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公平,如果一开始的供人发展的初始资源配置就是两极分化的,不论“选拔制度”再怎么严格,那也都是建立在不公之上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定资源供养出来的必然结果,去经历“选拔制度”也就是去走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程序而已,可以说这种竞赛,是一种根本早就已经注定了结果的、被窒息了的竞赛。
除教育竞争外,其他方面的竞争也都一样,对于客观资源条件的掌握和对客观环境条件的要求都适用同样的原理,本文不赘述。“努力教”的存在不但以颠倒黑白的方式为高等人既得利益阶级和其主宰的社会关系充当辩护人,对低等贱民群体加以诬赖和攻击,还给社会提供错误的方法故意引人失败和损失,而且他那种“励志”的表象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其真实的作用就如书中所言,“唯心主义从否定物质的决定性的基本立场出发,在歪曲意识本质的同时,极力夸大意识的作用,宣扬不同形式的意识决定论、精神万能论。以这种观点为指导,意识的能动性不仅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且只能把人们引向邪路”[9]。
(二)“努力教”丝毫不顾“初级阶段”理论尊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不停的强调生产力条件对于生产关系的制约性和限制性,并认为“我国是积弱国家,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过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并把这种说法称作“彻底的唯物主义”。从而,绝不可能用某种主观就让国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也就是说连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也都根本不可能。这种理论对于“客观条件制约性”的认识和使用,可以说已经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的,人既不能够自由的去选择生产力,也不能够随意去改变社会关系”[11]的原理还是客观存在、有据可依的。
但是,如按照今天由“幽默日报”等所载的“努力教”的观点对此事进行解释,那事情就要开始发生变质。如此一来,我们的国家不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不搞公有制和高福利等,那完全是因为中枢集团“没有努力”或者是在“假装很努力”,这样这种思潮就开始伤及他所保护的对象了。
一个逻辑正常的中枢集团,绝不能一边把民众在发展上的失败归结到“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的原因上去,而另一边又把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利后果全赖到“因为客观条件限制”的理由上。如果国家兼采这两种说法一并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在群众为主体的关系上夸大“努力”对于结果的作用,大搞主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在以自己为主体的关系里采取条件论的观点,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
如果我们要承认条件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群众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各种客观资源条件的支持,而原有客观资源配置的问题是有赖于中枢集团的,不是可以为群众个人所自主选择的,因此群众失败的境况不为他们自己承担责任,同样的国家治理集团也可以基此原理不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利承担责任;而如果我们要搞努力论,把群众的失败赖给他们自己,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我们国家不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没有高福利、投票制不健全等,那一样全是因为是中枢集团“根本没努力”或“假装很努力”才导致的,如此一来,中枢集团就应该和社会中人山人海的失败者们一样,应该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无能承担不称职的完全责任。
三、结语
“努力教”在我国有着十分奇怪的作用和地位,一方面它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它是一种有着严重错误的谬论,是带有着极大精神鸦片性质的毒害性的垃圾,它不但扭曲事实真相使贱民群体蒙受不白之冤,还给人提供错误的、反科学的方法供全社会作为行动指南将人们领上邪路,这终究必然使得人们不能达到预期的追求,甚至是付出严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它是为社会主流所认可的,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宁等,到是有着一定的裨益和好处,但是,由于其理论的谬误性和过度的反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伤及了“初级阶段”理论的合理性。
“努力教”荼毒无产者、毒害下等群众、藐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容忍。但是,介于这种理论对于“初级阶段”具有杀伤性,这个我们绝不能容忍。那么,这就要求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然而然的,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与这种谬论战斗到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2]列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6页。
[3]萧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第102页。
[4]萧前、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10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708。
[6]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版,第一卷,第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8页。
[8]萧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第186页。
[9]萧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第98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11]萧前、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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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列之声。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