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的一天，凌晨五点一刻，整个武川大学（化名）还在沉睡之中。在东苑食堂二楼的入口处，两名女工点亮了东苑的第一盏灯。她们刚刚骑着自行车，迎着深秋的冷风来到这里，开始为武川大学的师生做早餐。切菜的咚咚声、煎炸的砰砰声和边劳动边聊天的欢笑声打破了校园的静谧。从六点到七点，男工们也陆陆续续地赶来，打扫、切菜、拉面……为中午的用餐高峰做准备。这个食堂里，十二名员工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这样的场景可能在每个高校的每个早上都能看得到。自从中国的高校开始推行“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高校后勤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大多数学校食堂都被各种餐饮公司承包，食堂越发被纳入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中，食堂工人也越发成为典型的无*产者。稍有特殊的是，上文所描述的乃是武川大学东苑的清*真食堂，在这里工作的正是来自西北的回*族工友。作为当前中国网络最被污名化的群体之一，每当牵涉到回族时，常常会引发一套僵硬的本质主义话语和一种固化的民族宗教想象。然而，在种种流行的言论中，却鲜有人用阶级或劳动的视角来考察回族/穆*斯林问题——虽然许多人正是以所谓“马*列无神论”的面目来谈论这一问题的。2016～2017年，武川大学一个学生社团——红星社，在种种机缘巧合和同学与回汉工友的共同努力下，与武川大学东苑清真食堂的回族工人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在“谈绿色变”的舆论现实下，他们的故事或许能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同时，他们也证明，建立在阶级——即共同的劳动处境和共同争取劳动权益的活动之上的民族团结，仍然是可能的。

一、相识

学生与回*族工友的结缘，还要从将近两年前说起。

红星社是H市武川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2014年，在武川大学后勤部门的帮助和组织下，红星社开始了针对校工的服务活动，并得以使用废弃已久的后勤工人活动室。之后，他们举办了放电影、联欢会、校工调研等活动，把活动室改建为工人图书室。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红星社的校工实践一直保持着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虽然交往了一批常来常往的工友，却缺乏一种深入而稳固的联系。作为更激进理念的信奉者，红星社社员不愿停留于这种浅层次的公益服务。2015年末，几名核心成员聚在一起开会，决定增进学生与工人之间的互动，并为此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当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结识清*真食堂的工友，更没有想到深入清*真食堂的劳动关系。

然而，一次偶然却把红星社的校工计划与回*族工友联系到了一起。2016年的2月7日，正是春节前的除夕，曾参加过红星社活动的韩国留学生金瑾刚刚从交流地回到校园。她发现自己宿舍的网已经无法使用，而所有店面都已关门。无奈的她只能到东苑清*真食堂上网，却认识了19岁的回*族食堂工人马小明。金瑾后来回忆道：

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孩子过来问我:"你过年不回家？”我回答：“对啊。”“你家是哪儿的？”“韩国。”“韩国！”这个男孩子就是马小明。他告诉我今天是除夕夜，在食堂吃饭优惠。我听这句话，很高兴地晚上又回到了食堂。

从那天起，我们就开始相互交流。他会问我有没有吃饭，如果没有会帮忙给我送。没有想到的是，有一次他真的把饭送到了我看书的图书馆。

金瑾和马小明就这样成为了朋友。红星社的骨干成员达达这时留居H市，也在金瑾的介绍下与马小明相识。2016年2月22日，金瑾与达达、金瑾的学妹和马小明的同事马守应一起陪他度过了20岁生日。达达在一家清*真点心店买了五块蛋糕，从来没有过过生日的马小明，在没有人光顾的东苑餐厅，与大家一起安静而温馨地庆祝了这个日子。

马小明来自甘肃天水的张家川。在他三岁时，他的父亲就因煤矿事故而去世。2011年，高中还未毕业的马小明买了一张甘肃到北京的“无座”票，在一家饭店当洗碗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五。这成为他打工生涯的开端，而此时他还只有十五岁。之后，马小明先后还当过冰箱搬运工和保安，得到过“年轻能干”的夸奖，也体味过被责骂的辛酸。最后，在经过了“老板看他不会就拿擀面杖打他”的培训后，他终于获得了一张拉面资格证，成为了赤亭餐饮公司的一名员工。2015年年末，他被调到赤亭餐饮公司所承包的武川大学东苑清*真食堂工作。

马小明的的经历不是特殊的。在他的家乡张家川，全县三十多万人口至少六万多人在外打工（回*族人口占张家川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劳务输出早已成为当地回*族农民增收的“第一产业”，用另一名张家川回*族工友的话说，“打工一个月就可以挣到一年种的粮食”。在从前，张家川回民外出打工的方式往往是去关中平原当“麦客”和去新*疆收棉花，如今则多在西安、兰州、北京、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从事餐饮业和建筑业。他们和汉族、彝族、藏族、撒拉族、东乡族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民族的“新工人”一样，也经历着劳动者的辛酸苦辣。

西安洒金桥附近等待务工的张家川妇女，摘自王丹《西安回坊中的张家川人》

陪同马小明一起过生日的同事马守应也有着丰富的打工经历。在进入清*真食堂前，他曾在新疆摘过棉花，曾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搬过砖。然而，比马小明年长七岁的他更加地成熟稳重。他的高中学历和经堂教育经历，使他俨然成为回民工友中的“知识分子”。他对后来者的关怀和照顾，又使他成为同乡回民工人中的“带头大哥”。这样，以金瑾、达达与马小明、马守应等人的相识为契机，红星社开始了与回*族工友的接触。

2016年3月初，红星社开始重视面向清*真食堂工友的工作。主要参与其中的成员有：最早随金瑾结识回*族工友的达达，负责校工服务事项的石晓萌和杜洛周，熟知回*族历史文化知识的中文系研究生鲜于修礼。红星社的校工服务首先是各种体育娱乐活动。运动很快成为学生与回*族工友交往的一个渠道。鲜于修礼热爱打篮球，常在下午休息时间约回*族工友在东苑的篮球场上切磋一番。后来，邻校怀朔大学清*真食堂的员工也参与了他们的友谊赛（怀朔大学清*真食堂和武川大学东苑清*真食堂都由赤亭餐饮公司承包，两个食堂本身距离也很近，两食堂的工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精力充沛、乐观开朗的达达则与回汉工友一起打羽毛球、玩桌游，在图书室谈天说地。

作为一个关注底层的社团，一些社员也期望在与校工交往中，提高他们对劳动权益的重视。在图书室聊天时，达达总是想把话题往“工资”、“休息时间”上引。马小明有一次表示，出来打工就是以体验为主，对这些权益并不一定看重。而马守应则分辨了存在依据工人付出给足工钱的“好老板”和会无缘无故克扣工资的“坏老板”，如果遇到压迫太狠的“坏老板”，打工者必须要做出抗争。红星社也会在图书室放映《无法避免的战争》、《啊！野麦岭》等电影。在观看《无法避免的战争》时，马守应提出疑问：印度游击队怎么也喊“色俩目”？电影里面怎么也有穆*斯林？

在双方的互动中，学生与工人、汉族与回*族之间那道真实或想象的藩篱越发被打破了。鲜于修礼教会了马小明打篮球，而马守应则教会了石晓萌打乒乓。在暑假，红星社还举办了回汉工友、武川大学学生一起参与的校工羽毛球联赛。中秋节的时候，石晓萌和杜洛周把月饼一间一间地分发到回*族工友的寝室，而工友也回赠给他们西北的馓子。2017年的五一劳动节，红星社像往年一样，准备举办校工联欢会。在马小明的主动要求下，他参与了联欢会的前期准备并担任了晚会的主持人。

二、

2017年9月的一天，武川大学北边怀朔大学清*真食堂的负责人告诉鲜于修礼，他们食堂的女工有学习拼音汉字的需求，希望学生方面能办一个识字班。

“当时他反映说，由于有很多女工不识字，所以和家里人聊微信的时候只能语音不能打字，但有时候语音又不方便听。她们没法全面运用微信和短信的功能，因此主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鲜于修礼回忆说。

即便是对回民了解较多的鲜于修礼，对回*族工人当中不识字的状况也相当惊讶。他认为，其中确实体现了某种性别不平等，即女性的文盲率更高，而且其中许多人只有经名而没有学名。在几名女工的故乡——甘肃临夏，女性的受教育权利确实并未得到有力的保障。但是从总体上讲，清*真食堂员工的受教育程度本来都很低。在东苑清*真食堂的工人中，只有两人达到了高中学历，其他人一般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东苑食堂和怀朔大学清*真食堂还都有一些人是文盲。这也是限制红星社员与工友交往的一个因素——“有好几次，我们招呼回*族工友来参加活动。但是他们看见我们拿材料或放电影，可能觉得反正自己也看不懂，就很羞涩的拒绝了。”（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具有某种偏执心理的读者，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澄清这些不识字的回*族工人同时更不会阿拉伯语，虽然他们的确会起一个“经名”。并不是某种宗教教育挤占了他们接受“正常教育”的时间）鲜于修礼还补充说：“当然，虽然总体文化程度不高，但回民工友仍然有很强的求知欲。一方面这些不识字的女工会主动要求学字；另一方面，我在另一家清真食堂认识的一个小哥还有读研究生的梦想。为此，他一直在坚持学习。”

9月下旬，红星社的“回民工人识字班”开张了。教室就在日常活动的后勤工人图书室，教员则由鲜于修礼、石晓萌、杜洛周三个人担任。他们所要教育的学生，是五名女工和两名男工。其中，两名年纪稍长的女工和两名男工有一定识字基础，但三名年轻女工则既不认识拼音，也不认识汉字。每周五晚上，他们会来到后勤图书室，坐在小黑板面前跟着老师学习。

在第一堂课上，石晓萌让工友们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讲一下自己学认字的动机。有的女工说，自己学汉字是想更方便地和亲人联系；另一些人说，她们最想学会的，是如何书写自己的名字。而一名叫王依莎的女工则说道： “我从小就不认识字，后来打工时吃了许多亏。我不但自己要学会认字，将来还一定要我的小孩上学。”这些女性对知识的渴望，是和她们在家乡之外的工作体验联系在一起的。

工友向“老师”发短信，展示学习成果

“回民工人识字班”的教学方法，是安排一个人作为主讲，然后另一个人担任助教。先由上面的主讲讲解一段课程，然后下面的助教辅导工友一遍又一遍地做练习。每堂课结束后，还会留作业和发放拼音挂图。识字班的教学过程并不是全然顺利的。鲜于修礼说：“一开始我们从拼音入手，认为很快就能教完。她们也认为学会拼音自然就会打字。但是实际上工人口头讲的西北方言与适应于普通话的拼音差异很大，结果费了很长时间。每个人学拼音认字的热度也不同。比如有一个女工学习速度很慢，她可能有点怕别人嘲笑，后来就不怎么愿意来了。几个认字的男工觉得课程并不完全适应他们，也时来时不来。后来我们放慢了速度，又请了一些耐心的同学当临时助教，效果好一些。”石晓萌则表示，大多数学员对学习还是非常积极的，她们会主动问亲人的名字和周围的路名、地名怎么念，“会在微信里读学过的字词给我发语音，问老师我读的对不对；我们留的作业是抄拼音，结果她们抄的遍数比我们规定得还多。”

曾担任过临时助教的武川大学回族女生“小东北”，则回忆了自己眼中的女工：“我去帮忙的的时候，识字班已经开张一个月了。她们见到同样是回*族的姑娘，一开始以为是老乡。后来发现我来自遥远的东北，但依然觉得很亲切，在我面前也不会拘束。谈到学习，的确有几名女工不太自信，认为自己基础差，学不好。这是她们受到西北地区固有思想的影响，明显低估了自己的智慧与价值。不过她们一旦打开心扉，就会积极地记拼音、问问题，享受学习的乐趣。”

11月，红星社识字班的教学进入了教汉字的阶段。从最简单的“你”、“我”、“他”开始，到“爸爸”、“妈妈”、“甘肃”、“临夏”、“浙江”，再到“劳动”、“工人”、“工作”、“工资”、“清真食堂”……女工们用清洁的、洗碗的、打饭的、劳作的手，第一次写下这些说过无数遍的字词。她们还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愿望，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

学了两个月的单字、词语之后，识字班不可避免地要教完整的句子和文章了。选什么当课文呢？是直接借用小学教材或与之画风相同的短文，还是结合武川大学、怀朔大学、红星社、清*真食堂的特色自己原创？教员们经过商量，最后编定了如下的课文：“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挣到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清*真食堂里的回*族工人”、“我来自甘肃临夏，我到H市来打工”……

课文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挣到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清真食堂里的回族工人。”

2016年下半年学期的末尾，红星社识字班的第一期已经临近结束，也到达了它最成功的时刻。在最后一堂课上，石晓萌留了寒假作业，让她们复习所有学过的字词和句子。在那一学期，鲜于修礼选修了某位知名民族人类学家开设的课程。在课堂上，他把红星社识字班的成果展示给班上汉、维、蒙、回、苗等各个民族的同学，吸引了讲台下许多惊异和敬佩的目光。“当时全班人反响都很热烈。一位东北蒙族学姐当即表示愿来识字班和图书室当志愿者。”鲜于修礼不无振奋地回忆道。

三、劳动•阶级

如果以上种种还可以被归类为某种纯公益或一般人道主义性质的活动的话，那么，另一些事实和活动将会证明，在学生与工人的互动中也有着阶级意识的成长和抗争行动的实践。对于清*真食堂的存在，官方和公众常常或把它整体当做抽象的“民族团结”的象征，或者妖魔化为“清*真泛化”的阴谋。然而事实上，清*真食堂内部的阶级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揭下城市的、校园的、甚至同一民族、同一宗教的温情面纱——相对于其他校工尤其是从事同类工作的食堂工人，清*真食堂工人承受着最为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这一事实，甚至远超自诩底层立场的红星社社员们的预估和设想。

其实，早在2014年，红星社的校工工作刚刚起步时，就对一位清*真食堂的洗碗女工做过问卷访谈。调查得来的情况是惊人的：每周工作91小时，工资则是在2700元至3100之间浮动，没有休息日和加班费。这名女工劳动待遇的恶劣程度超过了当时接受调查的所有校工。一位参与访谈的学姐很受震动。事后她在调研交流的QQ群里感叹：清*真食堂的待遇竟然那么低！

2016年，当红星社员与东苑清*真食堂工友展开更为深入的接触后，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东苑清*真食堂工人的劳动境遇，在武川大学各部门中仍然是“垫底”的存在。在接受调查的九名工人当中（东苑清*真食堂共有十二人），有三人的月工资低于三千，四人的工资三千出头，只有两个个炒菜师傅能拿四千多的薪水。工资数量还在其次（东苑清*真食堂工人的工资低于武川大学食堂的平均水平），关键是他们有着超长的劳动时间而又没有加班费：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七点半，中间只有上午九点的一小会儿和下午一点到三点可以休息。在“正规”工作时间外，还有数不胜数的临时加班：大扫除、炸丸子、经理主持的会议，以及每隔一天都要等到晚上十点的卸菜。东苑清*真食堂的经理对待工人的方式也极为苛刻，“看不得他们闲”。由于清*真食堂的工资并不严格地区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当经理发现某个窗口的营业额下降时，都会先把这个窗口的师傅骂一顿，然后再直接扣钱。他们也没有轮休日和节假日（只有公司不需要人手时才会“放假”，即在没有基本工资的情况下让工人回家），即便是古尔邦节这样的盛大节日也没有真正的假期，只是可以有时间去清*真寺、享受一顿老板请的饭。直到有一次劳动局来检查时，发现食堂的工时记录上竟然没有休假安排，责令公司方面整改，才为工友带来了每周半天（！）的轮休时间。

除工资和工时外，东苑清*真食堂、其他承包食堂和武川大学后勤公司直属食堂的在劳动待遇上的一些对比

由于西北故乡极度的贫穷落后，由于对按照法律自己本应享有的基本劳动权益缺乏了解，许多初来打工的人基于自己的感受，反而会对公司的待遇做出正面评价。例如，14年受访的那名洗碗女工谈起工作时就表示，自己当初到这里打工就是因为同乡人推荐，“感觉这里待遇不错”。后来她真到这里后，虽然刚开始觉得比较累，并不像期望中那样轻松，但“后来就习惯了，也不算太差。”

然而，打工时间更长的的工人都会明白这点工资对于他们付出的血汗而言实在是太微薄了，甚至会产生朦胧的阶级意识。马守应知道其他食堂是什么待遇，常常感叹赤亭公司不公平。也有工人不满管理者的优越地位，抱怨说“干活越多，拿的工资越低。干活越少，拿的工资越高。”怀朔大学清*真食堂有一名叫坤哥的青年工人，常常与社员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他的妻子也是识字班的一名学员。鲜于修礼曾和他谈到“老板”与工人的区别，说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坤哥当即表示：“说得对，我们和老板当然不是一家人。”

当然，面对严酷的打工生活，许多人也希望有一天能“自己开店”，从现在的束缚里解脱出来（在食堂所属的赤亭公司管理层中，老板的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因而基层工友都没有“向上升迁”的指望）。然而，靠工人自己的积累，是难以实现这个愿望的。“你不是要开店吗？”“哪有，估计一辈子也开不了了”/“开店嘛，谁不想呢？但是又有谁能做得到？”当达达询问关于开店的问题时，常常收到这样的回答。他们虽然渴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店面，但也都明白这几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2016年暑假，达达发现东苑清*真食堂让包括马小明在内的一批员工放假回家，却没有给他们补发基本工资。“每年寒暑假，因为吃饭的学生减少了，所以各个食堂都会遣散或调动一些员工。正常情况下，放假的员工仍然享有基本工资。清*真食堂这样直接把不需要的人打发走，名义上是放假，实际上就是在不发钱的情况下赶人走，连往年按惯例开斋节请大家吃饭的福利也没有了。”

达达觉得，不应当听任资方损害工人的权益。几个人一商量，大家认为可以以在校园论坛发帖、吸引舆论关注的方法试一试。几年前，杜洛周曾经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也是通过论坛发帖的方式解决的——当时一个南区食堂的阿姨向他倾诉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期望学生能帮她“讲一讲话”。

2016年7月，一篇标题为“求助万能的卢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向哪里反映比较好呢？”的帖子出现在了武川大学校园BBS的版面上。杜洛周在帖子里说自己有一名朋友在东苑清*真食堂工作，遭遇了暑假不发基本工资的问题。“我的这个朋友问有没有办法帮他反映一下，可以让他拿到基本工资，我觉得学生遇到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办法，武川大学类似不合规定的事情貌似也不少，但是已经答应了人家，总还是想问问看。”

杜洛周发帖的截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维权求助帖子的评论下，仍然有武川大学的学生用“小白帽闹事” 来调侃。

求助帖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热度。但是作为一所有120年历史的“名校”，一个注重自己“名声”的大学，校方却注意到了这件事。学校向承包东苑清*真食堂的赤亭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解决这起纠纷。然而，就在红星社以为这次行动可能会收到效果的时候，食堂的“大老板”——即赤亭餐饮公司的支配者出手，把这件事挡掉了。“据说大老板去跑了一圈之后，安排妥当了。最后，公司仍然没有向这批工人发基本工资，只是给学校提交了一份报告。”达达无奈地说。

“大老板”是一位颇为神秘的人物。他发家于甘肃，到南方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传说，他有亲戚在H市卫生局当官，在H市经营着二十多家餐厅。他的赤亭公司，几乎垄断了这里高校所有对外承包的清*真食堂，以至于当武川大学西苑由另一家餐饮公司承包的清*真食堂开张营业时，被称为“H市第一家非赤亭承包”的清*真食堂。作为对“民族团结”官方诠释的一部分，赤亭公司也曾被地方民族宗教局评为“清*真食品工作先进集体”。除了餐饮业之外，“大老板”还涉足运输业，雇佣了许多货车司机，“他有很多大卡车，能拿到订单，往外地运烟草。”一些熟知内情的工友曾向红星社员们介绍。

这次发帖事件引起了资方的警觉。暑假结束后，东苑清*真食堂经理召集员工开会，要求工友不要再与学生联系，还特意警告了与红星社来往最多的马小明。而怀朔大学方面也曾询问工人，有没有学生到这里和他们接触？他们的文娱活动和武川大学学生有没有关系？后来又设了门禁，禁止学生进入工人宿舍访谈。

在这次抗争之外，后来发生的一起工伤事件，更把清*真食堂里的阶级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2017年4月的一天晚上，鲜于修礼像往常一样，在微信里约马小明打篮球，结果发现马小明受了工伤。"当时他说他受伤不来了，我问他咋了，因为当天我还在食堂看见他上班，怎么突然就受伤了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的脚上全是烫伤起的泡。我当时就问马小明，你伤成这个样子咋还上班啊?"

马小明的脚是在清洗大锅时被面汤烫伤的。他也想请假，但是经理的回应是：你分明可以上班，为什么不上班?马小明回答说：“可是我确实很疼啊，我疼得我站都站不住了。”然而经理并没有被打动，只是说了一句话“猪把刀子都挨着呢。”（西北方言，猪都要忍受挨刀的疼痛，所以人也要忍着）”

“这句话构成了一种双重侮辱。第一，这反映经理作为资本家的代理人，对被雇佣的工人的辱骂;第二，猪一般认为是中国回民忌讳的字眼，但他们内部的资方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这样的词，骂自己民族的工人。"鲜于修礼补充道，"马小明讲完自己受伤的经历后，我问他有药没有，他说也没有药。我就说我去给他送药。后来正好达达在他宿舍附近，就让达达去送了。”

达达回忆了他去宿舍看望马小明的情景：昏暗的灯光下，马小明躺在上下铺的钢丝床上，盖着一张泛黄的旧被子，床边的桌面上堆满了杂物。“他看见我过来，想站起来迎接我，但是脚太疼，之前又一直在上班，所以只要一站起来，就又不得不坐下”，达达说道。看到这个和自己相交甚厚的工友遭到如此伤痛，一向开朗的达达心中也一阵酸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在脚伤未愈的马小明还不得不忍着疼痛上班。少数民族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这样对待少数民族的劳动者。

四、反思

2017年的下半年，随着马小明、马守应等与红星社交好的回民工友的离去，红星社的清*真食堂工作又陷入了低潮。识字班也因为学员流失，在2017年4月停办了。“几个学得比较认真的女工上学期或者调走或者回家了，剩下的人觉得一两个人来没意思，食堂那边也不太支持学生工人接触了，结果这项工作没能延续下来。"杜洛周惋惜地说，"因为同时还要维持面向学生的社团活动，所以我们自己人手也不够了，没能争取她们继续来学。现在想来，还是该把这件事坚持下来。”

达达也认同清*真工作后来的失利与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够有关。“人员的流失当然是一个客观的困难。不止是清*真食堂，大多数校工都是流动性非常强的，可能我们刚刚发展了几个关系好的工友，结果下学期他们就到其他地方去了。不过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错过了发起工友的机遇。我们在清*真食堂曾经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是因为观念太保守，没有引导大家继续往前走。”

鲜于修礼的看法则稍有不同:"我们当然不够尽力，没把许多有意义的事坚持下来。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工友仍然承受着残酷的生活压力。比如马守应，他认识相当深刻，也支持向资方‘闹一闹’，但是他有自己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他身上肩负着供养家庭的重担。马小明马上也要面临结婚了。我们和他们当然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多大程度上能把我们期望的事情与他们具体的生活考验结合起来?"

他们的反思和争论，可能反映了当代中国所有高校同类社团发动校工时的困境。但是，鲜于修礼认为，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红星社这两年来在清*真食堂工友中的活动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为破解当前固化的民族宗教想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这种固化想象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以前武川大学某校区附近拆迁的时候，有一家兰州拉面挺到了最后。当时一位校园公知式的人物到这里溜了一圈，阴阳怪气地抛下一句‘穆*斯林就是厉害’的话就走了。但是其实，那家拉面能挺到最后完全是因为他的合同性质和其他商铺不同。我倒是问过那家店主，有没有想过去找伊协之类维权。结果他听后非常惊恐，连连说我们都是好百姓，绝对不敢闹事。而外界却直接把这家店的继续存在判断为某种民族宗教特权的后果。”

"后来我们开展清*真食堂工作的时候，达达为了给马小明买蛋糕，还在社团群里问附近哪里有清*真糕点卖?结果当时就有人质疑，你们政治类社团怎么做这种事情?再后来，整体反穆情绪越来越高的时候，还有人拿穆*斯林管别人吃东西说事儿，我就用实例反驳：有一次马小明和他室友来图书室玩儿的时候，我们有同学当着他面吃火腿肠，他们也没有在意。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先尊重他们?是不是把他们当朋友?其次要区分你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从16、17年起，一种指向全体穆*斯林的、本质主义的穆黑思潮开始席卷中国的各种舆论空间。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反犹主义的兴盛恰恰是以犹太人没有形成一个民族、缺少现实政治经济力量这一事实为前提的。在中国语境下，这一分析适用于穆黑思潮。穆黑所设想的均质的反现代的穆*斯林宗教—政治实体，恰恰与政治伊斯兰运动者的主张同构，而并不真实存在。这就在中国的现实中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症候，即穆黑对穆*斯林社会的最积极的介入方式，就是替他们口中的邪恶原教旨势力充当宗教警察，到处指出“这不清*真”。这种言辞以调侃的外貌表达的却是再认真不过的政治立场，穆*斯林只能选择要不自蹈那种政治伊斯兰所设想的黑袍之下，从而作为文明的敌人被消灭，要不就放弃哪怕是穆*斯林背景的文化身份。然而，对于有着特定宗教背景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来说，他们生活中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却当然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可能更加有机地统一于其劳动者的阶级身份，而并非一种同质化的宗教文化身份。

回民麦客，录自侯登科摄影集《麦客》

本文的标题为“重新发现作为劳动者的回*族”，实际上，不需要我们重新发现，成百上千万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劳动者一直都在辛苦着、劳作着，在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创造着无法属于自己的财富。而且，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与周围的汉族劳动者往往并没有类别上的区分。正如前文提到的，陇东山地中的汉回劳动者在过去的近百年中都是以“下关中作麦客”来补贴家用。今天，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类别的分化中，在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中，他们依然在餐饮等行业默默贡献汗水。是扭曲的意识和舆论抹去了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只能看到和想到“绿教威胁”、“非我族类”、“恐怖主义”，而看不到各族人民的劳动和血汗。我们把武川大学这段并不“圆满”的故事，一段或许并不成功的实践发掘出来，就是希望能在乌烟瘴气的舆论场中，贡献一种劳动的视角。穆黑的兴起绝非是对特定群体的歧视，绝非是穆黑和穆*斯林间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它有着为某种恶性运动充当药引子的可能。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为反对这股潮流做了必要的工作，但停留于知识上、文化上的澄清显然是不够的。“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指出卖劳动力自由——摘录者注）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世界不是由抽象的“世俗化”、“现代化”与宗教的斗争所组成的，而是围绕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运行的。我们请读者不要遗忘，在这一体系下一切作为生产者的各族人民；更不要放弃，在共同的劳动者身份基础上创造新“民族团结”的可能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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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长鸾。来源：《可萨之声》杂志。责任编辑：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