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情况没有那么乐观——大学生塘约村考察报告》一文，文章中我们结合在塘约的调研情况，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我们对塘约的看法。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塘约道路是在国家扶贫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包含些许社会主义萌芽的私有制的特殊形式而已”，其内部存在为公和为私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半社会主义直至社会主义，那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而塘约道路的复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作用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文章发表后，很多红色网站转载了，很多网友纷纷跟帖点赞，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大的鼓舞。支持塘约道路的智广俊先生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文章，写了《塘约道路，胸怀理想，踏石前行！》一文，文中截取了我们考察报告中的一些观点给予批评，认为我们“有点幼稚”。相对于年过六旬且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智广俊先生，我们当然是稚嫩的，但我们读完智广俊先生的文章后认为，我们的基本观点并不偏激，也不幼稚，我们在文中是肯定了塘约村主要干部特别是左文学的为民情怀和不懈努力的，他们至少是挡住了大资本进入村庄的步伐（据5月19日焦点访谈），我们也指出了塘约道路中包含着“些许社会主义萌芽”，但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塘约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塘约道路的复制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塘约周边村庄也没有什么变化）。很多媒体的报道，遮蔽了一些重要问题，客观上成为某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当前新一轮改良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
图片来源见水印
我们是怎么开始想做这次调研的呢？我们本来就是一群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平时比较关注三农问题，2016年年底我们看到了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一书，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当时看到这本书的兴奋之情，一本薄薄的书被传阅了很多次，甚至宿舍楼长都拿去看了，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由此产生了暑假去塘约调研的想法，八月初，我们一行六人奔赴塘约，进行了整整四天的调研。结果让我们比较失望，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与看书留下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是村民普遍不认为自己是合作社成员，只是“打临工”。经过调研分析，我们认为《塘约道路》一书把政府对塘约的大量资金注入和塘约合作社的股权结构两个重要问题遮蔽了，仅仅强调合作社和艰苦奋斗，这是我们去之前误读塘约道路的主要原因。下面具体谈谈我们和智广俊先生的分歧。
首先，我们和智广俊先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分歧。智广俊先生说：“人民公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以前的农业高级社、初级社、互助组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互助组是解放前一直有的，只能说是社会主义萌芽，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它们要发展为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推动，主要步骤是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而塘约道路的第一步并不是把土地逐步收归集体，而是确权，即把土地从原来农户使用变成农户事实所有。这一步的变化至关重要，其实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如果塘约的这种做法能算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日本和以色列这些农业合作社搞得更好的国家，早就可以说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了。肯定表扬塘约道路的大大小小的现任官员，又有谁提到了塘约是在发展公有制呢？
塘约党支部书记左文学
塘约的银行贷款事件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根据《焦点访谈》今年五月十九日节目《穷则思变塘约村》的讲述，塘约村最早是想以村集体名义去贷款的，但银行告知村集体不能贷款，只能以个人名义贷款，最后11个村干部除去一个女同志其他人全部以个人名义贷款给集体用，我们当然肯定村干部们用自己的土地为集体贷款的奉献精神，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不能给集体贷款（南街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咄咄怪事呢？其背后的奥妙就在于现在所谓村集体，并没有事实上的土地所有权，承包制实行后土地实际上归农户占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没有财产抵押的所谓村集体，自然是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的。
综上所述，塘约道路整体上姓私不姓公，村民入股分红的四成收益并不能算社会主义的因素，唯一能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村集体提取的三成收益（2016年是186万元）用途不明，没有村民能说清楚用到哪里去了，这些收益用来搞一些公共食堂、托儿所（收取一些成本费，不赚钱），力所能及地资助一些村里的重病号完全是有条件的，但村里除了红白喜事的补贴（其实贵州全省都在抓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之外，各种福利是一片空白。
图片来源见水印
其次，是政府资助问题。如果不相信村民所说的政府投资塘约旅游产业的说法，那么我们来看看塘约干部提供的数据，根据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介绍，政府投入的整修道路和房屋的资金就达到1980万元，据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介绍，政府还给了30万买莲藕种苗的钱（根据汤维柏，杨文学的网文），我们上网查了一下，一个村庄得到的修路款一般也就几十万，这种上千万规模的资助绝大多数村庄是无法想象的。塘约发展旅游光建一个游客接待中心就要花3000万，这笔钱来自哪里？据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了由国家旅游局、国家发改委、国家院扶贫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并印发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显示，贵州共有2442个村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而塘约村是其中的一个，这与智广俊所说的“国家绝不可能以扶贫的名义投资塘约的旅游业”不相符。我们实在无法想到其他解释。据我们团队中贵州籍同学介绍，贵州几乎每一个县国家重点扶持一个村庄打造成扶贫典型，享受其他村庄无法得到的大量资助，只是塘约有个“合作社”而已。
塘约村被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在如此大规模的政府资助下，塘约村的集体福利接近空白是说不过去的，这说明发展路线出了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确实痛心于政府在塘约投入大量资金把房屋外墙刷了一遍，但孩子看病却没有着落的现象。在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增加的情况下，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在恶化，就像智广俊先生说的，连公务员都不能承受大病医治费用，这当然不是塘约村能独有的问题。但年过六旬的智广俊先生应该知道赤脚医生制度，在国家几乎没有投入的情况下，依靠这一制度，“成功解决了第三世界国家群众的医疗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评价）。当然，我们承认，这背后其实是国家的整体发展路线出了问题，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在塘约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慕名前来的人，也听到了很多故事。塘约寄托了很多善良的人们的期望，也就是中国复兴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遇见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朋友甚至想辞去公职来塘约帮忙，这让我们多少有些震惊。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我们不得不发表考察报告，来告诉人们，在私有制的大环境下，依靠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修小补，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甚至会给人们带来幻想。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讲过，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总之，撇开所有制谈社会形态、制度和发展道路都没有意义，我们追求的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小修小补，而是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在止病痛，而是要除病根。最后愿与长期在农村基层为农民服务、一直在思考中国农村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老前辈智广俊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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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迅行。来源：求索南工。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