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大潮下的暗流——日蒋“和平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掀起了全国抗日大潮，在大潮下涌动着一股“日蒋和谈”的暗流。这股暗流逆大势而动，甚至这股“和谈”逆流双方一度非常接近，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帷幕，看清舞台背后的粉墨登场的演员真面目。在前文中，笔者详述了“桐计划”的来龙去脉，日蒋和平运动也是沿着一条“内在理路”前进的。日寇非常清楚国民政府派系林立，当时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所以和谈对象也不仅仅是蒋介石本人，那么在七七事变之后，日蒋和谈是沿着怎样的一条轨道在行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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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蒋和平”运动初期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至11月8日这一期间，日军伤亡数字累计从8月13日至11月8日合计：40372名。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目标，1937年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中提出：“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和谈与工作。在事变结束方面，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政策”。第一轮对蒋“诱降”开始了。

“淞沪会战”开始后国民党大本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长刘斐曾经向蒋介石建议会战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阵地转移，以使更好的打击敌人和保存实力，蒋介石也答应了。

十月初旬上午下达转移的命令，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召集军事会议，说据外交部意见，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要部队继续打下去，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只要坚持一下战争可以早日结束。因此收回撤退命令，这一下进退失据导致国军精锐伤亡惨重，整个“淞沪会战”国民党军伤亡33万多人。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日本政府谋求德国政府斡旋商谈“和平”，向对方表示：“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和平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

“淞沪会战”后国军撤退到南京，刘斐针对南京地理形式和淞沪会战后国军情况，提出：南京是首都，不守不行，但是象征性的守一下，守军十二个团就够了，顶多十八个团。白崇禧表示支持刘的意见，蒋介石也同意了。¹但蒋又出现了反复，11月5日，陶德曼受命会晤蒋介石讨论议和问题，并转达日本的“和平”条件，包括：内蒙自治、华北至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南建成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军事区等。

蒋介石不敢全盘接受这些条件，又不愿断然拒绝，他向陶德曼表示：以日方条件为和谈基础，但华北主权不受侵犯。时任三十六师长的宋希濂回忆蒋对他说：“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胁。”²决定打一下，增加与日寇谈判本钱，以宋希濂三十六师为例撤到南京不足三千人，补充了四千人，但这些新兵连枪都不会开，上战场前现学的开枪，战斗力可想而知。

又一次进退失据，日寇又希望以屠杀消灭“中国人抵抗意图”，其结果就是后来的“南京大屠杀”。

12月中旬攻陷南京，日寇气焰十分嚣张。21日日内阁会议上，以广田外相等为代表的主战派完全压倒主和派，会议决定向国民党追加四项条件：设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日中满三方缔结经济协定、中国放弃抗日政策、中国向日本赔款。已把中国作为彻底战败的对象，甚至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蒋介石在得知日本新条件后，难堪地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在天皇裕仁亲临下，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本日发表要点为：“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限中国于15日答复。日外务次官崛内歉介通知德驻日大使，托其转告中国政府于1月15日前，必须对日所提条件做出答复，否则，日本将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力。1月13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在汉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和谈基本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研究，做出确切决定。”

同年1月16日，日寇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声称：抛开国民政府同“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府”密切联系。作为近卫声明的回应，1月17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武汉就日本政府16日声明对记者谈话，表示：“中国从未有战事，故无论何时，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中国可准备议和。”

日方于1938年1月24日发出政府声明回应：无论什么情况，日本决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绝不许第三国出面调解。失败情绪笼罩国民党，蒋介石在此种背景下仍然企图寻觅日本政府斡旋商谈“和平”，只不过慑于全国抗战的气势，采取了更隐蔽的和谈途径。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于3月27日在香港与日方日本满铁公司驻南京代表西义显、伊藤芳男、松本重治密谈后返抵汉口，向蒋介石报告日本对华政策之真意。

蒋表示：“我们绝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后再进行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并再次派高宗武等赴香港与日方继续协商。4月16日高宗武、董道宁自汉口到香港，向日方代表西义显、伊藤芳男转达蒋介石对蒋日和谈条件，并请立即转告影佐祯昭。高说：“蒋介石认为：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立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日方应予以尊重。上项条件如获日方谅解，则先行停战，再商细则。”希望不公开地保持接触，蒋方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真实企图有两点：(一)保障对苏关系的安全；(二)确保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互相依赖。这两项的主要目的，原则上我是承认的。”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会谈情况。由于日军在台儿庄战斗中伤亡惨重，军部正调兵进攻徐州，气焰十分嚣张，西义显只好空手返港。7月初，高宗武去东京与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参谋长多田骏会谈，由于日方坚持蒋下台为前提条件，高无奈回国。

一个多月的徐州会战的艰难，使近卫文麿明白“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同意内阁改组后新上台的外相宇垣一成提出的“不拘泥于近卫第一次声明”的要求。宇垣上任后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日方愿意考虑和平问题。”

宇垣与蒋介石和张群均有旧交，当宇垣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时，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可以出面与日本谈判。

宇垣考虑汪、张二人是人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他们出面反而不利于和谈，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去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本一会谈。于是，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和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于6月23日起在香港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日方仍旧坚持已提出的亡华条件，坚持近卫声明中排斥蒋介石的观点，直到9月，会谈仍旧成僵持局面。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28年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各方面的关系很多。1937年夏贾存德从他一个朝鲜朋友韦竹轩那里获取了日本驻沪武官处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以及日寇日本武官处训令上海武官处相机杀害日本人以引起淞沪事变等信息。尤其是“江阴要塞图”，连水的深浅都标注在水面图上，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

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孔祥熙更加对贾存德器重。1938年春贾存德为了搞情报通过韦竹轩结识了日本人萱野长知，其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也与孔祥熙认识。贾存德在上海还有一个帮手——杜月笙，他每月从孔祥熙手里领五十万后来增加到八十万的活动经费。

孔祥熙给贾一份密码本，在孔令侃要求下，贾每次给孔祥熙发完电报顺便给孔令侃一份。³不过贾代表孔祥熙与日“和谈”也因为日方坚持蒋下台而告终。由于日本军部反对，宇垣外交被迫中断，宇垣也于9月29日辞职，由近卫文麿首相兼任外相。

7月苏日在张鼓峰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日本意识到必须重新调整对华战略，缩减在华兵力以便集中精力对苏。1938年10月10日,日内阁会议决定设立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各大臣为副总裁的“对华中央机关”即“对支院”(后改称“兴亚院”），策动地方实力派和“第一流人物”的和平工作，尤其是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本的“谋略”。

针对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的和平运动

日寇认为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是“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尚有余威，这些人一旦活动起来将动摇国民党的根基，国民党政权有瓦解的可能。

唐绍仪1874年成为30名赴美留学生之一，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与美国总统胡佛是同学，曾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1934年卸职寓居在上海。抗战前蒋介石因唐绍仪与胡佛有旧，想请唐出任驻美国大使，借美国之力调停中日。

唐提出收买美国参众两院、收买美国舆论须得数百万美元，因其要价太高，事情作罢。后来蒋介石要唐秘密与日寇谋和，唐答应去办。南京失陷后，蒋要唐与日寇秘密谈判。唐令其女婿诸昌年与日寇磋商条件。日寇提出蒋介石下野唐绍仪出任国府主席。唐曾经说：“我们只希望中国、印度同等富强，希望日本坚守亚洲大陆以反对欧洲侵略者。到那时，那些实际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却嫁祸于日本的国际纷争，在亚洲将不复存在。”因此日寇“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土肥原贤二曾秘密到上海拜访唐，准备拉他出来为日寇效力。唐顾虑“日本人将来可能要同蒋政权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府。”而不愿与日本合作，因此唐曾经坚决拒绝参加南京的“维新政府”。但又在土肥原的鼓动下起草了一个“和平通电”。

1938年7月唐绍仪的女儿去汉口拜见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居正建议他们去香港与唐绍仪商谈中日议和，公开与日寇议和，在抗日大潮下公开与日寇议和与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7月19日美国大使馆传出：唐绍仪与日本人有约定：一、保证汉口落入日本人手中；二、在南京建立一个融合各方面的新政权；三、这个新政权有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自由。还传出唐绍仪劝蒋介石“退位”。

这一切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派特务假扮古董商于1938年9月20日用利斧砍死唐，事后给唐一笔巨款作为丧葬费。宇垣一成在其日记写道：巨星陨落，影响对支那的工作，是东亚的一个损失，中国前途更加暗淡。

靳云鹏在北洋时期，两度当过国务总理，掌握过军权、政权。在北洋派中仅次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曾经显赫一时。

1918年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参战公署参谋长，代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允许战时日本在中国有驻兵权力，并与日商勾结创办中日合办的胶东鲁大矿业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日本财阀大仓系继承德国在胶济铁路沿线掠夺厂矿经营权。靳云鹏隐居在天津，日本情报部门估计靳会在唐绍仪生前起草的《和平宣言》上签名，并通电。结果靳以：“礼佛有年，不问世事”为由辞绝，保全了其最后的名节。日寇将目光转向吴佩孚。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的统帅之一，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后，从1930年以来就隐居在北京。其不善经营加之排场极大，养了一群旧部，时间长了入不敷出，其老婆又极贪财。

长城抗战后吴的部下陈延杰等就与日寇在北平的特务通贞大佐、岡野增次郎勾结起来，向日寇要钱要物，号召旧部、勾结土匪希望吴重返政治舞台。而日寇说只要能组织起队伍要多少钱都不是问题，然而因事不机密，吴的部下被军统特务抓走，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但是从日本情报机构的弄来的十几万经费，有八万进了吴佩孚老婆张佩兰的腰包。

全面抗战后1938年吴佩孚已经66岁，土肥原机关动用巨额经费发起拥吴的工作。华北最早的汉奸组织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年三节加上吴的生日，都赠送五千元。

但日寇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吴佩孚其人及其政治势力的评价太高了，这是老中国通的错觉。吴佩孚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已经凋谢了。吴佩孚即使借反共名义出马。其对重庆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也有人估计“如吴佩孚出马，可能聚集到他的门下的大约四五万人。”因此“以吴为大总统的中央政府恐怕没有现实性”。

土肥原机关却对吴寄予厚望，吴佩孚发出狂言说：“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可大军云集。”吴佩孚一方面想重新出山享受权力欲，一方面长期纵横中国政坛可谓老奸巨猾又不肯听任日寇摆布。

1939年秋，日本专门派川芳本郎大佐拉拢吴。吴说：“如果民意让我出山我就出。”吴的部下因为长期接受日寇钱财也千方百计请吴出山，吴却百般推脱。吴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的把戏，那样瞒得过我。”“不把政权交出来，我是不会出来的！我吴某不是三岁的小孩子，由你们摆布！”⁴还向日寇提出要三十万军队指挥，这一切是日寇不能容忍的。土肥原发誓要“把这家伙干掉”。

恰巧吴患牙病请日本医生开刀，结果死了。当时盛传是日本人暗杀。但战后今井武夫极力否认，这也就成为一桩悬案。也恰是吴死了，吴不死，在其妻的撺掇之下会作出什么决定也就不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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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今井武夫、汪精卫、影佐祯昭后排左起第二人是梅思平、第四人是周佛海、第五人是陈公博

日蒋“和平运动”第二期

1938年10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11月3日，日本发表《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不予拒绝。”向国民党招手但是暗示要汪不要蒋。

11月3日，近卫发表“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号召国民党内亲日派出面公开与日本合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受此影响，汪精卫脱离抗日阵营，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于1940年3月底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正式沦为汉奸。

汪精卫能从重庆出逃到河内疑点颇多，戴笠手下的特务都是吃干饭的？被蒋介石派往汪伪政权的唐生明（黄埔毕业唐生智的弟弟）回忆其见到汪精卫时，汪精卫提起其秘书曾仲铭被军统特务暗杀时，颇为心痛的说：“很不应该。我走出来是和他（指蒋介石）说过的，他也认为国家在那样情况下不能再打下去，把国家的命运那样当儿戏也就断送了，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后代子孙。我离开重庆时，是冠冕堂皇走的，又不是偷偷摸摸出来的，为什么派人打我们？”⁵

高宗武晚年对汪为其证婚、从南京撤退怕他没票甘愿把自己的船票让给他，一直心存感激。汪可以为友，但不可以共事——无大节！

正因此汪精卫于1939年3月27日在河内发表《举一个例》，其中说：“我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的主张。这话有证据吗？证据何止千百！今举一个例罢。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地址汉口中央银行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徐谟。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复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部中与陶大使私人谈活，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

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顾祝同）、白健生（白崇禧）、唐孟潇（唐生智）、徐次辰（徐谟）。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

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向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邀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⁶

日寇的和平运动成功诱使汪精卫投敌叛国，不仅如此日寇还加紧对各地方军阀的“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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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与阎锡山安平会谈的日本军方代表

对地方实力派军阀的“和平运动”

阎锡山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板垣征四郎是其教官、冈村宁次当过其队长、土肥原贤二是其同学。全面抗战前就曾经向日寇购买过武器。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后，阎锡山被迫下野，避居大连。

这时其跟土肥原经常会面，阎锡山指派李庆芳经常和土肥原会面，定了三条密约：（1）阎锡山赞助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2）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领；（3）日本关东军部将设法护送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1931年8月5日日寇用飞机送阎锡山回山西。蒋介石得知阎锡山回晋大怒，令何应钦和孔祥熙告知孔祥熙立刻离晋；刘峙、韩复榘也发出通电反对阎锡山回晋；张学良派兵进抵龙泉关。形势对阎锡山极为不利，但阎泰然自若。

不久9.18事变爆发，进抵龙泉关的东北军撤走，蒋介石也不和阎锡山算账了。全面抗战后阎锡山秉承其“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哲学，说：“一切事物不能做得太绝，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又要准备剿共。”一切为了其自身在山西的统治，日寇逼得紧就抗日，松一点就挟与日本人和谈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甚至剿共抬高其身价。山西老百姓评价抗战初期“中央军是既扰民也抗日；晋绥军是光扰民不抗日；八路军是既抗日又不扰民。”

在日军威逼到阎锡山核心利益的时候晋绥军也抗日，广大中下层官兵还是很英勇的，但在阎锡山错误指挥，片面抗战保存实力的背景下，战果就有些那个了。“阎锡山对日本是亦抗亦勾，日本对阎锡山是亦打亦拉。”⁷冈村宁次说：“中国事变爆发，日军进入山西省时，他也决不离开山西，盘踞于该省西部沿黄河线交通不便之山地，不与日军作战，且暗地联系日军以图保存实力。”⁸

1939年中国派遣军成立后，日寇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对阎锡山的和平工作起名为“伯工作”，利用阎锡山的侄子拉拢阎锡山。日寇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很大。”日本陆军省、兴亚院、及中国派遣军总部责成华北方面军第一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灵活运用他们丰富的对华谋略经验，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崩溃的缺口。”⁹

阎锡山对其心腹赵承绶说：“抗日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青年干部左倾的去延安，右倾的去重庆升官发财。”这段话表明了阎锡山的处境，日寇此时提出归还阎锡山和其属下财产房屋“诱和”，双方你来我往。终于在1942年4月6日，在吉县的安平村举行会谈，除阎锡山外，阎方代表有：赵承绶、王靖国、关绍之、梁延武、刘迪吉。日方：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参谋茂川、松井等五人，还有伪职人员苏体仁等。

阎锡山首先声明：一、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是盟主等等……岩松义雄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你应该看清楚现在的形势，大东亚圣战日本已有必胜的把握。二、你发表声明通电，脱离蒋介石政府，加入大东亚共荣圈。三、日本已经准备好相应的武器弹药、物资和现金。你如能马上表明态度，立即交付联银币300万，步枪1000枝。”阎锡山以“还需再加考虑”等理由推脱。

岩松义雄大怒：“珍珠港一战美国都被打垮，更何况蒋介石！你和日本合作正是时候，你不要再有所观望。走，我们马上回太原去！”一边说一边拉着阎锡山的衣袖，这会没法开了，在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的建议下休会。

阎锡山上厕所的时候，底下人告诉他日本人的骡马开过来，阎锡山以为是炮兵——其实是日寇交付阎锡山的步枪和几百万伪钞，其顺着事先修好的小路逃走。日寇大骂阎锡山无礼，声称必须要给他惩罚，愤愤而去。

后来将阎锡山与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用飞机广为散发，企图煽动蒋介石讨伐阎锡山。日军又在山西广泛张贴布告“宣布断绝与阎锡山的友好关系”，派兵向阎驻汾南第三十四军猛攻。阎锡山连忙给岩松义雄写信，“千万不要把同情你们的敌人当做敌人。”岩松义雄怕把阎锡山逼得太急不利于诱降，撤兵了事。

整个抗战期间阎锡山始终与日寇勾勾搭搭，但一直没正式投降，这一方面源于其军阀本性坚持“三个鸡蛋跳舞”保存实力，一方面也有中共对其连拉再打有关。

土八路驻山西代表王世英得知阎锡山与日寇的和平运动后，明确表明态度“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谁投降我们就打谁。”总之阎锡山抗战期间没有公开与日寇签订“和平条约”，这点比汪精卫还是强了许多。

1939年8月日寇派出曾在桂系李、白和龙云手下任职的中国要人做他们的“和平”工作。其于8月28日、29日与龙云谈了五个小时，另外同白崇禧谈了五次，同李宗仁面谈两次。9月初将三位将军的态度交于中国派遣军总部。

大意是：三位将军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回答还是极为风趣的：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用甜言蜜语引诱人。但从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如近卫前首相在去年的声明就可证明，意思就是吞并……如果真正希望停战，必须恢复战区一切状态。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抛弃仇恨，恢复友好才是谋求自救的方法，以友谊的援助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的。¹⁰不得不说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将军比阎锡山强太多，但是还是不如中共坚决，中共始终坚持“打到鸭绿江边”。

武汉会战后日寇的方法

第一阶段的日蒋“和平运动”始终是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1939年武汉会战之后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费开支37年是327000000日元；38年5960000000日元；39年6160000000日元；40年6810000000日元，占岁出的70%以上。¹¹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储备只剩下25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将六亿八千万日元（全年八亿六千万）的黄金送到美国。¹²

没有黄金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不可能卖给你制造武器的原材料的。1937年10月到1938年3月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中国事变军需动员”。除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外还动用了3800家民营工厂，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2.5倍，但是仍然达不到要求，轻型装甲车完成了43%，坦克完成66%，飞机完成66%，武器弹药完成60—70%。

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更大的问题是人员不足，日本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中的现役兵仅占11.%，预备役兵占20.9%，后备役占45.2%，补充役兵占20.9%。¹³

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现实促使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侵略集团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把蒋介石排除在“和平工作”之外实为失策，因为汪精卫影响太小，号召力太弱，“即使把蒋介石推翻了，这一潮流还将继续向前”，“从中得利的只有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武装得最好的中国共产党。”

当时负责策动汪精卫投降的今井武夫说：“从本质上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目标。”与今井武夫有相似观点的还有参谋本部二科战争指导班的秩父宫雍仁中佐与挖堀场中佐、第七科的铃木卓尔中佐、第八科的武田功中佐、陆军省军事科的西浦进中佐和军务科的永开八津次中佐。

这些人通过讨论得出的结果是：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事变，“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堀场中佐所在的战争指导班，在陆军中从开始就一贯持有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就解决不了事实的见解。

例如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反对近卫内阁；1938年秩父宫曾向天皇申述：应“以蒋介石为对手，立即无条件停战”。再如，堀场对汪派有看法。1939年6月堀场和今井武夫同乘一辆车，今井告知汪要到日本来，堀场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为时尚早，对建立汪政权持批评态度。所以，他起草的文件中，总是指出汪派缺乏武力和财力，将招致新、旧政府的长期对抗，这和外务省以及海军方面追随政府高唱日华和平、决心建立新中央政府，主张迅速建立政权是极不协调的。

在1939年9月15日日军参谋本部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写有：“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合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

10月30日，省部的有关科长以下人员一致同意了上述名称的文件。于是，把汪工作和重庆工作同时并进，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时在建立后，使日军和重庆军达成停战，并指导汪、蒋合流。这就是巧妙的指导这两项工作向停战、汪蒋合流、全面“和平”方向发展。¹⁴于是，得出了“我们必须做的，是挽救并设法利用蒋”的结语。

国际上1938年12月24日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会发表声明：“自武汉失陷”，“日本无力继续作战，故亟盼和平。英国有劝降中国议和之可能，美国大致支持英国之主张。”美、英希望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寇不侵犯其利益。

面对日寇伸出的“和平”意愿，蒋介石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的会议上声称，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这个“底”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据美联社纽约官员电称，胡适大使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说：“中国自广州汉口陷落后，曾向日本作非正式之合议建议，但因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刁难接受，故决计继续抗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

1939年1月到11月，国民党军再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等地杀害中共党政军1600余人。39年12月3日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制造“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

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对于这一切毛泽东洞若观火，毛泽东说：“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武汉会战后日蒋双方“和平”运动各路人马纷纷出动，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有蒋介石好友浙江财阀钱永铭与日本外相之间的“钱永铭工作”；贾存德又为孔祥熙搭上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王子惠这条线（王后辞去实业部部长专门奔波于中日之间，为了“中日和平”可谓不辞辛苦）。

盛异颐时任行政院院长宫邸秘书处第六组负责人,负责代表孔祥熙与沪、港秘密谈判人员联系，其本人亦亲自去香港与日方进行过秘密谈判；北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罗斯福总统是同学，其利用其身份来往于日蒋两边试图调解“中日和平”，司徒雷登这条线因为其没有罗斯福的授权而失败；“钱永铭工作”因为日本特殊的政治体制决定军方决定权大于政府决定权而失败；王子惠这条线与“桐工作计划”同时进行。

所有这些“和平”运动中唯有“桐计划”日蒋双方最为接近，“和平”只在一线之间。日蒋“和平”最为接近的“桐工作计划”的大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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