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目 录：

（上）

一、马克思列宁的革命论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论，有共同之处吗？

二、列宁1917年与托洛茨基和解，在理论上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三、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的偷换和歪曲：伟大在哪儿和问题在哪儿？

四、列宁一辈子没有和托洛茨基达成过什么真正的、彻底的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

（下）

五、关于革命论之外的所谓“民主”和“自由”问题

六、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史，革命史和建设史的解释问题

七、结论：在思想上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限

注：凡派别争论的部分，谨代表我一家之言。每个人都有自己判断对错的权利，并且也只能通过自己来判断对错。别人代替判断是做不到的，我谨代表个人意见。

一、马克思列宁的革命论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论，有共同之处吗？

对于马克思和列宁而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1）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还是尚未登上历史舞台？（2）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在客观上还比较独立呢？还是说两种革命随着社会生活的进程，已经联系或日益联系起来了呢？

这两个问题分别决定了不同的策略。对于第一点而言，如果无产阶级尚未登上历史舞台，那自然什么也谈不上；如果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发扬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革命积极性，努力帮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熟起来、担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对于第二点而言，如果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世界历史和一国历史的发展，都还只是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尚未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首先要做的就是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虽然能不能通过民主革命转化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还要再看”，还要在革命发展的第二步、第三步，才能“再看”。--1905年的时候，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反之，如果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世界历史和一国历史的发展，已经把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联系在一起，或日益联系在一起。那么，显然，这种时候，对于民主革命是否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中介环节的问题，就不是在革命发展的第二步、第三步才能再看了，而是在革命开始前的第一步就已经断定、并且必须断定的了。--1914-1917年的整个时期，列宁都是这样看问题的。

因此，对于马克思和列宁而言，是否要确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是否要进行相对独立的民主革命，是否一开始就可以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联系起来？--这三个问题分别取决于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条件的判断。无产阶级是否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规定革命策略的第一个条件。民主革命是比较独立还是日益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这是规定革命策略的第二个条件。

1848年马克思参加欧洲革命，尤其是德国革命的时候，他把（1）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2）世界历史条件已经发展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这两点紧紧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认为世界历史已经过了“无产阶级登上舞台，而民主革命还相对独立”的较低阶段，直接进入了“无产阶级登上舞台，并且民主革命直接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较高阶段。

因此，1848-1852年间，马克思一直认为欧洲无产阶级已经有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因此要把眼下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相联系。

这样，马克思就第一，认为1848年欧洲革命已经有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不是只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前途，即《共产党宣言》所谓的“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第二，在已经同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相联系的前提下，针对欧洲资产阶级停止革命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口号。

“不断革命”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方面他已经认为无产阶级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一方面资产阶级自己还背叛自己的民主革命，连民主革命也不敢进行到底，处处主张停止革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张“不断革命”，自然有两点考虑：其一是反对停止革命，要撇开资产阶级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其二是要越出民主革命，直接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

在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越出民主范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是紧密结合起来的，可以说是一回事，都叫革命的“不间断性”、“不停顿性”。

但是，这两个目标是不是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呢？是不是总是不可分割的呢？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不是一定意味着要同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不容停顿呢？--历史根本就不是这样固定、这样绝对的。除非历史发展本身已经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否则，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还是比较独立的任务，而不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直接联系。因此，1848-1852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不断革命”，实际上是对革命目标发生错误估计，真正的问题不是不断革命，而是首先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民主革命有无可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这一点，还得在革命发展的第二步、第三步再看，而不是像1848年那样，在革命一开始就断定“民主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这种必然性是没有的，在1848-1852年间是错误估计了的。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和他本人都错误地估计了1848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事实上，当时还不可能谈到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总的说来还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因此，不断革命的口号只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停止革命的口号才有进步意义，不断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只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另一种令人误会的表达罢了，而不是说要无产阶级一直进行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评价，1848年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而民主革命还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当时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对的，是高估的，尽管发扬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反击资产阶级停止革命的企图是绝对正确、绝对进步的。

这样我们就晓得，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还不代表民主革命就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否联系，怎么联系，这还取决于无产阶级外在的其他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在民主革命相对独立的时期，无产阶级的首要利益就是不顾资产阶级的意志，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在民主革命日益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就不再把民主革命看作独立进行的，而是把它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起点。

因此，具体到一定时间点上，无产阶级可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列宁都要求明确回答这个问题：（1）要么可以，那就是说，我们号召无产阶级把目前的革命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因而问题不是号召什么“不断革命”，而是具体说明，我们要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2）要么不可以，那就是说，我们号召无产阶级“现在”还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问题，而是首先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至于第二步、第三步能不能开始转化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留给全体无产阶级，在接下来的革命进程中小心留意。

因此，一方面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客观任务作估计（是否已经可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是针对这种估计调整自己的策略（独立分别进行还是联系起来进行？）。马克思和列宁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对历史进程和策略转换关系的看法，都可以用表格概括如下：

换言之，没有说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一定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定要先民主革命，完了稳定一段时间，再进行另一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阶段革命论”、“二次革命论”，只是对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两种革命尚未客观上联系起来的较低发展阶段（如1905年革命的阶段）才是适用的；而对已经联系起来的较高发展阶段（如帝国主义战争的1914-1917年阶段）则是不适用的了。

反之，也没有说民主革命就一定会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没有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就会完全消失、大部分消失。好像一定不会有独立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次发生的情况了，好像一定都会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两种革命铁定合而为一、不断进行的革命理论，也是如同儿戏。以上两种都是教条主义，都是把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绝对化、教条化。只是阶段革命论针对的是较低发展阶段的历史情况，而不断革命论针对的是较高发展阶段的历史情况。

当然，这样概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未必会得到他本人同意。因为他本人不是根据这种“客观情况”来推论两种革命相联系的。--第一，对托洛茨基而言，不存在所谓的“客观上相对独立的较低阶段”和“已经联系起来的较高阶段”的划分，所以也就不存在根据这种较高阶段做推论，把较高阶段的历史经验绝对化和教条化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据另一条思路提出的，在他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是否已经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新旧时代之分，是，就对应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否，就对应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时代。而对于无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新时代而言，也就是托洛茨基观点的第二个方面，--问题不是“客观情况”已经把两种革命联系起来了，而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口中的“客观情况”不是一码事。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是根据“客观情况”推论出两种革命合而为一的新前途。但这种“客观”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那种“客观”。

马克思列宁式的“客观”，是指反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否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为大多数居民所理解、所接受、所拥护？对于这样的“客观”而言，显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已经登场，但社会生活主要矛盾还是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的较低阶段；此外，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已经登场，尽管还有重大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在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较高阶段。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矛盾发展阶段，决定了无产阶级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关系--相对独立的关系，和彼此交叉、合而为一的关系。

而托洛茨基式的“客观”，决不是指社会生活主要矛盾已经发展或日益发展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而是指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而又强大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客观事实”。

因此，对于“客观情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

（1）社会生活主要矛盾的“客观”进程；

（2）独立而又强大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客观”存在。

因此，一个指社会生活主要矛盾的“客观”发展进程的两种阶段--相对独立的阶段和相互联系起来的阶段；一个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独立领导力量的“客观”存在的两种时代--没有这种领导力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时代，和已经有这种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客观依据	时代划分	策略路线
马克思、列宁	主要矛盾的 历史发展进程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相对独立的较低阶段	革命到底 伺机再战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日益联系的较高阶段	直接序幕 转化革命
托洛茨基	革命领导力量的 独立强大的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旧时代	民族革命 全民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	合而为一 不断革命

由上可见，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马克思1848-1852年之间会提出“直接序幕”与“不断革命”的口号，而事后又反思说，当时还谈不到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同理，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列宁在1905年不提出十月革命的策略，只提工农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而到了1917年的时候，就提出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策略，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了。--所有这些，无非都是因为世界历史和一国历史的矛盾发展的客观进程变化了，过去在1905年是正确的东西，到1917年就不够用了；反之1917年能够成立的东西，在1905年的时候，仍然是不适用的、不成熟的东西。

但是，对于托洛茨基而言，他的理论发展完全遵循另一条逻辑，他自始至终关注的是革命领导力量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主要矛盾发展进程的“客观阶段”。他的客观问题始终只有一个，“谁才是革命的真正领导者”？--而领导者的阶级性质，也就决定了革命前途和革命进程的性质，这就是他自诩为深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之精髓的奥妙所在，为此他还把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批判一番；就像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正确，总是把右的阶段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拿出来批判一样。他不晓得，批判一种右倾错误的，还可以是一种左倾错误，而自己并不就代表正确。

问题的关键在于，托洛茨基不恰当地高估了“革命领导力量”这一客观问题的“重大性”--他认为这种革命领导力量的客观变迁是划时代的、是决定性的，已经意味着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率先夺取政权、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合而为一、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合而为一、把本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合而为一的全部前途的潜在可能性。而事实上革命领导力量的问题并没有托洛茨基所设想的这种“重大意义”，没有这种决定革命前途和革命进程的性质问题的重大意义。

在马克思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力量存在的客观事实，充其量只是保证革命胜利或革命转化的主观上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决定革命能不能胜利、转化能不能发生的客观上充分的条件。对于革命能否胜利、转化能否发生的问题，这不以任何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在于反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是否已经发展成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是否能够动员群众，或至少得到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如果反资本的革命斗争已经提到社会生活的首要问题，那么这种形势也就要求无产阶级领导，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如果现实生活的主要矛盾并非资本方面，那么，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还不足以让革命转化发生，无产阶级也无法领导这种革命转化的发生。这是其一。

其二，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不仅是保证革命胜利或革命转化的主观条件，而且是保证这种转化必然发生的客观上特别充分的条件。无产阶级作为独立领导力量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在托洛茨基看来，已经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会通过自己的领导，把两种革命、两种专政合而为一、不断进行。所以，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是否革命的独立领导力量，而不在于客观生活进程是否把反资斗争提到主要矛盾的方面。--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作为领导力量存在的事实本身，已经足以让反资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而所谓的“客观生活条件”，也理应把无产阶级作为领导力量存在的这一“客观事实”包括进去。

在此，托洛茨基显然混淆了两个彼此独立的问题，一个是证明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独立而又强大的领导力量（为此他竭尽全力地证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多么集中、多么强而有力，与它相比，其他社会阶级是多么软弱、多么分散，以至于政治上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是证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民主问题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关于这第二点问题，托洛茨基可以说是未着一词。也许在他看来，证明了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中多么集中、多么强大，也就等于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问题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了吧？也许在他看来，证明无产阶级有力量，也就等于证明社会主义问题最突出了吧？所以，在他看来，既然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而又强大的领导力量，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会在民主专政取胜的一瞬间，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走向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呢？既然承认无产阶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强大的、能够领导革命的独立力量，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无产阶级会利用自己的领导力量，为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做点事情呢？

可见，一个是能不能革命，能不能转化，这不取决于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一个是无产阶级既然成为事实上强大而又独立的领导力量，那么，他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两种革命合而为一，把两种专政合而为一，把本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合而为一。

--对此，列宁该怎么回答呢？也许要这样答复：强大，不仅在于能为了自己的一时利益而斗争；很多时候，还更在于能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忍让、退却。强大，不仅在于能跟随感性的冲动；很多时候，还更在于能遵循客观形势的理性分析和科学分析。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客观矛盾尚为成熟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贸然根据所谓的“领导力量强大”，而决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想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政策问题，以及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问题吧）。你敢作，那也要敢死。套用网络上流行的游戏术语：托洛茨基优势很大！托洛茨基A了上去！托洛茨基打出了GG。

前面已经说了，只有在明确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同时存在着停止革命的倾向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不断革命”作为一种口号，才相对于“停止革命”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可是谁有停止革命论呢？在托洛茨基看来，简直所有不讲不断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停止革命论者，都属于改良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只有不断革命论才是真正符合现实的唯一革命的理论，因而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论）。否则，都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不断革命”呢？问题不是空喊口号，空谈革命“不间断性”的意志和决心。而是要具体指出怎么革命，指出革命的必要步骤，因而是“一步一步革命”，而不是“不间断革命。”因此，生活既是点，又是线；既是粒子，又是波。仅仅谈论连续的、不间断的一面，而忘记了这必然也是一步一步、有停顿、有间断的一面，这难道全面吗、科学吗？

反之，都已经从社会矛盾的客观进程出发，指出目前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社会主义前途，而只有暂时先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却还说什么无产阶级事实上的强大领导力量，还说什么无产阶级“必然”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革命，试问，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现在就可以把眼下的革命联系于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吗？果真如此，那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已经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反过来，如果不能公开指出无产阶级已经可以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你大谈特谈不断革命的必然性，又是要做什么呢？教导那些首先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实干家们，提醒他们别忘了第二步、第三步将有转化革命的可能性吗？--这真是瞎操心，自以为了不起。

1905年，对于托洛茨基这种“不断革命”的口号，列宁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这是空谈家、唱高调罢了。1917年，明确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后，列宁一次也谈不到“把革命不断进行的”意志，因为问题不在于表达意志，而在于贯彻真正革命的策略、贯彻真正革命的行动，因此在于从实际上指出，如何“一步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一次也没有反思过自己在革命问题上和列宁存在着多少差异，一次也没有反思过自己对于这种差异的真正意义的估计--要么仍然自诩为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要么明白了当地宣布，托洛茨基主义根本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偷换歪曲列宁主义。

再说一遍，“不断革命”只有相对于“停止革命”的企图，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口号。对于停止革命的企图，重要的是唤起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意志和动力。而一旦已经唤起这样的意志，“不断革命”就只能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实际问题不在于表达坚强的意志，而在于指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步骤。因此，即便从实用性上说，“不断革命”也是一个相当半吊子的口号，对于停止革命的口号是进步的，对于革命到底并转化革命的口号是含糊不清的。就像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一样。但托洛茨基仍然醉心于“不断革命”这种模糊不清的口号，把它确立为自己的标志性理论。

最后，说托洛茨基是相对于阶段革命论者的左的教条，这是不是冤枉托洛茨基呢？的确，仅仅按照马克思列宁的逻辑，硬说托洛茨基是把客观上联系起来的较高阶段的情况绝对化、教条化，这不会令托洛茨基服气。但是，既然托洛茨基自己只提出新旧两个时代的划分，那么，托洛茨基也就在实际上把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的经验普遍化、绝对化了。虽然这种较高阶段在托洛茨基看来，仅仅是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领导力量的新时代，因此对于马克思列宁而言，还仅仅是无产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阶段；--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从矛盾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明明还有更加具体得多、重大得多的现实问题，但对于托洛茨基而言，这在无产阶级成为领导力量的客观事实面前，都成为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了。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独立领导力量，这在托洛茨基眼中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因此，说托洛茨基是把一种较高情况绝对化、教条化，这难道说错了吗？

其实，除了阶段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这两个教条革命论的左右互搏之外，在1905年前后还有孟什维克的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理论”。事实上，这是把无产阶级尚未登上历史舞台的旧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情形，套用到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新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情形，因此，是对更加老旧的历史经验的绝对化和教条化。

这样一来，把无产阶级尚未登上历史舞台的旧阶段经验绝对化，我们可以得到孟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理论”，而布尔什维克则指出，除了有专制制度这一共同敌人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目的、革命利益、革命手段、革命方法、革命依靠力量等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革命共同性了。换言之，退一万步讲，即便民主革命还是相对独立的，这也不代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会在革命问题上有什么共同性--除了“共同敌人”的一致，再没有更多的一致。

接着，把无产阶级登上舞台后，民主革命还比较独立的低级阶段绝对化，我们可以得到孟什维主义的阶段革命论、二次革命论。反之，把两种革命客观上已经联系起来的高级阶段绝对化，我们可以得到不问任何客观历史条件，就主张无产阶级可以转化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论，例如拿1917年经验否定1905年策略的人，说1905年列宁实际上犯了右倾错误的人，都属于此列。

最后，就是按照托洛茨基自己的逻辑，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新时代绝对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力量存在的客观事实的意义无限拔高化、教条化，这样得到的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因为思想过于“独特”，眼界过于“高远”，所以在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民主革命理论”之间，竟看不出有什么根本上的原则性的差别。在他看来，两者都主张1905年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能和两者相对立的只有坚持不断革命论的自己罢了，为什么这两个家伙还要斗来斗去呢？--可见，我们的托洛茨基同志是先知当得太厉害了，以至于眼前的皮毛小事都入不得自己的法眼了。这就从事实上证明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荒谬性，证明了这种革命论所能训练出来的实际革命的敏感性。--明的也能看成瞎的，白的也能看成黑的。事实就是如此。

总之，一句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到底论、革命转化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共同之处。拿列宁主义来为自己撑旗，不过是想偷贩私货、招摇撞骗而已。托洛茨基应该明确宣称自己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三种主义，只有这样，他才称得上思想上诚实、政治上公允，而不是非要把自己和列宁绑在一块，没事就搞点小动作。

二、列宁1917年与托洛茨基和解，在理论上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向喜欢拿1917年革命来证明自己不断革命的正确性，尤其是喜欢说，列宁在1917年“转向”了、“飞跃”了，最终投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了。为什么1917年列宁会和托洛茨基和解呢？为什么1917年列宁会和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呢？而列宁刚回国的时候，甚至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都是阶段革命论者，为什么从布尔什维克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托洛茨基分子，反而能得到列宁意见上的青睐和一致呢？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有分别吗？”--托派同志就是这样提问题的。

有没有分别呢？为什么一致呢？事实上，答案很简单，一切都只是因为巧合罢了。在1917年这个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理由，得出了表面上看似一致的结论：民主革命已经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两种革命已经相互渗透、合而为一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由无产阶级领导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农民主的苏维埃专政，也将发展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结论就是如此，尽管得出结论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完全两样。在列宁看来，理由是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把无产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而俄国在战争进行中，已经大大发展并转化了国内矛盾的性质--把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逐渐提到了首位。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革命已经直接加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部分，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进行下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但这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强大而又独立的领导力量，不是因为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做些什么。事情完全是从客观上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是主观上反映了这种形势变化，它的独立领导只是主观上促使革命转化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罢了。

而托洛茨基呢？托洛茨基还是1905年不断革命的那一套。正如第一节所说的，不断革命论是一个教条，所以不要指望它能反映客观生活的具体而又丰富的变化。无论客观条件怎样改变，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力量都不会变。所以，不断革命论总是“适用”的，而它之所以适用，则纯粹是碰上的。不断革命论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论证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有可能先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从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启发性，尽管用来证明论点的论据是非常错误的，这个错误就是片面强调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力量的主观能动意义，从而在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歪曲了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意义。

因此，列宁与托洛茨基在1917年达成的和解，事实上只是历史进程上的巧合，而非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正如上一节已经写到的，在社会主义前途已经明确下来以后，“不断革命”就只是一句空话，现实问题不是空谈“不断性”的意志和口号，而是具体指出革命如何进行的一个又一个切实的步骤。所以，指导列宁的始终是实践的、客观进程的发展阶段，以及把革命进行到底和促使革命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的明确观念，而不是不断革命的模糊不清的理论公式。

结论是，1917年的和解证明不了什么，无论是在1917年以前，还是1917年以后，列宁都坚持着一贯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路线。除了历史客观进程偶然地制造了一次“相遇”外，二人在思想方法和理论路线上就再没有更多的一致性了。可惜，列宁来不及清算自己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系统差别，否则，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三、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的偷换和歪曲：伟大在哪儿和问题在哪儿？

至此，托洛茨基从自己思想的角度曲解列宁、偷换列宁，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揣测这些曲解是有意为之还是“真心的愚蠢”，恐怕没多大意义。我们姑且认为托洛茨基是真心的吧。他一向恭维列宁，只是恭维以后，必然说，这其实也正是托洛茨基自己的意思。

最奇妙的恭维莫过于称赞列宁的“天才”和列宁的“伟大”。一个在1905年明明还“糊里糊涂”、“不清不楚”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者，工农民主专政的提出者和辩护者，到了1917年“居然”能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克服”自己的“旧观念”，毫不犹豫的转向“新观念”，这种“吾只唯真理”的品格和作风，怎么能不令人称奇呢？要知道，多少老布尔什维克们，都陷在1905年的“民主革命论”的框框里面，跳不出来，而列宁作为这一理论的最先提出者，竟然毫不犹豫就“放弃”了旧理论，转而投身于新理论，这不是很难能可贵吗？

读懂列宁的人，都要为这种“称赞”感到哭笑不得。因为这是庸人的吹捧，自以为是在赞美别人，实际上是在每一个问题上都用自己的庸俗观念去偷换列宁的科学观念，然后从自己的庸俗角度出发，称赞列宁的“不可思议”。而在列宁自己看来，这是他一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他什么时候背离过自己的路线呢？他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方法呢？列宁是始终一贯的，如果表面上看来存在某种“突然”转折，那只是因为客观历史进程发生了同样突然的巨大转折。因此，变化完全是因为客观形势已经改变，因此是内容上符合改变的改变。至于说思想和方法，列宁没有变过。

可见，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的歪曲，首先体现在他满藏私货的恭维上。

除此之外，还体现在自己和列宁主义不一致的各种问题的掩盖和辩护上。就像恭维是并不中肯的恭维，忏悔也很难是由衷的忏悔。在1905年策略的分歧上，在工农民主革命和民主专政的问题上，在到底以客观矛盾的发展阶段为依据，还是以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力量的客观存在为依据的革命策略的思想方法及其出发点上，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真正做出过反思。相反，在他看来，始终是列宁模糊、列宁不彻底，而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列宁终于抵达了更加彻底、更加成熟的公式，而这个公式不是别的，恰好是托洛茨基早就提出的公式。

对于这种人，真是无话可说。什么都是你先来的、你先提出过的，然后列宁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摸索之后，最终就在成熟的形式上，印证了自己早先提出的结论。怎么不是“先知”呢？怎么不是“预言家”呢？

通过这种“先知预言”得到“最终证实”的手法，托洛茨基就把一切自己和列宁之间存在过的重大分歧勾销掉了，而且还是这样一种勾销，绝大多数问题都归因于列宁的“不成熟”、“不清楚”，而等他成熟、等他清楚以后，他就在最终意义上证实了托洛茨基。因此，放过这些问题，不是对托洛茨基的包容政策，反倒是对列宁主义的原谅态度。--何必在意过去的细节呢，给他时间，他会转变过来的。一个人不需要在每一个时期都保持正确，只要在重大的最终问题上保持正确，他就足够称得上是一位伟人了，难道不是吗？

对于这种伟大的恭维法和问题的分析法，就让读者来评价吧。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我们也要说：托洛茨基主义决不是列宁主义，二者在本质上毫无共同之处！

四、列宁一辈子没有和托洛茨基达成过什么真正的、彻底的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

这是以上观点的必然结论，用标题列出来，不过是加以强调而已。无论在1917年以前的革命理论、革命策略、革命组织和活动方面，列宁没有和托洛茨基有什么真正的、彻底的一致；在1917年十月革命问题上表现出的那种“貌似一致”，也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历史机遇的巧合罢了；在1917年之后的国内政策、国际政策，经济政策、和约政策，官僚化问题，工会问题，工人民主问题，派别活动问题，世界革命问题，农民政策问题，工业政策问题，对外贸易问题，新经济政策-过渡政策问题等等。--所有所有这些重大的、现实的问题，都谈不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致，而只有托洛茨基是否和列宁采取了一致。采取了一致没有呢？没有，或总是要经过一番批评、一番斗争之后，才又转到列宁的立场上去。

一个声称自己是列宁真正意义上的学生、革命正统的继承人、唯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真正代表者，居然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和列宁取得过什么思想上、策略上的真正的、彻底的一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评价这种托洛茨基相对于列宁的摇摆和反复呢？

套用马克思的一句俏皮话，列宁也只好说：我只晓得我不是“列宁主义者”。因为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他才是唯一革命的真正彻底的“列宁主义”--“托式列宁主义”，地地道道的“托洛茨基主义”。

以后，我们称托洛茨基主义，都应该称其为“托式列宁主义”。在我个人看来，这种提法最好，最科学，最能提醒人们，让大家注意“托式”和“列式”终其一生都没有弥合过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决定性的，恰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向不善于真诚反思、彻底反思的。他们看待列宁主义，总是从中看出“托式”不断革命论的种子和萌芽，而不是看出“托式”和“列式”在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至今，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把戏还在继续。如果托派愿意用公开的“托式列宁主义”来招人，如果托派愿意公开和列宁主义决裂，然后在自己的基础上，在纯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来发表意见--那我也没什么好在意的。我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有坚持自己主义的自由，但我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称自己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列宁主义。在托派清算自己和列宁的种种不一致之前，托派的这种说法都不过是欺骗罢了，而我反对的就是这种“欺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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