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促使俄罗斯帝国崩溃和俄国退出战争,向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经费支持。1917年7月事件中,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经费的问题被曝光。虽然布尔什维克否认此事,但列宁这一时期的书信中留有德国经费问题的痕迹。1950年代开始公开的德国一战时期的档案,以及1990年代解密的俄共(布)特别档案的有关文件,部分地证明了德国经费问题的存在。继续对这个问题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认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收买、充当德国利益代理人的说法,也是没有依据的。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接受和利用德国金钱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它为夺取政权而采取的使本国政府战败、主张立即退出战争的立场,客观上与德国的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近期目标的接近,是战争与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相互关系的基础。

关于一战时期、特别是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经费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很多争论。1917年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经费一事进行调查并提出司法指控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予以断然否认。在十月革命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美、欧公布的有关档案文件和有关人士的证言，都指向或证实德国经费问题的存在。苏联时期的史学论著则否定十月革命与德国金钱之间有任何联系，认为这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1990年代以来，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关系的问题重新引起关注。由于一系列新的档案材料的公布，有关这一问题的真相越来越多地被揭示。本文基于对档案文献资料的梳理，努力还原这一问题的基本事实，并分析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相互关系的性质和前提。

一、1917年的德国经费问题

早在1917年4月列宁经过德国回到俄国后，俄国舆论中就已出现了对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合作的指责。列宁在战时所奉行的反对战争、使本国政府战败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右翼报刊宣称，列宁乘坐德国提供的列车返回俄国一事进一步证明，列宁是德国间谍。4月底，临时政府开始调查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之间存在秘密关系的问题，因为此时列宁已经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了自己的新思想并开始奉行新的政治策略，即“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使它陷入持续危机。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捷列申科三位临时政府部长授权彼得格勒和前线的侦查机构加紧调查。彼得格勒军区的反间谍部门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进行了监视，包括监听他们的电话①。

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激流网列宁

1917年4月中旬到6月底，芬兰边境托尔涅奥(Topнeo)车站警卫队长鲍里索夫中尉截获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是从彼得格勒发出，经托尔涅奥寄往哥本哈根的，收信人是当时被视为德国间谍的帕尔乌斯。信件都很简短，没有细节，只是笼统地用了一些句子，如“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希望尽快达到目标，但需要材料”、“尽快发来材料”、“信件和电报中要小心”、“发往维堡的材料已收到，继续需要”、“请多发些材料”、“联系时要特别小心”，等等。信件被送交彼得格勒军区反间谍部门。在做了笔迹鉴定后，情报部门认为给帕尔乌斯的信是列宁写的②。

俄国情报机构还得到了法国情报机构的帮助。6月1日，法国情报官员向彼得格勒军区反间谍部门负责人Б.B.尼基金中校转交了一批盟国侦察部门截获的电报，这些电报的发送人和接收人是列宁、季诺维也夫、科兹洛夫斯基、柯仑泰、加涅茨基、苏缅松等。电报的话题涉及苏缅松经手的大笔款项。进一步调查显示，苏缅松从其账户上划出了75万卢布，还剩18万卢布，即她账户上总共有将近100万卢布。苏缅松在1917年7月被捕后承认了这个事实③。

布尔什维克试图借助于群众运动夺取政权的七月事件发生时，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关系问题的官方调查尚未结束。为促使卫戍部队站到政府一边，平息首都的暴乱，7月4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П.H.彼列维尔泽夫同意情报部门官员公布已掌握的证明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关系的证据。4日晚上，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抛出了有关材料，试图证明列宁是德国间谍、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保卫临时政府，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卫戍部队各个团，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率先宣布，它将出面镇压动乱。随后又有一些部队作了同样的表态。参加起义的士兵和工人四散离去。

情报部门公开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关系的材料后，立即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7月4日当晚，《现代言论报》编辑部得到了社会护国主义者阿列克辛斯基和前民意党革命家潘克拉托夫致临时政府所属新闻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要求立即公布有关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关系的档案文件，以便使俄国公民看到，是什么样的危险、从哪里威胁着俄国的自由、革命的军队和人民。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声明被印成传单，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传遍了彼得格勒的大街小巷。

临时政府核心成员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捷列申科以至李沃夫总理，对于反间谍部门利用相关材料来平息暴乱的做法持否定态度。4日晚上，李沃夫总理亲自向各报提出要求，请他们撤掉准备刊登的指控列宁的材料④。克伦斯基认为，已经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提前公开此事将使得侦查工作无法继续深入；彼列维尔泽夫匆忙的行动影响了充分搜集能够迫使布尔什维克领袖妥协的材料。为此，他紧急赶回彼得格勒后，迫使彼列维尔泽夫辞职⑤。

苏维埃领导人也不赞成这样的做法。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希望社会公众在苏维埃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仔细调查之前不要议论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指控。齐赫泽和策列铁里也希望报刊编辑部不要利用未经证实的材料来制造轰动。

但是，彼得格勒的报纸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要求和建议均不予理睬。

7月5日，《现代言论报》在第1版以通栏标题《列宁、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是德国间谍》发表了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文章，指控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通过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领到德国提供的宣传经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间谍帕尔乌斯之间有涉及政治和金钱问题的电报来往，等等。随后几天，彼得格勒的很多报纸争相刊登有关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关系的报道和评论⑥。

在舆论火力的猛烈攻击下，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受到严重破坏。在普通的工人和士兵中间，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情绪。还在七月事件尚未结束时，就有一些工厂通过决议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在七月事件之后，很多工厂开始同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继卫戍部队之后宣布自己支持临时政府⑦。

七月事件后新成立的联合临时政府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政治行动，如禁止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等，但开始了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法律行动。7月7日，临时政府授权彼得格勒法院检察长卡林斯基对7月3～5日的动乱进行调查。七月事件侦查委员会很快就结束了预审。侦查结果把3～5日的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

7月22日，彼得格勒报纸刊登了彼得格勒刑事法院检察官关于审理7月3～5日事件，并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传讯列宁、季诺维耶夫等出庭受审的通告。通告指称，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仑泰、科兹洛夫斯基、苏缅松、帕尔乌斯、加涅茨基、拉斯科尔尼科夫、谢马什科和罗沙里是德国的间谍，他们利用德国提供的经费在居民和部队中进行宣传，号召拒绝参加对敌军事行动，试图瓦解俄国的军队和后方，削弱俄军的作战能力；同样是为了上述目的，他们在7月3日到5日期间在彼得格勒组织了反对现存国家最高政权的武装暴动。通告强调指出，列宁在侨居瑞士时与公认的德国间谍帕尔乌斯有联系；战时住在哥本哈根的布尔什维克加涅茨基同帕尔乌斯有密切来往；科兹洛夫斯基在战时曾与帕尔乌斯一起从哥本哈根去过柏林。通告认为，布尔什维克得到德国钱的路径是：帕尔乌斯把钱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国外局领导人加涅茨基，后者将钱打入自己的表妹叶芙盖尼娅·苏缅松的账户，苏缅松从账户上取钱并付给党的代表科兹洛夫斯基。

到8月中旬，所谓布尔什维克间谍案被冻结，那时的联合政府中社会主义者占了多数，官方对案子的态度有了变化。为被告进行辩护的律师П.H.马良托维奇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不受法院管辖的，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刑事的原因。他引用了1905年的经验，那时也有很多诚实的人同情日本。

而在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失败之后，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发生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变化，很多因七月事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获得释放，其中包括苏缅松。1917年10月，临时政府新任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召集司法部和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员会议，负责调查“布尔什维克案件”的检察官亚历山大罗夫作了关于侦查结果的报告。马良托维奇在作总结发言时说，布尔什维克的行为中并无“恶意”。司法部副部长杰米亚诺夫证实，“马良托维奇找到了一个理由，即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因此，像所有其他学说一样，它不应受到来自政权方面的任何迫害”。这意味着俄国最高司法官员宣布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赦免⑧。

但是，临时政府最终结束案件的理由并不是不存在德国经费问题，而是因为临时政府组成中社会主义政党的分量加重，以及布尔什维克通过参与平息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处境。

在七月事件后出现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舆论攻击和官方指控面前，布尔什维克坚决否认自己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为自己被指控涉嫌叛国进行辩护。针对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指控，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抗议，甚至在《现代言论报》到售报亭之前就写好了由5日的《真理报》刊发的简讯，要求读者不要轻信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诽谤。列宁亲自出面，将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指控称为“报纸上下流的诽谤者炮制的蹩脚货色”，强调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员，表示“无论从加涅茨基那里还是从科兹洛夫斯基那里，布尔什维克都没有收到过任何钱”⑨；他本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与帕尔乌斯绝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早在1915年就认为帕尔乌斯是“向兴登堡摇尾乞怜”的“叛徒”；他与苏缅松从未打过交道，也从未见过她；他从未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的商务活动，根本没从他们那里为个人或为党拿过一个戈比。列宁指出，报刊上发布的消息是极端卑鄙的诽谤，是德雷福斯案件重演⑩。

列宁绝对否认自己与帕尔乌斯、加涅茨基、科兹洛夫斯基、苏缅松等人有任何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环境下是很自然的反应，因为这些指控可能对党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在事实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与这些人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帕尔乌斯原名亚历山大·利沃维奇·格尔方特，1869年生于俄国，先后侨居瑞士、德国，1890年代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20世纪初期开始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撰稿人。1905年返回俄国参加革命，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托洛茨基的好友。1906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但不久就跑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商，战争初期在军事订货上发了财，后来成为德国政府的俄国事务顾问。他最早注意到战时德国的直接利益与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具有重合性，并建议德国向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支持。

1915年5月，帕尔乌斯与列宁在伯尔尼一家酒店会面。此后，帕尔乌斯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人员建立了联系。根据二战后公布的德国文件，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与帕尔乌斯之间的通信是通过柏林用德国外交部的密码进行的(11)。

列宁在1917年3月决定取道德国回国时就意识到，帕尔乌斯这个名字可能给布尔什维克带来声誉上的影响，因为关于德国通过帕尔乌斯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的说法在欧洲早就不是新闻。回国途中，列宁一行于4月13日到了斯德哥尔摩。他在这里会见了拉狄克、加涅茨基、沃罗夫斯基等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社会主义者”。帕尔乌斯也想与列宁见面，但遭到列宁拒绝。列宁还特意请加涅茨基、沃罗夫斯基和“瑞典同志”见证了此事。不过，列宁还是让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加涅茨基和拉狄克代表他同帕尔乌斯进行了会谈。他们见面时可能主要讨论了德国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资金问题(12)。

在1917年，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帕尔乌斯的联系还缺少更具体的直接证据，但加涅茨基、科兹洛夫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身份以及列宁与他们的关系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事实。

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干部。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菲尔斯腾贝格)1896年就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1909年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以商人身份为掩护，长期在国外从事党的对外联络事务。列宁侨居国外期间，与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加涅茨基时有联系。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涅茨基是列宁回国事宜的具体组织者之一。列宁回国途中到达斯德哥尔摩后，召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由加涅茨基、拉狄克和沃罗夫斯基三人组成(13)。十月革命后，加涅茨基先后任职于财政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等部门；1920-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

梅契斯拉夫·尤里耶维奇·科兹洛夫斯基是俄国和波兰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曾任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维堡区杜马主席。同时，他是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负责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联系的代表。十月革命后，科兹洛夫斯基任彼得格勒特别侦查委员会主席、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

苏缅松是加涅茨基的表妹，掌握一家商业企业和一个药品仓库。她住在巴甫洛夫斯克的别墅，经常从自己的账户上往西伯利亚银行和其他银行打入数万卢布。

由加涅茨基等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是党从国外获得资金的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这从收入《列宁全集》的列宁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的信件来往中可以看出一些踪迹。

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后一周左右，4月12(25)日，给斯德哥尔摩的加涅茨基和拉狄克发电报请求汇钱：“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信札、邮包及汇款至今还没有收到，什么也没有收到。”(14)10天后，他又写信给加涅茨基：“科兹洛夫斯基汇来的款子(2000)也收到了。但邮包迄今尚未收到。”(15)

而国外局给列宁的信同样具体地谈到了“收到的钱”的问题。拉狄克在1917年7月3日(16日)从斯德哥尔摩给列宁的信中说：“我们(沃罗夫斯基、加涅茨基和拉狄克)还没有得到您对于我们收到的钱怎么分配的回答。由于必须为会议(16)做准备，要派人去德国与左翼谈判，必须印制关于会议的传单，我们不得不在没有等到您的答复的情况下就把钱花了。”(17)

二、美、欧发表的关于德国经费问题的材料

俄国临时政府在十月前停止了对布尔什维克间谍案的调查，但关于一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德国向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支持的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证实和否定之争。在这个过程中，美、欧公开了一些文件和材料。

1.西松文件

十月革命一年之后，由于西松文件(Докyмeнты Cиссoна)的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关系的问题引起了关注。

1918年10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一组证明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经费之间关系的文件。由于这些文件是由新闻记者埃德加·西松提供的，后来被称为西松文件。西松在1917年秋天作为威尔逊总统的私人代表被派往俄国，在彼得格勒逗留了几个月，试图搜集有关俄国新政权政策的情报信息。在此期间，他同敌视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新闻记者E.西蒙诺夫和前上校军官萨姆索诺夫建立了联系，并在他们帮助下，在1918年年初苏维埃政权迁都莫斯科前夕，乘乱在斯莫尔尼宫获得了一箱文件(18)。西松回国时把这些文件带回了美国，交给公共情报委员会。公共情报委员会请专家研究后认为文件是真实的，随即公开。

西松文件总共有68份，其形成时间几乎都在十月革命以后，标注的日期最晚的是1918年2月26日。文件显示，布尔什维克政权很重视彻底消除德国经费的痕迹。如1917年11月16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报告，已执行几天前做出的决定；司法人民委员部从关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案的卷宗中取出了德国帝国银行1917年3月2号关于转交资金给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苏缅松、科兹洛夫斯基和其他人用于“和平宣传”的7433号付款凭据；在斯德哥尔摩查阅了尼亚银行的账本，从中抽出了根据德国帝国银行2754号指令开立的列宁和其他人的账户，等等。西松文件还包括了德国总参谋部侦察部门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干预，如明确要求让一些主张对德国和平的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在乌克兰停止反对德国的宣传；通报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他关于停止在德国军队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承诺没有得到遵守，等等。

西松文件在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德国政府立即声明，西松文件是假的(19)。捷克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马萨里克也对文件真实性表示怀疑。他指出，有些出自不同机构的文件是用同一架打字机打印的。俄国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也有类似的怀疑。克伦斯基曾对凯南说，威尔逊总统曾让人向他求证西松文件的真实性，他的回答是：这些文件是“真理和谎言的混合物”，而文件本身完全是赝品(20)。近年有研究者指出，西松文件中有些文件上托洛茨基的批注和签字是真迹。有人认为，文件基本上是真的，但显然因为追求政治轰动而被人重新编造加工过了(21)。

除了上述疑点之外，西松文件没有回答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德国方面根据谁的指示、有哪些人参与了与布尔什维克的联系，向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的具体数额和条件等。

2.伯恩斯坦的文章

1921年年初，由于一度担任德国财政部副部长的著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关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关系的问题引起了一阵风波。1月14日，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题为《黑暗的历史》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早在1917年12月，他就从一位权威人士那里得到了德国是否向列宁及其同志提供经费问题的肯定答复；1921年年初，在德国国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从德国政府得到了6000万马克”，而他向委员会主席许金求证时，许金回答说，他知道的事实是向布尔什维克提供了这个数目的金钱。

伯恩斯坦的文章引起了德国共产党人的抗议，后者在报刊上掀起了指控伯恩斯坦“诽谤”的运动。对此，伯恩斯坦回应说：“最近，某位特别知情并值得信任的德国人证实了我在1917年年底就已知道的事实、并明确了数量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让公众特别是让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解此事是自己的责任。”他建议成立一个以社会主义者为主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德国经费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问题。在这之后，针对他的宣传运动很快停止了。

伯恩斯坦触及了一个很多人包括德国官方不愿谈论并竭力回避的问题。他被坚决劝阻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德国当局并不愿意让这个问题为公众所了解，不希望让世人知道，德国除了对战争负有责任之外，也应对布尔什维克掌权承担责任(22)。

3.二战后公布的德国档案

1950年代下半期，德国外交部一战时期的秘密档案陆续公开，主要有泽曼编的《德国与俄国革命(1915-1918)·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和哈里维格编的《1917年列宁返回俄国》。这些档案文件说明了德国在一战时期投入巨资对俄国进行宣传战和支持俄国反战力量的情况。此外，费里施金斯基编《尼古拉耶夫斯基：秘密历史文件》公布了二战后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古维洛夫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著名孟什维克历史学家、档案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发现和收藏的145份文件。

这些文件不仅直接提到了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而且还涉及战时与德国人有关系的一些著名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名字，如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卡尔·穆尔(贝耶)、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拉科夫斯基、社会革命党人齐文(维伊斯)和鲁巴金等。文件的公布引起了一些当时还在世的革命者的震撼甚至慌乱。社会革命党人维什尼亚克公开表态，否认与齐文的钱有关系。前共产国际活动家安吉里卡·巴拉巴诺娃急忙宣布，她早就怀疑卡尔·穆尔与德国政府有合作关系。尼古拉耶夫斯基在给法国共产党前领导人鲍里斯·苏瓦林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承认，我们过去是多么幼稚……现在，列宁通过帕尔乌斯—加涅茨基从德国得到巨额经费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得到了证实。列宁非常清楚，购买印刷厂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当加涅茨基在1918年年初被清除出党的时候，是列宁恢复了他的党籍，尽管他很清楚加涅茨基的作用。”(23)

在这些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对一战时期德国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展示出了事情的大体轮廓。

在一战时期，德国很重视宣传战，总共花了不少于3.82亿马克用于“和平宣传”。它在俄国进行的颠覆活动只是其为削弱对手而实行的政策的一部分。在1917年5月前，德国花在罗马尼亚或意大利的钱要比花在俄国的还多；它在法国用几千万马克收买了4家报纸(24)。德国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失败主义者也给予了大量的经费支持。德国政府希望，可能的俄国革命将引起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俄国退出战争并与德国媾和。德国需要这个结果，因为1917年它已经无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包括了德国驻瑞典、瑞士等国的代表就经费资助及其额度问题给外交部和首相的报告，德国外交部与财政部、军方就经费问题的文件来往等材料。在德国外交部档案的基础上，近年一些德国学者又进一步发掘利用了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部门，普鲁士警方，瑞士银行等机构的案卷、账单等材料，于2007年联合发表研究论文，认为在1914年至1917年年底为止的4年间，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革命者从德国外交部得到的金钱和武器共计2600万马克，约合现在的7500万欧元(25)。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外交部文件所反映的只是德国资助中较小的一部分，德国的资助首先是通过总参谋部这条线进行的。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奥托·冯·切尔宁在1918年年初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所写的日记中提到：“德国军人为了推翻克伦斯基并用‘某个其他人’取代他做了可能的一切。”(26)但是，目前还没有材料能够证明德国军方是怎样做的。

基于德国档案文件的研究，揭示了三条德国官方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联系的渠道。

1.通过帕尔乌斯

在接受帕尔乌斯的建议后，德国官员与他商定了向俄国革命者提供经费的方式。为此目的，1915年帕尔乌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名为“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影响研究所”的机构。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他的指挥部，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些与资金交接有关人员，其中包括两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乌里茨基和与列宁接近的加涅茨基。此外，帕尔乌斯在斯德哥尔摩注册了一家名为费边·克林格斯良德(Фaбиaн Клингслянд)的进出口公司，其执行经理是加涅茨基，驻彼得格勒代表是加涅茨基的表妹叶芙盖尼娅·苏缅松，她是专门从华沙回到俄国的。而公司的法律顾问是科兹洛夫斯基。这家公司被认为是帕尔乌斯资助布尔什维克和个人发财混合在一起的路线图中的一个部分：资金从德国转到帕尔乌斯的公司在斯德哥尔摩的尼亚银行(27)(Hиa Бaнкeн)和哥本哈根的列维齐昂银行(Pевизиoнсбaнк)的账户上；这些资金除了一部分直接被帕尔乌斯占用外，部分用于政治目的，主要是印制宣传材料；部分用于购买德国药品和外科器械，然后再卖出，其收入的1/3转入斯堪的纳维亚的银行，其余的进入加涅茨基在莫斯科商业银行和私人商业银行的账户和苏缅松在西伯利亚银行和亚速—顿河银行的账户(28)。由于公司从事走私活动，加涅茨基1917年在哥本哈根遭到指控。

2.通过卡尔·穆尔

相对于帕尔乌斯来说，卡尔·穆尔的名字并不那么为人熟知。穆尔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二战后公布的德国档案中，穆尔以化名贝耶出现。

1917年5月初，穆尔告诉德国公使罗姆贝格和副武官瓦尔特·哈塞，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个党派的和平主义派的代表进行了谈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在确定的条件下，准备为在俄国进行和平主义宣传而接受经费帮助；经费应由得到他们信任的人以私人捐赠的方式提供现金。穆尔向德国人自荐，他自己是最为合适的转交“捐赠”的人选。穆尔的建议被接受了。两周以后，他受罗姆贝格委派前往斯德哥尔摩，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就在这里。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年时间里，穆尔作为德国官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中间人，多次转交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成员数以万计的经费(29)。

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与穆尔有来往，这在列宁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中得到了证实。拉狄克在1926年的回忆录中有一些段落也提到了他。从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开始，穆尔给很多流亡瑞士的俄国政治侨民提供了大量帮助。1904年，他认识了当时在伯尔尼大学学习的卡尔·拉狄克。当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社会主义会议上认识了列宁。一战初期，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奥地利驱逐后，穆尔为他们进入瑞士并居留向瑞士政府作了担保。1915年，为延长列宁的居住期，穆尔几次向伯尔尼区管理机关缴纳了保证金。列宁有一段时间通过穆尔与1915-1917年间在斯堪的纳维亚的Я.C.加涅茨基进行联系。1916年1月中旬，列宁向伯尔尼当局递交了无须交纳保证金而延长他的居留时间的申请。申请书是由穆尔手写，列宁签名的。

不过列宁对于同穆尔的关系十分谨慎，尽量避免与他公开接触。从1913年开始到1917年回国为止，列宁主要通过当时住在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Γ.Л.什克洛夫斯基与穆尔进行联系。什克洛夫斯基与穆尔早就相识，并曾周期性地得到过穆尔的资金支持。列宁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担心穆尔与瑞士当局的关系过分密切，也可能是听说了穆尔与德国和奥地利在瑞士的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传言。这种关系在二战后公布的档案文件中得到了证实。

但布尔什维克与穆尔一直保持着联系。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列宁等俄国政治侨民从瑞士过境德国返回俄国一事的过程中，穆尔参与了组织工作，在此期间他提供给加涅茨基3.5万瑞士法郎和3万德国马克，这笔钱可能正好被用于列宁的回国之旅(30)。

由于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遭到叛国指控，列宁在8月17(30)日给国外局的回信中要求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对穆尔的问题进行审查，并小心地处理与穆尔的关系，“在这里，没有即不应当有让人提出任何怀疑、责难和散布流言等等的余地”(31)。此时，列宁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穆尔与德国政府有联系的材料。所以，当1917年9月穆尔又发来例行的关于向党提供资金的建议时，列宁把自己的犹豫告诉了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1917年9月24日(10月7日)会议讨论了穆尔提出的“转交中央委员会一定数量的钱”的建议，决定不接受穆尔的钱，并且认为不能允许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谈判(32)。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17年9月2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显然继续从穆尔那里得到经费。而且，布尔什维克中央也没有结束与穆尔在其他方面的合作，通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继续与穆尔接触。这些接触的实质无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前还是掌权之后都是确定无疑的，即把穆尔视为自己与德国政府之间的中间人、一个有益的非官方的联系渠道(33)。

3.通过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凯斯丘尔

凯斯丘尔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战争时期与德国人合作。大约在1915年年中，德国人派遣凯斯丘尔与列宁见面，试图摸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底细。凯斯丘尔向列宁询问，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情况下，在什么条件基础上同意签订和平条约。9月30日，驻伯尔尼公使罗姆贝格向首相报告了凯斯丘尔与列宁会谈的情况。此后，通过凯斯丘尔，德国利用专门基金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经费支持。在凯斯丘尔的安排下，列宁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德国海军部印刷厂印刷后，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再从那里转运到俄国。1916年5月，德国反间谍部门首脑施泰因巴克斯通报外交部，证实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保持着关系的爱沙尼亚商人凯斯丘尔是它的代理人(34)。

总的来说，这些档案在原则上证明德国向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经费。但德国经费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在不同时间里分批陆续提供的，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外交部审计过后就销毁了支出凭据，因此已公布的材料还不能具体地说明经费的交接情况。但有一些文件证明了钱的流向，如帕尔乌斯亲笔书写的收到百万经费的字据；凯斯丘尔也收到了25万马克，其中的一部分根据指示交给了布尔什维克(35)。

三、俄共（布）特档中的穆尔

长期以来，否认布尔什维克与德国金钱有关系的意见都以不承认在苏联以外公布的文件的真实性为基础，其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材料中没有发现德国资金的踪迹(36)。

正因如此，俄罗斯重要史学刊物《祖国历史》1993年第2期首次公布的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局特别档案中与穆尔有关的材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批包括俄共(布)中央会议记录、领导人之间的通信、当事人的书信在内的材料，第一次从俄国档案的角度，直接而又具体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党与穆尔的关系，部分地解决了究竟有没有德国钱的问题。

俄国(布)特档中这些文件的形成，要从十月革命后穆尔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说起。

1918年最初几个月，穆尔以列宁的对德和谈问题顾问的身份住在彼得格勒。同时，他也试图根据罗姆贝格交给的任务，劝说布尔什维克政府接受对德国有利的条件。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穆尔很快去了伯尔尼，帮助刚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驻瑞士全权代表的别尔津与德国公使罗姆贝格建立联系。7月，他去柏林为苏俄代表团与德国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补充协议的谈判提供咨询。8月初，他作为苏俄驻德国全权代表越飞的随从和克拉辛代表团成员回到莫斯科。

穆尔来到莫斯科引起了当时在苏俄驻伯尔尼外交使团任职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强烈反对，他在1918年8月14日给列宁写信：“请您注意卡·穆尔，他是德国间谍，是为了钱而被收买的间谍。证据是充足的，没有人会怀疑。我相信，他在俄国逗留的时间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危害(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德国人进攻期间)。”在信的最后，什克洛夫斯基建议以任何借口把穆尔逐出苏维埃俄国(37)。

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列宁把信交给了拉狄克。拉狄克立即去找什克洛夫斯基，指责他散布对穆尔同志的“诽谤”。穆尔顺利地住进了“大都会饭店”，继续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关照，他在俄国一直待到1919年3月初。尼古拉耶夫斯基认为，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穆尔保持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列宁想利用穆尔与德国右翼集团的关系，让他在这些集团中宣传德国民族主义者与苏维埃政府结盟以共同反对凡尔赛会议的思想。穆尔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38)。

随后两年穆尔住在欧洲。1919年5月，他到了柏林，在凡尔赛谈判期间作为“俄国问题专家”为德国外交官提供咨询，并力图使他们相信，必须与苏维埃俄国接近。但德国新政府对于穆尔的中间人角色的需求越来越少，与他的接触很快就停止了。1920年年初穆尔回到了伯尔尼。在新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同样不再赋予穆尔特别的作用，并开始疏远他。

此时在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什克洛夫斯基于1921年9月再次给列宁写信：“我在这里遇到了穆尔。您也许记得，我认为他是德国间谍并反对让他去俄国，为此甚至招致拉狄克同志的愤怒。我对穆尔的继续观察没有改变我对他活动性质的看法。”(39)根据列宁的指示，莫洛托夫看了什克洛夫斯基的信。

1921年6月，穆尔直接写信给列宁，表示自己希望亲眼看到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变化，请求列宁促成给他和他的秘书发入境签证。列宁把穆尔的信转交给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在给列宁的回信中建议保持沉默，不让穆尔和他的秘书来莫斯科。但过了5个月，1921年11月，穆尔还是到了莫斯科。

穆尔到了莫斯科后，很快就要求归还他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成员的那些钱。这个要钱的过程延续了将近六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文件，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与穆尔之间的联系，以及资金方面的具体情况。

1921年年底，穆尔去找了列宁，虽然没有见到面，但他得到了一张列宁手写的便条。列宁让他去找哥尔布诺夫和加涅茨基解决问题(40)。

1922年5月10日，加涅茨基给莫洛托夫写信，请示如何处理从里加带回来的83 513荷兰克朗，并说明这是从穆尔那里得到的钱的结余，而中央曾几次决定把这些钱还给穆尔。加涅茨基建议给穆尔这些钱并同他清账，并以这种方式避免与他再有纠葛。加涅茨基也许估计此信会转到列宁那里，在信上写有如下附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哥尔布诺夫告诉我，您主张把钱还给穆尔。无论如何，必须同老头子了结此事。”(41)

5月10日当天，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张便条：“我记不清我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怎么说呢，忘了。我知道，季诺维也夫参加了。我请求不要在没有准确和详尽证明的情况下处理此事，以免犯错。一定要问问季诺维也夫。”(42)

但问题一直拖了几年没有解决。

1925年9月26日，时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哥尔布诺夫在给加涅茨基的信中说：“卡尔·穆尔来找我，再次提出了支付他在1917年7～8月间提供给党的那个数目的钱，他要求得到35 000美元。穆尔1921年曾去找过列宁，虽然没有见面，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他一张便条，安抚了穆尔，并指示他可以找我谈所有具体问题。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指示，那时我同您和拉狄克同志谈过，传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立即同穆尔清账并让他来找您的意见。现在穆尔又来到我这里，说他至今没有收到钱，并认为自己处于困难且有失尊严的境地，因为他很需要这笔钱，不能放弃得到它。穆尔在同我谈话时要求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指示必须同他结账。我拒绝给穆尔提供这样的证明，强调我这里没有任何有关此事的信件和文件、也不记得此事，因此不能给他这样的证明。我给你写这封信是要证实，事实上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因为您最了解此事并有资料，据此您能够查对穆尔的账单并确定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数目。”(43)1925年10月16日，加涅茨基给中央书记布勃诺夫写了一张便条，其中明确表示：“从穆尔那里得到的钱的准确账目我当时就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可能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我记得，这个数目是七万左右丹麦克朗。”(44)

在1925年11月15日俄共(布)中央办公厅和财务部给中央书记布勃诺夫的报告中明确指出：“1917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即加涅茨基同志、沃罗夫斯基同志和拉狄克同志，在不同时间从卡尔·穆尔那里得到的钱的数目，一共是32837美元。从穆尔提供的说明和清单可以看出，列宁同志知道这笔债务。”(45)

在随后几天，中央办公厅和财务部写了一份《关于卡·穆尔帮助俄国革命运动的证明》。文件指出：“穆尔同志在50年时间里从事俄国革命运动……尽力支持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其中的左翼。在物质方面，他同样给运动及其部分代表人物提供了广泛的支持。例如，在1908年他一次提供了超过15万(150000)瑞士法郎。此外，他还向(德国、瑞士、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的革命政党提供了好几十万瑞士法郎。穆尔同志是所有俄国革命者需要时的庇护者，并在各个方面都准备提供建议和行动方面的帮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沃罗夫斯基同志和加涅茨基同志向穆尔要求得到借款，他们明确称之为借款，承诺将在夺取政权后立即还给他。列宁知道此事并很感谢穆尔”。证明列出了穆尔分多次提供的经费清单，币种包括瑞典克朗、瑞士法郎、德国马克，共计113926瑞典克朗，整数114000瑞典克朗，这个数目“曾在1919年2月呈报列宁同志并得到他的确认。1919年又在这个数字上加上了15000马克，当时拉狄克同志因穆尔同志的大力营救从柏林的列尔杰尔监狱释放出来……向穆尔同志要15000马克给被枪杀的列维耐同志(46)的遗孀……列宁同志知道并认可此事是在1921年。这样，债务的数目为113926瑞典克朗加上7500瑞典克朗(=15000德国马克)，达到121426瑞典克朗(=32837美元)。‘在最困难的时候给党提供无私的大量的贡献’——列宁同志用这样的话语表达了对他评价”(47)。

穆尔在历经曲折和长期等待之后，最后得到了这笔钱，1927年永远地离开了苏联，在柏林一家疗养院度过余生，1932年6月13日去世。

俄共(布)特档中的这些文件以其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做出了证明：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清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国外局在1917年确实从穆尔那里收到了钱，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在七月事件以及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提出司法指控以前收到的。同时，他们也很清楚，穆尔在这里的身份是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之间的中间人。

四、德国经费问题的实质

在布尔什维克与德国金钱的联系上，很长时间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说法。一是认为布尔什维克绝对没有接受任何德国金钱，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和说法都是伪造和污蔑。二是把布尔什维克描绘为被德国金钱收买的间谍、俄罗斯国家的叛徒。

迄今为止已公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档案文献表明，这两种说法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虽然目前的档案文献还远远不能反映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的全貌，但这个问题的存在已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如果继续对这些事实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异于自欺欺人。与此同时，也没有依据证明布尔什维克被德国经费收买了，充当了德国利益的代理人。实际上，德国经费问题是否存在与布尔什维克是否被收买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应该明确地加以区分。

对于德国而言，向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是实现其促使俄国退出战争的计划的一种手段。

应该指出，一战时期德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支持交战国的反战和平运动是一个普遍性的政策，并不是只针对俄国的，也不是只针对布尔什维克的。二月革命后，德国对于俄国国内局势的发展极为关注，竭力试图与全部反战革命力量(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激进一翼)建立联系。在1917年3月德国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机关收到的一份电报中，德皇威廉二世要求：“我们应该支持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和其他人)反对协约国和米留可夫，尽快同他们进行接触。”(48)德国资助俄国反战革命运动的动机，就是要削弱俄国的作战能力，促使俄国退出战争。

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布罗克多夫·兰卓由于同帕尔乌斯和俄国侨民的联系而对俄国局势了解较多，他在4月2日给德国外交部发去备忘录，就德国干预俄国事态提出了意见。他认为，加剧俄国的混乱十分重要，德国应该暗中加深俄国的温和政党与极端政党之间的分裂。他明确指出：“从我们的角度看最好支持极端分子，因为这将最快地导致确定的结果。很明显，3个月后俄国的解体就将达到我们能够以军事力量摧毁它的程度。”(49)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德国统治集团做出了支持俄国反战革命力量的决定。

在布尔什维克党方面，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就为党制定了战争时期的政治方针。列宁指出，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列宁希望利用俄国政权在战争中可能的失败来为自己的党争得夺取政权的机会，然后再把革命之火烧向欧洲，包括德国。在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需要大量经费支撑规模巨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支付人数迅速增加的专职党的工作者的生活费用和工人赤卫队的津贴。

在列宁的目标和德国政府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两条道路上的某些路段显然是重合的。德国人试图利用布尔什维克，是因为他们认为其奉行的方针在客观上有利于自己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坚定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列宁作为现实主义的策略大师，为了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他不排除在特定的时期在策略上采取灵活的立场。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德国提供的资金只是在俄国乃至在欧洲——首先是德国——组织革命的工具。

正是德国人试图使俄国退出战争的近期目标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近期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使得德国向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支持、而布尔什维克接受了这些德国钱成为可能和事实。

详尽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走向政权》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拉宾诺维奇指出：“现在已经清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人花了大量的钱用于在俄国的破坏活动，这些钱的一部分是专门给布尔什维克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已有材料表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这些经费毫不知情，更不要说普通党员了。尽管列宁本人看来知道‘德国钱’，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钱影响了他的立场或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至于七月事件，关于起义受到列宁和德国人共同煽动的说法显然是没有依据的。”(50)

一些俄国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切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德国钱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作用，但这只是战时德国的直接利益与布尔什维克“使本国政府战败”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的一致。费里施金斯基指出，德国经费的问题，说到底是列宁利用了德国人。“在这场博弈中，最后胜利的是列宁的团体，它胜过了所有人，其中包括德国人以及与布尔什维克合作思想的倡导者帕尔乌斯。”(51)研究俄国革命史的著名俄国学者约非的结论是：“德国文件间接地证明了，一些德国经费进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金库。但即便如此，也绝对不能说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间谍并执行了德国人下达的任务。调查七月事件的亚历山德罗夫委员会的侦查员们曾讯问了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回答有关德国经费问题时作了如下证词：‘列宁的不拘一格使我能够想象，他为了自己政党的利益会利用从德国弄来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绝对排除列宁有任何个人的自私的目的。我确信，他所采取的从法律角度来说应受谴责的犯罪的行动是为了他的政策的胜利。’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说得比较接近真理。”(52)

其实，如果把接受和利用德国经费只是视为布尔什维克在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斗争过程中的一个策略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托洛茨基在批驳有关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的诽谤时指出，一批俄国革命者被允许经过德国回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鲁登道夫的计划，这是鲁登道夫因德国面临的严重军事局势而采取的冒险行动。而列宁利用了鲁登道夫的打算，同时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两个对立的计划在一个点上相交了(53)。布尔什维克策略原则的基础，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列宁公开宣布的原则。他后来在解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时曾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革命者为了刺杀暴君和恶棍而同一个大坏蛋、大骗子或大强盗做交易搞到一支手枪，他的行为不应该受到非难，而应该得到赞许。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54)。列宁的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德国经费问题。

注释：

①A.拉宾诺维奇：《布尔什维克走向政权·1917年彼得格勒的革命》(Paбuноuч A.,Бoльшeвики пpиxoдят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oда в Пeтpoгpадe)，莫斯科1989年版，第41页。

②В.В.尼基金：《决定命运的年代(第三部分)》(HuкumuнБ.B.,Pоковыeгoды.Часть 3.)，http://www.dk1868.ru/history/nikitin3.htm。

③Б.В.尼基金：《决定命运的年代(第三部分)》，http://www,dk1868.ru/history/nikitin3.htm。

④⑥A.拉宾诺维奇：《布尔什维克走向政权·1917年彼得格勒的革命》，第42、345，45～46页。

⑤Γ.Э.约菲：《1917年：列宁、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ИоффеΓ.3.,Ceмнадцатый roд:Лeнин,Кepeнский,Кopнилoв)，莫斯科1995年版，第89页。

⑦Н.Н.苏汉诺夫：《革命札记》(Суханo H.H.，Записки o peвoлюции)第3卷(第5、6、7册)，莫斯科1992年版，第10页。

⑧Γ.Л.索波列夫：《俄国革命与“德国金钱”》(CобoеΓ.Л.,Pyсскаяpeволюцияи《нeмeцкоeзолoтo》),http://militerа.lib.ru/research/sobolev_gl/07.html。

⑨参阅《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0页；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3页。

⑩《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403、405～406页。

(11)M.福特勒尔：《北方地下组织》(Michael Futrell，Northern Underground)，伦敦1963年版，第162页。

(12)C.Γ.普施卡列夫：《列宁与俄国》(ПущкареС.Γ.,Лeнин и Poссия)，http://lenin-rus.narod.ru/01.htm。

(13)С.С.波波娃：《法国侦查部门寻找“德国踪迹”》(Пonoa C.C.，Французскаяpаэвeдка ищeт《гepманскийсдeд》)，转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讨论》(Пepваямиpоваявойна：дискyссиoнныe пpoблeмыистopии)，莫斯科1994年版，266页。

(14)(15)《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7、620页。

(16)指1917年9月5～14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德派会议。

(17)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Poссийский Цeнтp xpанeнияиизyчeниядокyмeнтовнoвeйшeйистopии)，全宗号17，目录号1a，卷宗号122，第1页。转引自C.良德列斯：《关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收受津贴问题的新文件》(ЛянресC.,Hoвыeдoкyмeнты oфинансовыхсyбсидияx бoльшeвикaмв1917гoдy)，《祖国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opия)1993年第2期，第130页。

(18)参见Г.切尔尼亚夫斯基：《列宁的德国钱：传说与文件》(Чеpняскuǔ Γ.，Heмецкиe дeньгиЛeнина：лeгендаидокyмeнты)，《通报》(Beстник)2001年第8期。http://www.vestnik.com/issues/2001/0410/win/cherniavsky.htm。也有说法是西松以25 000美元购得这些文件。

(19)Z.A.B.泽曼：《德国与俄国革命(1915-1918)》(Z.A.B.Zeman，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1915-1918)，伦敦1958版，第X页。转引自派普斯：《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斗争(1917-1918)》(ПaǔnсP.，Pyсская peвoлюция.Большeвикивбopьбe завласть.1917-1918)，http://lib.rus.ec/b/129249/read。

(20)Γ.Л.索波列夫：《俄国革命与“德国金钱”》。

(21)Γ.切尔尼亚夫斯基：《列宁的德国钱：传说与文件》；Ю.费里施金斯基：《世界革命的失败·布列斯特和约(1917年10月～1918年11月)》(Фeшmuнскuǔ Ю.，Кpyшeниe миpoвoй peвoлюции.Бpeстский
мир：Oктябpь 1917-нoябpь 1918)，莫斯科1992年版，第49页。

(22)Ю.费里施金斯基：《世界革命的失败·布列斯特和约(1917年10月～1918年11月)》，第28～29、47～48页；Γ.切尔尼亚夫斯基：《列宁的德国钱：传说与文件》。

(23)(24)Ю.费里施金斯基：《世界革命的失败·布列斯特和约(1917年10月～1918年11月)》，第31～32、33页。

(25)克劳斯·威格雷夫等：《德皇陛下的革命者》(Klaus Wiegrefe，u.a.，Revolutionr Seiner Majestt)，《明镜》(Der Spiegel)2007年第50期，第34～38页。

(26)Ю.费里施金斯基：《世界革命的失败·布列斯特和约(1917年10月～1918年11月)》，第32页。

(27)尼亚银行行长奥洛夫·阿施伯格后来确认了他与加涅茨基的关系，他的银行也加入了苏维埃俄国的“俄罗斯商业银行”集团。

(28)Д.科尔涅伊楚克：《“革命商人”的天才计划》(КopнeǔчукД.，“Γениальныйплан‘кyпцa peвoлюoции’”)，乌克兰《每周镜报》(Зepкалo нeдeль)2007年第9(638)期。http://www.zn.ua/3000/3150/56037/。

(29)这一情况为俄共(布)中央机关《关于卡·穆尔帮助俄国革命运动的证明》所证实。见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档案(Poссийский Цeнтp xpанeнияи иэyчeниядокyмeнтовновeйшeй истоpии)，全宗号17，目录号113，卷宗号164,第227～236页。《祖国历史》(Oтeчествeнная истopия)1993年第2期，第137～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