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港中文的事情。由于我长期往返香港，很多人问我怎么看。

我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港独思潮只是一种社会意识，背后有复杂的社会矛盾。但是，目前大多数媒体，都没有触及到这个层面，有的触及到了这一层面，但叙述的语气却是傲慢。

情绪宣泄过于粗暴，期待纯粹理性对话又显得幼稚，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找到进入香港青年内心世界的通道。

回归20年，香港GDP从1770亿美元，增长到3200亿美元。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中央政府宣传中，一国两制成功的最好证明。但是另一个数字同样值得关注，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为0.539，刷新了回归以来的新高。

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解决分配问题。这才是香港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非今日才有。早在回归之前的1996年，香港基尼系数已经到达了0.518，远远超过了安全线。回归20年，这一数字不降反升，起码证明了香港社会的贫富问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足够重视。

在日益糟糕的贫富状况下，最可怜的，自然是年轻人。回归以来，香港的毕业生起薪，只增长了1%左右。20年来，香港年轻人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算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甚至是倒退的。

社会财富变多了，年轻人却穷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财富到谁手里了？

根据彭博社2016年的数据，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占香港总GDP的35%，高居世界第一……35%，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

在香港，无论是地产、零售、交通、通讯、能源、基建、银行，基本上都被四大家族控制。吃饭逛街坐地铁，只要你想活下去，就必须给大财阀们交租纳粮。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那我们来看房价。2017年，香港房价中位数，是家庭税前收入中位数的18倍。粗略算下来，这个数字和北京差不多。

图片来源：温拿道场

但是问题在于，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5平米左右，刚好到内地的小康标准。香港楼市出售的住宅，也一般是40平米左右房子。如果换算成内地60平起建，100平标配的情况，这个数字还会更夸张。这样来看，香港青年确实比我们痛苦。

房价高居不下，人均居住面积狭窄，但全香港只有30%不到的土地得到开发，住宅用地更是只有7%。有学者估算，如果按照这种土地利用效率，香港全部土地开发后，可以住进全中国14亿人。

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最大的阻力实际上就是控制着整个地产行业的利益集团，通过控制供给，囤货居奇。今年3月，李嘉诚开心的表示，香港土地和房屋供不应求，一两年内没有下跌迹象，欢迎内地资本投资。2016年，李嘉诚便因为内地投资的涌入，大赚了176亿港元，年增速14%。

如果内地青年受够了一线城市的房价，大可以逃离北上广，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其他角落过着小确幸的生活。但很遗憾，香港青年没有退路，只能在最残酷的现实中挣扎下去。

2014年，在香港房价朝着历史顶点冲锋的时候，并不完美的普选方案，像是一根导火索，点起了香港青年的怒火。于是他们走上街头，唱起了《海阔天空》。

四大家族，宁有房乎？革命，自古以来都是打破阶级固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如果还有过下去的余地，只会改良，万万是想不到革命的。占中运动被一步步演绎为雨伞革命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革命”二字，分量到底有多重。

摘自人民日报政文公众号发表的文章《“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

革命无罪，但革命之前一定要多读书，掌握理论的武器，才有成功的可能。全世界革命者的教科书，有一部绕不过去，那就是毛选。

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句话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香港青年啊，你为了鸽子笼奋斗终身，我们也在飞涨的房间面前望而却步；你儿时常去的鱼蛋店变成了周大福和屈臣氏，我们童年游玩的公园，也盖起了冰冷的高楼；你的薪水是所有经济指标中前进最慢的数字，我们没日没夜的加班，也只能换来基本的温饱。

香港的年轻人，内地青年和你们感同身受，我们一无所有，本可以成为成为朋友，成为同盟，一起去反抗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一起让罪恶的资本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可是你偏偏要把我们变成敌人，只因为你们说了“独立”这两个最刺痛我们的字眼。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你说使用民主墙要讲规矩，你说言论自由不可侵犯，你说学生会的产生根据代议制原则……好的，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我就是要怼你。

如果你们不明白，你们可以去听听王绍光老师的课啊，他就在港中文，每个学期都开课。民族主义是近乎于信仰的忠诚，它是不能容忍普世主义超越的，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无论你有什么道理，只要说出那两个字，我们就丧失了对话的余地。

我承认，表情包很low，说我们是爸爸很傲慢，情绪宣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在民族情感上，我们又能期待谁彬彬有礼呢？

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纲领，或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其实香港青年的眼前，有无数可以利用的斗争资源，只是你们读历史太少，还没发现而已。

1925年，一个年轻人刚满30岁，他和现在的你们一样，都是90后，也都不满于资本对劳工的剥削。就在香港，他领导了一场20多万人的罢工，让港英政府元气大伤。这个年轻人叫邓中夏，他背后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劳苦大众做主的政党。

正是你们想要脱离的中央政府，有着世界上最为宝贵的政治资源，没有人敢大胆地为剥削和压迫张目。所以，我建议你们换个纲领，应该说：我们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相信，没有人会有微词，你们得到的只有支持。因为这个要求还有一个名字，叫社会主义本质。

斗争，需要策略。

其实香港的社会改革，若是能够正向地进行，除了有利于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资本冲击，应对贫富分化，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思考，不仅局限于香港一域。而香港发达的经济、健全的法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刚好为这种思考的实践提供了空间。

例如，80年代，香港发明了土地财政。90年代初，分税制改革后的地方政府，也效仿了这种模式。结果有目共睹，内地香港都深受其害。如今，若是香港社会能够提出探索改革的诉求，中央政府绝不可能放弃这样一个实验的机会，从中为内地的变革提供参照。

这种参照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介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公共领域如何拓展，政府如何回应公民诉求，双方如何对公共事务开展协商，适度开放普选是否可行……

事到如今，很多可能性都被从中切断，双方寸步不让，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想到这里，我不禁唱出一句香港歌手陈奕迅的歌：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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