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讽刺杂志

20世纪初的俄罗斯正处在一个社会思想迅速发展、沙皇统治行将就木的历史时期，文学成为各种思想交锋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文学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讽刺文学的创作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越是在危机重重的历史时期，文学中“笑”的倾向往往越是强大。“笑”既是与沙皇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武器，也是压抑环境中的一个透气孔，它的存在表明人们尚未失去心灵的健康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讽刺文学杂志在经过19世纪80到90年代的沉寂之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迅速繁荣起来。从20世纪初始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共出版了近四百种讽刺杂志，日常生活的幽默讽刺刊物逐渐被以社会政治讽刺为主的刊物所取代。莱辛曾说，“在一切道德教诲中没有任何药物比呈现出可笑的样子更真实、更有力”1。这些讽刺杂志对俄国社会意识的觉醒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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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伊始，俄国的主流讽刺杂志是以传统俄式日常幽默为主要内容的《蜻蜓》《碎片》《闹钟》等，这些杂志主要对日常生活和人性中的陋习发出善意的嘲讽，通常不具备政治上的尖锐性。1905年1月，沙皇政府颁发了《关于俄国出版物和言论自由的临时条例》，取消了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并允许发行私人报刊，讽刺文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繁荣期。新的、面向社会政治生活的讽刺杂志出现了。1905年6月5日，《观察家》出版发行，很快就汇集了众多有才华的作者，萨沙•乔尔内、索洛古勃等人都参与进来。《观察家》是一本带插图的幽默讽刺杂志，虽然具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但是杂志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语言——字谜和暗示，巧妙地规避权力机关的审查，但对读者来说，却一点也不难猜中背后的真相。杂志批判的矛头直指官僚、贵族、将军，检查机关为此非常恼火，检察官萨文柯夫甚至要求审查委员会对这本“毒辣”的杂志每期都进行彻底审查。杂志在出版第四期后，警察头子特烈波夫将军专门给内政部写报告措辞严厉地批评刊物。他认为，《观察家》在煽动人民的革命情绪，应该立刻让这本大逆不道的杂志永远停止发行。1905年10月2日，编辑部收到了内务部发来的书面通知，要求杂志的第17期暂停发行。

1905年10月初，“捍卫出版自由联合会”成立，几乎将所有首都的民主派刊物都团结在了一起。审查机关对出版界的干预遭到各刊物团结一致的抵制。沙皇政府发表声明，从宪法上承认“言论自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胜利。1905年10月22日，第一批未经审查的报刊出版了。1905年10月30日，《观察家》恢复出刊。同日，《箭》发行了第三期。11月13日，《机关枪》《信号》出刊，随后又出现了《海燕》《刺》《吸血鬼》等几十种讽刺刊物。复刊后的《观察家》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申明杂志以后将避免吞吞吐吐和欲言又止，会直截了当地说出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在没有审查机关干预的短暂时期，讽刺作家不再采用暗示的方式，讽刺刊物变得非常激进，成为激励社会思想发展的有力工具。1905年11月的俄国刊物的确从审查制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经历了一段自由的日子。

1905年11月24日，沙皇政府颁布《关于定期出版物的临时条例》，短暂的自由时光结束了，政府重新开始加强对杂志的监管，并在1906年3月颁布了这项法令的《补充条例》。根据这些条例，停刊变得更加简便容易，任何有激进倾向的杂志都将面临惩罚。惩罚办法各不相同：没收期刊，罚款，暂缓出刊或彻底停刊，甚至将编辑告上法庭，有可能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监禁。直接号召推翻政府和侮辱皇帝陛下的文章受到的惩罚最为严厉。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挡讽刺杂志的发展。保守估计，1905-07年俄语发行的讽刺杂志大约有三百余种。鉴于审查机关的严厉监控，大多数杂志的存在时间都很短暂，有的甚至只发行一期就被停刊，但也有一些相当成功的杂志得到大量读者的拥护。其中最有名的是《观察家》《机关枪》《信号》《风折》。

这些杂志的共同特点是开始触及一些禁忌话题，公开对统治阶级进行尖锐的嘲讽，出版方和作者本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将新的写作方法应用到讽刺文学当中。出版者的立场决定了杂志的风格。例如，杂志《机关枪》的出版人Н.Г.舍布耶夫是沙皇专制的坚定反对者，他常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讽刺目的。《机关枪》第一期刊登了一幅画，1905年10月17日的政府宣言上多了一个血掌印，文字说明是“特烈波夫少将把手放在了这一页”。这种图文结合的方式被当时的讽刺杂志普遍采用。这期杂志因为“侮辱沙皇陛下及对最高权力机构的大不敬”而被没收，舍布耶夫被逮捕。此后，对杂志活动家的逮捕和审判成了一个常见现象。据《罗斯报》统计，从1905年12月15日至1906年1月26日，在俄国境内共关闭了78家刊物，逮捕了58个主编。但这些惩罚措施并没有让杂志的编辑们灰心丧气，讽刺杂志还在继续出版，而且风格还和过去一样激烈。

《信号》也是当时非常成功的讽刺杂志之一，插图作者是青年画家彼得•特罗扬斯基，作家苔菲、库普林、索洛古勃、秋明等人都曾与杂志合作。在这些合作者中以秋明的作品最为大胆辛辣。因为作品影射了最高权力阶层，他和主编一起被逮捕，最后以一万卢布的保释金获释。1905年12月18日，因为杂志涉嫌侮辱皇帝陛下和反对现行体制，主编丘科夫斯基被禁止进行杂志出版活动，与此同时，杂志也被彻底停刊。一些讽刺杂志为了躲避当局的压迫，会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来保障杂志的生存，如果法庭判决停刊，那么杂志就改个名字，编辑部和合作者还是原班人马，这样重复几次，直到编辑部彻底解散。1905年12月被停刊的《观察家》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它更名为《杂志》出版了两期，然后又更名为《面具》。《信号》在第四期被停刊，然后改名为《多个信号》又发行了一段时间。另一本很受欢迎的讽刺杂志是《风折》，1905年出版了三期，1906年出版一期，第五期被没收，并彻底停刊，主编艾拉斯托夫为了免于牢狱之灾跑到了国外。杂志改名《暴风》出版了两期，随后又改名《狂风》。直到第四期被彻底停刊，再也没能恢复。此外，还有《炼狱之火》《地狱邮报》《树精》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毒针》，都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讽刺刊物。

1905年的革命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望的成果，宪法所赋予的自由转眼又被斯托雷平时代肆无忌惮的警察统治所代替。斯托雷平时代对讽刺文学来说是个忧伤的时期，讽刺杂志接二连三地被停刊。到了1908年，讽刺刊物百花齐放的热闹场面已不复存在，喧闹的讽刺文学潮流渐渐安静下来，革命时期成立的三百余种讽刺刊物几乎全都不见了，留给读者的只有温和无害的幽默杂志《碎片》《小丑》《蜻蜓》《闹钟》等。此外，还有一些粗俗肤浅，甚至是淫秽的娱乐搞笑杂志，出现了一些以逗笑为职业的文学家，在黑暗和阴霾的环境里，尽情地取笑逗乐，文学中的社会性消失了。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中谈到这种现象，“在伟大的俄罗斯又出现另一型的作家——他是社会的小丑，只想逗小市民开心的谐角。他为读者服务而不是为祖国服务，他不是做生活的判官兼证人，而是像穷光蛋寄食富人门下。他当众自己挖苦自己，像你在‘作家年鉴’里可以看到的，显然，对于他，博得读者的欢笑和垂青比博得读者的敬仰更为可贵。”2年轻的文学批评家沃隆斯基发表在《曙光报》上的文章也曾针对当时的幽默文学写道，“现在的笑缺少一些必要的、并且重要的东西，缺少严肃的社会内容。现在的笑没有灵魂，契诃夫把这个灵魂称为活人的上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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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里去寻找继承俄罗斯优良讽刺传统的正义的笑声？在反动的斯托雷平时代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由于严厉的审查制度，很多进步期刊都难以生存，到了1908年只有《观察家》和《灰狼》在坚守着进步讽刺文学的最后阵地，但也很快就被停刊了。1908年4月，一本全新的杂志出现了，那就是《萨蒂利孔》。这是一份欢乐而辛辣的讽刺读物，幽默且刻薄；风趣诙谐的文字搭配恶毒的讽刺漫画，有趣的笑话与政治讽刺画交相出现。《萨蒂利孔》与当时其他幽默杂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揭露并抨击政权的代表人物、蒙昧主义者和黑帮分子，对他们进行无情的嘲笑。杂志大量发表与时事问题相关的政治讽刺诗、讽刺文、批判性讽刺短诗和幽默故事。很快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很多杰出的讽刺作家开始与杂志合作。《萨蒂利孔》对当时社会意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出刊标志着俄国讽刺文学的发展经过短暂沉寂后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萨蒂利孔》一开始就积极反对当时讽刺文学发展中的两种负面倾向：一个是滑稽作品浅薄而粗陋的找茬儿式幽默，一个是庸俗刊物肆无忌惮的逗笑取乐。新杂志编辑部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是：用笑声对抗恶，从而鼓舞已经丧失信心的俄国社会，或者说是用“有魔力的烧酒”把它灌醉。杂志的前八期都是由А.拉德科夫主编，从第九期开始由阿维尔琴科主编。在他领导下，《萨蒂利孔》成为一本反映鲜活的当代生活的杂志。俄国读者在《萨蒂利孔》中找到了对俄国政治局势的准确判断和对社会风尚的讽刺性再现。到1911年，杂志的政治尖锐性减弱，失去了激进立场。杂志内部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些作家脱离《萨蒂利孔》，不再与它合作，1913年《萨蒂利孔》编辑部彻底分裂，阿维尔琴科带领一些人开始出版新杂志《新萨蒂利孔》，杂志持续到1918年。

与《萨蒂利孔》同期出现的还有另一些有进步倾向的讽刺杂志。《俏皮鬼》尽管艺术性和影响力不如《萨蒂利孔》，但一直保持着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讽刺周刊《战斗的号角》，以及昙花一现的《人民的号角》和《风笛》也是这样。高尔基在对《萨蒂利孔》感到失望后，打算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开辟讽刺专栏，当时他正受邀于彼得堡的《现代人》杂志主持文学艺术栏，于是高尔基给一些文学家朋友写信，希望他们在严肃的讽刺文学领域一试身手。萨沙•乔尔内收到信后，没有让高尔基失望，他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很多诗体讽刺文，但是杂志的主编反对高尔基对杂志的改革，害怕杂志的政治倾向变得过于尖锐，因此1913年5月高尔基离开《现代人》，同时萨沙•乔尔内也离开了。随着工人运动再次高涨，布尔什维克刊物成为讽刺阵营中最为激进的报刊，杰米扬•别德内依在《星报》上面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星报》《真理报》《涅瓦之星》周报和杂志《启蒙》周围聚集了一群杰出的诗人，创作出了具有坚定革命倾向的讽刺作品。

尽管这些年的讽刺杂志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仍然可以从众多的刊物中发现当时讽刺文学的主要揭露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1905年1月9日之后，彼得堡流传着一封《尼古拉二世致威廉二世的信》，这首由匿名作者写的讽刺诗的尖锐性就在于，尼古拉二世被置于比德国皇帝低一等的位置上，在信中俄国沙皇抱怨自己处境艰难，卑躬屈膝地乞求德国皇帝能在他不得不放弃皇位的时候为他提供庇护。即便是在1905年的所谓出版自由时期，这样公开而大胆的讽刺也是不合法的，因此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讽刺沙皇时作者往往采用暗示和伪装的方式，但读者一点也不难看出这是对沙皇的影射。法列耶夫在一首寓言诗《自由的牲畜》中，把沙皇比喻成牧人，他照看着一群牲口，靠的就是号角、套索和鞭子，并且认为自己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巴索夫-维尔霍恩采夫的作品《小跑马》也把沙皇作为讽刺的对象。在这几年的讽刺作品中，沙皇的形象不仅是个没有才能的、冷酷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个胆小的懦夫。在他被人民拉下皇帝宝座前，就已经丧失了皇权的威信，沦为广大人民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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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各级官僚也是这几年的讽刺文学的主要揭露对象。这些年发表了大量针对公职人员的讽刺作品。在官僚等级的阶梯所处的位置越高，就越是胆大妄为，为了自己的利益残酷地压榨下层人民，就像马雅可夫斯基所写的那样：

这种人，

吃的是橡树之实，

却用猪鼻子拼命拱橡树之根。4

那些围绕在沙皇身边的位高权重的大官僚，几乎全都沦为讽刺的对象。比如，瓦特列夫斯基的讽刺诗《亲兄弟们》，将杜尔诺夫、特烈波夫等高官放在一起嘲笑一番。还有一些作品以颂诗为题，行讽刺之实，引起当权者的极端愤怒。《罗斯报》因为刊登了《颂歌集》和《颂诗集》而被停刊，主编被起诉到法庭。各级官僚是沙皇意志的执行者，是国家机器运行的重要环节，对他们的讽刺表达了讽刺作家对国家内政的不满和愤怒，对官僚政权给予了沉重的道德上的打击。

第三，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的讽刺作品把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作为讽刺对象。这一阵营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害怕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寄希望于沙皇政府的妥协与让步。高尔基在《海燕》中生动鲜活地描写了他们胆小怯懦、害怕风暴的可笑嘴脸，与革命的海燕形成鲜明的对比；卢那察尔斯基的《两个自由党人》描写了两个自由派分子抱有为沙皇效忠的决心，讽刺性就在于沙皇并不相信他们的忠诚，而把他们当作受骗的傻瓜。在沙皇政府颁布1905年10月17日宣言之后，自由派欣喜异常，但很快就感到受骗了。沙皇并没有履行承诺。政府只是在竭力地把议会转变为专制制度的附庸，自由派所向往的民主与自由并没有实现。国家杜马根本无力改变俄罗斯帝国的政治体制，第一届杜马在1906年7月7日被解散，而第二届杜马几乎全是黑帮分子。国家杜马的活动家们也成为讽刺文学的标靶。科尼亚杰夫的《杜马是个小姑娘》、门捷列耶维奇的《选举之前》、秋明的《杜马的春天》等作品都以此为内容。

最后，还有一种讽刺作品可以称为时代的编年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混乱和道德沦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体验。科尼亚杰夫的诗作《我的政治讲台》描写了一种典型的变形人，在革命浪潮高涨的时候他同情人民，而当革命过去之后，他就变成政府的走狗。尼基佛罗夫的诗作《五点钟》描写了混日子的市侩知识分子的平庸生活。萨沙•乔尔内的讽刺诗《庸人的烦恼》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他让自己戴上庸人的面具，以生动展示那个时代的平庸，他写道：

我的老婆——抱窝的母鸡，

我的儿子，唉，社会革命党，

我的妹妹——立宪民主党，

我的守院人——旧教派信徒。

我的厨娘——王权拥护者

连襟是个贵族，

老妈妈——无政府主义者，

而我，平平常常。

从一大早，

他们聚在一起吵嚷尖叫，——

这场喜剧对我而言

请相信我，是真正的地狱。

妹妹叫喊着：“我们要改正！”

儿子吵嚷着：“我们要摧毁!”

连襟嚎叫着：“我们要抓捕！”

而守院人说：“我们要告发！”

求求你，上帝啊

（我很认真）

我，一个俄国居民——

我只想活着。5

这首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简单而明晰地传递出了生活的真相。萨沙•乔尔内创作了一系列表现那个时代庸人生活的讽刺作品，丘科夫斯基评论说，“如果一篇接一篇地读他的讽刺作品，就会觉得，这是那个时代一个堕落的知识分子的日记。”6因为对未来缺乏信心，看不到光明的出路，在自由派的讽刺作品中，流露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悲伤的味道。苔菲在自己一本书的前言里说，“这篇前言的目的就是预先告知读者：在这本书里有很多不愉快的内容。”7勃洛克在《讽刺》一文中说，“不要听我们的笑声，而是要听它背后的痛苦。”8沃尹诺夫在诗歌《痛苦而愤怒的骑士》中写道，“有什么比‘墓地里的笑声’或者是‘活人葬礼上的哀号’更糟糕？”9布霍夫伤心地说，“一切都死了，没有歌声、没有微笑，羞愧、模糊、无止境地枯萎下去。”10尽管作品中充满辛辣的嘲讽，但与笑声一起流露出来的还有作者内心的痛苦。萨沙•乔尔内的很多作品都有一种忧郁的调性。诗人带着痛苦而绝望的心情讲述权力阶层的淫威暴行，蛮横专制的地方大员，横行无忌地盗用公款。作者的同时代人已察觉到萨沙•乔尔内诗作的这一特点。卡尔托诺夫斯卡娅在读过他的作品后曾感叹说，“多么奇怪的讽刺！讽刺漫画，针对当代生活的讽刺画，而与此同时也是一首哀歌，是内心最隐秘的诉苦，就像是日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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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批评家并没有指出是什么造成了诗人的怀疑主义和笑声背后的痛苦。而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中敏锐指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是时代环境导致了作者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也表现了诗人缺少正面理想的消极世界观。这些诗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不能跳出自身阶层的限制从更高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整体，他们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天换地，而只是寄希望于现行体制的完善，当发现这条路行不通时就自然地陷入悲观失望之中。而在以杰米扬•别德内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讽刺作家的作品中则洋溢着革命的战斗激情。审查官在读了他的寓言《树皮鞋和皮靴》之后告密说，“在这篇寓言中，作者鼓动农民像工人一样团结起来反抗政府，如果政府在农民中间施行导致他们彻底破产的类似独田户的措施，就同政府开战。”12具有同样倾向的作家还包括斯科尔宾、施库列夫、巴特拉克以及一些匿名作者。

一次大战爆发后，大发战争财的资本家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暴君成为当时讽刺文学最常抨击的对象，如布霍夫的《后勤人员》、斯特罗宁的《掠夺者的祈祷》等。讽刺文学反对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和不平等，而且还在发财的后勤人员和资本家中看见了战争的罪魁祸首。马雅可夫斯基在《质问》中写道：

在上空主宰战场的是何物？

是自由吗？

是上帝吗？

否，是卢布！13

战争让国家本身的弊端暴露无遗，盗用公款、欺上瞒下、贪污受贿、对军队指挥不力等问题，层出不穷。此时，报刊审查制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都被取缔。军事审查机关对所有刊物具有无限的权力，报刊上的文章被随意删减。《新萨蒂利孔》杂志在第一期宣称，为了战争的胜利放下所有内部分歧。后来，《新萨蒂利孔》杂志摆脱了这种温和立场，开始揭露战争的寄生虫，描写战时的粮食危机、投机倒把和货币贬值等种种社会问题。

《闹钟》这时也进行了改革。这家老牌幽默杂志，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本沙龙幽默娱乐刊物，但在战争爆发前几年也开始转变风格。除了日常的轻松幽默，也刊登一些反映时事的讽刺性作品，一些年轻有才华的作家也参与进来，战争期间杂志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倾向。

战争时期创刊的新杂志不多，维持时间也不长。半月刊《罗亭》于1915年底出刊，只半年便停刊了。其他同期出现的讽刺杂志，如《红笑》《小母牛》也都是同样的命运。维持到十月革命前夕的杂志只有1916年8月发行的周刊《鞭子》。这些杂志无一例外都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压制。作品被删改，杂志上甚至出现留白，也有作者因为作品而获罪。

在十月革命到来前，旧时代的稳固感消失了，生活在不断变化中前进，人们已毫不怀疑，伟大的、划时代的变革即将来临。马雅可夫斯基的两行诗被人们广为传唱。

吃凤梨，啃松鸡，

你的末日就要到了，资产阶级！

当时的讽刺作品直指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中最迫切的问题，反映沙皇政权的最后岁月和临时政府的更迭，成为革命时代的独特年鉴。同时，文学阵营内意识形态的分裂也更加尖锐，文学家对生活、当下事件和未来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的人惊慌忧虑，有的人困惑不解，而有的人则满怀希望与热情。讽刺文学的普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讽刺檄文、小品文、四头句（俄罗斯民间顺口溜）、漫画、讽刺短诗，出现在各类刊物当中。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前的讽刺杂志透过讽刺的棱镜折射出那个时代纷繁混乱的局势和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体验。讽刺作家们以艺术的形式进行着积极的反抗，凭借智慧和才华表达了独立的政治观点，把勇敢的战斗精神、与时俱进的时事性和论战性注入到俄国文学当中，打击了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阶级和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国家机器。讽刺刊物在与审查机关的斗争中艰难地存活下来，用犀利的笑声瓦解了专制制度的基石，在人们心中播撒了推翻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热切渴望。通过笑声，讽刺把人们心中黑暗的痛苦点燃为希望的火焰，为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到来做好了情绪和思想上的准备。

注释

1 莱辛：《汉堡剧评》，《莱辛选集》第5卷，沃尔夫出版社，1904年，第76页。

2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59页。

3 《曙光报》，1911年10月25日。

4 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上卷），飞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5 萨沙•乔尔内：《庸人的烦恼》，引自俄罗斯讽刺网站，萨沙•乔尔内卷。

6 丘科夫斯基：《同时代人：肖像与特写》，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2年，第387页。

7 苔菲：《没有生命的野兽》，彼得格勒《新萨蒂利孔》出版社，1916年，第3页。

8 勃洛克：《讽刺》，引自俄罗斯文学网，勃洛克卷，1908年讽刺作品。

9 沃尹诺夫：《痛苦而愤怒的骑士》，引自俄罗斯文学网，沃尹诺夫卷。

10 布霍夫：《致诗人》，引自俄罗斯文学网，布霍夫卷。

11 卡尔托诺夫斯卡娅：《批评随笔》，圣彼得堡教育出版社，1912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